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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苏三国演义-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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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观察，如果肯尼迪总统能够对和平共处政策有所理解，那么他就会执行和平共处政策，而且他也不会仓促地做出任何可能导致军事冲突的决定。这样的人是值得我尊敬的。”
无独有偶，肯尼迪也怀着闷闷不乐的心情离开维也纳，奥地利外交部长克赖斯基到机场为肯尼迪送行后，马上告诉尚滞留在维也纳的赫鲁晓夫说：
“肯尼迪总统在机场上脸色十分阴沉，看上去心烦意乱。他的面孔变了样，显然，对他来说会谈进行得很不顺利。”
赫鲁晓夫知道他说的话，克赖斯基一定会一字不漏地告诉肯尼迪，于是便满面笑容，以极其理解老朋友的口吻说：
“是的，我看出了他的心情，但这是因为肯尼迪总统对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仍然缺乏了解，他还没有充分理解各种力量的变化，他仍然执行自己前任们所执行的政策——至少在柏林问题上是这样。他还不准备消除在柏林问题上打一场世界大战的危险。我们的会谈是有帮助的，因为它使我们有机会把各自的观点摆出来，由此取得相互了解，但仅仅就此而已，这是不够的。”
赫鲁晓夫对西方人吹捧了肯尼迪后，又滔滔不绝地向中国和东欧国家吹捧肯尼迪：
“我认为肯尼迪比他以前所有总统都聪明。我希望我在共产党内的兄弟们能正确理解我的意思。赞扬一个值得称赞的人，并不意味着给那个人所代表的社会和政治制度涂脂抹粉。肯尼迪是一个资本家，是资产阶级的一个代表人物，但他明白，社会主义阵营在经济和文化领域内的力量已经如此之大，拥有的科学和技术知识如此之多——其中也包括战争的手段在内——以致美国及其盟国再也不能真的想要发动一场反对我们的战争了。我将永远为此而尊敬他。”
肯尼迪被赫鲁晓夫吹捧得舒舒服服，觉得赫鲁晓夫这个人很有意思，对赫鲁晓夫在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事件上对他的让步念念不忘，更在维也纳会谈中摸到了赫鲁晓夫的底。他不想给赫鲁晓夫造成他是弱者的印象，私下对《纽约时报》记者赖斯顿倾诉衷肠：
“我觉得，赫鲁晓夫好像在说我太年轻，阅历又浅，陷入这样的困境，很难自拔。我们必须消除赫鲁晓夫对我的这种看法，否则双方无法达成任何协议。我们应当立即行动起来。”
肯尼迪总结他在柏林和古巴导弹危机中与赫鲁晓夫相斗的经验教训，认为只有对赫鲁晓夫采取强硬手段才能取胜，他在维也纳就暗下决心，加速向南越派驻军事人员，成立了以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泰勒为首的“特别作战部”，设法控制南越傀儡军队的指挥权，美国派往南越的军事人员数量急剧上升，到１９６３年１月已达到一万余人。
肯尼迪在柏林、古巴、南越与赫鲁晓夫的较量中都占了上风，他春风得意，向亲密助手吹嘘他在南越的行动说：
“就像在柏林一样，美国部队开进南越，军乐队吹吹打打，群众鼓掌欢迎，但四天以后，人们就把这件事全忘掉了。那时，他们又会对我们说，还得再派些军队来。这就像人喝过一杯酒，酒劲很快就过去了，还得再来一杯。”
毛泽东、周恩来对肯尼迪的看法，与赫鲁晓夫大相径庭。１９６１年９月２８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驳斥赫鲁晓夫之流对肯尼迪的无耻吹捧说：
“肯尼迪上台以来，其所作所为的结果，反而不利于美帝国主义。今年４月３日，我在人大常委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曾经指出，美帝国主义在世界上面临着五大矛盾，这就是它同本国人民的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它同它的同盟国的矛盾，它同民族独立运动的矛盾，以及它同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这五大矛盾，它都是无法解决的。”
周恩来尖锐指出肯尼迪把主要矛头指向中国，实行反华、反共、排挤老殖民主义势力三位一体的政策，看起来气势汹汹，不可一世，但却困难重重：
“肯尼迪上台之后，想解救美帝国主义的经济危机，但他是始终走不出死胡同的。因为他发展军火生产，扩军备战，企图从战争中寻找出路，但是现在还不可能打世界大战。最近肯尼迪在联大的演说，尽管有战争威胁的成分，但是也可以看出，敢于打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很小。军火不能吃，也不能穿，又不能用，生产的军火技术水平提高了，原来的东西就成了废物，这不是最大的浪费吗？……肯尼迫现在着急了，这怨谁呢？还不是他自己造成的？”
毛泽东更集中精力对肯尼迪家族及其本人进行深入研究，认为此人敢于公然派雇佣军进攻古巴，也敢于同苏联在柏林、古巴进行冒险较量，在具有疯狂冒险性的同时，手腕又较艾森豪威尔等圆滑和多样化，擅长搞阴险的两面手法，因而毛泽东在１９６３年８月８日发表的《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斗争的声明》中，特别提到肯尼迪的这一特点：
“美国黑人斗争的迅速发展是美国国内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日益尖锐化的表现，引起了美国统治集团日益严重的不安。肯尼迪政府采取了阴险的两面手法。它一方面继续纵容和参与对黑人的歧视和迫害，甚至派遣军队进行镇压；另一方面，又装出一副主张‘维护人权’、‘保障黑人公民权利’的面孔，呼吁黑人‘忍耐’，在国会里提出一套所谓‘民权计划’，企图麻痹黑人的斗志，欺骗国内群众。但是，肯尼迪政府的这种手法，已经被越来越多的黑人所识破。美国帝国主义对黑人的法西斯暴行，揭穿了美国的所谓民主和自由的本质，暴露了美国政府在国内的反动政策和在国外的侵略政策之间的内在联系。”
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对肯尼迪入木三分的分析，在国际问题上创造性发挥道：
“当前世界局势的一个特点是美帝国主义玩弄反革命的两手。这次肯尼迪在联大暴露得更清楚了，他公开表明，美国是假和平，真备战……杜勒斯搞边缘政策，打到边缘就不敢再打了。肯尼迪比杜勒斯进了一步，要打局部战争，但是世界舆论一反对，国内人民一反对，就停一下，这说明美帝的软弱。”
毛泽东、周恩来看到了肯尼迪和美国外强中干的本质，却未料到肯尼迪已走到他生命的尽头。
那时候的肯尼迪可谓红得发紫，春风得意，气壮如牛，美国记者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这样描写处在顶峰时期的肯尼迪，竭力吹捧他说：
“肯尼迪可谓长得最漂亮，穿着最讲究，口齿最清楚，像小羚羊那样优雅。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个无所不知的人，能够在几分钟内吞咽和消化整整一本书；他的眼睛一下子就能抓住冗长文件的要点，他有比专家们更专门的知识而使专家们羞愧。他是一个在仕何地方都可能出现的人；没有一个想打瞌睡的属员敢于肯定他不会来电话或突然出现；每个宴会的女主人都希望他会突然光临，他是一个万能的人，能亲自指挥和监督整个班子进行工作；他并不需要艾森豪威尔式的参谋机构；他比狮子更勇猛；比狐狸更机灵。他简直是个超人！”
那时候，肯尼迪趾高气扬，心情舒畅，话也格外多，常常这样用打油诗和总统特别安全助理麦乔治邦迪开玩笑：
漂亮的小伙子麦乔治邦迪，耶鲁毕业是星期一，竟然在下个星期天，坐上了哈佛院长的交椅。
肯尼迪精力旺盛，又生性多情，即使在蜜月里也忘不了与所
遇到的每一个稍有姿色的女人调情，他对漂亮女人的毫不掩饰的兴趣使他的妻子杰奎琳很恼火，因而当肯尼迪要到得克萨斯州竞选时，杰奎琳积极要求陪伴丈夫前往，而肯尼迪也愿意让这个擅长做调解、周旋工作的杰奎琳为其排难解优。因而１９６３年１１月２２日，这一对年轻夫妇欢欢喜喜地乘坐总统“空军一号”专机到达多佛机场。
得克萨斯州州长康纳利陪同肯尼迪和杰奎琳坐在一辆林肯牌敞篷轿车的后排座位上，在浩浩荡荡的警察车队保护下驶向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市中心。三人中间放着一束盛开的长茎红玫瑰，红玫瑰与杰奎琳身穿的粉红草毒色毛料套服的颜色争奇斗艳，绚丽夺目，引来欢迎人们的声声赞叹，肯尼迪和杰奎琳兴高采烈地向欢迎的人们挥手致意。
当浩浩荡荡的总统车队经过得克萨斯学校图书馆时，从六层楼的一个窗户里突然射出一颗子弹，接着响起一阵震耳欲聋的枪声。
美国总统的车队立刻大乱，人们首先关心的是总统的安危，只见肯尼迪已躺在血泊之中，头部、肺部中弹，脑浆四溅，鲜血满车。
杰奎琳大惊，立时吓呆了，半天才反应过来，放声大哭：“上帝啊，他们在干些什么？他们杀了杰克！他们杀了我丈夫！杰克！
杰克！”
得克萨斯的枪声，震动了华盛顿，震动了全世界！
肯尼迪居然被刺！美国文武官员大惊，急忙下令逮捕凶手，把肯尼迪紧急送往帕克兰纪念医院，经一个小时的紧急抢救无效，４３ 岁的总统伤势过重，不治身亡。
美国军警如临大敌，大肆搜捕，终于将嫌疑凶手奥斯瓦德抓获， ２４岁的凶手自称是“公平对待古巴委员会”主席，美国警方正要循此线索追查破案，两天后凶手又被达拉斯夜总会老板杰克鲁比杀害。
继任总统约翰逊对肯尼迪一直没有好感，常常情不自禁地怀有几分酸溜溜的嫉妒之心，认为肯尼迪年轻、英俊、具有贵族风度，从来不把５５岁的副总统约翰逊放在眼里，只是通过他获取美国南方各州的绝大部分选票，肯尼迪私下向助手肯尼恩奥唐奈透露其中的奥妙称：
“我今年才４３岁，是身体最强壮的总统候选人……我不会在任职期间死去，因此谁当副总统都无关紧要！”
然而，肯尼迪却偏偏年轻轻就惨死在总统任期之内，可见人真有旦夕祸福，办事说话总要留有余地，万不可太目中无人，这正是：
四十三岁进白宫，勾结赫氏霸宇中。
狂言不会任年死，偏死任年恶满盈！
约翰逊料想不到素所忌恨的肯尼迪就这样早早死于非命，并使他出乎预料地登上停靠在达拉斯机场的“空军一号”总统座机，由地方法院女法官休斯女士主持，宣誓就任第三十六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夫人杰奎琳就站在他的身旁，玫瑰色的裙子上还沾有肯尼迪被击毙时的点点血迹。约翰逊感慨恶梦般的肯尼迪时代已经逝去，他约翰逊飞黄腾达、展翅横飞的时代业已到来。
赫鲁晓夫得到肯尼迪遇难身亡的消息，一下子惊呆了，一屁股跌坐在宽大的沙发里，痴呆呆盯着天花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见眼泪不停地流了下来。
俗话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赫鲁晓夫对肯尼迪可以说是一片痴心，一心想与肯尼迪搞缓和，发展美苏既争夺又缓和的势头。
赫鲁晓夫万万没有想到，他的一腔宏愿正要通过勾结肯尼迪共同实现时，肯尼迪却撒手离他而去，他怎能不悲痛欲绝呢？
一连几天，赫鲁晓夫不吃不喝，失魂落魄，在办公室里发痴似地来回踱步，又闹着要亲自去华盛顿参加肯尼迪的盛大葬礼。苏联其他领导人一致反对，认为此时让苏联第一把手去美国参加肯尼迪的葬礼是不合适的，赫鲁晓夫不得已才派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赴美。
美国新总统约翰逊出身于三代议员世家， ２９岁就当选议员，作为肯尼迪的副总统，曾以总统特使身份出访过３０多个国家，发表过１５０多次演说，现在意外登上总统宝座，怕人说他不是凭自己的实力上台，因而总觉得肯尼迪的阴魂不散，处处注意提高自己的声望和地位。
约翰逊很感兴趣地接待了苏联吊唁肯尼迪的代表米高扬。
约翰逊早就听到过米高扬的大名，知道他是一个擅长搞微妙外交的老牌布尔什维克，处事精明，人们甚至说他神通广大，能成功地向生活在冰天雪地里的爱斯基摩人推销电冰箱。
约翰逊把米高扬作为赫鲁晓夫的特别代表予以接待，他向米高扬保证，他将始终不渝地为缓和世界紧张局势做出贡献。他从国务卿腊斯克那里得知赫鲁晓夫醉心于缓和，便托米高扬向赫鲁晓夫转交一封信，希望继续改善美苏关系，愿为解决悬而未决的国际问题寻找办法。
赫鲁晓夫又对约翰逊大有好感，认为约翰逊也是与他一起搞美苏缓和、共同称霸世界的“懂事理的人”，于是脑瓜一热，提出一个简易的倡议，要求美国和各国政府集体做出保证，不使用武力改变现有的边界线，赫鲁晓夫起劲地向美国总统约翰逊游说：
“目前的边界线是在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下形成的，因此在领土纠纷中，很难说清谁是谁非。有些国家分成了两部分（朝鲜、越南、德国）。这些国家的人民渴望统一的感情，当然应该得到理解和尊重。统一问题应该让这些国家的人民在没有外来干涉和压力
的情况下，自然是在不被占领的情况下，来研究解决，但事实上，南朝鲜和南越仍被外国占领。”
刚上台的约翰逊立即对赫鲁晓夫的倡议做出友好的反应，开始进行旨在阻止中国等无核国家拥有核武器的《防止核武器扩散条约》的谈判，但不久即由于发生东京湾事件，美国开始对越南北方进行轰炸，而使美苏关系又紧张起来。
毛泽东和赫鲁晓夫是长期斗争的老相识，两人的关系错综复杂而又微妙有趣。
赫鲁晓夫对毛泽东是既恨又怕，既感到才智无法与毛泽东相比，又不甘居毛泽东之下，总想对毛泽东发号施令。毛泽东从心里看不起赫鲁晓夫，但能从大局着眼，长期对赫鲁晓夫做社会主义阵营的首领予以支持，但在维护中国主权问题上毫不让步，敢于同赫鲁晓夫的背信弃义和霸权主义行径做坚决斗争。
赫鲁晓夫承认“毛泽东简直就是隐藏自己思想和意图的大师”，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对毛汗东大加攻击、尽量贬低，但也说了一些真话：
“自我第一次认识毛泽东起，我就认定并告诉我们的同志，他绝不会听从国际共运内部超过他自己的党之上的任何别的共产党差遣，他绝不会忍容这样的事……毛泽东也许是个民族主义者，但他决不是蠢人。”
毛泽东承认对赫鲁晓夫有一个认识过程， １９６４年１月１７日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柯弗兰、爱德乐、爱泼斯坦、李敦白等人谈话时，回忆他与赫鲁晓夫的交往历程说：
“苏共二十大之后，我们已经感到赫鲁晓夫不对头，但是从那时到１９５８年上半年，我们是采取帮助他的态度，因为我们当时考虑苏联人民要换一个领袖是不容易的。后来在１９５８年发生了海军基地问题。那年赫鲁晓夫来过北京一次。为什么来呢？苏联驻华
大使同我们谈海军基地问题谈翻了，赫鲁晓夫只好自己来收拾。我对他说：‘把中国的海岸线都给你好了’。他说，‘那你做什么呢’？
我说，‘我上山打游击’。他说，‘打游击没有用’；我说，‘你把我的鼻子都塞住了，我不去打游击怎么办’？”
毛泽东以幽默的语言说到此处，看诸位老朋友一眼，见大家对他的话都能领会，就怀着激愤之情继续说：
“然后就是１９５９年的中印边界事件。赫鲁晓夫在访美前通过塔斯社发表声明，在中印边界事件上表示‘中立’。访美后，他又到北京来了。这次他谈到台湾问题，要我们用苏联过去对远东共和国的办法来对侍台湾。我对他说，‘远东共和国是你们建立的，蒋介石集团可不是我们搞起来的’。另外，他还要我们放那时关在监狱里的四五个美国犯人。两个问题都没谈成，他说：‘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对我说过，你这次去北京一定是白跑！’”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听毛泽东说得那么有趣，不由笑出声来，爱泼斯但等人也跟着笑了起来，遂使接见气氛十分活跃，毛泽东的情绪受到感染，语调转为轻松活泼：
“从苏共二十大到去年（１９６３年）７月，我们比较被动。现在我们转入了反攻，有大闹天宫的势头，打破了他们的清规戒律。他们的那些清规戒律，可不能完全服从！他们骂我们是教条主义、托洛茨基主义、专讲空话、假革命、民族主义，可是他们偏偏怕我们的‘空话’。口里说我们讲的是空话，实际上是把它当成瘟疫，封锁得那么厉害，甚至把过去用来干扰美国之音的电台也用来干扰我们的广播。”
接着，毛泽东把话题转到人们最关心的赫鲁晓夫要求停止公开争论上来，客人们都想知道中国的态度，只听毛泽东娓娓而谈：
“现在他们要求停止公开争论，紧张得很。我去年３月间对苏联大使说，你们说我们是教条主义、托洛茨基主义、专讲空话、假革命、民族主义，如果我们真是这样，那你们当然应该批评，就放手批评好了。他说这样下去不得了。我说，打打笔墨官司有什么了不起呢？第一，大不会蹋下来；第二，山上草木照样长；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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