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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回80当大佬-第7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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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香江的最廉价体力型黑工,如今都要50块港币一天的薪水了。能确保不虚焊的优秀电子厂焊工,起码开价200一天。(后来SMT普及后,有了自动的波峰焊/回流焊,电子厂工人工资才下降的,因为手艺不重要了。)
  不过,顾骜稍微查询了一下相关政策后,就发现把厂子设在深市有个最大的问题——美国公司的Z80型CPU芯片,无法以正规途径入境。
  原因则是外汇管制。
  这也是后来80年代,国内在电子产业发展上,远远不如湾湾和韩国的原因。
  当时,国内对于把东西卖给外国人创汇,是非常欢迎的。
  但如果在这个创汇的过程中,你必须首先进口外国的原材料、加工后再出口,赚取一个差价,那就非常麻烦。
  国家最怕的,是进口进来的物料,无法严格按照当初申报的用途使用——比如顾骜要开游戏机厂的话,申报了买1000片Z80的CPU,每片消耗外汇150美元;如果最后确实出口了1000台游戏机整机、每台售价500美元,那也就罢了。
  怕就怕最后出口只出了800台,还有200台偷偷在国内高价卖掉了,甚至是把这200片差额的免税Z80用于生产彩电/自动洗衣机的控制板——那样,就没有把所有进口物资都用于创汇,而是被中国人自己“堕落”地“消费”掉了。
  这是国家非常忌讳的,因为当时的导向就是“所有的外汇都该用来创造更多的外汇,而不是供国民奢侈”。同时挪作自用的话,还涉及到一个“避税走私”的嫌疑。
  如果过个15年,这个问题很好解决。
  因为统计手段、法治完善程度和技术监控都上来了。
  弄个隔离的保税加工区,比如沪江的浦东保税区、姑苏的昆山保税区,确保进口到这些地区的物料,统统不许流入国内的其他地方,只许在保税区加工完后、走太仓港原进原出。所有花外汇买进来的东西,只能用于赚外汇,而不是给国民自己消费。
  但是在79年谈保税,显然太不实际。
  所以,要在国内建厂,最大的瓶颈就是“只能建设所有原材料都能在国内找到供应的厂”,如果原材料要靠进口,就完蛋了。
  而同期的湾湾和韩国显然没有这种顾虑,湾湾只有不到2000万人口,韩国也才三四千万。他们很容易统筹,既然赌了国运(地区运)要搞电子产业,那就每年进口个几亿片英特尔和其他顶级芯片巨头的各种高精尖原材料。
  哪怕最后真有两三千万片被用于生产国民消费品了,只要剩下的几亿大头全部是拿来出口的,湾湾和韩国就不怕外汇枯竭。
  在这种大水漫灌的决心下,把国家/地区发展赌在三星/LG或者台积电/富士康身上,也确实可以出成果。君不见如此孤注一掷十几年后,三星一家就能带动韩国全国三分之一的GDP了。
  两地在产业链上向上下游发展了十几年后,终于开始搞自己的芯片,后来三星和台积电也颇为成功。而国内直到17年才爆发中兴被芯片禁运案卡脖子。
  但湾湾和韩国的路,明显不能适合内地国情——以国人对当时凭票、匮乏的电子产品之渴求,恐怕是几亿片的英特尔制品涌进来,我们的内需市场都能消化掉,那国家的外汇储备就彻底清空了。
  而且哪怕垄断了全世界的电子产业,这个行业的规模也养不活一个十亿人的经济体。不舍得为这个行业打乱了外汇管制的全局。
  顾骜思之再三,觉得去深市办厂还是风险太大。
  最后,他模模糊糊敲定了一条思路:
  “或许只能考虑两段式的加工布局了——国内找个工厂委托加工也好,自己弄个挂靠的电子厂也好,把‘不需要用到Z80款CPU’的半成品造出来。然后运到日本。在日本再以港资公司的名义,弄个小规模的装配车间、稍微雇几个工人。这些人只负责把CPU焊到电路板上、然后烧制程序并整机检测,然后包装供货。这样用不了多少人,日本这边工资高也就忍了。说不定将来还能发展成一家提供售后服务型的本土小企业。只要销量撑得住,成本不是问题。”
  顾骜也被自己的脑洞折服了。
  如此一来,离开日本之前,他只需要考虑如何在这儿发展一个代言人,并且搭建起一个检测装配的小车间班子,以及弄到一批Z80芯片的进货授权。
  还是缺乏常驻日本的代言人啊。
  “不管了,先把第一批Z80的货源弄到手,这玩意儿还不卖给个人用户,必须是申报过用途的企业客户。美国人还真是管得宽呐,拿了钱还不卖货,唯恐被敌对势力拿去干坏事。”


第125章 我重重地来了
  8月12日,一个星期天,顾骜在无法再拖延行程的情况下,几乎是踩着DEAD…LINE回到了国内,初步汇报了谈判工作。
  回来之前,他去香江绕了一圈,把贺子强律师送走了,也跟林国栋面授机宜谈了很多增资、扩大经营权限、注册在日全资子公司的事宜。
  从西角友宏那里弄来的东西,顾骜并不能马上投产,因为要移植降低成本和修改、跟上时代的进步,所以至少一个多月后才能下单。再晚的话,顾骜也怕其他日本厂商真的自己摸索出“射击游戏”这个街机概念,那他的赚头就小了。
  毕竟随着基础技术越来越成熟,总会有人发现射击游戏的前途的,蝴蝶效应拖得了半年,却拖不住历史车轮的整体大势。
  同时,顾骜也在香江商界溜了一圈,试图寻找肯在他买回来的日本电影上、花钱做贴片广告的商人。
  如今的日本品牌,不管是松下还是东芝,肯定是不肯在中国的影视市场上投放广告的。
  因为都要凭票进口,有多少就能卖掉多少。而且日资也还没到建立在华代工厂的程度,不可能供应本土化、不要外汇的好货。
  而港资就不一样了,许多港资品牌,几乎是第一批进驻深市特区蛇口工业区的,而且是实打实地设立生产工厂——因为免税工业区才三个月,所以技术含量高的工厂还没开起来,最大的两家只是鳄鱼和金利来,也就是港资名牌的服装厂。
  这两个牌子把厂子开到内地来之后,面料、机器和工人都是花人民币在内地直接买和雇的,不需要用到外汇,所以是“用人民币赚人民币”的性质,可以敞开了开工,这点就跟日系牌子有根本性的立场差异了。
  因为内地人对港货名牌的盲目崇拜,金利来的内地版虽然售价比本土化没牌子的成衣要贵好几倍,但依然会受到人们的追捧——只要它能够让潜在消费者知道、“我是香江来的牌子,穿我就代表时尚”,这就够了。
  国内的第一批万元户,乃至乡村企业家,如今都是有点钱了,却还没社会地位。个体户还是“没编制、没出路、迫不得已”的代名词。
  所以他们急需一样穿在身上就可以彰显实力、提升自信心的道具。
  国内的媒体,还没想到找这些刚刚进来的港商拉广告,顾骜算是第一个想到了。
  他把《远山的呼唤》等六部日片的内地版权买断消息传回国内后,一边让马风立刻找样片开始做译制工作(翻译好之后还要徐凌的人重新配音),另一边就是在香江寻找广告主。
  顾骜托林国栋的关系,拜访到了金利来的曾老板。
  一开始曾老板听说是来拉广告的,还挺不屑,甚至对林国栋这个有业务合作的大律师都略有责怪。
  “顾先生,我很希望打开在内地的品牌知名度。但恕我直言,内地的影视广告我还没考虑过——据我所知,那里的国民连5%的电视机拥有率都不到,看得起电影的人也很少吧。上个月我跟贵国的央视联系过,居然夜间档1分钟广告、放一个月,就敢问我收50万港币。你们的价钱太黑了。”
  其实央视的要价,跟如今的物价还是比较匹配的。
  14年后,商品经济的国策正式确立的次年,央视也跟上形势、正式搞了竞标制。第一年的要价就有300多万一个月了,而且明显是被试水的人低价摸鱼了。第二年大家都知道广告的威力后,立刻就翻了一倍。
  94年的物价和工资水平,固然要比80年高6倍不止,但考虑到如今央视广告少,还是按“一分钟”的档期来卖,所以单价也算中规中矩。
  只可惜国民电视机普及率太低,让港商望而却步了。
  不过,顾骜却开门见山就提出了一个对方听都没听说过的广告费新算法:
  “我知道曾老板的顾虑,但是,我们可以灵活合作么。我不是央视,我的广告费也不是一口价的,咱可以‘按疗效收费’。”
  仅仅一句话,就把曾老板的胃口吊回来了。
  这其实有点像后世互联网广告信用崩溃后、谷歌度娘开始转向“有效点击引流”收费、挽救行业信誉的意味。
  只不过换了一个媒介。
  但眼下这个世界,还真没哪个广告媒介想得到跟客户谈按传达率收钱的。
  “怎么个按疗效收费法?难不成要看我的广告前后销售额增幅?那恕我直言,就算有增幅,也是我们自己别的方面努力的结果,不一定是广告呦。”曾老板的态度,虽然好奇,但依然不掩傲慢。
  “当然不是这样了——我们的广告,会强行剪辑到电影片头。您应该知道,如今买了票看电影的人,都是提前进场的,他们不可能为了躲避广告而暂时离场。所以片头广告是几乎会被100%看到的。我可以按照相应电影在内地的票房放映量,作为实际的广告传达效果计费标准——每一人次买票看电影、并看到您的广告,我们就收费1分钱港币。如果有1亿人花钱看了电影,你也只掏100万港币广告费而已。想想看,还有什么广告能高效到100万块就让1亿人实打实看完!”
  曾老板听了这个数字,顿时有些悚然动容了。
  如今香江的媒体竞争很激烈,要做到百万人口传达,起码得在《明报》、《东方日报》等几大报纸,或者邵氏的无线电视台上都包广告。花费至少二三十万。
  折算下来,100万港币广告费,在香江也就只能让三百万人口看到你的品牌。
  而大陆那边,居然能让1亿人有效看到?
  好像很划算的样子……
  不过作为大企业家,曾老板还是比较谨慎的:“账不能这么算,香江人普遍有钱,消费潜力比大陆高得多。我们这儿300万人看到广告,能促成的最终销售额,可能并不比内地1亿人看到低呢。”
  顾骜智珠在握地笑道:“曾先生,这么说就没意思了。香江人有钱不假,但这里的品牌竞争可激烈,还有你对手的广告来冲淡你的传播效果呢。
  大陆虽然现在没钱,可你想想,看得起电影的前1亿国民,肯定是相对比较有闲钱、也相对在乎时尚/面子的那1亿人。你可是精确占领了一个民族的高端审美心智。
  再说内地发展这么快,做生意要看长远,即使是5年后,这些人有钱后、大批量开始买金利来、或者至少在社会上产生一种氛围,觉得穿金利来是有面子的,为你的实际消费者提供尊重,那也很不错了——你难道不会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一块新兴市场么?”
  曾老板陷入了短暂的沉思,最后不得不承认顾骜说得有道理:
  “顾少真是青年才俊,从来没看到过大陆的人有这么好的谈判技巧,你将来必成大事。”
  一旁作为中间人陪同的林国栋笑道:“曾老板可别小看了,顾少可是大陆外交学院的头号资优生,将来说不定是外交部的得力干将呢,人家跟外国总统都谈笑风生过了。”
  “原来如此!那真是失敬失敬。”曾老板点点头。
  在如此安宁祥和的氛围中,顾骜拿下了两家香江服饰品牌、一家钟表品牌、还有一个玩具商的贴片意向。
  他原先跟徐凌谈好的,就是每个电影片头贴不超过5分钟的广告、然后把版权白送给沪江译制片厂,兼顾观影体验和版权回本。
  当然,除了两家服装大牌之外,钟表、玩具商肯出的价钱也少,顾骜只能缩短他们的贴片时间。
  最后还剩一家暂时找不到,顾骜也不急了,觉得不如回国后找家本土的厂子,搞个“千金市骨”的炒作,“启发”一下国内的野心商家跟风来买。
  反正赚了4笔港币了,再搭点儿人民币也没什么,确保外汇资金链不断就够了。
  ……
  从香江回到钱塘后,顾骜马不停蹄地召见了两拨人马。
  首先是姐姐顾敏。
  顾骜在京城读的是外交学院,这注定了他不太能遇到理工科方面的人才。
  他既然准备在钱塘或者沪江办个厂子、或者至少是先以外商身份向国企电子厂下订单,那么必然要在本地找些心腹技术人员。
  萧穗就读的复旦,工科也不是很强,相对偏文。所以顾骜就想到在姐姐的浙大解决了。
  “姐,你们数学系有没有学汇编语言比较强的同学?我高价找。另外,还需要一个机电系或者电子系,会电路板绘图的,最好还兼懂一些工业设计/机械制图。”
  77级高考的时候,国内可是没有“计算机系”的,因为计算机太稀缺了,也就清华北大有一两套小型机,而浙大连一套都买不起。
  不过,这个时代的人,在刻苦方面绝对是够狠的。浙大数学系的学生,都是要纸上谈兵学汇编语言的,只不过没上机机会。
  顾敏对于弟弟的要求,向来是想尽办法满足的,她甚至都不问弟弟具体想干什么。
  因为同学们家里都没电话,本市也不好拍电报,她就蹬着自行车,按照自己认识的本市同学地址,一个个挨家挨户找。
  也幸亏浙大就是本地学校,所以本市同学比较多。骑了一整天自行车、拜访了二十几个同学后,总算把顾骜要的人手弄到了。
  “会汇编语言的‘高手’,和机电系的同学,都给你找到了。工业设计我不熟,你另想办法吧。”顾敏如是汇报,然后给顾骜介绍了一下:“这个是我们系的杨自豪,应用数学的,懂汇编语言。那位鲁运达同学是机电系的,懂电路板设计,而且家里长辈也搞这个,有基础。都是跟我一届的。”


第126章 魔改
  杨自豪和鲁运达用略带好奇的眼神看着顾骜,眼神中依然掩饰不住不信任。
  他们都是跟顾敏同级的,不过年纪都比顾敏大好几岁。
  杨自豪是75年高中毕业的,还是读的三年制,毕业后因为父亲还算有点关系,进厂当了两年技术工人后,才参加的高考。如今已经24岁了,学习上是非常扎实的,技术实践层面的见识也多,是数学系有名的优等生。
  机电系的鲁运达22岁,是532学制下的应届生、刚毕业半年赶上了恢复高考,所以没去过农村也没工作经历。他的家人都在西湖电子厂上班,所以他高考时报这个专业,显然是本来就打算好了将来接班招技术干部。
  这样的人生,注定了他们都觉得自己是天子骄子,前途一片光明——77级的大学生如今有多值钱,社会上是有共识的,他们技术扎实,专业又好,家里还略有点门路底子,将来还不一飞冲天啊。
  如今,却被顾敏托关系找来、协助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
  尽管听说这个少年,是高考成绩比他们还牛逼得多的存在、是京城外交学院的资优生。
  但他们依然觉得“术业有专攻”,再加上这么多年的实践经验差距,顾骜应该不配在具体做事方式上指点他们。
  顾骜看在眼里,知道不拿出点干货和利益,是不能镇住这两个人的。
  “杨哥,鲁哥,这里有点私活,我也不让你们吃亏,只要一个月之内彻底搞定,每人1000块当场付清,绝不含糊。这里是300块定金,你们看下内容,说一下评估意见,我觉得行当场就可以给。”
  第一步当然是先谈钱了,没钱谁跟你混呢。如果这些人确实能把事情办成,顾骜自然有更多的利益来捆绑他们,不过一开始不能说太多,免得吓到他们。
  两人果然微微一惊。
  1000块,已经是79年沿海省城技术员们能理解的价钱了。
  虽然靠国企工资,起码一年半载才能攒够1000块(还得是高级技师)。但对于那些要搞技术改造、遇到产线难题的个体万元户老板们,拿出1000块请个技术扎实的工程师、包干制把问题解决掉,已经不罕见了。
  吴越商人历来都是脑子很活络的,该花钱的地方非常舍得。
  “我们具体看一下吧,不知道工作量,不好回答。”杨自豪首先开口。
  “看可以,不过有个要求:从我这儿看到的资料,全部要保密。不然……虽然我无法从法律上制裁,但以后你们就没机会了。”顾骜的敲打,只能到这种程度。
  如今国内完全没有合同法,违约是完全没有保障的,尤其是私人经商行为,几乎都是靠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任何长期合作都没有信用基础。
  顾骜能用的,只是用未来的预期利益和“义气”,吊住他们。
  幸好大学生的人心也淳朴,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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