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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回80当大佬-第6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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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桌上的菜，饶是徐凌也算这个时代的高收入阶层、平时也来锦江饭店吃过好多次，也不禁微微叹服。
顾骜是下了本钱的。
虽然冷盘里也有整只的白斩鸡、六月黄的醉蟹、红酒牛腱、腰果桃仁等四道不值钱的家常菜。但这只不过是顾骜怕徐凌口味保守、不喜欢高档菜或者西餐。
而剩下的四道冷盘、以及大部分热菜，绝对够拔高档次了。
徐凌一眼就扫到了日式的清酒炭烧荣螺、法式焗蜗牛、溏心五头鲍……
若非锦江饭店是沪江有数十年历史的老店、有解放前旧沪江滩法租界的美食底蕴传承，换个店还真不一定烧得出来。
“顾先生破费了。”
第116章 就当为国做“慈善”
国内的专利法，是84年才立法的。在此之前，国内用外国人的专利技术，大多是不给钱的（当然如果工业基础太差、告诉你答案你都不会抄，还是要外国人技术支持，那当然会收你高额的技术服务费）
国内的著作权法，要到90年才立，貌似比专利法还晚了6年。但即使在此之前很久，国内也有向引进的外国出版物支付版权费用。
在法律之外，还有《书籍稿酬试行办法》等行政法规和条例对版权进行临时性保护。到80年3月——也就是八个月之后，我国也会正式加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一言以蔽之，在当时的中国，对版权的保护，是优于对专利的保护的。
用外国专利不用给洋人钱，放外国电影、翻外国小说却要给钱。
这或许是因为，当时国内的科技工作者可以主要靠单位的工资奖金生活，而文艺战线的工作者，却早早就依赖了稿费。所以一旦在洋人的问题上破了例，很容易出现利益分配上的疑难杂症，并且导致稿费体系的混乱崩溃——
假设引进《追捕》不用给原作者钱，那凭什么只有你沪江电影制片厂一家引进？春城厂、京城厂看到该片火了之后，能不能也跟风翻译一把、然后各地院线划地自守拉帮结派？
为了维护住这个圈子的经济体系秩序，遵照国际惯例给个几万美元、买断在内地的独家版权，相比之下社会综合效益显然更好一些。
当然，正如前文所说，这个时代的对外版权贸易，基本上只有“一口价买断”这种形式，而不可能是“票房分成”。
一来外国人看不上国内的票房，二来技术上也没法统计，很多东西也不适合透明。
半年前徐凌主导引进《追捕》的时候，厂里跟日本人谈的也是这种买断制。
今天顾骜想跟他谈，肯定也是在这个模式基础之上。
……
或许是因为苏萍、萧穗等徐凌信任的中间人背书，短暂的试探交锋后，徐凌对顾骜的人际关系网和斡旋能力，已经没什么怀疑了。
能出访多次、并且在档报上发表多篇文章的人，对国家的舆论导向、审查尺度肯定是极为熟悉的，宣传战线上认识的朋友也不会少。
不过，谈到具体的商业定价问题时。
尤其是顾骜再次介绍了他在香江的合作伙伴、以及可以提供的代理空壳时，徐凌还是提出了自己的质疑。
“小顾，这门生意，可不是你想的这么简单。”他抿了一口茅台，右手食指中指微曲敲击着桌面。
“你找的那家香江律师事务所、知识产权代理商，我看过了。你想挂靠资质当中介，这没问题。但你以为如今的中介是赚钱的么？不，那都是赔钱的。你指望倒卖版权赚差价，这在国内是绝对不允许的。国家不会看着任何‘捡漏’的中间商赚差价，最多只有原制片方可以赚到钱。否则厂里就是违反了政策，将来也是会被查被处罚的。”
后世版权自由交易比较发达的年代，倒腾版权、捡漏赚差价是很正当的生意。
比如一本网文，某个版权中间商或者代理商，赌这个写手将来会大火、他的所有作品改编权都会升值，那就先当一把“伯乐”，在对方还贫贱的时候就低价入手。等他真的火了，再把版权高价倒卖给真心想拍电影拍网剧的。
有点儿像缅甸那边的“赌石”，玩的就是眼光和捡漏。
但是在国内，直到80年代前半叶，这种情况是绝对不允许出现的，哪怕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明文规定。
因为国内认为这是投机倒把，而且很容易催生与电影制片厂关联的交易人、故意弄虚作假中饱私囊——
如果允许的话，那万一制片方卖价5万的片子，中间商转手后再卖给制片厂，而制片厂里有个人收了中间商的钱，骗国家说“这片子值10万”。然后中间商就赚了5万、还可以从这5万里拿一部分给国营制片厂的拍板人当回扣。
因为任何艺术品，都是无法用严格客观算法来估值的。
名画、电影、书法、瓷器……这些东西究竟该值多少钱？计划经济是算不出来的。
艺术天生是洗钱和腐败的最佳载体，所以只能一刀切——只要赚差价，就不许买。任何想给艺术作品做中间商的人，只许赔本，不许盈利。
徐凌言简意赅地阐述了政策，最后总结道：
“所以，我们国内只允许译制片厂直接问制片方购买版权。如果非要问二道贩子买，那这个二道贩子也不许加价，必须是按照他问制片方买时的原价卖给我们，甚至是亏本价。如果让二道贩子赚到钱了，那就是犯错误的。”
听了这话，马风、闻莺、顾敏、杨信四人，全部有些懵逼。
他们以为今天要白跑一趟了。
国家居然有这种政策？只许赔本不许赚钱？赚了钱就算犯法？
那还开放这个代理制度干嘛？直接让中间商去死不就好了？谁会来做必赔钱的买卖呢？
徐凌怕大伙儿理解还不透彻，就又拿他半年前引进的《追捕》，作为例子算了一波：
“比如我买《追捕》的时候，该片制作成本折算成美元大约是200万，在日本国内的票房大约是500多万美元，刨除分成后（制片方/发行方/院线按433分成），只能算是略赚。因为日本国内成绩就不好，所以海外买断价也比较低，当时日方开价10万美元，最后厂里一边砍价，一边找了个愿意赔本做好事的日本中间商，实际只花了5万美元引进……”
（注：按照最后国内3000万人民币的票房而言，这是很赚的，制片厂可以分到120万美元，相当于25倍的利润。
但当时国家缺外汇，所以只看到‘白花掉了5万美元，却只在锅里赚中国人自己的钱’，因此经济上的创收并没有被表彰，觉得只是左手倒右手。那时候只有赚洋人的钱才光荣。）
听到这儿，胆子颇大的马风鼓起勇气，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徐老师，按您的说法，当时引进《追捕》，是有一家日本中间商主动出来承担了亏损？才促成了这笔交易？”
徐凌肯定道：“没错，是一家三井财阀下面的非营利性机构，文化宣传性质的，以8万美元从大映映画手中买下了该片在大陆的买断版权，然后亏了3万美元、以5万美元卖给我们厂的。”
马风不解：“那那家日本机构是国际注意战士不成？千里迢迢跑到中国来只为了亏钱？”
“他们是为了文化输出，好促进我们的开放和对日交流，为整个经济合作大环境造势。”顾骜打断了马风的问题，亲自回答了他。
徐凌听了之后，赞许地看了顾骜一眼，显然是觉得这小子眼光不错。
“文化输出？”马风有些没明白，显然他的脑回路还没跟上，只停留在纯粹算经济账面的程度上。
顾骜叹道：“我觉得，他们的输出很成功。亏掉3万美元，却让3亿中国人去看了一部日本的电影，知道日本已经有了新干线、私人飞机、东京到处都是摩天大楼，还会改变一代人对日本的看法。曾经我们的父辈眼里，日本人只是残暴的鬼子，现在我们却看到了生活中的日本人——从这个角度来看，你还觉得这3万美元亏么？”
马风和其他几个小伙伴都挠了挠头：原来小鬼子已经进化到这样算账了……
而徐主任听了，则轻轻咳嗽了一声：“嗯……那个，小顾同志，注意措辞啊，国家目前的政策是对日友好，很多日商也确实在赎罪，大量对华投资、提供低息无息美元贷款。咱说话不能违反国家导向呐……”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知道您的意思。”顾骜也不算什么仇日分子，他知道如何区分对待各类日本人。
民族仇恨，总是在经济增长乏力的时候，才会比较突出。大家都想着发展经济的时候，往往没什么空。
顾骜道歉之后，立刻话锋一转：“不过徐主任，我不觉得‘不许中间商倒腾版权赚差价’，我就不能做这个生意了——我愿意为国家做这个赔本买卖，当这个中间商。”
徐凌完全想不明白：“你打算怎么做？”
顾骜拿起白瓷的茅台酒瓶，给各自又斟了满满一杯：“徐主任，国家禁止中间商往译制片首尾插广告么？”
“广告？”徐凌一愣，“电影哪来的广告？那是电视上才有的吧。”
1979年的国内电视台，是确实已经有商业广告了。不过因为没有有线电视，大部分人只能收到一个CCXV、一个省台。
有些偏远贫困的地方连省台都还没建立起来。至于第一波地级市电视台，大约要84年前后才普及。（金陵台80年1月建台，这是特例，国内最早的省会电视台）
顾骜不理会徐凌的模棱两可，坚持追问：“您就说，如果中间商帮你们低价拿回来版权，但是要在片头片尾剪辑一些广告上去，政策允不允许。”
徐凌下意识问：“你想拉日本厂商的广告来摊掉引进片的费用？”
顾骜立刻笑道：“怎么可能，当然是拉国内牌子的广告了——现在外汇管制这么严，日本货只许按计划进口这么多，还要凭票供应，打不打广告都能瞬间卖光，谁还打广告啊。”
徐凌：“我想也是，不过你接国内厂子广告的话，就存在一个问题了——你亏的是美元，赚回来的却是人民币，你有办法重新换回美元么？不然你这门生意长久不了，手头外汇很快就枯了。”
“这个我自有办法了，船到桥头自然直。”顾骜也不想说太多。
徐凌想了想：“那倒是个办法……不过这广告值多少钱，不好界定啊。说不定咱直接跟原始制片方谈、允许他们也插播广告的话，版权价能比中间商那儿拿更低呢？所以还是不能排除中间商投机倒把的嫌疑，除非……”
“除非什么？”
“除非中间商插了广告后，一分钱不要，直接白送给国内的译制片厂！”
“行，那就这么说定了。”顾骜直接举杯，跟对方爽快地碰了一下。
“哈？”徐凌直接傻了，“小顾同志，你没听清我的话么？我说的是白送！你小心亏死啊！”
顾骜大义凛然地说：“那就当为国家做贡献了——日本财阀都有这个觉悟，我们受了国家教育的人，现在有点钱了，难道觉悟还不如日本人么？”
“那……你真是高风亮节啊！”
第117章 一代人的差距
“既然如此，那么徐主任，就请您看看，这个列表上的片子，如果能免费引进，内容上是否能过审呢。”
跟徐凌谈好初步的模式框架后，顾骜立刻拿出一张单子。
都是下午刚刚跟萧穗基于“哪些片子最符合《清明上河图》式价值模式、在日本人眼里不值钱不好卖、但却很适合中国人看热闹看西洋镜”这个评判标准，所选出来的潜力片子。
这些片子，有很多都是历史上从未引进到中国的。所以完全是顾骜根据原则分析的，而不是照抄历史上的记录——
比如历史上，其实今年沪江厂会引进日本名片《望乡》，那是一部反映日本历史上的“维新初年大量女支女为国下南洋卖淫”问题的严肃电影。该片逼格挺高，拿过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提名和柏林电影节金熊奖提名。
但这种片子进入国内后，票房上却远远不如《追捕》这种热闹的片子，连零头都赶不上——国内谁在乎世纪初那些日本女人的受苦和心路历程啊？国内吃苦吃得还不够么？
想看吃苦和落后，看身边人就行了。掏钱进电影院看日本片，人民看的就是“摩天大楼、新干线、私人飞机、资本家的豪车，各种现代化大场面”。
而一旦电影拿了大奖提名，买断版权的时候反而更贵，相当于是拿顾骜的钱去为日本人的情怀买单了，不划算。
最终，顾骜这份列表上，只有《远山的呼唤》这些能打打“高仓健新作”噱头把人民骗进电影院的流量货、以及更多史上名不见经传的都市黑邦警匪片，量大管饱就行。
最多再加上《伊豆舞女》这些日本方面注定会白送版权的老片子。
徐凌看了一眼列表，对顾骜的审美微微有些不适——这个时代的国营电影厂，制片主任们都还是有点艺术情操的，所以也不懂如何评价商业片。
所以顾骜和萧穗下午总结出来的那一套选片心法，徐凌其实是不知道的，也不会赞同。
这并不奇怪，毕竟萧穗也算后世知名的、能驾驭那个时代商业化写作脉搏的名作家了，这种嗅觉，是她与生俱来的天赋。
又因为提前遇到了顾骜、有了需求，所以把她的职业敏感激发了出来。
换言之，顾骜能得到萧穗的合作点化，其实是非常幸运的。
要不然，后世萧穗的小说也不可能被张一谋、冯晓刚等一批大导演追着掏高价改编成剧本了。
徐凌扶了一下眼镜，为难地说：“这些片子，都不是什么评价口碑高的——这儿有30几个名字了吧？你胃口这么大，准备都拿下？”
“当然不是都拿下——只是希望您先费神，看一下能不能过审。我到时候可能从30部候选里谈5~6部回来，其他都是备选项，免得日本人卡我们脖子。”
顾骜礼貌地请求。
如今请日本片商谈一次，成本和调度的需求可不小。能在国内先实锤的不确定因素，一定要在国内实锤了。
幸好徐凌也多半看过厂里的样片，知道大部分都问题不大，就回答说：“给我们两三天时间，我让审核部的同事帮忙一起再看一遍。”
“行，那我们静候佳音。”
……
当晚的酒席，宾主尽欢，既然要徐凌和审核部的同事加三天班、再预审一下（虽然不是什么很累的工作，只是坐在那里看三天电影），顾骜自然要表示一下。
送钱是不行的，会犯错误，茅台软中华就没事儿了。有伊拉克带回来的高档进口玫瑰精油，给徐主任的夫人送两瓶，其他女同志也送一瓶，立刻就摆平了他们。
当然，苏萍也帮了忙，更得送。除了精油，顾骜甚至还送了一块伊拉克带回来的驼绒围巾（骆驼绒的，不是羊驼绒。）
与此同时，顾骜自己也紧锣密鼓地同期进行另一边的准备：比如，把侯赛因将军给他的东西套现、然后正式委托林国栋帮他注册空壳公司……
他先重新跑回香江，把徐凌这边谈妥的意向和合作模式大致说了一下让林国栋想想该怎么操作业务资质方面的挂靠。
与此同时，顾骜联络了据说和侯赛因总统有千丝万缕关系的“巴比伦文化保护基金会”，然后一名专员就跑来香江，找到了顾骜。
表示“您手上的某一枚金币可能是亚述帝国时期的文物，虽然侯赛因总统出于私人友谊送给了您，但为了保护伊拉克的古文化，希望顾先生能够割爱别带出伊拉克境内”。
顾骜在手续完备、前因后果交涉取证周全的前提下，拿了对方20万美元，然后就把一枚亚述帝国时期的金币还给了伊拉克人。
这个数字，其实本来是可以顾骜随便开的，估计只要不超过50万美元，对方那个文物保护基金会都会认——毕竟能拿出这种东西的，都是总统先生的朋友么。
不过顾骜也知道不能太嚣张的道理。如今全球文物价格整体低迷，顾骜也不想顶着历史成交价的记录收钱。
20万美元么，按照黑市汇率算回人民币也才“一百多万”，听起来没那么拉仇恨。再多一些的话，别人转述起来就是“几百万”，太显眼了。
何况哪怕只是为了演一演，也要体现这里面的“友情价”：人侯赛因总统是白送你的，现在为了保护文物才赎回，你好意思完全公事公办？
顾骜需要的只是一笔启动资金，而如今到处都是发财机会，够他的生意规划所需就行，没必要在一开始就吃相太难看。
20万美元到账后，顾骜立刻把林国栋给他注册的空壳公司份额认缴完毕。
（注：比如想成立一家新公司、最低注册资本50万港币，但并不是规定要在公司注册的时候就缴清全部认缴出资额。这里面各国各地区根据法律不同，有一年认缴期、两年认缴期的。
所以顾骜让林国栋先注册公司，而他自己只是先“认缴”，过一段时间才实际把钱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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