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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还不等于美国市场上存留了1400万活粉机，因为不排除有些机器玩坏了重买、或者有些铁粉早年买了旧版、后来出了微调改良的版本后再买一台。
　　这个年代没有大数据，无法精确统计，大致估算，到今年年底，美国民间的雅达利2600存世量，大约在1200~1300万户家庭。
　　顾骜半年卖出170万，已经可以与敌人叫板了。
　　……
　　跟舒尔霍夫以及史玉朱开完会，顾骜跟大伙儿一起吃了个工作餐，中午休息一下。
　　下午的新项目进度会议，本来舒尔霍夫也是可以参加的，但顾骜示意他可以休息一下，近期专注于掌机的销售推广，所以给他放了个假。
　　舒尔霍夫很有眼色的不该多问没多问。
　　毕竟，他只是天鲲（美国）的总裁，而不是中国母公司的总裁。
　　顾骜的每一款新产品，都是在中国公司名义下研发，最后投产了才丢到美国公司来卖的——事实上，天鲲（美国）就跟后世在中国开的苹果（沪江）一样，没什么核心技术，是个营销和技术服务/售后服务公司。
　　相比之下，顾骜倒是宁可让不属于天鲲娱乐、但是与他整个产业链技术布局更紧密的韩婷与会。
　　再加上埃里克森教授为代表的研发团队。
　　韩婷跟顾骜也又有半个月没见了。中间这两周，她回到国内，亲自抓投产后的各种琐碎事务、还要根据产线反馈微调一下工艺，挺忙的。
　　前几天她又飞了一趟西班牙，看了中国队第二阶段小组赛的最后一场0比4惨败于阿根廷、被刚出道的马拉多纳灌了个帽子戏法。加上此前一场0比1小败于波兰，最后是两战全负积0分0进球。
　　韩婷在马德里目送了中国队打道回府后，才飞来旧金山，跟顾骜继续研讨下一阶段生意上的事儿——顾骜将来准备投产台式机的话，对汉乐电子的代工厂产线和设备也会提出新的要求，比如可能会根据埃里克森教授指点的产业前沿动态，引进一条最新式的SMT贴片生产线之类。
　　SMT的技术是每一年都在日新月异的，此前部分手焊工艺还无法全部替代，但如果以1983年的SMT行业发展态势来看，电路板焊接作业争取全自动还是有可能的。
　　无非是刚出来的设备很贵，整条生产线千万美元级都有可能，但只要能保证产品的主板质量稳定，砸钱韩婷还是砸得起的。
　　一座订单始终能满负荷吃饱的工厂，怎么会没钱扩大生产、采购最新技术的产线呢。
　　废话少说，在中午短暂的休息之后，顾骜亲自主持了新项目的验证会议。


第410章　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今天的会议，主要是讨论PLAY　BOX投产后，后续产品的立项验证。有些准备工作已经初步规划过了，诸位对情况的了解进度也不一样。所以一会儿讨论的时候，对可行性有疑问的，也可以一并提出来。”
　　顾骜清了清嗓子，亲自为会议定了基调。
　　PLAY　BOX的研发5月份就完成了，杨自豪为代表的软件组，那时候就已经开始腾出手来为后续项目准备了。
　　鲁运达等电子工程师，倒是稍微麻烦一点，他们当时还要临时客串一把产线和工艺的工程师，跟跟线，确保最后的试流和正式投产——搞过电子的人都知道，硬件肯定是最后关头最忙的，尤其是小公司没有专人跟线、而是让硬件工程师直接参与调线。
　　所以，他们这些人和埃里克森教授，基本上是6月下旬才空下来。
　　顾骜当时也没逼得太急，毕竟忙完了这么大一个项目，休假半个月之类的福利是必须的。
　　当时他大笔一挥，无论是硬件组还是软件组，统统格林纳达两周游，马杀鸡和其他保健养身服务全部公司报销，至于普通吃喝玩乐就更不用说了。
　　嗯，顾骜对他们唯一的要求是必须注意个人卫生，如果不卫生的话不但没得报销，还可能有别的下场。
　　1981年6月5日，世界上第一例被学术界记录的艾某已经在非洲黑叔叔部落里被发现了。82年是这玩意儿传入欧洲和美国的元年。民间几乎还没有人重视这种东西，但顾骜交代了公司的监察部门注意纪律建设、开展卫生教育、科普前沿医学常识。
　　嗯，扯得有点远。
　　除了旅游和报销，他还给研发团队每人包了3万美元项目红包，并且承诺从未来半年内的PLAY　BOX不含税销售额中，拿出2％作为技术团队年终奖，让他们按比例分配——这里说的是销售额，而非纯利润，所以非常可观了，比5％纯利润还多一点。
　　如果今年真的达成170万台销量，总奖金会有300万美元。
　　技术团队如今正式全职聘了2个斯坦福的教授、还有好几个这些教授本来带的美国研究生，以及4个已经读了一年的中国委培生、4个刚来的新一届委培生，还二十几个如今还在中国国内、提供外围打杂和“研发体力活”的本科毕业、在读学生。
　　国内的外围人员贡献不大，顾骜当时设计了觉得每人最好不要超过1万美元，免得吓死他们，或者反而飘了浪了懈怠——有些时候，钱太多了，花不完，同样是会迷茫的。
　　两届委培生一共八人、根据贡献高低，到时候从300万里每人分到5~10万还是比较合理的。至于那些美国人，人家确实是见过大世面的，虽然做游戏机年限可能短点，但确实基础扎实、见识广，暂时看起来综合活儿比较好，多给点才能拉得住。
　　至于那俩教授，每人50万以上是必须镇场的——他们会起到千金市骨的示范效应，一旦在圈子里形成了口碑，硅谷那些自命不凡的人才肯为顾骜所用。
　　销售团队那边，比如史育朱之类的人，顾骜也都是拿业绩提成模式拴住的，只给总裁舒尔霍夫一个人承诺了2％的税后纯利润分红。
　　毕竟顾骜的公司，至今为止没有接受过外部投资。他只能靠直接承诺分红来拉住团队和确保核心凝聚力。这次的事儿弄完之后，倒是可以考虑正式稍微分点股份、以及承诺更多的利润分红（相当于干股，也就是核心技术骨干不占有股份，但可以分红）
　　在80年代的硅谷，这样小而美、利润率惊人的公司还是不少的。毕竟还没有到互联网时代，科技企业的虚拟资产也比较少，不存在“靠用户数换估值”。
　　如今的企业价值，都是能拿实打实的固定资产加技术、品牌、渠道来定价的。顾骜出了公司发展所需的全部资金，而且利用上层关系亲自为公司产品打牌子、斡旋合作渠道，大伙儿一两年内也都很服气这样的分赃模式。
　　跟着老板一起狂飙飞奔的时候，矛盾总是能掩盖下来，总要等雅达利这个大魔头被搬掉之后，大伙儿才会把心思放到内部的细细梳理上来。
　　……
　　大伙儿先跑题聊了一会儿分赃和对公司产品战略方向的质疑，然后好不容易收回了话题。
　　杨自豪为代表的软件组，在顾骜咨询整体大方向意见时，提了一句“按照老板上个月说的发展跟雅达利一样的插卡带家用机，还不如再搞一款别的爆款集成游戏掌机、反正老板脑子里热卖爆款的好玩游戏点子一直很多”。
　　杨自豪说这话时，引起了全场全部七八个核心技术骨干的一致起哄欢笑，觉得他说得还挺有道理。
　　因为过去两年的经验表明，顾骜脑子里的金点子确实变态地多，以至于公司研发部至今没有一个强大的创意团队，都成了负责技术实现的。
　　然而，顾骜非常严肃地统一了思想：“你们这么建议，肯定是赚顺风钱赚顺手了，想继续挑软柿子捏，这种心态我都能理解——我们的掌机，其实跟街机是一个道理，都属于‘集成式游戏机’，也就是游戏软件是直接烧录在主板上的。不像雅达利的家用机那样可以换卡带。
　　我们做惯了集成式游戏机，第一次想开发‘开放标准系统’的游戏机，难度当然会有，我也预料到了会有人畏难——嗯，尤其我觉得，难点应该在开发游戏机系统的软件侧。
　　因为对于硬件来说，只要接口留好，跟原先集成式相比，难度增加不大。而软件侧，则第一次面临架构一个标准接口的系统、要兼容适配将来N多变化的游戏，这是我们没遇到过的挑战，要重走一遍雅达利的技术积累路子。
　　但你们想过没有，不能换游戏的集成机器，卖给街机厅老板是没问题的，因为那儿的消费环境，机器就是给大量玩家轮流玩的，不存在闲置，也不存在你觉得玩腻了——玩腻就换一台好了，25美分的事儿，弃坑成本很低。
　　如果卖给普通玩家，那就必须有美国方块、贪吃蛇这样我严密推演过、确保游戏结果的多变可能性足以让一个人玩几年都不腻。不然的话，他买回家玩了不到200个小时就丢在那儿吃灰，下次他们会怎么想？会不会觉得‘买天鲲娱乐的机器就是在被骗钱、不如借来稍微玩一会儿过过瘾就算了、或者干脆去街机厅玩’的念头？
　　所以，如果我们把目前还在街机厅里热玩的‘地球防卫者’、‘冒险岛’这样的横版过关游戏，移到一台集成式掌机上——且不考虑目前掌机的硬件和技术能否胜任——单说玩家背板后腻味了，就足以让他们产生‘买亏了’的逆反心理。”
　　所谓“背板”，玩过动作或者射击过关游戏的人都不陌生，就是玩家通过反复玩，玩到“熟练得让人心疼”的程度，最后连“走到哪一步、哪里会出现敌人”这样的信息都背下来了，敌人都还没出现就打提前枪击杀。
　　对于铁杆脑残粉发烧友来说，背板或许还有点意义，是一种有价值的挑战。但对于绝大多数玩家，那就是很乏味和降低游戏体验的事儿了。
　　因此顾骜在造PLAY　BOX的时候，才会精挑细选方块、贪吃蛇和炸弹人这三款——他连吃豆人都不敢选，因为吃豆人的豆子和地图是每一关写死的，不够有随机性。
　　只有随机和意外足够多的东西，才能在写死游戏的掌机上经久不衰，让玩家不会产生责怪生产商“买亏了”的逆反心理，一直玩到机器的物理寿命坏掉，还大呼过瘾。
　　这番道理不难理解，顾骜稍微剖析了一下，就成功统一了大家的思想。
　　“唉，虽然很有道理，但是容易的钱不能赚了，要赚难的钱，总归觉得很惋惜。”几个软件组的骨干虽然接受了，内心还是微微有些遗憾。
　　“你们觉得遗憾的，我后续会调整激励方案，这个一会儿再说，我们先来确认开发计划和进度：就按照使用摩托罗拉68000系的新版CPU、Zilog系的内存和音频芯片，在这个框架下，架构一个性能比雅达利2600高一代的次世代插卡机，你们各部门估计要多少时间？这个表格上的规划，能做到吗？”
　　“硬件组估计至少要6个月吧，可能还要加上一两个月试流、工艺调线。”埃里克森教授代表硬件全体同事发言。
　　另一位来自斯坦福的计算机教授卢卡斯（杨自豪他们原先的导师）则表示：
　　“6个月我们只能做出初版，但作为标准接口的插卡游戏机，我觉得最稳妥的做法是第一版开发到4~5个月左右时、只要接口指令标准全部定下来了，就立刻再加一组人，并行开发几款测试用的小游戏、乃至考验图像和音效处理极限的压力测试游戏。
　　然后再插上试玩整机测试，统改第二版，然后重复前面的过程。我们是第一次做插卡式游戏机，系统兼容性不这样严密测试的话，质量稳定性根本无法保证。
　　而且我建议，从雅达利高薪挖一些技术人员过来，或许会比较好——雅达利如今处在疯狂压榨利润期，对研发不是很重视，2600游戏机都已经上市第5年了，没什么新研发任务，公司根本不肯给工程师高薪和重奖。”
　　顾骜听了，频频点头：“这个提议不错，过两个月，等你们这儿基础架构好了，我就会找猎头公司放出风去：在天鲲娱乐，最好的工程师和技术骨干，一年能赚50万美元。你们有别的人才引荐，公司也会给‘团队建设奖’。但有一点我希望你们坚持：产品的底层架构，你们要自己完成，雅达利高薪挖来的人，只是提供丰富的测试经验的，不能让他们主导我们的设计理念。”
　　所有人都沙沙沙地在小本本上记下了老板的重点关照。
　　顾骜很满意，然后开始说大家实际上最关心的利益分配问题。
　　“我知道，你们会为‘有容易赚的钱不赚，为什么要赚长远的钱’有疑问，所以，今天我们来谈一谈，从项目奖金和提成激励，转向股权激励的事宜。”
　　股权这玩意儿，不是一开始就该贸然拿出来的。只有在公司的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本身都不一致的时候，才不得不拿出来。
　　否则，在此之前，有的是其他更好更贴切的办法，来完成团队凝聚和激励。


第411章　妄谈股权激励，都是傻得可爱
　　一天的项目讨论会议，很快结束了。
　　顾骜对新一代家用卡带游戏机的设计要求，在此没什么可赘述的，说多了也是水。
　　一言以蔽之，项目论证会议结束后，顾骜最终确认要的是一款CPU改用摩托罗拉68000系简化版的家用机，就取名叫PLAY　PUTER。比历史上任天堂用MOS6502的FC肯定性能要牛逼一些，未来的画面和音效表现力也强一点。
　　代价则是售价可能会比任天堂的贵——另一个时空，任天堂的山内溥可是狠狠压榨了横井军平和上村雅之一软一硬两大研发干将的潜力，以便宜为核心竞争力，把FC的美国市场初始出货价压到了100美元。
　　相比之下，顾骜用了摩托罗拉的68000简化版、还强化了内存和独立音频芯片，那么即使机器本身不赚钱，在美国市场出货的最低经销价也要130美元以上。
　　不过，顾骜还是觉得自己有竞争力的——因为如果历史没有改变的话，任天堂的FC红白机83年做出来后，第一年并没有很快杀入美国市场，而是要现在日本国内扩张验证一下，确保市场压力测试没问题、调整优化出一个“外贸版本”，然后才卖给“美国爸爸”用。
　　千万别觉得意外：80年代的日本人，也是跟21世纪的中国人一样，外贸版货物的质量会特别好一点。美版就是比早期日版扎实流畅，相当于是拿日本国内脑残粉当了一波小白鼠。
　　这就导致FC杀入美国市场已经是84年了，再慢慢等雅达利大崩溃后的市场信心逐步恢复，任天堂正式开始大规模占领市场，已经赶上了“广场协议”后日元的升值狂潮。
　　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在三四年内翻了一倍，第一年就上涨30％——这就相当于，任天堂一开始设计定位时，作价100美元一台的游戏机，到85年之后在美国市场上实际售价一下子提升到了120美元。（因为任天堂是在日本国内生产的，绝大部分成本都用日元计价，广场协议后日元汇率一涨，除了从美国进口的CPU成本相当于没变，其他成本都涨了30％，日货的出口竞争力一下子就下降了。）
　　因此，顾骜知道，这些价格是美国消费者普遍能接受的。
　　即使本时空任天堂依然跟风，顾骜也不屑于跟对方打价格战，而是期望用一个本来就扎扎实实130美元成本的机器，在性能上明显超越FC。（经销商对外的零售价可能达到150美元，最后的20块是经销商和门店的利润。电子消费品行业一般都是留这么点利润。）
　　他的生产环节放在更精益和低成本的中国，那些方面有更多的钱可以省下来留给物料成本。
　　技术指标和技术路线，就算是这么确认了。
　　项目会议最终环节、最吸引大家关注和提振人心的，是股权激励计划。
　　为了劝说大家“放弃眼前好赚的钱、容易到手的利益”，改为公司长远考虑，顾骜累计分配下去了5％的技术股和3％的营销股，允许各主要贡献骨干，按照比例出资认购。
　　股权价格是很低廉的，基本上属于良心价的内部原始股，大伙儿只要肯把之前收到的项目奖金交出来，就能认购足所允许认购的份额。当然也有个别抱着现钱舍不得撒手的，选择了没有足额认购——这些人将来肯定都是要后悔的。
　　当然，顾骜给的股票都是期权形式的认购，上市之前不能随便退出变现。想变现只能按原收购价加上点股息、由现有其他股东回购，不能卖给外人。
　　换言之，这些股票买了之后就是拿来分红拿红利的，不是给你等股价涨了之后卖掉变现的。
　　顾骜也没有给公司上市的计划。
　　……
　　下午的会议开得很长，一直拖到晚上。
　　大伙儿在会议室里吃了盒饭或者三明治后，又鏖战到8点多才彻底开完。
　　作为合作友商和上游供应链的韩婷，也参加了会议旁听，收获颇多，赫然发现了股权激励和奖金激励体制的妙用分野。
　　回到下榻酒店的套房，略微冲了个澡后，韩婷开了一瓶红酒，倒了两杯，摆在玻璃阳台的躺椅边的矮几上，跟顾骜彻夜谈心，说起自己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