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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天下(刀王)-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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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伏尔铿造船厂还承诺将派出一流的工程技术人员来中国指导设备的安装和操作。

    在对汉阳铁厂进行的改造计划中,新增了一座船用中厚钢板的轧钢分厂,两年后这座分产投产后,将会形成每年两万吨中厚板的生产能力,扭转现在国内不能生产钢板的局面。

    萍乡至株洲的货运铁路已经开工,但预计要到1904年秋才能通车,林铄现在唯一能想的办法就是将往来汉口之间的运煤船改成机器动力,但蒸汽动力整套设备实在太过庞大,连锅炉带蒸汽机加起来十几吨的自重使得其在湘江航道上行驶受限颇多,水位稍低就不能通行。

    其实在大清国几十年的洋务运动中,已经建成了不少的近代企业,这其中包括钢铁、煤炭、造船、纺织、水泥和军工制造等等,不过没有形成完整的工业体系,使得生产成本居高不下,效益都不太好。

    以后世的眼光看,目前世界各国的工业水平还都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其中的技术含量并不高。电动机和内燃机虽然已经出现,但在工业上的运用并不广泛,绝大多数工厂依然是以蒸汽机为主要动力。

    虽然蒸汽轮机刚被发明,但还处于试验阶段,世界上所有的轮船,包括商船和军舰,无一例外全部都是使用的蒸汽机作为动力。

    林铄将目光投向了内燃机和电机,在这个新的领域,大家基本上处于同一起跑线上,他很清楚自己没有能力制造出超越时代的东西,电子计算机是好东西,但现在你就是将全世界的精英们都集中在一起,投入再大的人力物力也不可能造出一支实用的晶体二极管来。

    在电灯和汽车刚刚进入人们生活的年代,没有多少富翁能够预见到这两个产业所包含的巨大市场和财富。在电气领域,虽然老摩根将爱迪生电气、汤姆逊-豪斯登等公司合并成为通用电气,但他也只是看中了在输电领域的巨额利润,对于电器制造业并没有深刻的认识。

    而在汽车行业,此时卡尔·本茨手下不到三百人的汽车工厂刚刚注册成本茨父子汽车公司,而戴姆勒则由于得到了奥地利商人以小女儿命名的36辆“梅塞德斯”汽车订单,从而使陷入困境的工厂起死回生。

    在美国,福特汽车公司的总资产不足三万美元,而克莱斯勒则刚刚从马车行转向了汽车,虽然用钢材制做的车身获得了专利,但汽车的主体结构仍然在使用木材。

    沪东船厂的机器厂一间厂房内,摆着林铄从世界各国淘换到的七辆“汽车”,无一例外都是黑色的木质车身,敞开式车厢,带辐条的车轮,这里面居然还有两辆是使用的木质车轮。

    怎么看这些“汽车”都象是将两辆自行车用架子连接在一起。

    如果自己投资一百万开办一家汽车厂的话,绝对能称得上是这个行业的老大,沪东机器厂绝对有能力仿制出中国第一台内燃机出来,至少现在机器厂镗出的蒸汽机缸筒精度并不比从国外进口的蒸汽机差。

    机器厂的总程师卢义金告诉林铄仿制出这些汽车基本问题不大,但要造出马达来,最少也需要数年的时间。

    “现在能不能大规模生产其他的机械产品?”林铄问道,“船厂到投产还要近两年,工厂的工人也需要培养,总不能让大家都没活干。”

    “市面上现在出现一种脚踏车,每辆能卖到80多元,我算了一下成本,大概只要不到18元,其中利润相当可观。”卢义金想了一下说道。

    “自行车?”林铄眼前一亮,“我看可以试一试,如果能够生产,销路估计还能打开,这中间还有什么困难。”

    “技术倒不是很发愁,洋行里现成的,买回来进行仿制问题不大,问题是那胶皮轮胎,不知怎么弄的。”卢义金说道。

    “哦,那不成问题,一开始先从洋行进口,南洋有很多橡胶园,不过加工方法还得派人去西洋学习。”林铄说道,过几年自己在南洋开辟的胶园就能供应原料,只记得生胶需要硫化后才能使用,具体怎么干就不得而知。

    真正第一辆具有现代意义的自行车是英国的斯塔利设计定型的,这位机械工程师在1886年从机械和力学的角度对早先出现的自行车样式进行了重新设计,其主要特点是采用菱形车架,使得车身有更高的刚度和强度,后轮用链条驱动,并通过前叉直接把握方向还首次使用了橡胶的车轮,从此就为自行车的大量生产应用开辟出了广阔的前景。因此,斯塔利被后人称之为“自行车之父”。

    凑巧的是,斯塔利的自行车发明与卡尔·本茨制造出第一辆汽车都在同一年,这是不是预示着人类在此后已经能够跑得更快,走得更远?

    此时的骑自行车在中国人眼中不仅是件时髦的事情,在很多人心目中还是代表一种西化、文明、进步的标志。有人曾惊叹自行车的速度,在报上写诗赞叹道:“前后单轮脚踏车,如飞行走爱平沙。朝朝驰骋斜阳里,飒飒声来静不哗。”

    对于那些富家子弟来讲,骑着自行车穿行于大街,左顾右盼,犹如后世开一辆玛莎拉蒂招摇过市,是一件很拉风的事情。自行车可不是后世的那种大众交通工具,这个年代每辆售价七、八十元的自行车可不是普通百姓能够消费得起,还是属于富人手中的玩具。

    对于象沪东机器厂这样拥有数百台机床的大型机械厂来说,自行车的制造并不十分困难,实际上西方的产品大多也出自手工作坊。经过一个多月的分解和仿制,第一辆国产自行车很快就组装出来。

    之所以要一个多月,主要是对一些车床进行专门的改造,另一方面就是车架钢管的焊接,这个年代电焊刚刚成型,使用的电焊条药皮配方很有问题,最初只能使用气焊工艺。再一个就是飞轮的强度根本达不到要求,再使用高碳钢制造后勉强能够使用,但却很容易损坏。

    这没办法,这个时代的钢材质量只能达到这种水平,更高强度的合金钢似乎还没人能生产出来。洋行进口的自行车在宣传中也将保证能够使用两年做为质量优良的证明,意思是两年以后这东西就会变成一堆废铁。

    还好,沪东机器厂每月能卖出300多辆自行车,加上制造蒸汽机和仿制纺织机、面粉机、缫丝机等,每月能有近一万元的利润,更为重要的是,这家工厂培养出两千多名熟练的机械工人。

    这已经让林铄感到十分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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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十二、锑业公司

    一座建成不久上海郊区常见的高门楼宅院,院中移种了几株海棠,正堂上,几人闲坐品茗。隔着半敞的朱漆大门,青砖砌成的院墙之外却是一大片绿油油的烟田,陈益如的家就在这里。

    “此心安处即吾家,瞥眼前尘雾里花。剩得相知人几个?淡芭菰酽压新茶。”林铄看到如此景致,脑中浮现的诗句随口而出。

    “哈哈,这烟草本乃俗物,可经安华口中这么一说,却是别有景致!”王寿昌放下手中茶杯,不由赞赏道。林铄倒是脸上一红,心想只好对不起老朱了,谁让他老人家如今才四、五岁,还作不出这诗来,自己只能抄袭。

    王寿昌毕业于福建船政学堂,和陈益如都是船政第三批的旅欧留学生,此番从汉阳机器局缷任,却被林铄招揽到沪东造船厂出任机器动力厂总办,听说陈益如就住附近,还没上工即拉着林铄等人前来拜访。

    林铄此次找到陈益如,是与其商量商务印书馆准备编辑一套新式教科书一事。

    在后世鼎鼎大名的商务印书馆,此时还是一家小型的印刷工厂,由于总经理夏瑞芳眼光独到,其出版的以印度英语教材改编的《华英初阶》和《华英进阶》系列外语教材畅销一时,从而渐有名气。

    1902年,商务印书馆扩大规模,成立股份公司,林铄经主持商务印书馆编译局的张元济介绍,出资四万元,占总股本百分之四十,成为商务印书馆第一大股东。前不久印书馆再次增资10万元,建立印刷厂、编译所和发行所,引进西方先进的印刷技术和机械。

    此时,朝廷已经决定要废除科举,要求各地开办新式学堂,但朝廷方面却没有出面主持编撰新式教科书,于是商务印书馆决定自行编辑全套适合小学堂使用的《新式教科书》。

    由于毫无经验,夏瑞芳聘请了两名日本专家,但林铄建议应当博采众家之长,由编译局翻译英、法、德、美、日等国小学教科书,取各国教材之优秀篇章,将新教材分为国文、算数、自然、地理、音乐、美术、历史等科分类出版,内容由浅入深。他这一设想得到包括两位日本专家在内大多数同仁的认同。

    由于陈寿彭在英、法等国多年,林铄就借与王寿昌同来之机想请其去编译局主持英、法文的教科书编译工作。

    陈益如听完林铄的介绍后面露难色,“这编译教材之事,失之毫厘,则谬以千里,否则误人子弟,岂不成了千古罪人。此事非通晓中西学识者才能尽善,益如自知在西方所居日短,若是我兄长或能担之。”

    “哦,令兄是哪一个?”林铄问道。

    “家兄名敬如,与魏瀚、陈兆翱、刘步蟾林泰增五人原来是船政第一期往欧洲的留学生。家兄学成后一直在驻欧使馆出任参赞有十几年有余,后来因李中堂之事与洋人惹上官司,这才被罢职回国,如今却闲住在上海。”陈益如说道。

    “是不是出任过台湾民Z主国外务衙门督办的陈敬如先生,我原来刚内渡时在厦门随伯父见过他的,当初曾帮过林家的大忙。”林铄听后说道。

    “正是,我倒忘了安华也是从台湾回来。”陈益如也笑道。

    “如此正好,我们一起去请敬如先生!”

    “家兄现在倒是没什么事,不过如今却有一件麻烦事缠着,得先解决这事他才能抽出身来。”

    “什么麻烦?”

    “安华可知道贵州的青溪铁矿?”

    “我倒还真去看过,不过那个地方交通实在不便,不适宜如今就开铁厂。”林铄点点头说道。

    “安华果真眼光不一般,但当时贵州办铁矿时,潘藯如却没这样的眼光,只想着怎样快些开矿办厂,改变贵州地脊民贫的状况,见青溪一带有煤有铁,便立志要办起一座史无前例的大厂出来。不料千辛万苦办起的铁厂刚刚投产便困难重重,最主要一点就是运输不便。潘巡抚虽然几经努力,但铁厂还是终于破产,其弟因办厂之事积劳而逝。潘巡抚自感愧疚,因办铁厂前后亏损三十多万白银,又觉着无颜面对黔省数百万绅商百姓,却是含恨自尽,一腔热血终究换回一场悲剧。”陈益如略微停顿,继续说道:“家兄当时受铁厂所托,从中牵线从瑞记洋行借过一笔洋款,后因青溪铁厂倒闭,遂与洋行经理戴玛德一起去黔省清理欠款,不料这中间又做出一件糊涂事。原来两人去贵州清理账目期间,从湘省矿务局欧阳和朱姓委员手上替瑞记洋行购买到水口山和新宁之锡矿,这事在国外属常见,但却为国内不容。结果有人告发,湘省矿务局两委员受巡抚申斥,愿赴沪上具结毁约。不想家兄却串通洋人与其争讼,虽然他想借洋款做一番事,但如此不谙国情,如何能成?”

    说罢,陈益如不禁摇头叹息。

    林铄听罢笑道:“若是瑞记洋行和戴玛德,此事却容易,我正托瑞记洋行代办数百万马克的设备,此时瑞记洋行的阿诺德兄弟正有求于我。”

    陈益如一听大喜,遂与夫人一同随林铄乘马车前往法租界陈敬如家中。

    林铄没想到陈敬如也住在恒丰路的一处庭院,离自己家不远,不过由于自己常年在外奔波,却很少回租界内林家花园,所以根本没有见过。

    陈敬如刚刚五十出头,面色白净,留着漂亮的胡须,看得出年青时是个风流倜傥的人物。他的夫人爱玛依却是个地道的法国美人,不过却穿着一身满洲袍服,显得多少有些不伦不类。

    陈益如先将林铄的来意对其说了一遍,敬如听说林铄是雾峰林家的人不由多看了他几眼,然后提了一些当年在台湾的旧事。

    话归正传,陈敬如说道:“林公子愿从戴玛德手中接手采矿权自是再好不过,我只不过痛恨国人不讲信誉,随意撕毁合同,害得我名声受累。实在是忍不下这口气而已,所以才要替洋人打这官司。”

    林铄只觉得好笑,这陈敬如也好歹在官场上混迹多年,却依然如此天真,可能是在西方呆得久了,思维方式都有些象西方,难怪在国内不受待见。

    陈益如和王寿昌又在一旁劝解一番,陈敬如这才答应劝说戴玛德将手中湘黔两省十几座矿山的开采权转让给林铄。这方面困难倒不算大,林铄有的是办法让瑞记洋行的老板阿诺德兄弟将手中的这些采矿权交出来。

    随后林铄将话题转到编译最新的西方教材一事,陈敬如倒是很爽快地应承下来。

    新任湖南巡抚赵尔巽也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见引起民愤的洋行愿将矿手中矿山转给汉阳铁厂开办,正是求之不得,指示商务局尽快发给执照,了结纠纷。

    林铄很顺利地拿到了包括水口山、锡矿山等在内十几座矿山的开采权和湘省的探矿权,这其中最重要的是号称“战争金属”的锡矿山锑矿。

    湖南矿务局于1895年由时任巡抚的陈宝箴创立,随后开始了大张旗鼓的招股建矿工作。自1896年先后建起了常宁水口山铅锌矿、新化锡矿山锑矿、益阳板溪锑矿、平江黄金洞金矿等大型官办企业,其中以水口山铅锌矿为第一,铅锌产量呈逐年上升趋势。

    由于正赶上1898年的经济危机,国际市场上金属价格下跌,湘省的矿业招股困难,营业不佳,各矿山处于停顿状态。

    林铄找到了经营板溪锑矿的梁焕奎,这位民初时的“湖南财神”如今也举步维艰,勉力维持着久通公司的生产。这也是中国民族工业起步时的真实情况,由于资金少、规模不大和分散经营,造成技术力量薄弱,加之又缺少国家的扶持,大部分的矿产资源最终都沦落到洋商手中。

    林铄提出由他出资二十万两入股,占板溪锑矿四成的股份,但公司仍由梁焕奎打理,自己并不干涉其经营。,林铄相信梁焕奎的能力,所以提出的条件十分优厚,梁焕奎也没有拒绝的理由。

    林铄投资工厂、矿产,一般并不参与经营,顶多偶尔提点建议,其实国内并非缺少经商的人才,而是缺少扶持与合作,现在自己所做的只是帮其渡过难关而已。只要迈过最初的一道坎,大部分企业就会走入正常的发展渠道。

    一个人能有多大精力,所以他很少管具体的事务,他的投资是让更多的人参与经营,而不是将别人排挤出去。

    这反而让林铄赢得了不错的口碑,他不会象别人似的侵占小股东的权益。

    所以梁焕奎很快就答应与林铄合作,一同开发湖南的矿产,并将新公司取名为华昌矿产公司,这个民初时很著名的矿产公司提前了五年出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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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十三、日俄相争

    中日甲午战争后,按照双方签订的《马关条约》,清政府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给日本,而朝鲜则成为日本的保护国,此举引起正在觊觎东北三省和朝鲜的俄国人的强烈不满。在俄国主导下,俄、法、德三国以出兵威胁,迫使日本人同意交还辽东半岛,但要由清廷赔偿日本军费三千万两白银赎回。

    其后俄国以干涉还辽有功,诱使李鸿章签订《中俄密约》,取得在满洲修筑铁路的权利。1898年又强迫清廷与之签订《旅大租地条约》,将辽东半岛的旅顺港辟为军事基地。随后俄国又趁庚子之乱,出兵东北,将整个满洲控制到了手中,并开始染指朝鲜事务。

    这直接引发一直对满洲怀有野心的日本人的强烈不满,在英、美等国支持下,日本政府开始积极整顿军备,以期从俄国人手中夺取满洲的权益。

    1903年8月俄国又悍然成立以旅顺为中心的远东总督区,任命阿列克塞耶夫为总督,实际上把我东北当成了俄国领土,接着又重新出兵占领奉天。这样,俄国人已摆出一副独占我国东北并且不惜为此一战的架势。

    战争已经不可避免。

    日本统治集团看到,战争准备的时间越长,结果对国力弱小的日本越加不利,因此断然决定利用俄国战争准备不足的时机首先挑起战争。

    由于庚子国变,清廷明白旧式勇营已经不堪大用,准备效法西方重新编练组建新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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