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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在隆庆三年那个炎热的夏日，当帅嘉谟翻开歙县账簿第一页时，如果预知到未来有这么一场巨大风波，他是否还会继续。

丝绢案的始末和帅嘉谟的经历，就讲到这里，不过故事还没说完。

因为英雄并非只有他一个。

在五县民众心中，也有好几个慨然倡义、奋勇抗争的大英雄。如果没有他们的拼死反抗，恐怕官府早在万历四年就把歙县的负担强加过来了。

这些人，也都是当之无愧的五县义士。

比如曾经卷入议事局风波的何似，在等候判决期间去世，死之前留下一封遗书，写得十分慷慨激昂：“身虽殒殁，而生平义气之正，鼎镬甘如饴，刀锯不足惧者，必不与囹圄而俱泯。”

不过在官府眼中，这些人是地方上的刺头，欲除之而后快。于是这些人和帅嘉谟同时被捕，罪名各不相同。有的是聚敛骗财，有的是聚众斗殴，有的是寻衅滋事，判罚也轻重不一，从杖责、下狱到流放充军都有。

其中罪名最重的，就是程任卿。他搞起了议事局，仅这一项就和别人的性质截然不同。

官府对他的判词里说：“以欺众罔利之徒，转为犯上作乱之渐，建旗张局，召号者数过万余，缚吏侮官，陆梁者状非一出，造飞言于达路，则江、浙、闽、广亦各惊心。毀禁示于公墙，则山泽闾阎几为解体。”

这些罪状，都是大犯忌讳的事，从判词来看，距离谋反只差了一线。

所以程任卿的判决最重，居然是斩监候——相当于死缓。整个徽州大乱中，被判处死刑的，只有他一个。

程任卿真是个奇人，在监狱里得知这个消息，没有哭诉哀号，而是慨然上书自辩。他不愧是徽州出身，自带讼师光环，洋洋洒洒写了一大篇，居然探讨起判决书里援引的大明律和犯罪事实的适用问题。

他没否认那些指控事实，但是声称判决引用的法律条文不对，性质不适用于本案。一点、两点、三点……论点鲜明，逻辑缜密，旁征博引，简直可以拍一部大明版的《律政风云》。如果说帅嘉谟是数学学霸的话，那么程任卿就是生不逢时的法律达人。

这些抗辩，并未能改变他被判死刑的事实。不过斩监候这个罪名很微妙，判了死刑，但什么时候执行却没说，这就留下许多可以操作的空间。

在许多有心人的保护下，程任卿并没有秋后问斩，而是舒舒服服待在监狱里。徽州府考虑到五县民众的情绪，不敢轻易执行死刑，索性一直拖着。

程任卿在监狱里待久了，穷极无聊。他决定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写书。

狱中写书这事，在中国屡见不鲜。不过程任卿要写的这本书，和寻常的可不一样——准确地说，他不是写，而是编书。程任卿联络了徽州府的官吏和诸县友人，把围绕丝绢案的大大小小的文书，都搜集起来，汇集成册。

要知道，丝绢案持续了这么久，中间各个利益集团无数次争吵议论，留下了大量文字资料。乡绅们的书信、题记、状书，诸县申文，诸府、兵备道、抚按两院一直到户部的各类揭帖、告示、宪牌、奏文、判决书、保书，等等，应有尽有。

徽州又有健讼传统，健讼的前提是有深厚的资料基础，因此各县都有保存档案的习惯，私人还偷偷留下抄本。因此，程任卿编这本书不缺素材。

他只花了半年，便编撰成一本书。

不知出于什么目的，程任卿给这本书起了一个特别容易让人误会的名字，叫《丝绢全书》，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讲怎么造丝绸的，以后可以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放在一个书架里。

《丝绢全书》分为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卷，从隆庆四年帅嘉谟上书海瑞开始，到万历七年《奉按院豁免均平公文》终（其实最后还附了一篇何似的临终说帖），一共收录各处文书一百三十七篇，基本上囊括了整个徽州丝绢案从官府到民间的全部重要文献。

按照程任卿的想法，他编这本书的目的，是剖白心迹，表明冤屈。很难得的是，程任卿并没有一般文人的臭毛病，他虽然自认冤屈，但对《丝绢全书》没有进行任何裁剪修纂，始终保持客观中立。哪怕是对他和五县不利或谩骂的文字，照样一概收录，不改一字，最多是在底下加一行批注，略微辩解几句。

《丝绢全书》里的很多歙县文献，把程任卿描述成了一个贪图小利、沽名钓誉的丑角。不知道程任卿编撰到这一部分时，是不是会摇头苦笑。但他严守立场，未做涂抹，而是原封不动地抄录进去，堪称史学家的典范。

中国很多古代史料，往往只记录大要而忽略细节，重结论而轻过程，多高层而少下层，所以很多事件——尤其是民间的事件——记录语焉不详，框架虽在，细处缺失。后世之人，只能从字里行间的蛛丝马迹去猜测。像徽州丝绢案，在《明实录》里只有一句描述。光看那个，研究者恐怕只会当其是一场普通民变，一掠而过。

感谢程任卿，能保留下这么多材料，我们才得以窥到当年那一场大辩论的真实风貌，从起因到结果，从官府态度到民众反映，无不历历在目，生动无比。

这篇小文里有大量细节描写，绝非“键者”杜撰脑补，实在是《丝绢全书》里收录的资料太细致的缘故。明代民间县一级事件，能记录到这种程度的，可谓绝无仅有。

（附截图一张，足见里面提供的史料详细到什么程度——差不多可以当电影脚本来用了。）



程任卿的这个斩监候，一候，就候了二十年。后来有个做官的同乡叫余懋学，上书给他喊冤，最终得以改回充军，并被发遣到边疆。程任卿这人也真有能耐，戍边期间居然还立了大功，当上了把总，最终荣归故里。

婺源人民，始终记得这位抗争英雄，也在《婺源县志》里的义士传里留了一个位置给他。而《丝绢全书》，也因此流传至今。

程任卿的事，就这么结束了。

但丝绢的故事还没完。

万历二十年（1592年）前后，距离徽州丝绢案已经过去十几年。这件尘封已久的案子陡然又被掀开一角，显露出了一个此前几乎没人留意的惊天细节。

掀开这一角的，是一位婺源籍的官员——南京户部右侍郎余懋学。他忽然上了一道《豁释丝绢大辟疏》，为程任卿乞求减刑。在这篇疏里，余懋学讲述了当年徽州之乱期间发生的一件隐秘往事，而且牵涉了一位曾经的大人物——张居正。

万历三年，余懋学时任南京户科给事中，以敢言直谏而著称，先后数次上书，批评张居正的种种政策太过操切，言辞十分激烈，是变法的反对者之一。尤其是万历五年“夺情”事件之后，张居正把余懋学削职为民，赶回婺源老家永不叙用。

余懋学返回婺源之时，正赶上徽州之乱爆发。

当徽州丝绢案爆发之时，有人来找余懋学助威。余懋学为人比较警惕，没有答应，只是写了封信给徽州知府，劝说恢复旧制。结果户部尚书殷正茂误以为他也参与其中，还写信来询问。余懋学忽然意识到，这是张居正余怒未消，打算借机惩治自己，便行事更为谨慎，闭门不出，也不与别人来往。

万历五年八月前后，暴乱差不多结束了，官府开始四处抓人。可奇怪的是，无论是两院还是兵备道，首先发出来的缉拿令，都口口声声说是豪右宦族作乱。

余懋学这个说法，在《丝绢全书》里也有佐证，其书里收录了《查豪右牌面二张》《按院再议均平查访豪右宪牌》《都院再访豪右宪牌》三份文件，都是各级官府的明发文件。另外还有一份歙县人的举报信，说五县暴乱的主谋，在于“二三豪右，坐地主盟”。

官府为什么把矛头对准当地土豪乡宦？余懋学认为，这是得自张居正的授意，试图把他也攀扯进来，好进一步报复。

按照余懋学的说法，在事件期间，张居正给应天巡抚胡执礼写了封密信，指名说婺源大乱的根源，在于前南京尚宝司卿汪文辉和余懋学；同时张居正还指使都御史王篆，写了一封信给应天巡按郑国仕，说余懋学和另外一个叫洪垣的婺源乡宦是主谋，一定得严惩。

甚至连殷正茂，都亲自给徽州知府写信，暗示余懋学和暴乱的关系。

种种压力之下，各级官府不得不积极行动起来，开始大张旗鼓地抓捕当地豪强。可命令传到了徽州府这一级，态度陡然消极下去——这完全可以理解，朝廷与基层之间隔着一道乡绅，要实施有效统治，不争取到他们的合作是不行的。

徽州府若是傻乎乎地听从上级指示，使劲打击当地豪右，那会得罪一大片人，以后管起来就更难了。所以徽州府给朝廷回了一封公文，叫《本府回无豪右申文》，不用看内容，光看标题就知道：“本府不存在豪右，自然也就谈不上抓捕了。”

胡执礼和郑国仕本来也只是迫于张居正的压力，才发牌捕拿。现在徽州府否认，加上余懋学在北京的几个朋友王锡爵、陆光祖、李世达等人也写信过来劝其守正，抚、按两院乐得顺水推舟，改口说既然不是豪右作乱，那一定是生员闹事，改抓他们吧。

然后，这才有抓捕程任卿等人的动作。

在给这些人议罪之时，张居正因为找不到余懋学的罪碴儿，心里很不爽，又听说余懋学跟程任卿关系不错，便特意指示刑部要严办。结果原本给程任卿判的是充军，被张居正这么一插手，最后变成了斩监候。

这些八卦，余懋学本来是不知道的。他后来起复，重回官场。李世达和郑国仕给他出示了张居正和王篆的亲笔信，他才知道当年自己处于多么危险的境地，自称当时吓得“毛发犹为悚然”。

至于程任卿被判死刑，余懋学认为不过是代他受过罢了。

余懋学这次上疏，希望能够申请豁免程任卿死罪，改判充军流放。他还特意提及，当时的户部尚书殷正茂致仕以后，隐居歙县，也一直为释放程任卿而奔走，说明他内心有愧。

余懋学是言官出身，笔法厉害，为了替程任卿正名，狠狠地批评了一通朝廷对徽州丝绢案的处理意见，先后列举了五不堪、五不通、四诬捏、四不协，如同檄文一般。

言外之意，整个徽州之乱，张居正得负首要领导责任，是他强行偏袒歙县，强令户部、应天两院改税，五县人民，尤其是婺源人民被迫反击，是有大义名分在的，不可以简单地定义为“民变”。

余懋学讲的这个故事，我觉得真实性有待商榷。从推广一条鞭法的角度出发，张居正确实对徽州之乱施加过一定影响力，但若说整件事情就为了针对一个回家待业的前言官，未免太过阴谋论了。最多是张居正搂草打兔子，顺便而为罢了。

徽州之乱，究其过程，跟余懋学本人真没什么关系，他单纯是想多了。

有趣的是，别看余懋学对徽州丝绢案有诸多批评之词，却只字不提翻案之事。不光不提，他在文章最后不忘补上一句：“乃若丝绢均平，处分久定，臣不敢复置一喙，以滋纷扰。”

什么意思？现在丝绢案已经过去了，我也不好多说什么，免得再生变乱。

余懋学心里很清楚，徽州的“人丁丝绢”税惹出那么多风波，费了多少力气才算谈妥。他身为徽州人，可不敢轻易言改。万一因为自己一言而再起纷争，徽州上下，非把他吃了不可。

批判张居正容易，再辩论一次徽州的丝绢税？还是算了吧。





第二卷

笔与灰的抉择

婺源龙脉保卫战





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的九月初九，正逢大明的传统佳节——重阳节。

在这一天，帝都的天家会登上万岁山，登高燕饮，簪菊泛萸。从京城到十三个布政使司、南北直隶的普通百姓，同样也要畅饮重阳酒，分食花糕。家里有女儿的，还会在这一天返回娘家，一起拜祭灶神和家堂，其乐融融。

不过此时的南直隶徽州府婺源县，却是一片愁云惨雾。居民们虽然也忙于重阳之事，可都有些心不在焉。从知县、县丞、主簿、典史、县学教谕到当地有名望的乡绅乡宦，都聚在紫阳书院，一脸颓丧，一脸愕然。

就在一天前，有本县的快手从南京风尘仆仆地赶回来，抄回了一份乡试榜单。

明代科举分为三级：乡试、会试、殿试。其中乡试是行省一级的考试，三年一次大比，考试时间是在八月，因此又称“秋闱”。能通过秋闱乡试的士子，成为举人，有了进京跃龙门的资格——范进中举，境况立即天翻地覆，可绝不是小说家夸大。

万历二十八年庚子，正是大比之年，整个南直隶的学子都汇聚到了应天府，集中考试。乡试一共三场，一般于八月九日、十二日和十五日举办，放榜日期则视考官阅卷速度而定。像南直隶这种文教繁盛之地，每一届考生都高达四千余人，往往拖到九月初才会放榜。

榜单一出，婺源县派去观榜的快手第一时间抄了结果，回报县里。

这次结果，让他们无比震惊。

婺源，脱科。

就是说，婺源县去考试的士子，一个中举的都没有。

严格来说，这一届婺源县中举的有两个人，一个叫汪元哲，一个叫汪若极。不过他们俩一个是六合人，一个是旌德人，只是寄籍在婺源县学。所以更准确的表述是：万历二十八年秋闱，婺源县本籍学子全军覆没。

这简直太荒唐了。

婺源是什么地方？那是朱熹朱老夫子的祖籍所在，儒宗根脚，灵气攸钟，一等一的文华毓秀之地。

即使好汉不提当年勇，只看本朝往届乡试成绩：上一届，也即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婺源籍中举士子七人；再上一届，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中举士子六人；再上一届，万历十九年（1591年），中举士子七人；甚至在万历十三（1585年）、十六年（1588年）两届，每一届都赫然有八位婺源士子过关。前追隆庆、嘉靖、正德、弘治、成化诸代，哪一届秋闱，婺源县都能拿下至少一掌之数的解额。

要知道，这可是南直隶，是竞争最残酷的考区。婺源区区一县，能保持如此之高的中举率，足可以自矜文运丕隆。

这么一个科举大县，今年竟然被剃了一个光头，这怎么可能？

婺源人的第一个念头是，不会主考官在舞弊吧？

科场舞弊，不算什么新鲜事。不过这一届的主考官，一个叫黄汝良，一个叫庄天合。黄汝良是著名的清直之臣，顶撞过藩王，惩治过南京守备太监；庄天合是万历皇帝的老师，行止端方，两个人都不像是会作弊的人。

那问题只能出在提调官身上。

提调官是负责科举具体庶务的官员，最容易居中搞搞猫腻。这一届的提调官是应天府的府丞，叫徐公申。婺源人一打听，问题还真出在这家伙身上。

嘉靖四十年之后，应天乡试不允许南直隶籍贯的人做主考官，以防有偏袒同乡的行为，对提调官的籍贯却没限制——毕竟提调官不管阅卷，想偏袒也没办法。

可人的智慧总比规则要高明一些。不参加阅卷，同样有办法做做手脚。

徐公申是苏州长洲人，他利用提调之权，故意把老家苏州、松江、常州三府的卷子和江北的庐州、凤阳、淮安、扬州四府的混在一起，先送进考官房；等到阅卷过半，他再把应天、镇江、徽州、宁国、池州、太平六府的卷子送进去。

科举都是主观题，是否中举，完全取决于考官一念之间。江南士子的水平，比江北高出一截。徐公申把江南三府和江北四府的考卷掺在一起送进去，无形中会产生对比，让三府中举率更高。

更何况，本届乡试人数太多，考官阅卷的时间有限，容易心理倦怠。批前面的考卷，可能还会仔细批阅品味；批到后来，便开始敷衍，恨不得全刷下去才好。徐公申把应天等六府的卷子押后送达，等于为自己老家淘汰掉了一半竞争对手。

对这个行为，六府考生愤恨不已，却也无可奈何。

人家一不受贿泄题，二没冒名夹带，三无涂改考卷，只不过是改了改送卷的次序，没违背任何规则。因此这件事虽惹得物议汹汹，但终究还是不了了之。婺源人得知真相之后，悻悻而退。算了，这次运道不好，下次咱们再来讨回公道。

三年之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癸卯秋闱再开。这一次应天乡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赴考士子超过六千人，是明代南直隶乡试人数最多的一届。而录取解额只取一百三十五人，百分之二的录取率，可谓空前残酷。

这一次婺源县尽遣精英，务必要一雪前耻。

重阳节之前，榜单贴出来了。

婺源士子中举者，有施所学、方大铉、余懋孳、卢谦四人，其中卢谦是庐江籍，婺源本籍的只有三人。

总算没脱科，但也仅仅比没脱科好那么一点点。不过婺源人的希望还没彻底断绝，因为考试还没结束。

乡试结束后，全国举子将在次年的年初赶赴京城，参加礼部举办的会试，称“春闱”。会试通过的考生，叫作贡士，仕途之望已是板上钉钉。接下来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