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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未远去的背影-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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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与瞿秋白，既可比又不可比。可比处，则在于他们都曾是中共领袖。不可比，则在于陈独秀任中共领袖前，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帅，早已名满天下，业绩光焰万丈。而瞿秋白的经历则很单纯，二十出头就到了苏联，一开始就是以共产党人的身份投身社会的。共产党人，这是瞿秋白惟一的社会身份。陈独秀被捕后，有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宋庆龄、蔡元培、胡适、翁文灏、傅斯年等社会知名人士以各种方式，阻止国民党把陈独秀送上断头台，甚至国际知名人士杜威、罗素、爱因斯坦等，也致电蒋介石，为陈独秀说情。国内外人士在向国民党和蒋介石力争陈之不可杀时，也都以他“五四”时期的业绩为理由，这也是惟一的理由。在各国人士的努力下，陈独秀案走向了公开审判，一时间成为轰动全社会的大新闻。此前此后，国民党抓过、杀过、关过、放过许多共产党人，但都由“军统”、“中统”或各级党部处理一切。而陈独秀则站在了公开审判的法庭，且有章士钊这样的大律师为其辩护。——陈独秀是惟一的经过了国民政府合法审判的共产党人。在这一点上，瞿秋白则显然与陈独秀毫无可比性。真心想营救瞿秋白者如鲁迅，却又无由营救。自己本就是国民党的敌人，又怎能请求国民党不杀一个曾经的共产党领袖。鲁迅如真的公开营救瞿秋白，那才是大滑稽事。宋庆龄、蔡元培、胡适、翁文灏、傅斯年这些人，或者并不关心瞿秋白的生死，或者甚至认为瞿秋白确有可死之罪。即便有人觉得瞿秋白大可不杀，也实在没有过硬的求情理由。
对于蒋介石来说，陈、瞿之不可比，还在于二人之罪实属不同性质。陈独秀执掌共产党时，国民党尚未在全国执政。国共两党，同属“革命党”、“造反党”，是“难兄难弟”的关系，是共同反对北洋军阀的“同志”。在陈独秀时代，国共两党还有过几年亲密的“合作”。从1927年国共破裂开始，陈独秀即离开了共产党的领导层，1929年11月，更被中共中央开除了党籍。陈独秀被起诉时，最大罪名是“危害民国”。这里的“民国”，当然指1927年以后蒋介石的“党国”。而1927年以后，陈独秀成为中共的反对者，后更成为所谓“托派”的领袖。中国的所谓“托派”，是中国共产党的反对派。“托派”当然也反对国民党的“党国”，但不过是“一小摄”书生在那里空议论而已，并未对“党国”构成真正的“危害”。
瞿秋白则大不同。对于蒋介石来说，瞿秋白可谓是罪大恶极。1927年8月1日的南昌暴动，标志着中共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开始。而这一开始，就与瞿秋白有很大关系。就在此前不久，瞿秋白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六人常委之一，实际上则成了最高领导者。在南昌举行暴动，正是在常委会上讨论决策的。从这时开始，瞿秋白策划指挥了在各地的一系列武装暴动，大玩其血的游戏，并积极准备“全国总暴动”。这期间，除著名的湖南“秋收暴动”外，湖北的蒲圻、咸宁、公安、石首、松滋、沙市、通城、通山、崇阳、孝感、麻城、黄安、洪湖等地，江西的修水、德安、弋阳、鄱阳、横峰、万安等地，广东的广州、海丰、陆丰、琼崖等地，江苏的宜兴、江阴、无锡、崇明等地，河南的四方山、光山等地，河北的玉田等地，陕西的清涧等地，都曾“霹雳一声暴动”。有的地方，暴动取得一时成功，建立了“苏维埃政权”。1927年11月，瞿秋白中央命令张太雷在广州准备暴动。12月11日，张太雷领导的广州暴动取得胜利，暴动者占领了广州，建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但在第三天即被击溃，张太雷也死于乱枪之中。——我们还记得，是张太雷把瞿秋白介绍进共产党，现在瞿秋白又把张太雷送上了黄泉路。虽然各地的暴动一个接一个地失败，但瞿秋白中央仍然强调革命正处于“高潮”，仍然认为“革命形势”正在“高涨”。在这期间，瞿秋白中央还做出了“尽量施行红色恐怖”的决策。怎样施行“红色恐怖”呢？一个字：杀！瞿秋白中央指示各地：“杀尽改组委员会委员，工贼、侦探、以及反动的工头”，“杀尽土豪劣绅、大地主、烧地主的房子”，“杀政府官吏，杀一切反革命”。
1931年6月，中共第三任领袖向忠发被捕。虽然被捕后立即叛变，供出所知的全部机密，但蒋介石还是下令立即“就地枪决”。蒋介石对瞿秋白的处置虽不同于陈独秀，但也不同于向忠发。国民党对瞿秋白，有一个堪称漫长的劝降过程。只要瞿秋白肯明确地表示“悔意”，只要瞿秋白肯公开声明脱离中共，即可免死。这首先是因为瞿秋白的价值远不同于本质上是草包和流氓的向忠发。像向忠发这样的人，当国民党从其口中掏出了全部有用的东西后，他就毫无价值了。豢养他，甚至是国民党的耻辱。而留下一个“翻然悔悟”的瞿秋白，却大有利于国民党的“党国”。国民党对瞿秋白的劝降，可谓用尽心机，几番派“干员”从南京到长汀。从5月上旬身份暴露，到6月2日蒋介石下达枪决令，这二十多天，劝降工作由“军统”进行。“军统”劝降无效，蒋介石才下令杀瞿。枪决令下达后，“中统”头领陈立夫心有不甘，当然更为了与“军统”争高下，于是便星夜面见蒋介石，请求枪决令暂缓执行，再由“中统”派员往长汀，开始新一轮的劝降。但无论是“军统”的威迫利诱，还是“中统”的巧舌如簧，都不能令瞿秋白越过“底线”。——这样，瞿秋白便不得不死了。
瞿秋白被“就地枪决”之日，36师也贴出了布告。布告说：“凡民十六年以后，各地共匪之行动，悉由该匪唆使，以赣皖闽粤湘鄂豫川等省之生命财产，直接间接，受该匪之杀戮焚毁者，不可以计数，其罪大恶极，已不容诛。”＇12＇
2008年1月3日凌晨
＇1＇陈修良：《怀念杨之华同志》，上海《妇运史资料》1981年第1辑。
＇2＇林梵：《瞿秋白之死》，万亚刚：《国共斗争的见闻》，台湾李敖出版社1995年7月版。
＇3＇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东方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243页。
＇4＇《六大以来》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5＇瞿独伊：《怀念父亲》，《忆秋白》，人民文学出版1981年8月版。
＇6＇林梵：《瞿秋白之死》，万亚刚：《国共斗争的见闻》，台湾李敖出版社1995年7月版。
＇7＇《忆秋白》，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8月版，第322页。
＇8＇陈清泉、宋广渭：《陆定一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178页。
＇9＇张闻天：《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版。
＇10＇吴亮平：《忆与秋白同志相处的日子及其他》，《学习与研究》1981年第5期。
＇11＇吴黎平：《在党的历史的紧急关头——关于遵义会议之前的片断回忆》，《学习与研究》1981年7月第1期。
＇12＇林梵：《瞿秋白之死》，万亚刚：《国共斗争的见闻》，台湾李敖出版社1995年7月版。
两个瞿秋白与一部《子夜》——从一个角度看文学与政治的歧途
一
《子夜》至今仍被视作是茅盾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而《子夜》某种意义上是茅盾和瞿秋白共同创作的，这一点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常识。《子夜》出版后，瞿秋白曾撰文大加推崇，评价甚高。然而，瞿秋白真是发自内心地喜欢《子夜》吗？
瞿秋白与茅盾可谓是多年知交。二人1923年相识于上海大学。其时，从苏联回国不久的瞿秋白除了党内工作外，还在上海大学任社会学系主任，而沈雁冰（“茅盾”笔名到1927年开始写小说才用）则在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兼课，讲授“小说研究”。瞿、沈二人当时是“党内同志”，主要担任的都是党内的工作，上海大学的教务不过是一种副业。不但在党内活动中二人经常碰面，在居处上，两家也成了邻居。沈雁冰夫人孔德沚还由瞿秋白夫人杨之华介绍加入中共。1927年3月，瞿秋白为筹备中共“五大”而离开上海到了武汉。同时，沈雁冰也被中共中央派往武汉工作，并且在瞿秋白的直接领导之下。瞿、沈二人虽都以共产党员的身份从事着政治活动，但二人的政治热情是并不相同的。这时期的瞿秋白，处于政治生涯的上升时期，热情高、干劲足，抱重病而日以继夜地忙碌。沈雁冰则态度有所不同。郑超麟在《回忆沈雁冰》一文中写道：“当时，我们做党内工作的人对于沈雁冰的评价，认为他不是一个积极的党员，但如果党组织派给他什么任务，他会毫不迟疑地完成的。”＇1＇1927年7月，汪精卫在武汉“分共”，国共全面决裂。共产党人在武汉亦遭捕杀。沈雁冰潜回上海，开始写《蚀》三部曲（《幻灭》、《动摇》、《追求》），也开始脱离共产党组织。1928年7月，写完了《追求》的茅盾（其时，沈雁冰已开始以“茅盾”笔名名世），去了日本。
1928年5月，瞿秋白到了莫斯科，筹备中共“六大”。会后，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而留在苏联。1930年8月，瞿秋白回国。在此前不久的1930年4月，茅盾也从日本回到了上海。于是二人恢复了联系。在1931年1月初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米夫煽动王明、博古等所谓“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造反夺权，全面掌控中共，瞿秋白则被踢下政治舞台，隐居在上海，像一块闲置的抹布。在政治上被那批“红卫兵小将”踢出局了的瞿秋白，便想到文学界来寻求安慰和支撑。瞿秋白与茅盾恢复联系后不久，茅盾开始构思和写作《子夜》。在写作《子夜》的过程中，茅盾与瞿秋白在写什么和怎样写的问题上，有过细致的讨论，瞿秋白怀着强烈的兴趣，提了许多建议。1933年2月，《子夜》出版，瞿秋白在4月3日的《申报·自由谈》上以乐雯笔名发表《〈子夜〉与国货年》，又在8月13、14日的《中华日报·小贡献》上，以施蒂尔的笔名发表《读〈子夜〉》，两文都对《子夜》做了热烈的称颂。
1935年2月，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被捕，被囚于36师师部。6月18日被杀。知道自己生命已走到尽头的瞿秋白，在狱中写下了一生中最真实也最重要的文字《多余的话》。这篇两万多字的《多余的话》，是这样结束的：
最后……
俄国高尔基的《四十年》、《克里摩·萨摩京的生活》，屠格涅夫的《鲁定》、托尔斯泰的《安娜·卡里宁娜》，中国鲁迅的《阿Q正传》，茅盾的《动摇》，曹雪芹的《红楼梦》，都很可以再读一读。
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
永别了！
瞿秋白喜爱文学，也有很高的文学鉴赏力。在这番临死前“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的“多余的话”中，瞿秋白也不忘谈到自己留恋的文学作品。所举出的七部作品中，四部是俄国的，这且不论。而其余三部中国作品中，居然有一部是茅盾的《动摇》。留恋《阿Q正传》，留恋《红楼梦》，都很好理解。但留恋茅盾的《动摇》，就很耐人寻味了。如果茅盾的作品根本没有“入选”，谁也不会觉得奇怪。作为一个颇富有文学修养的人，临死前仍留恋的数部作品中，本就不应有茅盾的位置。退一步说，对于瞿秋白来说，临死前如果还留恋茅盾的某部作品，那也应该是《子夜》。《子夜》中有瞿秋白的理念和心血。《子夜》问世后，瞿秋白也热情地肯定。至于《动摇》，应该是当初作为政治家的瞿秋白所鄙弃的。但瞿秋白临死前所留恋的茅盾作品，居然不是《子夜》而是《动摇》，这原因何在呢？
二
从1931年春夏间开始，到1934年1月初离沪赴江西“苏区”，这三年半的时间里，瞿秋白积极介入了“左联”的工作，成为“左联”的领导人之一。而“指导”《子夜》的写作，则是瞿秋白介入“左联”的开始。
王观泉在《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中，根据相关资料和当时的实际情况，做出了两个“假设”。一是1930年9月中共“三中全会”后至翌年1月的“四中全会”前，瞿秋白曾向茅盾谈及“立三路线”，这形成了《子夜》写作提纲中的相关内容。二是瞿秋白读了《子夜》第四章初稿后，对茅盾谈到了“立三路线”对城市工作的危害，并谈到了基层组织对“立三路线”的抵制，这自然也影响了茅盾对相关问题的叙述。据此，王观泉做出这样的判断：“这就证明了未来的《子夜》在共产党和国民党斗争，上海工人运动，共产党内部路线问题，‘左倾’冒险主义的决策与执行之间的矛盾和抵制，‘小热昏’碰上了‘冰桶’，等等所有这些构成《子夜》宏大气势的政治情节的原则，是瞿秋白向茅盾提供的。”＇2＇这就意味着，在“立意”方面，瞿秋白就对《子夜》有深度影响。不妨说，在一定程度上，瞿秋白假茅盾之手，以文学的方式，表达了其时自己的政治理念和经济观点，表达了其时自己对中国社会的看法。
茅盾在多处地方谈及了瞿秋白对《子夜》写作的“指导”，其中以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中《〈子夜〉写作的前前后后》一章所述最详。茅盾主要回忆了瞿秋白对《子夜》情节和细节方面的“指导”。“秋白在我家住了一两个星期，那时天天谈《子夜》。秋白建议我改变吴荪甫、赵伯韬两大集团最后握手言和的结尾，改为一胜一败。这样更能强烈地突出工业资本家斗不过金融买办资本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没有出路的。”这是瞿秋白以改变情节的方式体现自己的理念。“秋白看原稿极细心。我的原稿上写吴荪甫坐的轿车是福特牌，因为上海那时通行福特。秋白认为像吴荪甫那样的大资本家应当坐更高级的轿车，他建议改为雪铁龙。又说资本家愤怒绝顶而又绝望就要破坏什么乃至兽性大发。以上各点，我都照改了。”这说的是细节方面。《子夜》一开头，就有三辆“雪铁笼汽车像闪电一般驶过了外白渡桥”，原来是瞿秋白让这“雪铁笼”出现的。《子夜》第14章，写惨败后的吴荪甫，在书房里如暴躁的困兽。“他疯狂地在书房里绕着圈子，眼睛全红了，咬着牙齿；他只想找什么人来泄一下气！他想破坏什么东西！他在工厂方面，在益中公司方面，所碰到的一切不如意，这时候全化为一个单纯的野蛮的冲动，想破坏什么东西！”恰在此时，佣人王妈捧着燕窝粥进来，吴荪甫便把王妈奸污了。读过《子夜》的人，恐怕都会对这个细节有深刻的印象。原来，最初的“创意”来自瞿秋白。但瞿秋白只说吴荪甫应该“破坏什么乃至兽性大发”。急中生“欲”地强暴女佣，却是茅盾的想像。——茅盾也真能想。
瞿秋白的意见，却也并非都为茅盾所接受。在《回忆秋白烈士》一文中，茅盾说：“秋白见了我们很高兴，问我在写什么，我说正在写《子夜》，他很有兴趣地问了故事的大概情节。……过了几天，我带了写好的几章去，从下午一时，他边看边谈，直到六时。谈得最多的是关于农民暴动的一章，写工人的部分也谈了不少。因为《子夜》中写工人罢工有盲动主义的倾向，写农民暴动没有提到土地革命，秋白告诉我，党的政策哪些是成功的，哪些是失败的，建议我据以修改《子夜》中写农民暴动和工人罢工的部分。（关于农民暴动，由于我当时连间接的材料都没有，所以没有按秋白的意见修改，而只是保留了游离于全书之外的第四章。）……”＇3＇晚年茅盾说到当初未按瞿秋白意见修改写农民暴动的一章时，把原因归结为“连间接的材料都没有”。而晚年郑超麟在《回忆沈雁冰》中，则提供了另外的解释：茅盾从根本上反对中共在农村所发动的农民暴动。郑超麟说，1927年，沈雁冰从武汉回到上海后，他登门探望：“我们谈了许多话。我忘记了谈话的内容，但有一点是不曾忘记的，即是他明白向我表示反对当时党在乡村所实行的武装斗争路线。……那天他还引了太平天国时期的一件故事。似乎在安徽某地太平天国进行了土地革命一类的事情，即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到了太平天国失败以后恰好是这个地方的农民特别反对太平天国的。”这样说来，茅盾之所以未按瞿秋白意见去写农民暴动，并不是因为对农民暴动“连间接的材料都没有”，至少这不是全部的原因。并不赞成瞿秋白们曾经热衷的农民暴动，并不以中共在农村进行的“土地革命”为然，是茅盾不能按瞿秋白意见写农民暴动的原因，至少是原因之一部分。当然，后来茅盾在回忆当年时，不可能把这方面的原因说出来。
《子夜》出版后，瞿秋白在《〈子夜〉与国货年》中做了这样的评说：“这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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