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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的说他的自杀牵涉到他在任县委书记时的腐败问题，说他为招商引资以他的名义担保贷款几千万，但被外商捐款逃跑，最后来还是不了了之，为此上级纪检部门正在对他进行调查。
　　也有的说他一贯腐败，举报他的人不计其数，什么朴素什么家徒四壁（前几年我看了由J　省电视台做的关于他的一个专题片，看得出他的家里的确非常俭朴，连一般的装修水平都达不到，我当时是记忆犹深，曾说还有这么廉洁和务实的县委书记！）什么从来不受礼都是做秀骗人的！
　　更有的说他是为保护省里某要员，而这位官员对他有知遇之恩，他的死带有效忠的意思…
　　总之，各种小道消息铺天盖地让人根本无法辨别真伪，于是在没有任何正确的可靠消息之前，我们都觉得有些道理。况且，对于一个这样级别的官员，人们也宁愿相信腐败的暴露是他死亡的唯一理由。
　　想想也是，一个全国优秀县委书记，一个位居高位的官员，一个本身就是查处腐败的纪检干部，如果不是因为自身的不洁而遭致身败名裂抑或即将被人民法庭所审判，他又缘何要选择由自己来消灭自己的精神和肉体呢？
　　然而，还有一种声音出现了，又有很多人说吴此仁想当一个清白的“官”。每次下基层吃饭，他都交伙食费。为防止有的同志给他送东西，他把多年养成的抽烟习惯都戒掉了。他在县里坐的车是部跑了25万公里的旧车，县长和有关部门多次提出换辆新车，他始终没有答应。有一次，他老母亲从远隔200　公里的老家搭一辆装煤的货车来宜丰看吴，在离县城20多公里的某镇煤矿下了车。他不让办公室派车去接，也不准煤矿派车送来，让老人在煤矿招待所住了一晚，第二天才搭便车来到县城。还有他的妻子是民办教师，多年被评为先进和模范，但她还是一名合同制职工。他女儿考取大学，要到数百公里外的一个市里去读书，她第一次出远门，临行前因病在床上躺了三天，他妻子不放心，也有人说，用公车送送，个人出点油费不算什么事，可吴坚持让她坐公共汽车去…
　　这样的官员是“贪官”么？
　　但既然不是贪官为什么在官场上处于如日中天的时候还要选择自杀呢？
　　这是一个至今还没有揭开的谜，对于吴的真正死因，他本人已将其带入另一个世界，而心灵永远是一个迷团，只有当事者最清楚。
　　有的人觉得应该从他的性格上去分析，他是否心理上存在严重的障碍？
　　据说吴是一个极其内敛的人，象五十年代的干部一样，到工作对象那里就餐还要交伙食费，而且也严令属下也必须这样做，因此，与他共事的下级对此是相当反感的，这从而也导致了他交往的闭塞以及官场中人对他的憎恨和敬而远之，所以断定他是一个痛苦孤独的人应该是毫不过份的。另一方面，吴确实拒财拒腐，但他又有不忍打破送礼者情面的习惯，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怪事，当无法拒绝登门造访者时，他会将对方的礼金收下，然后第二天就立即上交给纪检部门，但上交时他是绝对不会透露送礼者姓名及送礼者目的的，至于送礼者托办的事情自然石沉大海，真可谓赔了夫人又折兵。实际上由此可以想见，当已送出礼的人见事情竞然根本没有达到自己想象的要求时，对吴此仁的那个恨呀……
　　抛开贪财送礼者不说，为其它目的送礼者自然要举报这个“吃人不吐骨头”的“恶贪”了，而对于吴本人来说又是一种怎样的委屈呢！他的泪水只能流入自己的肚子里了。
　　其实，不要说对他人，他对自己的亲人也是坚守自己的原则的，他的一个女婿在县里做临时工，吴在该县任县委书记时以怕影响不好为由拒绝给自己的女婿转正，到了新安市升为市委常委、纪检书记，应该有理由了吧，但依然未办，为此，他爱人和家庭与他反目，死前半个月还与爱人大吵一次。
　　吴来新安市八个月，共主动上交贿金人民币（现金）50多万元，礼品无数，所有举报的受贿款都能在上交的贿金里面查找到相应记录。
　　据说吴只留下两封遗书，一封给其妻子，一封给一个省委领导，具体内容不得而知。
　　中纪委调查组调查结束后，新安市委、市人民政府为吴开了一个小小的追悼会，悼词中提到他的死因时称其工作压力过大。
　　还据说在专案组调查吴此仁死因时，新安市委书记以探亲的名义急飞美国，在那个遥远的大多数新安市人民看不到的自由的国度，有他的“极其痛恨资本主义腐朽制度”　的自费留学的儿子。
　　众说纷纭…
　　第51章　去意渐生
　　1
　　2002年下半年，对J　省公安系统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新任公安厅厅长大刀阔斧，对全省公安系统实行了几项大的改革。
　　一是在省委的大力支持下，对全省十多个设区市公安局长和一百多个县级公安局长进行了交流高配。设区市公安局长和80名县（市、区）公安局长进入同级党委、政府班子，省公安厅国保、刑侦、治安、交警四个总队升格为副厅级。
　　二是召开全省派出所基层基础建设会议，省委书记亲自参加，领导的高度重视，揭开了J　省全面加强公安基层基础建设的序幕，全省绝大部分县（市、区）公安局的派出所升格为副科级。以往大部分派出所所长尚为正股级，一夜之间都成了副科级。
　　J　省公安的春天来了，大家都有种前所未有的兴奋。
　　在如此大好形势下，新安县公安局在一个月之内也发生很大的变化，年龄已到的丁局长退居二线，到政协任副主席，张政委在韬光养晦了几年之后，任命为新安县委常委、公安局长，时年39岁。而政委直接进入县委常委，担任公安局长，全省为数寥寥。
　　新安县22个派出所所长全部解决副科级待遇。
　　乘此大好东风，我和另一位派出所指导员在历经组织部的一番考察之后，也上报县委常委会拟任副科级。
　　一些同事和朋友由衷地为我感到高兴。
　　我却没有一丝兴奋，相反有些隐隐的担忧：在县委常委会能够通过吗？
　　同事和朋友都替我打气：这一次派出所所长、教导员解决副科级，是上面的政策精神，组织部也考察了你，组织部长、政法委书记、分管政法的县委副书记都没有意见，常委会只不过走走形式，更何况，那些领导都同意了的，应该说没有什么问题的。还不要说，你都“锻炼”那么七、八年了，本来都可以进班子的，现在解决一个副科级难道算过分吗？更何况，你这么些年来，成绩也是有目共睹的，你上不去，那真是邪门了。
　　我想想也有道理，便自嘲：这些年经过数次人事的变动，我在同事中间年纪虽不算大的，但在县公安局年轻人里任中层干部的资历上讲，却是当之无愧的元老了。一个副科级，从公务员序列的角度来讲，是最低层、最小的级别，实在是不值得可喜可贺的，但人在“官”场身不由己，有些时候就是为了一口气和名誉尊严，并不是非要当上这个　“官”可以用来干什么。但既然身在“官”场，就必须走到底啊。
　　令谁都没有想到的是，邪门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我和另一位派出所指导员拟任副科级的提议，在县委常委会上被县委书记一句话予以否决。
　　这句话是“公安局长可以进常委，政委也进常委？”，言下之意，派出所所长可以解决副科级，指导员怎么可以跟着来呢？
　　新任常委、公安局长张局长解释：这是上面全省加强派出所基层基础建设会议要求的，派出所的机构实行副科级之后，指导员相应地也应该为教导员。那两位同志通过考察，也是反映很好的。
　　县委书记没有丝毫的商量余地，理由是没有职数了。
　　以前都表态同意了的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组织部长都没有作声。
　　县委书记就是前文提到过的县长，由县长转任不过一年多。
　　得知结局，全局哗然。
　　我此时才知道，担心的事情终于出现了，而这种结果也许就是命中注定。选调，从政，领导，多么残酷、现实的道路，夹杂多少权力斗争、利益冲突、人情事故。像我这种不适合这条道路的大学生也走进来了。看来只能充当炮灰，散在领导的周围呀。
　　我再一次地落伍了。
　　2
　　我没有像另外那位指导员那样怒不可遏，甚至去找有关领导试图“力挽狂澜”，事实上，常委会决定了的事情，要想纠正过来，难度可想而知，除非比县委书记更大的官员出面！
　　结局已经如此，痛苦之余便是漠然，心想这么多年都是不顺，再多一次不顺也翻不了天，人，照样还得生活，还得吃饭、睡觉、工作。渐渐的，我在朋友和同事之间也懒得牢骚了，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哀莫大于心死”？？
　　彭勇一声叹息：这世道。
　　我一声叹息：时也，命也，运也。
　　一天下午，手机响起的时候，我正好在办公室讯问一个利用假古董实行诈骗的嫌疑人，一看号码，不熟悉，好像是广东的区号。
　　一听，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声音。
　　“戈指导员呀，你好呀，现在在忙什么呢？”语气慢条斯理的，明显带有调侃的口吻。
　　我脑海里立即像过电影般的对在广东的朋友进行了筛选，可却始终确定不了这个来自广东的电话会是谁的。
　　“你好，不好意思，请问你是？”我仍然在努力寻找记忆，高中同学刘时新，他的声音我太熟悉，不是他，其他几个大学同学，倒是有几个在广州工作，会不会是他们当中的一个，这么多年过去了，声音都变得模糊了，我苦笑了笑：“兄弟，别逗我了，你是哪一位呀？
　　“睡在你上铺的兄弟呀，怎么就忘了？”
　　“陈武豪，是你，你这家伙，怎么你去了广州？”我叫出声来。陈武豪在警校培训的时候就住在我的上铺，当时他是分在清州地区溪资县公安局，听说前几年就在刑警大队干副教导员，但一直没有进步。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呀，我只好胜利大逃亡了。”陈武豪打着哈哈。
　　“什么时候去的，怎么过去的。你这家伙，保密工作做的这么好。”
　　“今年年初。我算了算，都来了大半年了。”
　　“到现在才和我联系，还睡在上铺的兄弟呢。在哪里干吗呢？
　　“唉，又不是高升，跟你联系还是因为我们关系好，其他人还不知道呢。至于在这里嘛，仍然当警察，在一个派出所当片警。”陈武豪声音有些低沉。
　　原来，陈武豪的妻子在广州工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调到广州市白云区某派出所当了一个普通民警。
　　“你现在好了，离开小县城，成为大都市的人了。”我羡慕地说，“不像我们还在这里苦苦挣扎呀。”
　　“你现在怎么样了。”
　　“还能怎么样呢，不就是个小小的指导员罢。”
　　“弄了副科级吗？”
　　我的心痛了一下：“没有，这一次本来报了，但没有弄上，还是没有去找人呀。”
　　“其他同学呢，咳，这么多年了，很多人自那次培训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了，联系也非常少，不知道他们情况怎样了？”
　　“差不多，没有几个实现了目标，绝大部分还是中层干部，有几个到现在为止还是一般民警。”我淡淡地说，“我们这批人的命运都不怎么的，说了都没有什么意思。倒是那几个改了行的不错，都当镇长书记了。有两个考研究生考上了，现在在脱产学习呢。就拿我们师大这八个人来说吧，教育传播系的丁庆国在区委组织部当干部科科长了，化学系的周华现在到派出所当所长去了，政教系的两个，邱维新是到交警大队当教导员了，陈振华是巡警大队的大队长，体育系的王幼滨现在是党委委员，水上分局局长，音乐系的孙涛在政工科当副科长。”
　　“妈的！想不到当年风云一时的师大一戈现在落个这等结局，八年了，命运使然呀。”
　　“别提了。”我叹了一口气，“八年前毕业，带着年轻人的狂妄，带着成就一番功业的愿望，开始了我们真正的社会征途。自信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有梦想到哪里也一样起飞。转眼之间就是八年过去，当年的雄心壮志朝夕间灰飞烟灭，轰轰烈烈的开始换来的无可奈何的叹息、哀怨。虽然我们现在的青春还在，梦想还在，但沧桑的岁月，会磨噬我们顽强留存的警察情结和当年的承诺吗？八年的时间，日寇都被中国人赶出了祖国的版图，可我们怎么就看不到胜利的曙光呢？”
　　“不当警察后悔一辈子，当了警察一辈子后悔！我到这里来，又要一切从头干起，还是个片警呢。戈冰剑呀，我们付出的代价是不是太大了？”
　　“咳，怎么说呢？”
　　“我觉得，我们选择做选优生，可以说是选择的偏差，历史的错误。现在想想，放弃也是一种成功，更需要一股勇气。”
　　“你为什么离开，仅仅因为妻子不在一起吗？”
　　“不是的，我俩起初一直是两地分居，我也习惯了，我是真的想好好地在县里干一份事业，但没有想到现实和想象差距太大，其实我到县里后工作很卖力，每一年我总也要搞个嘉奖、立功什么的，第三年，我就安排了当副所长，之后就一直在刑警大队的副教导员位置上岿然不动，去年，大队缺一个教导员，本来我以为可以顺理成章，起码占占那文件政策的光，解决一个副科级―――咳，起初雄心勃勃想当副局长，副政委，到后来，连这个想法都不敢有了，这是时代的进步还是我们思想的退化？”
　　“论学历，论工作能力，我起码应该是个候选人。可是末了的事实又一次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仅凭政策、学历和工作成绩以及泛泛的同事关系是不行的，提升官职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而且这个系统工程是县里掌权的当官们操纵着的，不是我想像的那么简单。结果是什么，连考察都没有资格！”
　　“我发现，我们的性格不适宜在官场上混，我现在认为从政或当官是以丧失自己的尊严为代价的，也许这句话可能偏激了。要想朝上爬，必须说一些违心的话，做一些违心的事，官场的潜规则太多。由奴仆到主人再到奴仆才能成为更高的主人，如此循环而已，这就是升迁之路！！所以我得出的结论是：不要对基层官场抱有任何幻想，不要以为选调生三个字能够给你带来什么！”
　　不要对基层官场抱有任何幻想，不要以为选调生三个字能够给你带来什么！这段话像重锤一般敲打着我的鼓膜。
　　下基层，需要勇气，走，更需要勇气。
　　我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
　　3
　　又近年底，我被通知到省公安厅参加全省第十四次公安理论研讨会，我写的一篇《顺应WTO　、开拓新路子、全面加强基层公安队伍建设》在该研讨会上评为二等奖。
　　一些留在昌都工作的大学同班同学听说我来了，纷纷说要请我吃饭，他们大多在高校教书，也有在机关工作的。
　　我说我明天就要赶回去，就今天晚上聚一聚吧。
　　在一家装潢比较讲究的酒店里，我和一些同学见面了。
　　同一个寝室的郑发祥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问：“怎么样？老同学，你这警察当得还算舒心吧？”
　　“还是你小子命好，现在都是博士了！”
　　起初分到天州师范的郑发祥在前几年考到了南京师范大学的研究生，今年又考到了心理学博士，我就感叹，“没有想到我们寝室和我头顶头睡了四年的兄弟居然头脑这么发达，一混就混成了一个博士，在那时好像看不出你有什么特别之处呀？”
　　“博士有什么了不起的。”郑发祥不屑一顾。
　　在饭桌上，我们自然聊些各自的境况。
　　但大多数同学对我很关注，纷纷问起我的情况，毕竟当初我是代表一个班、一个系甚至一个学校的优秀大学生呀！
　　我很有些自惭形秽，当初的确在学校是风云人物，想不到如今混得这么差，据说师大现在相当跑火，我不留在学工处的那个指标给了中文系的另外一个人，现在都正科多少年了，哪里像我还是一个股级干部。
　　而我班上28个同学中，混得差的也都在地市一级，在县里的为数寥寥。虽然我自己安慰不要以成败论英雄，不要以地域的好坏来衡量一切，但当同学难得在一起聚聚，听着他们眉飞色舞，我还是不免暗地里要惭愧一番，惭愧之后就后悔，差点连肠子都要悔青。
　　“你没有回师大去看看原来系里和学工处的老领导？”留系的周富轩现在过的有滋有味，据说一年的收入达到了五六万。
　　“咳，我无脸见江东父老呀。”我摇摇头，自从95年警校培训结束之际，学校李副校长请我们师大这八个人吃了那顿饭后，就再也没有回去过了，一来没有时间，二来混得这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