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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身警界-一个选调生的警察生涯-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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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里上上下下再一次被鼓动起来投入到动员学习阶段、查摆剖析阶段、整改建制阶段，所有的民警都以为这和以前例行的运动一样，做做宣传，走走过场就完了，虽然说过要把后进民警分离辞退，但总觉得有些离谱，不是很现实，而且再怎么样也应该轮不到自己吧。
没有想到的是，上级明确规定，5％左右的指标一定要完成，必须分离培训多少人，不然的话，这个地方的“三项教育”就不合格。这个硬性指标给局领导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前几年的教育整顿轰轰烈烈鼓噪了一阵，辞退处分了不少人了，这一次又要动真格，恐怕大家意见将会很大。
眼看着到了后期，各地开始确定分离人员名单，这下有些残酷了，据说有的地方在确定分离人员名单的时候煞费苦心，有的地方把那些平时有些吊儿郎当、工作疲沓，多少有些问题、公众反映比较差的民警叫到领导办公室，苦口婆心说了半天，并答应分离不进档案，不影响职务职级、提拔使用其他什么的，并许诺报销所有培训开销，包括手机费，外加出差补助，这样才使一些反正闲着没事的同志，琢磨了半天，觉得还是化得来，有吃有喝还有补助，去就去吧，难得人家局长政委求你一回，算是支持领导工作吧。有的地方干脆搞民主投票，以得票多少来决定分离人员名单，如此一来，一些自认为群众基础差的开始活跃了，比平时勤快了很多，逢人便露出讨好的笑，并且请过去吃饭喝茶，拉拢感情，弄得投票的结果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只有那些实在是“烂泥糊不上墙的”，没有办法只有哀叹：分离就分离，不就是名声有些不好听吗？还乐得轻松一下。
不过后来也听说有个别地方由于民警被分离而出现了找领导闹事的过激行为，甚至有些地方在搞教育时先把有的人枪都给收缴了，生怕哪个后进民警一下子想不通拿着枪就乱搂火。
据说丁局长和张政委为这件事伤透了脑筋，不免也有些牢骚，说又把他们推到风头浪尖了，光干些得罪人的事情。后来逼得没有办法，只好把这几年受过处分的民警作为分离人员报上去，又引起一番骚动，幸好通过不断的做工作，执行“三不”政策，才得以将这项工作告一段落。
郭鹏因为上次的事情受过处分，本来按照局里这次的分离条件是受过处分就应该无条件分离，但在局党委会上，有的副职投了赞成票，反而局长政委这次一致说郭鹏免职后在温和派出所工作成效有目共睹，虽有怨言，但工作却不含糊，而且位置摆得很正，积极配合所领导工作，在挫折面前没有低头，这难能可贵，我们现在不但不能让他分离，而且正考虑解除他的处分，以后有机会还要重新使用。
局长政委的话传出来之后，郭鹏半天没有作声，本来他都做好了思想准备去分离，末了他蹦出一句：“没有想到啊。”
我由衷地为他感到高兴，毕竟单位上有谁被“选”过去分离不是那么光彩的事情呀。况且他是我的师傅、我的同事…
2
2001年的元旦，在世纪的钟声敲响之际，我喜迁新居，告别了“母子间”。
新房有四式两厅，令我最满意的是有个八九平米的书房，我将它一面的墙壁都用来打了整整一堵墙的书柜，书呀报纸杂志的居然放满了，书柜旁边是个书桌，再摆个皮转椅，坐在上面看看书写写东西，那感觉还真是爽。
在搬新房的这一天，我叫了几个要好的朋友过来小坐，让他们也分享我这么多年奋斗的成果。
崔永生看到装修一新的新房，尤其是看到那个书房，啧啧说一介书生能拥有一方天地读书写字那是最大的享受了。
“哎，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也能拥有我自己的新房。”崔永生一面在我的皮椅上晃荡一面由衷地说。
“你当时怎么没有弄？”刘闯也很羡慕，看着我一墙的书籍，问崔永生。
“咳。我哪里有钱？”崔永生叹叹气。
他的情况我知道，虽说近一两年我们的工资加了几次（我们的工资差不多），才700 多元，加上点差旅费、超时工资、加班费什么的补助也不过千把块钱。但主要这些年来崔永生就是靠着他那微薄的工资养家糊口，他妻子在粮食部门上班，早在几年前就下岗了，生活费只有100 元。而在1999年他又不幸患过一次乙肝，治疗费就花了两三万元。还有个小孩，沉重的家庭负担压得崔永生喘不过气来。所以别说买房，连生计都得考虑，他目前仍住在“母子间”。
“你这小子是不是一到温和派出所就他妈腐败了？”崔永生正色道。
“我腐败，我到温和派出所才不过一年，不瞒你们讲，这套房子包装修花了将近八万，借钱就借了一大半，你们算算，我夫妻俩两个人加起来的工作时间有11年了，11年存四万元，多吗？我们还是省吃俭用，能存到这个数字就已经不错了，这还多亏前两年她在师范的时候福利还不错，我呢，这么多年在派出所在机关就是省了不少伙食费。现在在派出所一天到晚在外面吃饭，这倒是真的。除此之外，其他有什么收入？”
“天天在外面吃，喝坏了党风喝坏了胃，喝得老婆背靠背，老弟嫂呀，戈冰剑回来你是不是和他背靠背呀。”
“他又不喝酒，这你是知道的。”苏蓉结束了这么多年的鸽子笼生活，住亮堂堂的新房了，心情格外的愉快。半年过去了，她渐渐地也习惯了在沙溪初中当一个普通的教师。
“你小子肯定腐败，在县城这么块风水宝地，求你办事通融的人肯定蛮多的。”刘闯笑。
“其实作为我们警察来讲，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腐败的机会，只不过有些方面人家大贪不屑一顾而已，你们敢说，天天吃人家的饭，受人家的烟就不是腐败？”我说。
“说句实在话，我在派出所也呆过，现在在法制科呆，完全也有机会腐败，但我不敢也不能腐败呀。1997年
，那时我还在派出所，正好秉公处理了一件伤害案，一方的当事人以为我帮了他，就悄悄地来到派出所找到我，拿了一个信到丢给我。我莫名其妙地打开一看，800 元现金赫然在目。你们猜我怎么着？“
“悄悄收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我故意说。
“800 元那时还算比较多呢，不收白不收。反正帮了人家的忙，人家感谢你而已。这又不是刑事案件，又不烫手。”彭勇参观了半天，之后笑着说。
“当时是第一次有人这样送钱给我，我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这明明是依法办事，我也不存在帮哪一个，怎么居然就有这样的好事登门，由此可见，我们公安的有些人权利不知道有多大，我当时想都没有想，就把钱当面将信封丢还过去说：我收了你的钱，人家怎么看我？你怎么看我！你不要以为是我帮了你，是法律帮了你。”
“你真的有这么高的思想境界？”我调侃他。
“如果换作是你，你会吗？”崔永生反问我。
我摇摇头，虽说从警至今，几乎没有什么人给我送礼，但到了温和派出所之后，就在前不久碰到了这样一个机会，那是在处理一个打架斗殴的案件的时候，我曾经在沙溪派出所时候的一个熟人一大早找上我的门，说了要求关照他那被抓的侄子的来意之后，往我沙发上扔下一个信封就走，我也是想都没想，连忙抓起信封追出去争了半天才将信封给回了那熟人，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那信封里到底有多少钱，1000元？2000元？鬼才知道。
“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反正我是这样认为，我们干公安的，犯不着为了几个钱而被犯罪嫌疑人的家属牵着鼻子走。我听说不久前在我们省里的一个市公安局的副局长、刑警支队的几个人被一个家伙拖下了水，平时也只不过吃吃喝喝，得了一点金银首饰、衣服手表什么的，可最终都被那个家伙害了，听说还判了刑。你想想看，我就算他一个人得了一万元好处，可为了这一万元成了阶下囚，位置、职业，什么都没有了，他划算吗？”我继续说。
“你说为什么有人有这么的大的胆子敢去收人家的黑钱？”彭勇装不懂样。
“之所以会造成收黑钱吃拿卡要的情况出现，这还得从我们警察的权力上说起。警察拥有两项众所周知的权力。第一是刑事拘留，在公民没有被法院判决的情况下，即可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第二是劳动教养，也是未经法院判决，就限制了公民的人身自由，期限超过刑事拘留。在这两项权力中，显然劳动教养的性质远远恶劣刑事拘留，因为劳动教养给与公民的惩罚甚至可能超过法律给与犯罪人的惩罚，但刑事拘留的行使却更为普遍。”崔永生抢过话头侃侃而谈，人在法制科呆，一点到晚跟法律打交道，看样子精通了不少。
“还有治安处罚方面因为处罚额度的弹性也有很大的权力。”我插了一句。
“那方面的权力就不说了，单说刚才说的那两项权力。有些人在行使以上两项权力时，在某种程度上并不需要非常充分的证据，而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这就是产生腐败的根源。我们并不能保证每一个人的判断都正确，也不能保证每一个人都能做到毫无私心。这种情况在现实中的确存在。一些违法犯罪分子的家属为了不被刑事拘留或者劳动教养，通过各种关系找到有决定权力的领导，这个领导可以是局领导，也可以是刑警队长、治安科长、法制科长、派出所长，这些有权力的领导或许会碍于情面或许会为了单位的利益甚至为了个人的私利，就会使手中的权力出现”寻租“现象，导致以罚代刑、以罚代教的现象，这种现象在几年前的确很普遍。”
“所以一些人就因此收了不少的黑钱！”我愤愤地说。
“我当初叫你去当所长你不去当，再怎么样，所长手上还是有些权力的。”彭勇似乎有些遗憾。
我不屑一顾：“你呀，看来只会想到好处，要是你当了所长，我看你会出问题。”
“我连真正的警察都不是，还能够什么出问题？”说到这里，彭勇有些气馁了。
“袁民的事情你就忘了。”我抢白了他一句。
说起袁民，大家心里就明白了，他原来是温和派出所的副所长，平时常跟一些家伙混在一起，帮他们办了一些案子上的事情，得了一些好处，哪里晓得后来一个家伙翻脸，告他一状，说他受贿，检察院一查，乖乖，两下就招了，最后认定一万多元，这不，判了一年徒刑，缓期两年执行，落了个身败名裂的地步。
彭勇点点头，没有吱声了。袁民受贿这件事成为新安县公安局第一起警察职务犯罪的鲜活例子，被经常性地挂在一些局领导嘴上。
“不过现在比以前要规范多了，再加上教育整顿、三项教育等各种各样的活动，有些人比以前也要老实多了。就拿办一个刑事案件来说，原则上不存在什么个人说了算了，办案民警接受案子立案后，然后所长（队长、科长）签字，法制科长审核，分管局领导审批，然后报捕，移送起诉……每一步都要经过好多关口，大的案子还有局长签字认可才能由法制部门开出法律文书执行。这种五级办案制在某种程度上杜绝了一些权力因素在里面作怪。如果要取保候审或搞劳动教养的所外执行，那是非得上局长办公会不可，否则你就是违规。你想想，一个案子从到到尾运作下来，办案单位、法制科、党委会、检察院批捕处、检察院起诉处，那么多环节那么多眼睛盯着，谁敢说放人就把人放了，谁又能保证别的部门就不来干涉，除非你买通了所有部门或者更为高级的领导。”
“所以在我看来，秉公执法、依法办事毕竟是发展的主流，但吃拿卡要甚至收黑钱的现象要想在近期内杜绝，这不可能也不现实。毕竟再这么样，毕竟你是警察，握有一定权力的警察。这里面还有个时间过程。”
“所以人还是要老实一点，老实在某种程度上虽然会吃点亏，但最终还是会有好报的。”崔永生一番感慨。
3
“老实有什么用，你一老实就什么都享受不到了。像我们现在局里有些人牛得不得了，哪怕就是一个小小的股级干部，也都是一部专车在手，而且相互攀比，你坐丰田我就买本田，反正是公家的钱。”
这两年来公安局的车辆猛增，大多是公车，前几年宝贝似的的桑塔纳现在好几部了，当然也有些走私车，说不清道不明怎么来的，甚至还有的买了私家车，当然也是走私车。就拿温和派出所来说，李所长上任之初就买了一部丰田的车，一天到晚宝贝似的在手上开着，其他人难以染指，虽说引起了一些非议，但风气如此，慢慢地大家也见怪不怪了。所里毕竟还有两个副手，所长就发话买了两部新的摩托车，我和副指导员一人一部，虽说明显地待遇就是不一样，但我并没有去攀比，我知道，心里有想法也没有用，人家毕竟是一把手，这个位置我还是摆得很正的。想当初，在政工科连一部摩托车都没有呢。
“是呀，还有一些权力部门的人，一天到晚和大老板在一起吃饭喝酒上歌厅按摩赌博，真是什么事情都敢干呀，他们活得可比我们潇洒多了。”彭勇说，流露出羡慕之色。
“咳，有些事情真是说不清，上面五条禁令都有了，还有的人就是不怕，不怕踩线，不怕处理，真是搞不懂，你说中午不准喝酒，不准酒后驾车，真的做到了令行禁止？还不照样有人顶风违纪，只不过是不要倒霉罢了。局里现在慢慢地不就有人在偷偷地喝？喝了酒还驾车？还有不准赌博，白纸黑字，写得那么严厉，现在不是还有人在赌。你们没有听说局里有些人不知哪里搞来这么多的钱，和社会上的人经常在一起赌博，而且听说赌得很大，输赢就是几万，搞得人家都说公安的自己都在赌，怎么去抓人家的赌。” 崔永生摇摇头说。
我随声附和：“是呀，我好几次抓到别人赌博，有的就公然对我讲，你们公安的自己赌博谁去抓？我们平民百姓玩一玩就抓，这哪里公平，弄得我每次都是哑口无言。”
“现在就怕公安部、省厅督察总队的来明察暗访，市局的都不怕，县局督察的我认为是形同虚设，大家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谁好意思抹下脸来让你下岗让你关禁闭甚至辞退或开除你？”
“我们的戈指导员差点去了督察，还好没有去。”彭勇突然说、
“是呀，差点就去了。”我点点头。
“其实在哪一个岗位都有它的利弊，当所长有当所长的好处，有权但压力大，当指导员有当指导员的好处，多少有点权力还轻松，干督察嘛，虽说在县里没有什么权力，但一般人也懒得去得罪你，饭还是有吃的。”崔永生说。
“唉，我们的戈指导员不知道在指导员的位置上要干多久喽，像他这种性格呀，再不去运作运作，那就麻烦了。”彭勇又在“哀我不幸”。
刘闯说：“人家都说，生命在于运动，当官在于活动。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我看老兄这事儿你是得跑跑。都锻炼这么多年了，还没有一点起色。”
我叹口气说：“你忘了一句，只跑不送，跑也没用。读书读久了，我这思想可能是有些僵化了，我平生最看不惯跑官要官的，让我找领导们说这个事情，实在拉不下脸皮；生怕人家说你作为上面派下来锻炼的优秀大学生，也去做这样的事？让人家知道，岂不是羞死人的事？再说，向上边跑，都说没有银子办不成事情。我又不同于科所队的那些头头，平时看到领导就像看到爷一样，吃吃喝喝，过年过节还可以堂而皇之地去拿公款送礼，送礼还可以以单位上的名义，真是笑话，可在送礼的时候，人是自己去的，自然这份情就算在了个人的头上，其实这也是一种腐败呀。可我呢，有什么资本？要送礼还得自己掏腰包。你嫂子在那么差的中学教书，我俩工资加起来一个月还不到两千元钱，有多少钱去送，刚刚搞了房子，欠了一屁股的债。我算一算，仅是买两条名贵的香烟，弄几瓶好酒，就够全家一个月的生活费了。找一个领导又不行，找多了，花费那么大，我哪里出得起？唉，还不要说，即使有钱，有时还送不出去呀，像那次我妻子调动一事，钱都准备了，可送不出去呀。”
“我觉得啊，这根本原因不在这里，并不在你有没有这个送礼的钱的多少，而是你主观上排斥那一套，为什么我们局里有些人不学无术，鸟本事都没有，但上得就是比你快，他就是比你有关系，即使没有过硬的关系，但他善于经营关系，单拿一点来说，领导来了，你要陪吧，可在桌上，你又不喝酒，你在基层这么久了，也知道喝酒是增进感情的有效手段。是一种工作能力。在平时上班不敢不好说的话，说不定到了酒桌上就有这样的机会，与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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