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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悠悠-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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姥姥的家在北京西城旧鼓楼大街后马厂15号。整个院落大约有二百多平方米，院内有三棵枣树、一棵桃树、一棵挺大的中国槐和一个葡萄架。夏夜，我们一家人在葡萄架下纳凉、说笑、听姥姥讲故事，伸着指头数天上的星星。姥姥的故事真多，什么七仙女下凡啦，什么鹊桥相会啦。当听说在葡萄架上能听到牛郎和织女的说话，我还真动了心，一连两年七月七的晚上都在葡萄架下静静地等呀、等呀，听呀、听呀，结果当然是很失望。
姥姥的慈祥和抚爱使我们姐妹能够过一种无拘无束的有秩序的生活，很少受到严厉、粗暴的干涉。她使我们养成了宽厚待人，承受困苦，承担责任的习惯。她平素言行中闪烁着的美好品德在我们的心灵里深深地扎下了根。
姥姥是我人生的启蒙之师，是影响我性格最重要的人。在生活中，从为人处事到持家度日，我总以她老人家为典范。也许有人因此而误解我懦弱，或认为我守旧，但我不愿改变自己。
彼此都感觉到了对方
小学快毕业时，父母就让我回西安上学。几乎每封信都要提一笔“西安好着呢！”当时我根本体会不到北京有什么好，西安又能有什么不好，觉得哪里还不都是一个样。到我上了中学父母就催得更勤了。我没有很快到西安，是因为我离不开姥姥，也不愿放弃我已经熟悉和习惯的生活。
一九六五年暑假，我不知怎么灵机一动，一个多星期就办完了户口和转学手续，一个人坐火车离开北京来到了西安。当时我没有一丝一毫的痛苦和留恋，甚至连走时的情景，姥姥的表情都忘得一干二净。一种对新的、陌生的环境的向往占据了我的心。现在想起来是多么奇怪，真有点鬼使神差的味儿。
来到西安已经是快开学的时候了，母亲领着我急急忙忙地联系学校。先打听的是一所重点学校，去了一问，那里只有高中班。又找到一所离家近一点的学校，那是一个五年制的中学。上初二吧，学校担心我跟不上课程，上初一我又不愿意。当找到第三所学校时，我已经有点着急了。什么好学校、差学校，反正都是上学，自己好好学就得，我再也不愿意跑来跑去折腾了。说也奇怪，这个学校只有初中，开的外语也是英语，完全符合我的条件，我就是这样留下了。
我相貌平平，又不大爱讲话，一开始总以为班上没人注意到我。后来渐渐地发现每到老师提问我的时候，班上就特别地安静，几乎一点儿声音都没有。现在回想起来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大家有新鲜感，好奇；二是同学们爱听我说话的声音，爱听京腔。伴随着这个发现，使我产生了一种莫大的孤独感。因为刚来新学校我本来就胆怯不爱回答问题，害怕在众人面前讲话，意识到有这么多人专注地听我发言，就更加拘谨了。虽然这个学校要求同学们在课堂上讲普通话，但课后更多的时间大家都操着陕西话和河南话，我还听不太懂，所以更没人和我谈得来。
过了一段时间，慢慢和我说话的人多了起来，有的同学很主动。其原因除了我是个新生和操一口京腔外，大概是我把北京学生的“开通”风气给带来了，使他们感到新鲜、愉快，一扫当时班上男女生界限分明的别扭劲儿。班上分组的时候，同学们还选我当小组长。我从小学二年级加入少先队以来，就一直担任少先队的中队长、大队长和班干部。这次当小组长算是级别最低的。不过这个小组长确确实实使我不再感到孤单，觉得同学们还是喜欢我的，西安还真的不错呢！
经过期中考试，我的考分虽不是最拔尖的，但也排在前五名之内。于是，老师和同学们对我越来越有好感了。一次老师找了我们几个同学，布置办了专栏，采用连环画的形式，分配每人画两幅画。当专栏贴出来时，我画的那两幅画明显地超过了其他同学，同学们议论纷纷，我表面不露声色，心中得意得很。真想大声告诉他们：“我从小学起就为全校和班里办壁报，办专栏，一两幅画算什么呢！”
也就是从这次起，张艺谋注意到了我，他也是参与办专栏的几个同学中的一个。在这以前他一直是班里同学们公认为画画最好的人。当然，这些都是他在后来才告诉我的。
几乎就在同时，我也注意到了张艺谋。在我和同学们熟悉以后，在班上男女生开始说话和班风活跃了以后，我几乎和所有的同学都交谈过，唯独没有和他单独面对面地讲过话。在他面前我感到心慌、不自然，所以尽量避免和他打照面，更不敢主动和他搭话。我发现他也是这样。每当我和别人说话时，他常常借故逗留在一旁，正像他和别人交谈时，我不由地支起耳朵听一样。彼此都感觉到了对方，又不想让对方发现。
朦胧的秘密
张艺谋原来在学校的时候叫张诒谋，艺谋是他爱上摄影并决心投身这门艺术事业之后改的。“诒谋”这个名字是他爷爷给起的，“诒”字有“赠送”和“遗留”的意思。很明显，爷爷希望把张家的智慧和长处都传给这个孙子。他爷爷是很有卓识的，智慧就是财富，给后代留下智慧，那么一切就都有了。
张艺谋和班上的其他同学有很明显的不同。他少年老成，不苟言笑。说话、走路、一举一动都显得那么有条不紊。完全不像个十四五岁的孩子。他是班上的学习尖子，而且不偏科，各门功课都很好。同学们私下里都称他是老师的得意门生。当时，班里的同学包括学习比较好的同学都怕上英语课被老师提问。因为老师提问，如果不会就得站着，不能坐。这样，经常是被叫起来一大片，没有一个人的回答能使老师满意，最后叫到张艺谋回答时，老师才会转怒为喜，站着的同学也才能坐下。我也有几次遇到了这种尴尬的场面，感到挺窝火的，好像只有他，我和其他同学才得以赦免。我觉得自己在他面前丢尽了脸，一连几天心里都不舒服。
这种理智上的不舒服反而刺激我更加注意他的一言一行。他个子高坐在后排，尽管我不去看，凭感觉就知道他在不在座位上，来了没来。那时学校里提倡学习毛主席著作，班里编成几个学“毛选”小组，老师宣布各小组名单时，没有把我和张艺谋编到一个组，我心里感到说不出的失望和遗憾。但在学习的时候我意外地发现他竟然来到我们这个组，当时我真是喜出望外，真想问问他是怎样换过来的。话到嘴边好几次，总觉得不好出口，悄悄地咽了回去。记得有一次“毛选”小组学习，组长让我担任记录，由于张艺谋坐在旁边，我心慌地冬冬直跳，很多很熟悉的字都忘了怎么写，字也越写越乱，到后来简直跟不上趟，记不下去了。我气恼地把本子递给组长，说：“我记不了，让别人记吧。”组长疑惑地看着我，不知怎么回事。张艺谋轻声地对我说：“不要知难而退嘛。”虽然我知道他没有恶意，是想鼓励我，但是我觉得让他看出了我心中的慌乱，又是件丢人的事。我最不愿意在他面前显得无能。
我好静、原来不喜欢体育，班上成立篮球队，女篮队里竟有我的名字。那时我个子很小，又毫无基础，甚至连篮球的规则也不懂，真叫我哭笑不得。张艺谋是我们班上的文体委员，我觉得这事大概和他有关，再说我不想也不愿对他说我不会打篮球，所以就硬着头皮训练起来。
我真正看清张艺谋的模样是在一次大扫除中。我坐在窗台上擦玻璃，为了擦得干净，我不停地变化着窗扇的角度。突然在某一个角度上，璃玻中映出了张艺谋的脸。原来他正在我身后不远的地方和一个同学说话。他时尔还向这边张望，从他脸上的神气看，他一点儿也没有发现我在偷看他，我很惬意。就放心大胆地，毫无顾忌地仔细正视着玻璃中他的脸。他在我们班里算不上最帅的，但吸引力最大，当然这只是对我来说。我把玻璃擦来擦去，直到自己都觉得再不能老擦下去的时候，才从窗台上跳下来。
他对我的好感也很明显。有一次我骑着我的新车子来到学校，课外活动时间学生们都围在教室外面的乒乓台子看打球，张艺谋也在其中，我把自行车支在一边，凑过去看。打完一盘后他蹭到我身边，低声地对我说：“你的新车子，别放在这儿，太阳晒了不好。”我心里热热的，他不但注意到了我，还注意到了我的东西。不过车子真的怕晒吗？我弄不清这个问题，很想问问他。可又怕旁边同学听见。看着他一脸的真诚，我不顾同学们会说什么，就按他的意思把车子挪到了晒不着太阳的地方。
还有一次下午放学后，班干部留下开会，散会时天已经快黑了，大家都急急忙忙地往外走。我刚背上书包，他就叫住了我，说要把在课堂上没收的，一个捣乱学生的东西交给我。我心里很清楚，他完全用不着交给我，应直接交给老师。看见他慢慢伸过来的手，我不由的也把手伸了过去。当他把东西放在我手里的同时，他的手轻轻地触到了我的手，我浑身抖了一下，急忙抽回手，低下头，匆匆地走了。一路上我的心无法平静，我一会儿庆幸这傍晚的昏暗帮我掩盖了红窘的脸颊，没在他面前失态；一会儿又急恨这昏暗遮挡了我的视线没能看到他的表情。后来当我们又回忆起这件事时，他说：“我当时感到你的手又光又凉。”
我们俩越来越想自然地经常见面，为此张艺谋还作过一次不大不小的手脚。当时我是班上的中等个子，坐在第四排。班上的座位一共是八排，张艺谋个子较高，坐在第七排。有天自习课时，班主任老师突然宣布调整几个同学的位子，把张艺谋调在第五排，刚好是在我的位子后面。如果再往前他就和我同桌了。坐在原来那个位子上的女同学很不满意，要我和她一块去找老师反映。我也觉得这事有点奇怪，就和她一块去了。班主任老师说，张艺谋的家长来学校反映说他的眼睛不行，后边看不见。开导那位女同学要互相帮助。直到我和张艺谋一块插队时，他才告诉我，这次调位子是他一手策划的，他想和我坐在一起。他向他妈妈说他眼睛坏了，老师写在黑板上的字看不清。他妈妈是医生，立刻拉他去医院检查。检验视力时他使劲说看不清并故意指错方向，妈妈相信了，到学校找了老师。班主任本来对他就很信任，家长又亲自来讲，老师自己然很重视，问他调到哪一排才能看清，他说，当时真想说要到第四排才行。又觉得那样不可能，而且太露骨，就要求调到第五排。他说：“调到你身后坐以后，特别希望你回头与我说话，问我数学题一类的事。”的确，从那时起我就感觉到背后有一双眼睛在盯着我；有一盆炭火在烤着我。
中学时代，大家虽然年龄小，但对这种事情还是相当的敏感，我和张艺谋之间的这种朦胧的秘密还是被同学们觉察到了。一次我到学校很早，大部分同学还没有来，走到教室门口听见里面有几个女同学在议论我：“肖华长得一般，张艺谋还老看他！”我抽身退了出来，心里很不是滋味，非常委屈，想对她们说点什么，又觉得没法说，只好忍了。直到上课铃响了，同学们都来了，我才走进教室。平时对我有好感的男同学也慢慢地一反常态，处处和我过不去。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几天之间学校里就到处贴满了大字报。班上几个男同学也在我的课桌上贴了一幅对联。上联是“苗圃劳动不去”，下联是“临潼爬山第一”，横批是“真是笑话”（肖华）“。说的也倒是事实。当时我们班每月都要去大雁塔苗圃劳动一次，有两次我因病没有去。春游爬骊山我是女同学中第一个登上烽火台的。然而，看到这幅对联，我还是极为伤心，接受不了。有一个坐在后排的男同学，几次都在写大字时故意把墨汁朝着我乱甩，弄脏了我的几件衣服，我明知道他是故意的，也没有办法。有一天他又在乱甩，张艺谋抓住了他的手，劝他不要这样，他才悻悻作罢。为这我很感激张艺谋，我从他那里第一次体会到了被人保护的安全感。
两年没见到张艺谋
一九六六年下半年，学校开始乱了。一些从来没有预料的事接二连三地发生在眼前。同学们都很激动，但又搞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心里就像荡秋千时的感觉一样。我和同学们一块去凑热闹看大学生们在省委门前静坐，看他们大辩论，还到钟楼去看大字报，真是新鲜极了！这时候学校里已经停了课，好多同学都不到学校来，从那时起大约有两年时间我没见到张艺谋。
一九六六年十月，全国性的大串联已形成高潮。我和班上的八个女同学一块，在学校里开了介绍信，开始了串联。
我们几个先去南京。那时南京长江大桥还没有建成。到中山陵拜谒了孙中山先生的陵墓，在雨花台捡了一些石子，又在其它的地方匆匆转了一圈，我们就乘车到了上海。
在上海住了一个星期，我们就出发去北京。到北京最主要的目的是接受毛主席接见。那时毛主席已经接见过五次红卫兵了，我们等的是第六次接见，这一等就是二十多天。
第二次串联是一九六七年的四月份，我们到过四川的成都、重庆及贵州的桐梓。回到西安那天正好是“六一”儿童节，我们坐公共汽车，售票员还把我们当儿童免了票，真是顺利极了。
一九六八年七月，我又回到北京。在北京一住就是二个多月。在这期间，几次准备回西安都被姥姥留住了，尤其听说回去可能要上山下乡，她就更舍不得让我走。我是七月份来北京的，带的都是夏季的衣服，十月的北京已是深秋，天气很凉，最后姥姥只好同意我回去。
十月二十九日，我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姥姥和姐姐，回到了西安。一到家就感觉到了西安知青上山下乡的宣传搞得相当断热，我心里很不安，很想知道学校的情况，又害怕到学校里去。因为我觉得到那里将会决定我的命运，可能把我送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去过一种无法预测的生活。那种生活，不知会给我的人生带来什么。
第一次收到张艺谋的信
回到西安的第三天，也就是十一月二日，那天下午我正躺在床上，瞪着眼睛望窗外，忽然有敲门声，走进来同院的两个孩子。我很诧异，因为平时我与他们没什么来往。
“大姐姐，给你的信。”我更惊奇了，我刚刚从北京回来，姥姥姐姐的信不会这么快就到。我接过来一看，信封上确实写的是我的名字。但字迹却相当陌生。地址是对的，可门牌号数不对，我们院是一一八号，信封上写的是五十号。信封的右下角发信人地址处仅有两个字：西安。我简直糊涂了，两个孩子一走，我就急忙打开信飞快地看了起来。抬头是：“肖华同学，你好……”，接着就是那个时代的特定语言，“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之类的话，我迅速把这些都跳了过去，急忙寻找信末的署名。上面赫然写着：同学张诒谋。我的心一震，他的形象仍从遥远的地方迅速扑来。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具体。学校的生活画面在一瞬间又展现在我的脑海里……，这是我第一次收到张艺谋的信。
他给我写信？在班上我见过他的字，似乎不是这样的。他给我写信有什么事呢？我就迫不及待地读下去。
信的内容大致是这样的：肖华同学，当前社会上和学校里都动员我们上山下乡，大家都不了解情况，不知道上面的政策是什么？是必须全部下，还是部分下，我们到处打听情况也没有结果。听说你父母在有关部门工作，所以托你了解一下情况，告诉我们，我们好做准备……不管打听到与否，都请给我回信……
看完信后我的心一下子更加混乱了，除了为自己的命运着急外，同时也为他的前途担起忧来。同窗生活使我对他产生了好感，也了解他是一个好强的人，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会麻烦别人的。他给我写信，让我去了解情况使我明显地感觉到他需要我的帮助，虽然我的能力是极为有限的。我的父母只是在一般机关单位工作，对上山下乡政策方面的事不可能很清楚。尽管如此，我还是郑重其事地向他们打听了这方面的情况，结果当然是一无所获。
第二天父母一去上班，我立刻给他回了信。告诉他我家的情况，请他原谅。同时，告诉他我自己刚刚从北京回来，也很想知道这方面的情况……。
信发出去后，我总觉着纳闷，他怎么知道我家的地址呢？况且门牌号数不对，而我竟然能收到信？我来到大门口一看，真是活见鬼，大门上的门牌真的变成了五十号。我去北京前还是一一八号呢，怎么现在就变了？一问才知道，原来新门牌是一个月前换的。后来张艺谋给我说，有一次他在街上看见我在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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