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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中国通”生于中国杭州，曾执教于燕京大学，在这块黄土地上生活了整整50年。除了他的外表，那纯正的汉语，那只有在中国文化熏陶下才可能具有的举止以及表达感情的方式，都表明他是个“准中国人”。
　　司徒雷登的蓝眼睛聚神在钧瓷瓶上，只有对中国陶瓷精通的人才会对这种并不精细却有极高审美价值的瓷器感兴趣。
　　“蒋先生，钧瓷的‘窑变’倒是极有趣的事情。”
　　“是的，是的。‘窑变’使制作它的人都不知道出窑后会得到一件什么样的珍品。世上找不出两只相同花纹色泽的钧瓷品，它的价值就在于独一无二。”
　　蒋介石寻找着谈话的契机。虽然司徒雷登算是老朋友了，但不是什么话题都能使这位洋大人感兴趣的，正像司徒雷登大谈特谈的“民主”、“自由”，蒋介石也十分反感一样。说到底这个洋老头子受的还是西方教育，他挥舞的这面旗帜就像在中国的餐桌上摆出了黄油、色拉，尽管中国人饥饿，但需要的不是这个。
　　司徒雷登顾左右而言它，从钧瓷谈到齐白石的画，又极有兴趣地问及长案上那对一米长的珍贵象牙。似乎蒋先生闲来无事，特请来老朋友说天谈地。
　　侍从进来续了水。
　　“蒋先生，这是武夷山下的云雾茶——大红袍，我没说错吧？”
　　“大使先生真是学富五车，博知四海。”
　　蒋介石知道司徒雷登在等待他把谈话引人正题。这个人懂得东方人的聪明，而且懂得如何对待这种聪明。
　　“大使先生，国民政府的第6次国务会议将通过‘戡平共匪叛乱，扫除民主障碍，贯彻和平建国’的新方案。这个方案是大使先生过目了的，我就不多说了。政府现在的困难在于……”
　　司徒雷登凝视着蒋介石。
　　呷了口白开水，蒋介石继续他的话题：“……困难在于落实这个方案不仅需要贵国政治上的支持，而且需要贵国在经济上……”
　　军机参谋匆匆走进，给蒋介石递上一份战报。
　　节骨眼上打扰，蒋介石十分不悦，眼皮也不抬。
　　“念。”
　　参谋低声读了报文。
　　蒋介石的眉毛一抖，目光电闪般地掠了一下军机参谋。
　　司徒雷登感觉到出了什么重大事情。
　　蒋介石把战报又看了一遍，然后不动声色地递给司徒雷登。
　　“哦！”司徒雷登惊呼，“共产党竟然突破了黄河防线！”
　　蒋介石用手绢拈着唇上的短髭。
　　司徒雷登不安地说：“刘伯承过河，无疑使局势严重恶化！”
　　“我们的军队正在抵抗。大使先生，形势没有那么糟糕。”
　　“蒋先生，我以为这是一个重大事件，‘6·3O事件’！它可能成为1947年世界十大新闻中最醒目的一条！……黄河防线，这条东方的马其诺防线，被攻破了。”
　　司徒雷登说着，感情愈渐冲动。
　　“蒋先生，您刚才说到经济，恕我直言，这是我最不感兴趣的问题。美国政府每月平均以3O00万美元的军费、1500万美元的行政费，支持着你们，难道这还不够慷慨吗？由于这个政府和军队自身的原因，看来前途黯淡！”
　　蒋介石五火攻心，但脸上依然平静如水。他太需要美国的支持了，不得不委翅伏足，以曲求直。
　　蒋介石的平静使司徒雷登的发泄像击在橡皮墙上，这愈发使他忿懑；他正欲用更激烈的言辞击向对方，突然瞥见了蒋介石颤抖的手指。这是心灵的又一个窗口，无法掩饰的窗口。司徒雷登收住忿懑，动了恻隐之情。他和蒋介石毕竟有多年的交情了。
　　“委员长，我恳切地请求你理解我的处境，美国的纳税人是不允许将他们的金钱投人一个没有希望的事业的。目前唯一的办法是尽快结束一党训政，建立真正的民主社会，这也是中国的唯一出路。如果阁下及您的同僚能够实施真正的自由、民主，进行根本的行政改革，共产主义将会最有效地得以克服，美国的经济援助也会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否则……”
　　司徒雷登对国民党的内幕太清楚了。他知道蒋介石要消灭共产党不是件容易的事。这样的劝诫在内战一爆发，他就不厌其烦地一次再次地提出。
　　“给大使先生换茶。”
　　蒋介石唤门外的侍从。
　　端茶送客，司徒雷登懂得这含蓄的东方礼仪。他款款站起，告辞。
　　送走美国大使，蒋介石神经质地尖声喊道：“挡不住共产党的进攻，我就自动下野！辞职引退！回浙江奉化！”
　　话音落，官邸死一般沉寂。只有玫瑰园姹紫嫣红，开得十分热闹。
　　蒋夫人宋美龄外出应酬，侍官、侍从不敢干扰总裁。
　　蒋介石面壁垂手而立，半个时辰一动不动。
　　日光渐渐暗了，黑了。
　　侍从悄无声息地掌上灯。
　　蒋介石转过身，叫通徐州的电话。
　　“墨三。”
　　蒋介石的语调十分平静。
　　“黄河防线被突破，司徒大使先生对此很不满意。可以理解，他是个书生，打仗的事他不懂。这次失利并不意味着共产党的强大，只是我高级指挥官的疏忽，中了刘邓的诱军之计。墨三，你谈谈徐州司令部的敌情判断。”
　　顾祝同做了挨骂的准备，不料竟是一番和风细雨。他动情地叫了一声“校长”，说：“徐州司令部分析，刘邓把主力调至黄河南，与以往不同。过去是打了就走，现在兵分几路，不轻动。这必有大的企图，很可能是欲与鲁南、苏北、豫皖苏之敌相策应，合取徐州。”
　　蒋介石说：“徐州的判断有一点是对的，而基本点是完全错误的。刘伯承作势犯徐州，不过仅仅是作势而已。他没有能力犯徐州。即使他真的攻一下徐州，其真正目的也是配合山东，解脱陈毅，企图化解我重点进攻战略。战争之道攻、守两端，有先发制人，有后发制人。刘伯承过河并非坏事。我就在鲁西南以10旅之师攻其所惧，战而胜之，后发制人！”
　　河南台前　孙口渡口　1947年7月4日
　　星垂平野，月涌大河。
　　一飞机盘旋，照明弹时明时暗。
　　等待渡河的后续部队聚集在堤岸上。
　　刘伯承拄着一根棍，在用林秸、门板铺垫的滩头上船。
　　申荣贵怕刘伯承失足落水，小心翼翼地开亮了手电筒。
　　“妈的！谁打手电？关掉！”
　　滩头的警卫部队里跑出来一个战士，严厉地喝斥。
　　刘伯承赶紧让申荣贵熄了手电、向战士道歉：“对不起，眼睛不好……”
　　邓小平扶住刘伯承，登上踏板，上了“爱国号”大船。
　　随刘邓上船的还有司令部的参谋、工作人员。
　　黄河无风三尺浪。今晚风不大，河面上的浪峰仍是一个接着一个。船底好像有巨掌托着，一下子把船掀起几尺高，又倏地向下抛去，接着浪头便沉重地掉在船舷上，泼进很多水。
　　两架敌侦察机沿着河道一边飞，一边丢照明弹，五颜六色，悬垂在半空。
　　邓小平敞着胸襟，笑道：“我们的福气不小啊，蒋介石给我们点天灯。”
　　刘伯承凭舱而立：“蒋介石的作战程序是一侦察、二报告、三研究、四轰炸，等他调来大批轰炸机，我已全军渡河完毕。”
　　卫士长康理跟旁边的人嘀咕：“还吹他的黄河防线抵40万大军呢，我们轻轻一跳，就跳过黄河了！”
　　邓小平听到了，说：“嗬，口气不小！卫士长同志，凡事予则立，不予则废。顾祝同是117个旅，我们只有十几个旅，在人家眼皮子底下渡河，‘一跳’就过去了？你轻轻跳一下怎么样，还不把你打到黄河里去！”
　　船上的人都笑了。
　　“爱国号”渡船渐渐靠近了南岸。
　　刘邓走到船头，紧紧握住水兵队长程文立、船工程广立的手。邓小平说：“你们辛苦了，”
　　程广立一晃膀子，抖落一身的汗珠。
　　“辛苦算个啥！大军消灭了遭殃军，这地方就活了，我们的船，上可跑郑州，下可到济南府，好日子有的过哩！”
　　刘伯承说：“快了。离这日子不远了。”
　　程广立摇着大橹返回黄河北岸，河防指挥部司令刘茂斋故意问他：“广立，你刚才送的是谁？”
　　“首长呗。”
　　“首长多了，哪一个？”
　　“反正官不小，是个大首长。”
　　“那是刘邓！刘伯承、邓小平。”
　　“真的？我的妈呀！我还指挥过他们呢！”
　　“指挥啥？”
　　“我说：”站好！往里站！别乱动！‘……嘿！我指挥过刘邓！“
　　程广立越琢磨越觉得自己非同一般，刘邓是何等人物？指挥千军万马的人哩！他一拍大腿，又笑，又喊：“娘的，我程广立这辈子算干了件大事！大橹一摇，刘邓过河！”
　　这一夜，程广立的“爱国号”大船渡河18趟，运送4000多人。
　　孙口渡口这一夜运渡大军3万多人。大小船只在渡口一字排开，一摆就是六里多长；一个“起波”信号，六里长的船队像赛龙舟一般冲流而下。
　　运渡持续了半个多月，运完大部队运后勤部队，还有弹药、粮草、牲口。
　　一天夜里，五辆满载弹药的汽车刚赶到渡口，两架敌机便轰隆隆地窜过来，投下照明弹，黄河上空顿时明如白昼。敌机低空盘旋，向满载枪械的大船猛烈扫射，炸弹倾泻在河水里、沙滩上，刹时泥沙飞溅，水柱腾空而起。紧急关头，水手全士文只身跳上船头，摇动大橹，顶着炮火，疾速而去，把枪支弹药安全送到激战的南岸。
　　敌机的轰炸越来越频繁，每晚都有船只被炸毁，水手牺牲。
　　这一带的百姓们为渡送大军所做的牺牲从年初就开始了。
　　2月间，按照刘邓命令，冀鲁豫区党委成立了黄河河防指挥部，组织渡河的准备工作。
　　渡河首先要有船。黄河自从1937年改道，河床变成沙滩，干涸了10年。沿河一带村子原有的船毁的毁，烂的烂，剩下十几只，破破旧旧，还都是小船。这样的船只能坐几个人，按此机械计算，十几万大军需要渡送一年多的时间。况且还有大炮、汽车、马匹，小船根本无法载运。
　　河防指挥部决定造新船，造大船。
　　3月，冀鲁豫行署下达了《封购各村大树用以造船的紧急通知》沿河十几个县凡是周边五作的大树全部号封，由政府统一收购，不许私自砍伐出售。4月，行署又下达了《征购苎麻以应急需的训令》。解放区没有漆船的桐油，就派人到敌占区采购。也缺乏造船的钉子、铁皮，就掀敌占区的铁轨，收集破铜烂铁，老百姓把家里的铁铲、铁钩甚至铁锅都献了出来。
　　开始造的船可渡一排人，后来造的大了，能渡一个连，有的还能载五、六辆汽车。、台前县造了一只最大的船，船身漆成蓝色，被称为“蓝船”，能载4O0多人。
　　造船不仅需要克服材料、技术方面的困难，还要和敌人做斗争。黄河南岸的敌军不断炮击枪射，进行骚扰，敌机日夜侦察轰炸。为了隐蔽，船工们在树林里操作，在地窖里安炉。白天目标大，晚上突击干一一把桅灯三面用布罩起来，只留一面透光。后来又想出办法，在离造船处约一里的地方点起灯，烧大火，伪造假目标。
　　奋战了两个多月，修复旧船、建造新船共300多艘。小船加了伪装，能藏在村子里、地窖里；大船就需要造船坞。船坞除了藏船，还要用它训练水手。由于国民党封锁河面，禁止一切航船，造船坞只有先挖引河，从渡口挖起，一直拖到靠近村庄、树林的隐蔽处。这是一项大工程，一个船坞一条引河，仅范县就动用了5000多人干了半个月。
　　5月，冀鲁豫区党委向范县、台前、寿张等八个县发出征调水兵、水手的通知。水兵实行供给制，每人每天两斤半小米，每人发两套单衣，衣褂上印有“水兵”二字。水兵训练都在引河里，分设七个航运大队，每队600人、30只船，起居行动全部军事化。
　　与此同时，沿河11个县还掀起了参军热潮，向部队输送兵员达3。7万人。
　　进入6月，渡送大军的气氛就更浓了。各县各村开展了紧张的支前运动，做军鞋、磨面粉、腾房屋、组织担架队……
　　44年后，笔者来到范县采访。县党史办主任张瑞雪说：
　　“那一年人人忙渡军，家家忙支前，村村的石磨嗡嗡响。俺家爷爷进了造船厂，二叔和爹当了水兵；娘白天磨面，晚上做鞋。当时我才12岁，老师领着我们给伤病员送水、洗绷带。家里的鸡下一个蛋，俺娘就叫我给伤员送去。
　　“俺们范县是老根据地，1945年就解放了，群众觉悟高。敌人的飞机炸它的，俺们干俺们的。有一天夜里，一个炸弹扔在村东头，一下子死了14口；一个叫张玉林的，全家只剩下他和妹妹，他把妹妹往亲戚家一送，照样当他的水兵。
　　“俺们县的主要渡口有林楼和李桥。6月29日，接到通知要求立即做好渡河准备。乡亲们拆了门板、祖宗的祠堂，去垫渡口。怕船互相碰撞，抱了被褥往船帮上绑。为了渡送大军，俺们县受伤的就不说了，光烈士就上百人。”
　　我们到了台前县，县委宣传部部长说，他的大伯和父亲都是当年的水兵，父亲在渡河时伤了腿，成了残废。
　　说起孙口，他说那是个古渡口，始建于清朝咸丰年间，为黄河下游的一个重要渡口。当年很繁华，村民也很复杂，国民党的区长、县长都是这个村的人，光大大小小的“司令”就出了六个。虽说1947年解放了，仍是不平静。可是那一年渡送了几万大军，一点事没出。乡亲们自动组织起来，清查户口，封锁消息，控制地主和反革命分子，保证大军安全渡河。
　　我们到了孙口渡口。
　　今天的孙口已经修建了气派的轮渡码头，是黄河下游的重要交通枢纽之一。黄河悠悠荡荡从孙口流过，宽阔的水面迷迷濛濛，浑然一片，虽没有当年的惊涛骇浪，仍不失大河名流的伟岸气派。
　　在距码头200米，我们看到了一尊高大的青色石碑。它矗立在大堤之上，朱红的大字十分醒目：“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孙口渡河处”。
　　这古老的渡口，刘伯承、邓小平在此渡河；陈毅、粟裕在此渡河；第四野战军结束辽沈、平津两大战役后，将军们、英雄们也在此渡河。
　　孙口，可谓将军渡、英雄渡。
　　李桥渡口在范县境内。从县城到渡口过“白衣阁”、“孙二娘店”，便到了黄河大堤。
　　堤上亦建了高大的石碑以示纪念。大碑左右是一片参天的柳树林；李桥村坐卧在大堤下的柳树林里。
　　我们下了堤，想找当年的水兵谈谈。
　　村头第一家就是当年河防指挥部刘茂斋司令的家，堂屋正中挂着刘茂斋的遗像。他的儿子刘俊文是当年出色的水手，遗憾的是他到济南看女儿去了。走出刘家的门，遇上一个背草的老汉。我们打听当年的水手，他捋着白胡子，笑了，说：“我就是。我大哥、二哥都是。”又指指一个拄棍的老汉：“他也是，还得过银质奖章，是个老功臣哩！”
　　豫北的百姓憨厚，又秉承了祖先的豪爽。见来了两个外乡人，下田、回村的人都停下脚，凑过来。听说问1947年渡送刘邓大军的事，60岁往上的人就像讲昨天的事，一天一天、一件一件地摆开了。那个拄棍的老汉也蹒跚地走过来，旁边的人说：“他八十七啦，叫王家立，耳朵聋了，啥也听不见。”
　　王家立耳聋，但能说话。他挤进人群，用手比划着：“刘邓大军过黄河那年，俺送的是第二船，一个晚上俺冲了17趟！”
　　老辈人把摆渡黄河称作“冲”——顺流疾驰，冲黄河。
　　不明白王家立怎么知道大伙谈的是渡军的事。也许，他是从乡亲们脸上的表情感觉到的。那是一种激动、自豪、悲壮，互相碰击的表情。这种表情只有当一个人、一个村、一个集体念及他们最辉煌的事情时才会出现。
　　一位独臂老人说：
　　“我是1938年的党员，叫刘明贤。渡大军，我头一个报的名，为争撑头一船我还跟聂言金打了一架。
　　“那年整个7月飞机天天来，蹭着俺李桥村的屋脊飞，炸弹坑三间屋子那么大，一炸就是几十口。俺这胳膊就是那阵炸掉的。”
　　老人手里拎着一块猪肉，大概刚从集上回来。见我们注意到了他手里的肉，他说：“明儿是俺的生辰，整七十。割点肉吃吃。”
　　他哈哈地笑着。
　　“平时不吃肉吗？”
　　他摇摇头：“庄稼人，哪有那闲钱！”
　　抬头看看李桥村的房舍。没有一幢楼房，新瓦房也不多。
　　“那一年7月17日……”独臂老人突然想起什么，兴奋地说：“大军们渡完了河，刘邓给俺们沿河几个县的水兵下了嘉奖令，还犒劳每个人猪肉一斤哩……”
　　44年过去了，他们不忘属于他们的光荣，甚至还记着那一斤猪肉的犒劳。
　　这些当年的水兵、水手除了自豪，心底还有苍凉。
　　他们把革命送过了河，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