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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完这个电话，我的心里感慨万千。已经离开上海了，但是上海却没有忘记我，一直惦念着我。
　　在宁波赢了火车头队后，我让队伍先回广州，自己直接从宁波飞回上海。
　　在上海，我与李毓毅副主任和当时的上海市足协秘书长胡康健碰了头。说实话，我真的不愿意放弃这个机会，既为我，也为松日队。我对他们说，感谢上海领导对我的支持和关心。既然上海领导这么关心，我希望市体委做好豫园队的工作，最后一场不要放水，要认真打。
　　当天下午，他们两个把豫园队主教练莫志康叫来了，希望他在队里做好工作。最后他们一致说，根宝你放心，我们最后一场一定会去认真打的。临别时，我紧紧地握住他们的手，我把我的命运托付给了家乡父老。
　　谈完后，我当天就返回广州。在飞机上，心情开始慢慢地好了起来。虽然后来有人指责我回上海搬救兵，有幕后交易，但我很坦然，大家都凭本事比赛，这符合足球的精神，在这种微妙的时候，号召不打假球反倒让人觉得很丢人现眼，你说这怪不怪。回到广州后，我把我在上海的谈话向广州市领导、市体委领导作了汇报。广州市领导听了很高兴，说根宝做了上海的工作，我们是不是也通过广东省体委和深圳市体委，也把平安的工作做好？我们可以告诉平安说，如果你们赢了，我们也给予重奖，希望最后一场不要打假球，为自己，也为自己的兄弟队，认真去打。
　　从我心里来说，这两方面的工作，我还是把希望寄托在上海。尽管深圳平安是广东的队，广东的队应该拉自己兄弟一把，但我感觉上仍然认为上海更可靠。结果也正如我所料，平安队在最后一轮的比赛中，很轻松地输给了沈阳海狮队。沈阳海狮队就此晋级甲A。我们的最后一轮比赛，是在主场韶关体育场对已经降级的天津队。我在准备会上说：“大家要超脱，不要患得患失。打仗要死人，而足球比赛死不了人。失败了，没有关系，大不了我不当教练。超脱决不是逃脱。最后一场大家都豁出去了！”
　　在去体育场的路上，尽管我相信这一场我们能够拿下来，但我更清楚我们的命运是掌握在豫园队手里的。汽车在半路碰上松日惧乐部的3个女同志，我让车停下来请她们上，但她们怎么也不肯，还开玩笑地说女的上来你就不怕倒运？那时报上正好刊登大连金州一家宾馆的女经理状告足球报一记者，说他在文章中散布女性在某种场合出现会给球队带来霉运。她们为了“避邪”，不愿意上。我说这可是你们自己不愿意上的，到时候可别说我不让你们上啊。
　　10。“谢天谢地谢人”
　　比赛开始后，我们上半时就以3比0领先，稳拿3分是没有问题了。中场休息时，我接到一位我并不认识的球迷从深圳发来的加急电报，电报上写着：“上半时深圳1比2输海狮”。我知道，那边已经靠不住了。但我没有告诉队员。一会儿，一位记者接到了上海打来的手机，告诉我说上海的比分0比0，河南建业队和豫园队都没有进球。
　　16点18分，我们与天津万科队的比赛全部结束了。我们拿了3分。上海的比赛还没有完，体育场的所有球迷没有一个离场，他们都静静地站在看台上等待消息。我走到了场内，等待命运对我的宣判。这时，记者和球迷把我团团围住，伸在我面前的话筒有近10个。
　　“还有3分钟”，中央电视台一位女记者告诉我。她拿着电话问我，“此时你怎么想？”我能想什么呢？我的思想那时候已经凝固了，激动、期盼、恐惧许许多多含糊不清的感觉紧紧地揪住我的心，让我几乎快窒息了。我便说你别急，等上海比赛结果出来后再说。
　　这时体育场内的情形，至今想起仍然历历在目。看台上的广播员直接与上海方面通电话，每半分钟报一下：“现在是0比0”、“现在还是0比0”，“现在仍是0比0”……每报一次，观众席上便是一声欢呼。
　　这3分钟过得非常慢，仿佛是一生的等待。突然，我的大脑像触电一样，想起了一件事。那是1990年带国奥队去泰国时，有一次朋友让我去抽签，结果我抽了个“上上签”，有人还给了我四句话，说我是“小船过滩，道路艰难，程前有路，贵人相助”。“贵人相助”，对，今天一定会有贵人相助，我默默地对自己说。
　　女记者不断地问我，徐指导，比赛还没有结束，你现在怎么想？
　　由于有了突然而来的“精神支柱”，我轻松了许多，我说，听天由命吧。尽管我已经感觉到这次冲甲A没有问题，但是我也知道自己的表情多少有点尴尬的，因为即使我冲上了甲A，还是靠人家帮忙的！
　　大家耐心等待。就像是等待火箭发射点火一样。“5、4、3、2、1”，忽然，女记者尖叫了起来，几乎同时，球场的广播也响了，一个高亢的声音宣布：上海的比赛结束了，0比0，豫园队与河南建业队打平！主席台和看台上所有的人都跳起来了，我的周围也一片欢腾，欢庆的人群中将我紧紧地包围了。记者们伸过话筒问我，现在是什么样的心情？我突然来了灵感，一宇一顿说了6个字：“谢天谢地谢人。”
　　球迷纷纷围了上来，许多双手伸过来，拉着我的衣服，有的递上本子要我签名。我此刻的心情难以名状，不得不跑步冲出人群，向休息室奔去。
　　休息室里非常安静。队员们都静静地坐着，没有升人甲A的狂喜，就像经过了一场练习比赛，毫无感觉。高洪波站在一边，脸上的表情更是有点苦涩。他本来认为，松日队冲甲A是没有问题的，想不到最后还是要靠别人帮忙……我知道他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我站在休息室里看着大家，没有出声。外面球迷的欢呼声不断传了进来，与屋内的情景形成相当大的反差。我们都呆呆地沉默了很久，直到有人来叫我去参加赛后新闻发布会。在我离开的时候，我听到一位球员悄悄地对一个记者说：“徐教练的命真硬啊。”
　　我活着从地狱出来了。当天晚上，我接到了很多祝贺的电话，其中还有我好久没有联系的老战友高丰文。（本章全）
　　第六章　大连的天气，是冷了些
　　1。王健林请我去万达
　　经历了那“最长的3分钟”，经历了那尴尬的“谢天谢地谢人”，我虽然带领松日冲上了甲A，但结果却不是那么圆满。朋友们很认真地对我说，如果你当初不是两副担子一肩挑的话，也许就不会落到靠人家帮忙那么狼狈的“下场”了。
　　对此我不置可否。但我也确确实实地感到，要把两样都管好，也太累了。我与松日俱乐部的合同是两年，在冲上甲A后我对潘苏通说，第二年我不干主教练，但我可以留在俱乐部，并把班子组好。潘苏通说，如果你真的不当主教练的话，那我请外国教练了。我说，如果我留在队里，你最好是用中国教练，包括培养一些年轻教练，如高洪波、李红兵、乐敬忠等。而且在这期间，广州市体委也在考虑请周穗安、陈熙荣，李应发、商端华也打电话毛遂自荐。
　　潘苏通开始也同意我的看法，他说：“你留在队里，就由商瑞华、高洪波、李红兵、乐敬忠等搞队。”我把这些也向市体委区书记、辛主任等作了汇报。在这期间，这个教练班子实际上已经工作了近两周，还从李勇带的二队那里调了一批年轻队员。这两个星期训练和管理其实也是很不错的。但是，我不当主教练，潘苏通和市体委领导总有点不放心。他们还是想把维尔纳请回来。
　　德国人维尔纳1996年曾经执教过松日队，因为成绩不理想，没打完一半就把他辞了。但是潘苏通对维尔纳的印象却非常好。他一直认为，当时松日队的成绩不好，并不都是主教练的问题。维尔纳离开松日队，与潘苏通一直有联系。
　　我曾经与两个外国教练合作过，一个是施拉普那，一个是鲁迪。经过两次与外国教练合作的经历后，我感觉是，我这个人很难与外国教练进行长期合作。尽管与施拉普那的短暂合作是满意的，但长期合作是不行的，因而我还是离开了他。我离开申花，也是因为我不愿意干扰外国教练。我的性格决定了我必须这么做。我与潘苏通也讲得很清楚，如果你请外教，我是一定要走的。
　　后来，潘苏通和市体委都认为这个班子的组合不合适，还是决定请外教。这样，我就萌生了去意。
　　也就在这期间，我清楚记得是12月28日的上午，我忽然接到大连万达集团办公室主任黄平打来的电话。我当时并不认识他，不知他从哪里搞到我的手机号码。他在电话里说：“徐指导，我是万达集团办公室主任黄乎，我们董事长王健林想与你讲几句话。”
　　在这之前，尽管我知道王健林，但并不认识他，好像也没有见过面。王健林在电话里开口就问：“徐教练，你下阶段有什么打算？”我说：“我正在帮松日组班子，虽提出不当主教练，但要把班子组好，我与松日的合同是两年。”
　　王健林也是心直口快：“你不当主教练就别在那里干了，到我这儿来当教练吧。”听了这话，我既有点惊讶但也有点心理准备。因为在联赛结束时候，万达集团打电话给我，不用多说什么，也知道怎么回事了。但我心想，这事难成。便说：“王总，谢谢你，我这儿合同没有完呢。”王健林也没有急于让我表态，只是说：“你再考虑考虑吧。”
　　挂了电话后，我没对任何人去讲。因为我想这事不太可能。
　　1月16日，我从上海飞回广州，晚上我们几个干部在天河大厦吃宵夜，在座的还有大厦总经理赤玉乾。正吃到一半时手机响了，又是黄乎打来的。他说：“徐教练，你等一等，王董（指王健林）找你说几句话。”
　　王健林在电话里开口就问：“根宝，上次与你谈的事怎么样了？”我给他问住了，半天说不出来话来。因为我没有把这事放在心上。
　　那时我正忙于组班子，根本没有考虑这事，也没有多想这事。我只得老老实实相告。主健林便说：“这样吧，你上次说的是两年合同，如果你们老板真的不放你走，那你就违约吧，钱我来补。你来吧，我这里待遇绝不会比松日差。我是真心请你过来。”他又说：“根宝，你先过来一下，我们作为朋友，好好聊聊。我对你在申花执教期间的印象挺好的。”
　　当时，我之所以没有考虑去大连万达，与松日的两年的合同并不是主要原因，待遇也不是问题，我主要还是考虑上海。我在离开上海申花队的新闻发布会上曾经说过，我1997年执教的队伍，肯定与申花碰不上。现在尽管已经过去了一年了，如果我去万达，仍然意味着要与上海申花争夺甲A联赛冠军，从感情上来说，我过意不去，但又不能与王健林直言，我便说：“王总，你再给我三天的时间，我好好考虑一下。”他说：“那好，你快点考虑吧。”
　　这一下，我还真的要认真考虑了。第二天，我打电话征求年维泅的意见。老年是我的老领导，看问题比较深、比较远，凡是我拿不定主意的时候，我都要征求一下他的意见。老年说，大连是个冠军队，现在又是55场不败，迟尚斌这两年搞得又不错。我不知道小迟现在的情况，但是不久前我参加过大连的一次活动，我感觉到小迟在市领导，尤其是在薄市长的眼里，是一个举足轻重的教练。薄市长说，有迟尚斌这个最好的教练，不愁没有成绩，根宝你要多考虑考虑；二、大连那些冠军队员的管理，也许有一定的难度；三、大连的成绩已经这么好了，你要去的话，就得不比小迟差。这几个问题你都考虑过没有？当然，我相信你的能力，但是你不能不把我刚才讲的几点考虑进去。
　　老年没有说让我去，也没有说不要去，但从他的话里我知道，他劝我还是别去，因为去那里，太难太难了。
　　我又给上海的体委主任金永昌打电话。金主任的意思是，执教大连万达，以你根宝喜欢挑战的性格不是不能去。这个队有一定的实力，但是管理上肯定很难。
　　我还问了上海体委副主任李毓毅，主要是问一下我如果去了大连万达，以后与上海申花队碰怎么办？李毓毅答得很干脆：“你不能因为要与上海碰，就哪里也不能去了，何况现在是职业联赛，教练可以流动。”
　　听下来，大多数人都认为去大连的风险和困难比较大，其中桑廷良的意见更直接：“这个队伍正在走下坡路，从我们4比2胜他们可以看得出。再说带这队也太难，迟尚斌在大连的基础这么好，你去后大连的球迷能接受你？”我打电话给万达队的队长徐弘。接到我的电话他感到很奇怪，我没有对他多说什么，只是问队伍现在怎么样？他说队伍比较乱，比较困难。他问我：“徐导你问这干什么？”我说这几天我要到大连来一次。他说怎么啦？我说没什么，我到了以后再电话联系。话没有多说，但我感到他多少已经有点感觉了。
　　如果不是王健林那一句“你来，我们谈谈，作为朋友，我们聊聊”的话，我肯定是不会去大连的。我只是觉得王健林此人可以交朋友，可以深谈。因此，19日一早8点，我便给黄平打了电话。告诉他我想去大连看看。他说：“那你赶快来吧，上午广州有班机。”我连东西也没有拿，便直奔机场，搭上中午11点多去大连的飞机。
　　黄平到机场来接我，坐着王健林的奔驰600，车牌是辽B一88888。在我所见过的老板中，还没有这么大气派的。黄平直接把我送到四星级的万达大酒店，安顿好后已是下午2点30分，黄乎说王董事长正好有个会，让我等一会儿，他2点半会议结束马上来见我。
　　不一会儿，王健林来了。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爽快的东北汉子。但他却告诉我，他并不是东北人，而是地地道道的四川人。一个四川人打天下，而且世面做得那么大，真不容易。我暗自感叹。
　　王健林一张口就说：“根宝你看，我们大连万达队四年拿了三冠，无论是成绩还是球员，都拿得出叫得晌。郝海东是部队编制，我也想办法把他从总政转过来了。我跟你过去没有接触过，但我听郁知非介绍过你。他说根宝在申花队的三年里，他非常轻松，非常放心，无论从工作能力还是敬业精神，你都是很好的。我们也知道，你对球队的严格管理和严格训练是出了名的，你的打法有激情，应该到我们万达这种队来，在松日队会把你埋没，不一定发挥得出来……。”王健林真是快人快语，上来就是一顿连珠炮，我只有听的份儿。
　　他讲完后，我小心地问：“小迟呢？他不是干得挺好吗？”王健林回答说：“迟尚斌对我们提出明年不想干了，”接着又说：“他已经十多天没去队里了，现在队伍由助理教练刘志才管着。你就赶紧定吧，别犹豫了。”王健林像是在谈一件轻松的事情，又像是在催着办一件急事，对我挥着手连连说：“定了，定了，我们现在就签了。”
　　我又问：“薄市长知道我来吗？”王健林连连说：“知道，知道的。”
　　看起来，大连方面是真心要我去的。毕竟，执教全国冠军队对于每一个教练来说，都是非常有吸引力的，这本身就是荣誉，是一个教练价值的体现。听王健林介绍，我执教的外部环境也不错，反正今年我已经不准备在松日做下去了，而且潘苏通也同意了，为什么不试试呢？尽管带万达队肯定会困难重重，压力很大，但王健林的这句话说得对，要带队的话，就应该带大连万达这样的队。我带了松日队一年后，觉得队员能力一般，不能反映我的训练思想，我真想在能力比较强的队里充分体现出我的实际价值。这时，我已经动心了。
　　我不得不承认，王健林是我极少碰到的、那种说话煽动性非常强的人。王健林还把去年万达队的分配方案等都告诉了我，并说如果你来的话，我把一切都交给你，奖金分配，配备教练班子，等等。说到这里王健林已经把家底都给我亮出来了，他确实是诚心诚意的。我也就不再犹豫了，当场便对王健林表示：“好吧，我基本上同意。”
　　晚上，王健林在万达大酒店请我吃饭。吃饭时我问王健林，迟尚斌现在哪里？他说迟尚斌准备去美国探亲。迟尚斌是我的战友，我们在一起踢过球，关系都挺好。我带国奥队和国二队去日本比赛时，我们还在那里碰过面。他从日本回来，我还在上海接待过他，在金沙江饭店聊到半夜。
　　我确实疏忽了一点，我只听王健林说迟尚斌不干了，也没有问他不干后干什么，更没有问他现在在哪里，能否联系上，后来小迟对我有意见，也是这个意思。他说我到大连来当教练，为什么不与他打个招呼。
　　我是个急性子，晚上便给徐弘和李明打了电话。他们两个原来都是我的国奥队的队员。我以为他们都不知道，但是这种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