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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深处-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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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栉业纳竺馈�
另外一场戏，是一个大晴天，老师带着学生们上山郊游。在山顶，老师从书包里拿出好多好吃的东西分给大家。
“咦？今天是什么日子？” 孩子们意外极了。
“你们猜呢？”
大家七嘴八舌地猜了一通，没有结果。然后老师告诉他们：
“今天是宋晓丽的生日。”
宋晓丽的生日，宋晓丽自己却没想起来，她似乎有些不知所措。同学们围着她又叫又跳，他们捧起野花洒在她的身上。他们说：“晓丽，你跟我们说点什么吧。”
于是宋晓丽给大家唱了一首歌。歌词当然是我写的。
我的心是一条小河，
一条无声的小河。
妈妈你看见吗，
我常常从你身旁流过。
我的心是一只小鸟，
一只无巢的小鸟，
妈妈你听见吗，
我天天在你耳边唱歌。
唱过这首歌，宋晓丽的全部缺点都被理解了，被原谅了。她其实是那么孤独和无助的女孩子，她那么想念她的母亲。
我写完这两场戏，交给导演，导演看后决定拍。
这引起了女主角的不满，她在剧中饰演老师，她认为我这样下力气地诠释宋晓丽是一个配角在“抢戏”。
导演又在闹胃病了。每当剧组里的人惹他闹心他的胃就先有反应。他只好捂着肚子无可奈何地对女主角说：“那你也写吧。你写好了，咱们也加上。”我觉得导演在息事宁人的方面算得上天才。
电视剧演完以后，导演、副导演还有黄凯老师都兴奋地断言：“宋丹丹肯定能得奖！”我打心眼儿里不相信，我想他们只是在打趣儿我。然而事实被他们言中。《寻找回来的世界》使我成为“飞天奖最佳女配角”，并在此后的表演生涯中一路顺风顺水。回想起这些事儿，其实我最想说我之所以能演戏，首先得益于我曾经是一个文学青年。
黄宏，改变我命运的人
我和黄宏认识是在1989年的春节晚会。那年他第一次上“春晚”，好像和方青卓等人一起演了个关于喝酒的小品。而我是因为晚会节目时间不够长，节前十几天临时加了一个小品《懒汉相亲》。不知是谁推荐的让我来演，我还从来没演过。我不了解小品那么容易“火”，更不知道日后它能让我挣那么多名和钱。
一天晚上彩排完了回家，我的前公公问我这些天在忙什么，这样早出晚归。我告诉他我要上春节晚会，演一个小品。他问我演什么角色，我又告诉他演个老姑娘去男方家里相亲，眼神儿不大好，一会儿把暖瓶踢碎了，一会儿又坐在气球上。
“干吗？拿肉麻当有趣？”他直眉楞眼地瞧着我。
“对。”我说，“拿肉麻当有趣。”应了这句话后我幡然醒悟。天哪！太露怯了！不定多少人会这样评价我。我是一个搞“高雅艺术”的人，我的人生目标是手里端着茶水、兜里揣着牙签走进排练厅的“艺术家”，怎么能去演这么矫情的角色呢？万一剧院里的老师们在电视里看见我怎么办？我还有脸回去吗？
我当即决定退出春晚。第二天我找到负责语言类节目的导演告诉她我不想上了。她诧异地盯着我像盯一个外星人。
“宋丹丹，你知不知道多少人削尖了脑袋想上春晚？你知不知道我们毙了多少小品？你知不知道上一次春晚得凭多大造化？”
我不得不诚实地说我不知道。
总之，我是在犹犹豫豫、扭扭捏捏、半推半就的状态下走上了“春晚”舞台。我万没想到当我操着不知是山东哪个地方的口音、捏着小嗓儿说：“俺叫魏淑芬，女，29岁，至今未婚”的时候，全国已有上亿观众认识了我。我也不知道台底下坐着一个叫黄宏的男孩儿，他已打定了主意要跟我合作。
当时我们都还不满29岁，他改变了我的命运。
《超生游击队》是黄宏自己创作的，他邀我一起上1990年的新年晚会。那时候我正怀着近7个月的身孕。
“不行，”我在电话里说，“我演不了，我大着肚子。”
“要的就是这个。”他说，“你还省得往里垫枕头了。”每天，一到排练厅，我先把大肚子搁桌上喘喘气儿，气儿喘匀了，还得靠床上歇歇脚。边歇脚边跟黄宏聊天，聊着聊着我肚子就饿了，得下楼去吃口饭。吃完饭上来又挺困，于是再睡会儿。也有的时候吃过午饭，我靠在床上打游戏机，他就歪在我旁边闭目养神——条件差，就一张单人床，只好将就些。问题是歪就歪吧，没过几分钟他就鼾声如雷了，这有点儿不像话。我使劲摇晃他，“起来起来起来！麻烦您注意点儿行吗？您也太不把我当女的了吧！”我们俩都笑起来。
总之等我完成一系列的身体调整，排练的时间也剩不下多少了，逼得黄宏逢人便诉苦：“跟个孕妇合作，那真是太——困难了！”打死我也没想到《超生游击队》能那么轰动。中央台的新年晚会从没出现过那么“火”的节目。我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真正地体会到什么叫“一夜成名”。
第二天我和我的前公公一起去菜市场，所有的人都兴奋地和我搭话，我腆着大肚子简直疲于应付，我公公在我身后朝他们不断微笑颔首：“谢谢，谢谢。”我一扭头：“嘿，有您什么事儿啊？”
“丹丹，他们都是你的观众。”估计老人家无法不震撼于影视传媒的能量，过去的“不屑于”如今需要重新审视。
有一天我接到黄宏的电话，他轻声地、慢悠悠地说：“丹丹，你什么时候还我那4万块钱哪？”
“我什么时候欠你4万块钱？”我一听急了。
“你在家生孩子，起码耽误我挣4万块……”
挂上电话我把这话学给英达和他父亲听。
“4万？”老人家吃惊地说，“我要有4万块，这辈子我什么都不干啦！”我看着他：“别说您，我也不用再干啦！”三个月后我生下了儿子，儿子满月后的第四天，我开始走穴。
那两年我和黄宏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有时候我们一天演两场，最多演过三场。为了赶场儿，我们乘火车转汽车，成天在公路上飞奔。
黄宏说：“开始我跟个孕妇合作，现在我和个产妇合作，真不容易。”是，我是个大胖子产妇，黄宏处处得照顾我。记得一次我们去一个县城演早场，连夜我们得从另一个县城赶过去。那天夜里不顺，拉我们的吉普车坏了两个轱辘。第一个坏了换上备胎，第二个再坏了就“瘫”在了路上。
眼瞅着天就亮了，上午9点开演，听说县委书记也来看演出。我和黄宏站在大马路上截车。黑灯瞎火的，截谁都不停。好不容易有辆大卡车停了，才发现是个拉煤的。驾驶室里已经有了两个人，最多再挤下我一个。黄宏让我坐进驾驶室，他穿上我在《超生游击队》里穿的服装，戴上我演戏时戴的大头巾坐在了煤堆上。
大煤车“呼呼”地在公路上飞驶，我不停地回头看坐在煤堆上缩成一团的黄宏，心里充满“不落忍”。
不能想象当我们到了目的地，黄宏从大煤车上下来的时候多么可笑。他脸上所有有“窝儿”的地方都是黑的。连续几个钟头的颠簸使我们疲惫不堪，但我还是忍不住哈哈大笑。黄宏则完全笑不出来。
主办单位的人把我们从车上扶下来，说县委书记正等着和我们合影留念。
“不行！” 黄宏急了，“先洗澡，然后睡俩小时，演完照！”我们“脚底踩着棉花”进了屋，往床上一扎，昏睡过去。
那两年我跟黄宏一起呆的时间比跟英达多。我老管黄宏叫“英达”。
像单身汉一样“飘零”
此后的三年“春晚”我和黄宏连续合作。1991年是《手拉手》，1992年是《小保姆与小木匠》，1993年是《秧歌情》。
记得大年三十儿我演完《秧歌情》回到家，快夜里12点了。儿子高烧39。9℃。我抱起他就奔医院，孩子病得那么重，我为了“春晚”好多天也没照顾他，我内疚极了。
他昏昏沉沉倚在我肩上，滚烫的小脸儿贴着我的脖子。我用颤抖的声音对坐在那儿正在写着什么的女大夫说：“大夫，我儿子快40℃了，麻烦您给看看。”她抬起头，突然发现是我，随即笑起来：“宋丹丹，你演的老太太真好！”
“我儿子快40℃了。”我重复了一遍。
“你的豁牙是怎么弄的？真像！”她依然笑着，“你先告诉我，然后我才给你看，不告诉我不给看！”她依然呵呵笑着。
我的眼泪一下子掉下来，我想骂人。我觉得委屈，我太恨她了，但我又不敢流露，因为我指望着她救我的儿子。我把眼泪擦了一下，然后告诉她我牙上染了黑颜色。
从那以后我连续4年没上“春晚”。我很厌恶人家见我就笑，厌恶被人称为“女笑星”。我不愿意离自己心中的“大艺术家”目标越走越远。这样下去我永远也别想让人觉得我“有分量”和“有思想”了。
黄宏说他那4年像个离了婚的单身汉那么“飘零”。他不停地更换着搭档，当然，那些小品也不错。
直到1997年底，我与现在的先生新婚不久，他说：“妮儿，往年都是我在电视里看你上春晚，你是明星大腕儿，现在你是我老婆了，你也让我尝尝这滋味儿。等年三十儿，我们全家围着电视看我媳妇儿给全国人民演节目，等你回来吃饺子。”我心里一暖，很快给黄宏打了个电话：“黄宏，今年我跟你上！”我们一起编排了一个小品《回家》，黄宏在戏里也管我叫“妮儿”。那是我献给先生的新年礼物。
第二年，我们还想合作，天天在一起研究弄什么内容。他每出一个题目，我就反驳，我不大赞同他编小品过于追求“立意”。我认为小品只要能把人逗笑了就算成功，当然，最难的就是把人逗笑。最后，他想出一个点子，演一个修自行车的，帮别人给车打气儿，“气不足就得打点气儿，气太足就得放点气儿”。我觉得还是同样的问题——寓意太深，他却对这创意充满了信心。于是我对他说：“黄宏，这样吧，如果你坚持用这个点子，你就和别人演，看能不能通过。如果通过了呢，你们就上，如果通不过，你再回来找我，咱们俩接着琢磨。”当然，这个小品很顺利地通过了，他和句号演的，叫《打气》。我终于放弃了上“春晚”的念头。
大概离春节还有十几天的时候，本山打给我一个电话，希望跟我合作。他把“楔子”大概给我讲了讲，我拍手叫绝。老头儿老太参加《实话实说》是个好点子，不拘泥于故事，特定的规定情境，有什么包袱就问什么问题，而且可以充分展现人物性格。
很快，《昨天，今天，明天》诞生了。一经亮相，戏惊四座，谁看了都说好。但我笑不起来，因为我发现黄宏不理我了。
如果说那4年我们俩像“离婚”，那我跟本山的合作在他看来，大概像眼瞅着自己的老婆嫁给了自己的朋友，并且人人都夸人家俩过得好。
虽然我并不觉得做错了什么，但心里还是有些内疚。毕竟快10年了，太多的记忆，太多的情感，我们俩情同手足，常常形影不离。
但是很快，我的内疚随着他一次次对我的“视而不见”消失得无影无踪。再很快，我的歉意就被怨恨代替了。
“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常常想，“我又没卖给你。”
“是你先和别人演的，凭什么我不能和其他人合作？”我越想越气，也开始用“冷酷”回敬他。
到了年三十儿晚上，所有演员都在演播室二楼的咖啡厅等着上场。工作人员通知我节目快到了，我就顺着楼梯往下走，正好迎面撞上黄宏沿楼梯上来。
在这之前，有很多次我们俩“狭路相逢”，就像陌生人一样擦肩而过，所以这次我也没打算搭理他，面无表情地只盯着脚底下的台阶。黄宏却突然站住了。
“嘿，你过来一下。”他朝我勾勾手指。
“什么事？”我冷淡极了。
“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他指自己的耳朵，意思是悄悄话。
我没好气儿地走过去，不耐烦地说：“干吗啊？有什么事儿不能大声说啊？”
“再近点儿，特重要！”他说。
我把耳朵凑过去，“说吧！赶紧的！”哪知他冷不防“啵儿”地在我脸上亲了一下。
“去！讨厌吧你！我发现你这人特没劲，我特恨你！你小心眼儿！”我推了他一把，哈哈笑起来。再看黄宏，那大嘴咧的，那眼睛眯的，满脸都是开花褶子！
后来这些年我们还真的没再有机会合作过。但无论他有什么事，需要我帮什么忙，我都一定不会推辞。我们有什么痛苦或彷徨，都可以向对方尽情地倾诉。他为我总结出16个字的“高度评价”：极其聪明，极其懒惰，极其善良，极其多变。他知道我如何遭遇生活的低谷又是如何走了出来。这份情谊已经随着某一段历史一起被定格，永远不会抹去。
“不学有术”赵本山
本山说，他跟我初次相识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在长春电影制片厂的招待所里一起打过扑克。我毫无印象，说他胡诌。他急了。
“那咋是胡诌呢！你那时候那白的，那漂亮的，我瞅谁跟谁说。有一回，你玩着玩着就晕过去了，就搁我跟前儿。”我一听，这段还挺靠谱。大夫说我那病叫做青春期植物神经功能紊乱，随时可能发作。看来我们真是一起打过扑克。我刚演完《寻找回来的世界》，算得上小有名气，而他还是无名氏。那么他记得我我不记得他也还说得过去。
我印象中的和他第一次见面是1990年前后。为了一件什么事他来我家找我，说话口气挺大：“嗬，你家还有辆汽车，卖给我呗！”据说那时他在东北已经火了。
然后的几年有关他都是空白页，匆匆翻过，时间便到了1999年年初，他打电话给我要和我一起上春节晚会。这是我第一次和本山合作。他，老何，导演张惠中、小崔还有我每天在一块儿侃剧本，攒包袱，老何做执笔人。
本山是喜剧天才，一个巨大的包袱库。但他在“包袱”方面对我十分礼让，因为他知道凡事要好玩儿，我才愿意干，觉着没劲了我扭脸就走。他总是指示老何：“别都给我包袱，给她啊。要不她还真走！”为了逗我高兴他经常对我满口“奉承”：“那丹丹那家伙聪明的，拿50车猴儿都不换！”闻言我先生给我封了个爵位 ——五十车侯（听起来有点儿像日本的）。
狗年的大年三十儿是2007年2月17日，我等他来北京筹备“春晚”节目等得望眼欲穿。因为演小品我完全不是他的对手，创意方面我得指望他。当然我们的合作也十分互补，他负责提供资料，我负责鉴赏这些资料的“行”与“不行”。
大概离春节不到10天的时候，他来了。见到我的头一句话就是：“丹丹，见亮了！”他是说剧本有眉目了。
我喜不自胜，让他给我念念。念完我说：“哎呀妈呀，见啥亮啊？还不如上一稿呢。这是见暗啦，没戏啦。”剧本里我俩还叫白云、黑土。我们家的公鸡下了蛋。牛哥是一个策划，认准了这事儿能炒大，就来游说我们，让我们配合他的炒作说假话。
最初我们设计了一个老两口接受记者采访的情节：安排几个记者在台下问我们公鸡下蛋的事，我们在台上吹得天花乱坠。但这样设计情节就存在一个问题：观众一会儿看我们，一会儿看台下，太乱。但假如不安排“记者提问”这个特定情境，就没有老两口说大话说假话的时机，整个节目就不好玩了。
这个矛盾令我们很是头疼。本山请来几个真正的策划和他们聊，有一天聊到夜里1点多，仍然没有碰出火花。我只好提前告退：“本山我不行了，我走了，头太疼了。”
“行，你走吧。”
“那你可得给搞‘亮’了。”
“放心吧，咔咔地。”
他老说“咔咔地”，大概就是“没问题”的意思。约好第二天下午2点我再来找他，他通常是从凌晨睡到那个时候起床。
第二天下午1点左右我就到了。我想我来早了，他肯定还没起，但我意外地发现他的房间门开着。
我站在门口冲里面喊了一声：“脏吧唧！”
“脏吧唧”是我赐他的雅号。他儿子和女儿小时候总说他：“爸你别上炕，脏吧唧的。”并且在相处中我发现他的确爱把周围弄得乱七八糟，吃饭像抢，东洒西漏，搞得碗边一片狼藉。估计是小时候饿怕了，生怕这一口不赶紧吃接着就没了。每回坐他旁边吃饭我都胃疼。
喊了一声“脏吧唧”后没人应声。我伸脖子一瞅，床上没人，被子也乱着没叠。我很奇怪地走了进去。屋里有一块黑板，平日我们侃大山的时候若有突发灵感就记在上面。这时我看见黑板上赫然三个大字外加三个标点：“见亮了！！！”我一阵狂喜，奔到走廊上：“脏吧唧！哪儿呢？在哪儿呢？”
“这儿呢！”本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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