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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明几乎立即被解除职务。邓小平被调至江西任省委宣传部长。
　　四月十五日，洛甫在《红色中华》上发表一篇文章，由此，反邓的运动便公开了。洛甫公开点名，首先指责邓小平是“罗明路线”的追随者，被点名的第二个人是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还有帮助邓反对清除AB团歇斯底里运动的谢唯俊和长期支持毛泽东的古柏。四人均被解除了职务。红军开始长征时，其中毛、古两人被留下来，而且都丧了命。
　　此时，邓被送到了红军的总政治部接受“批斗”。有关这次“批斗”的报道是相互矛盾的。斗争绝不是温良恭谦让的。用暴力伤害肉体是司空见惯的事。挨斗的人被关押起来，显然，邓也不例外。五月六日党中央局杂志《斗争》上发表罗迈　（李维汉　）的一篇文章，文章号召对邓和“罗明路线”的其他追随者进行“无情打击和残酷斗争”。罗迈是党的组织局书记。他激烈要求对邓进行处分。正是在这个时刻，邓的夫人阿金（金维映）和邓离婚，改嫁给高大英俊、深思熟虑的罗迈。这是否促使罗迈对邓采取严厉的态度，无法证明。阿金是广东人，人们记得她是一位颇具天资的女人。和邓一样，她在瑞金时是党的一位书记，而且据说有点个人主义。阿金和罗迈一起完成了长征，但他们在延安离了婚。
　　邓小平被指责执行了一条“富农路线”，因为他主张没收富农的土地分给穷人，而不去触动中农。他还认为应当在各县保留地方武装力量，而不应当象“布尔什维克们”所坚持的那样，把所有的武装都统一到中央指挥之下。他还支持毛泽东的诱敌深入、围而歼之的战术。
　　邓小平在被批斗时写了两三份检查，承认他低估了“进攻路线”，但指控他的人对此还是不满意。他坚持说：“我再没有别的可说了。我说的都是实话。”说罢，他把腰板一挺，直直地站在那里，不愿为此再费口舌了。
　　一天，在被卫兵押回禁闭室的路上，他遇上了陆定一的妻子唐义贞。陆定一是苏区宣传部长。“文化革命”期间，红卫兵曾把他打成重伤。
　　“我饿坏了，”邓小平对她说，“肚子根本吃不饱。”她可怜他，花一块银元买了两只鸡。做好后，她给卫兵捎了个信，要他们把邓小平带到她的住所吃饭。邓小平吃了一只，把另外一只拿回禁闭室留着下顿吃。红军撤出苏区时，唐义贞被迫留在苏区。她的丈夫走完了长征，并幸存下来了。
　　邓小平在被“批斗”期间的表现同他在以后年代中的表现是一致的。他愿意承认错误，但当他相信自己正确时，他就不肯承认自己犯了错误。他支持毛泽东的战略，在这一点上毫不动摇。
　　关于后来发生的事情，大约有六七种说法。一种说法是，他被送到农村去劳动改造。杨尚昆将军说：“他被送到基层去了。”但不知道具体做什么。最准确的一种说法是，他被派到离瑞金很远的乐安县南村区去当“巡视员”了。但似乎谁也不知道他在那里巡视了些什么。所有的人都一致认为那是个很低的职位。他在那里呆的时间很短，可能不超过十天。那是个游击区，用军史研究员阎景堂的话来说，共产党和国民党军队在这片无人地带周旋，打得“难分难解”。瑞金有些人担心“会出事”，所以又把他调了回来。
　　他被调到红军总政治部担任秘书长，当时总政治部主任是受伤的王稼样。他担任秘书长这一职务有两三个月时间，后来据说他主动请求解除了这个职务，成为一名普通的政工人员。另一种说法是，根据邓自己的请求：担任红军机关报《红星报》的编辑。但是，李一氓指出，长征期间，不可能发行《红星报》，所以在总政治部邓没有什么事可干，只是同李一氓一起徒步行军。李一氓后来又纠正自己的说法，说他们每人分到一匹马，实际上是骑马行军。
　　不论情况如何，在遵义会议，或在此之前不久，这些都发生了变化。邓小平以《红星报》编辑的身份出席了遵义会议。不过，据他回忆，在遵义会议前不久召开的黎平会议期间，他已被任命为中央委员会秘书长，或按照刘英的说法，他担任“中央直属队”的秘书长。
　　这个职务听起来很重要，实际上并非如此。根据现在的回忆推断，秘书长的职责是整理会议记录、整理文件、文件归档、收发信件和起草命令等。事实上至今没有发现邓小平以秘书长署名的电报或文件。
　　邓出席邀义会议的问题直到最近才成为历史研究的问题。邓自己记得是出席了会议，杨尚昆将军亲自进行过一次调查。杨出席了会议，但记不得邓是否也在场。七十年代初，杨曾问过周恩来总理。周说邓确实在场。后来，杨回忆起他看到邓坐在一个角落里忙着记笔记——不是为了《红星报》，就是因为他是秘书长才记笔记的。不管多么重要，这些笔记也象有关遵义会议的几乎所有文字材料一样都丢失了。
　　一九三五年七月，就在红军翻过雪山之后，毛命令后方机关所有人员都必须在前线担任军事职务。邓小平去第一军团领导政治宣传工作，身材矮小的刘英接任秘书长，一直到红军到达陕北为止。红军到达陕北时，邓患了某种伤寒病，病得很厉害，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无法工作。
　　没有一个人象毛泽东那样使邓小平经历了那么多的大起大落。毛有一次发脾气说，每次他讲话，邓就故意坐在屋里很远的地方；邓耳聋，反正也听不到毛在说什么。可是在一九七三年，当周恩来身染重病时，他把邓小平从文化大革命的炼狱中解脱出来，并热情地称他为“棉里藏针”，意思是邓柔中有刚。毛还说，邓“行方思圆”。
　　红军从遵义出发时，邓已不在部队的下层了。他有了自己的马，而且从毛那里接受了新的任务。但是，随着邓的时来运转，另外一个人却倒霉了。红军向西北方向开辟新的路线时，骑在马背上的高高的李德已从红军最高指挥部里消失了。在遵义会议结束之前，李德就要求并被批准参加了林彪的第一军团。用他自己的话说，要“通过在前线的亲身体会，了解毛推崇备至的中国内战战术。”他的马背上驮满了从军需官那里领来的特殊供应物品，这又招致了中国人的一阵臭骂，然后他就匆匆去追赶林彪的部队了。三四天之后，他终于见到了林彪。他说，他受到了无礼的接待。不过，他还是收起了他最喜爱的娱乐——打扑克，开始研究毛的战争方式了。在此之前，很多长夜都是他和博古以及两个翻译靠打扑克打发过去的。
　　当红军第二次打下遵义并再次短暂停留时，翻译伍修权来看望过李德。伍被任命为第三军团副参谋长，上了前线。李德坐在桌旁，不慌不忙地砸核桃吃。伍坐下来，也开始砸核桃。李德抬起头来看了看他，说：“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军事关系，和砸核桃毫不相干。
　　在此之后的长征途中，李德就成了一个旁观者。
　　第十四章　摆脱危局
　　队伍出了遵义向北进发。这是自从长征开始以来，红军第一次踏上一条真正的公路，毛泽东也是第一次骑着高头白马走在队伍的前头（该马已制成标本现陈列在延安博物馆内）。他的老战友朱德和新战友洛甫也骑着马，分别在他的右手和左手与他并肩而行。疲惫不堪的部队进入桐梓时受到两千名群众的热情欢迎，景象十分壮观。桐梓是两周前由林彪的一军团攻克的。
　　在桐梓，红军开进了一个神秘的王国――仙女洞和天门洞。那是一片充满传奇故事的土地，一片富有诗意　和历史传统的土地。地下是巨大的石灰岩溶洞，深邃的洞身，岔道横生，还没有人进去探过路。有人说，天门洞是中国、也许是世界上最大的溶洞，它的主洞可以容纳几万人。
　　桐梓城不大，以出武将而闻名。桐梓县出的武将比中国任何地方都多。这里是不少小军阀的栖身之地，每个军阀都为自己造了一栋小楼，式样干篇一律，第二层有个阳台，院子里大多停着一辆小轿车。这些军阀个个都有不少黄金和小老婆。桐梓和在它西南五十英里处的茅台是有名的鸦片和酿酒中心。红军到达桐梓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派人到石灰岩溶洞里寻找军阀和地主逃跑前仓促藏匿起来的金银财宝。红军在这里富裕了好几个星期，因为它没收了大量的银元（但是缺乏大米和其他食物，这个地区除了生产黄金和鸦片外，其他出产极少）。
　　仙女洞和天门洞这样的人间奇境在二次大战中出了名。当时国民党为了避开日本人的轰炸，在这个偏远而隐蔽的地方建了兵工厂书地下发电厂。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时劫持了蒋介石的“少帅”张学良曾被押来囚禁在这里，看守们令其在洞里不断地转圈，直到他晕得辨不出方向，才让他出来重见天日。张学良被安置在一座小公馆里，墙外就是小西湖，因仿照著名的杭州西湖而得名。张学良单独住在那里，身旁只有一位才华出众、忠贞不渝的女秘书赵小姐。他们倾心相爱，一起生活。当蒋介石离开大陆去台湾时，把他俩也带走了。一九六四年张学良和赵小姐在台湾正式结婚。
　　一九四九年红军再次攻人这个富有浪漫色彩的角落。军阀们再次把财宝藏进洞里。红军很快又把它们取了出来。可是逃进深山的许多国民党军官和部队，是好多年以后才被全部消灭的。
　　参加过长征的罗炳辉将军告诉海伦斯诺；红军打贵州时“像是一只猴子在小巷里耍弄一头牛。”
　　我想，毛泽东不会做那样的描述。他的目标是清楚的――找到一条北上渡过长江的通道，以便同张国焘率领的四方面军会合。蒋介石的心里也已早有打算，毛泽东想北上，他就调动精锐部队来堵截。
　　毛泽东离开遵义前，就已派林彪率先遣部队先走一步，希望他能扫清道路，使红军得以在泸州和宜宾之间渡过长江。位于重庆西南的这段长江长约九十至一百五十英里，蒋介石就亲自在重庆坐镇指挥他的部队，企图在云贵川地区将红军团团围住，就象他早先在江西红色区域所做的那样。
　　毛泽东自有对付的妙计。他已分兵几路，由林彪亲自率领精锐的一军团第二师行动。该师突击团四团正尝试从赤水县一带渡过赤水河并为横渡长江做准备。他自己则亲串一军团第一师和其他高级机关离开桐梓西行。这条道路泥泞不堪，同遵义城外的公路无法相比。陈云（笔名廉臣大夫）在一篇文章里写道：这是长征途中他所见到的最糟糕的一条路。他看见毛泽东拄着棍子爬山。天下着雪，泥浆没过他的双膝。他显然滑倒过，因为他从头到脚都沾满了泥巴。
　　毛泽东率领部队西行朝赤水河前进，准备在林彪突围成功后立刻向北尾随林彪的部队。彭德怀的三军团（“军团”仅比师稍大一些）几乎沿同一路线单独向西运动，比毛所在的位置略靠北一些。九军团的任务是摸清敌情；五军团象往常一样，担任后卫，几乎紧跟在三军团后面。毛把有限的兵力分成这么多的几路是否明智，对此是有争议的。但是他的目的在于迷惑蒋介石，使蒋摸不清红军的意图，并趁其不备，在蒋介石尚未设防的地点强渡过江。他希望蒋和四川军阀本来的矛盾关系能对红军的行动有利。
　　但是战争中常有判断失误的时候。林彪素来机警、稳健，善于绕过敌人前进，现在却遇到了麻烦。他顺利抵达赤水河畔的土城，老百姓举着红旗欢迎他。黔军惊慌失措逃过赤水河。林彪接着向土城以北的不远的赤水城挺进。他料想会受到同样的欢迎。城里一个小军火库的工人于一月十六日举行过一次反政府的示威，林彪以为这可能对他攻城有所帮助。林彪手下有四千人。他们为能见到赤水城而兴奋不已，因为城里有电灯，而他们大多从未见过电灯。但是，当林彪抵达赤水附近的黄洞陂村时，他发现敌人在道路的一侧筑有坚固的碉堡，在另一侧的小山顶上修了强大的工事。敌人的重机枪朝着红军猛烈扫射。第三团竭尽全力战斗，仍冲不出敌人的火力网。林彪派出一支队伍绕到小山后寻找通路，但是找不到，战士们打了一整天，还是毫无进展。这时，他们又看见一英里以外的公路上尘土飞扬，显然，那是国民党部队在驰援赤水。林彪坚持着打到黄昏，然后撤过公路，拉开一段距离。他无可奈何地连夜向毛报告了失利的消息。
　　毛泽东率领的主力这几天也受到一股敌人的追击。但这似乎没有引起他多大的注意，而任凭敌人穷追不舍，他想那不过是几团黔军“双枪”兵而已。一月二十七日，毛率部来到赤水河边的土城部外。彭德怀的三军团就在附近，五军团离这里也不远。当晚决定，三军团第二天一早迎击迫兵，把他们消灭掉，估计敌人有两个团，约二千至三千人。这类战术是朱毛的拿手好戏。成功后既可摆脱追兵，又可在林彪打出一条道路后，立即跟进过江。他们估计林彪随时可能报来得手的消息。届时，他们将把敌人甩掉，并在蒋介石醒悟过来前就到达长江北岸。这是个大胆的方案，但又似乎完全有可能做到。
　　一月二十八日拂晓，三军团发起攻击。毛在位于土城以东数英里的青杠坡村建立了指挥所。指挥所设在村外的小山顶上，视野广阔，几乎可以环视四周三百六十度。按照以往的惯例，这类战斗通常只需几个小时。五军团这时已摆开了速战速决的阵势，准备全歼“双枪”兵。
　　不料，毛于清晨收到了林彪突进赤水受挫的消息。林已在前一天晚上下令他的部队停止前进。他的位置在毛以北二十英里，急行军大约半天就可以到达青杠坡。
　　林彪失利的消息很快就使毛泽东明白了这场歼灭“双枪”兵的速决战出了毛病。到了上午十时左右，故人显然没有仓皇溃逃。红军固然打得很好，故人打得也不错。实际上敌人反而越战越强了。中午时分，毛和他的部下意识到他们正在进行一场危险的战斗。敌人并不是不堪一击的黔军，而是驻守宜宾的川军总司令刘湘手下的精锐部队，前线指挥官是外号叫“熊猫”的郭勋祺。敌人的兵力也不是他们原来所想的两个团，而是两个旅即四个团。不仅如此。激战当中，又出现了更多的川军，总数增至八个团，至少一万人，而且训练有素，纪律严明，指挥有方。毛因失算使红军遇上了长征中最关键的一次战斗。他得到的情报错得不能再错了。
　　就数量而言，川军人数大约同毛部署的人马一般多。他原来预料兵力对比是四对一，现在成了一对一。离战场不远的地方确实应当另有一万或一万五千名红军部队，然而从未让他们投入战斗。林彪率领的大约四千人还在二十英里之外。半天以后各个方面都出现了险情。
　　高级指挥员两次亲临战场。朱德和刘伯承离开总司令部到前沿阵地督战，表明情况已很危急。川军指挥官显然已把八个团全部投入战斗，红军成败未定。
　　形势十分危急，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亲自指挥战斗。
　　红军手中仅剩下两门幸存下来的山炮。战斗后期，朱德动用了其中的一门。开炮猛轰充当急先锋的川军教导旅。仅剩的那三发炮弹打完后，朱德下令把炮扔进赤水河，因为再没有什么用处了。
　　下午两点，出现了新的紧急情况。二十英里以外的林彪接到命令，要他火速赶到青杠坡增援正在激战的三军团。但林彪最早也要到天黑以后才能赶到，这表明他们当时担心凌晨时红军的处境会更困难。
　　下午三点，战斗仍在激烈进行。伤亡越来越大。朱德的妻子康克清也遇到了突然袭击，她从密集的枪林弹雨中死里逃生。军事委员会为此召开了紧急会议，这是大家知道的红军在战斗中召开的唯一的一次紧急会议。可见这绝非是一次普通的战斗。现在清楚了，战斗中红军的命运可能危在旦夕。如果敌人投入更多的兵力，红军能不能顶住？谁也不敢说。到了下午三四点钟，军委干部团――司令部的近卫部队、后备中的后备也都投入了战斗（他们表现得很出色）。紧急会议决定采取非常措施，命令黄昏时停止战斗，迅速毁掉赤水河上的桥梁，取消了北上渡江的计划。主力红军究竟能不能、以及何时才能同张国焘的四方面军会合，要看事态的发展。眼下红军不得不推迟人川，暂时栖身云南。
　　军委向林彪下达了新的命令。让他必须在敌人封锁渡口之前　过河，同其他部队一起撤退。要竭尽全力后撤，以保存红军的战斗力。毛泽东指挥红军已有十天，而现在红军的命运是生死未卜。
　　毛泽东终于获得了一个喘息的时间：林彪数天前到达土城时，夺取了赤水河上的一座浮桥。浮桥还在原地。下午六时，工兵奉命把桥修好，并再搭两座桥。夜间，周恩来三次来到河边视察，鼓励工兵加快进度，强调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