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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巍文集:新语丝-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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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智篇（8）
三、遵义会议上的政治智慧
遵义会议在我党的历史上具有伟大意义，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它不仅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而且开辟了通向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同时，就党内斗争来说，它也是一个最光辉的范例。试想，会议之前，两条路线的对立是何等尖锐，争论是何等激烈，而且错误的意见在领导集团中居于统治地位，可是仅仅经过几天时间，这个党内最尖锐的矛盾就解决了。尤其是，遵义会议从头到尾，都采取了共产党人最正常的斗争方式，即思想斗争的方式，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然后实行真正的民主集中制作出正确的决议。我在长篇小说《地球的红飘带》中，对遵义会议给以着力的描写，也正是因为它是这样一个难得的范例。今天虽然情况变了，党已经成为执政党了，但是在党内斗争上仍应继承遵义会议的优良传统。把“四人帮”抓起来，只是特殊情况下采取的特殊方式，这一措施是完全正确的，是符合全党和全国人民利益的，但也是不得已的。就解决党内的经常矛盾来说，还是要从我们的优良传统中汲取教益。
然而，遵义会议为什么能够开得这样成功呢？我看原因有三：一个是湘江之战，我军损兵过半，八万红军只剩下三万多人，从上到下都有一种改换领导的情绪。正像周恩来同志在1972年6月10日讲到遵义会议时说的：“毛主席取得领导地位，是水到渠成”；再一个是毛泽东善于做说服工作，在长征途中他说服了王稼祥和张闻天等人，并取得了他们的支持。另一个是采取了正确的斗争策略，即只解决军事路线问题，暂不解决政治路线方面的问题。我以为在第三个问题上，充分显示了毛泽东的政治智慧，这是遵义会议能够顺利成功的重要一环。相反，如果将党内问题全面展开，很可能使遵义会议归于失败。
在谈到这一点时，周恩来曾这样说：“毛主席的办法是采取逐步地改正，先从军事路线解决，批判了反五次‘围剿’以来的作战的错误：开始是冒险主义，然后是保守主义，然后是逃跑主义。这样就容易说服人。其他问题暂时不争论。比如‘左’倾的土地政策，肃反扩大化，攻打大城市。那些都不说，先解决军事路线，这就容易通，很多人一下子就接受了。如果当时说整个都是路线问题，有很多人当时会要保留，反而阻碍党的前进。这是毛主席的辩证唯物主义，解决矛盾首先解决主要的矛盾，其次的放后一点嘛。”
张闻天在谈到遵义会议时曾说：“遵义会议前后，我从毛泽东同志那里第一次领受了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的教育，这对我有很大的益处。”又说，“但因遵义会议没有提出过去中央政治上的错误，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确，使我当时对于我自己过去的一套错误，还很少反省。这在毛泽东同志当时只能如此做，不然我们的联合会成为不可能，因而遵义会议不能取得胜利。为了党与革命的利益，而这个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毛泽东同志当时作了原则上的让步，承认一个不正确的路线为正确，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确的。这个例子，可以作为党内斗争一个示范来看。”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对另一件事的处理也颇重要。周恩来在1972年6月10日的谈话中说：主要矛盾解决后“实际上次的矛盾也跟着解决了，组织路线也勉强解决了。当时博古再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有人服了。本来理所当然归毛主席领导，没有问题。洛甫那个时期提出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我记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我们当时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毛主席硬是让洛甫做一做看。人总要帮嘛。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了。”这件事的处理，不仅表现了毛泽东的宽广胸怀，也有助于团结同志。
遵义会议的成功，已为此后的历史发展作了证明。在会议期间，毛泽东所显示的政治智慧，不能不是会议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这里我把它作为大智者的一个事例。
大智篇（9）
四、四渡赤水——毛泽东的得意之笔
在军事指挥艺术上，毛泽东无疑是个罕见的高手。从以少数兵力粉碎敌人重兵“围剿”起，直到震动世界的战略决战，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更是毛泽东的得意之笔。的确，谈起这一战役，军事家们没有不佩服的。
在红军进入贵州后的黎平会议上，党中央即确定，长途跋涉的红军暂时安顿下来，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根据地。但是随后发现，黔北一带地瘠民贫，少数民族多，语言不通，党的基础尤其薄弱，创建根据地是有很大困难的。而且蒋介石的“围剿”军已经入主贵阳，与黔军又将形成“围剿”之势。于是在遵义会议上，刘伯承和聂荣臻这两位四川人提出了一个新的建议。这个建议就是进军四川，在成都西北或西南建立根据地。他们认为，四川比之贵州要富裕得多，人口也稠密，而且四川一向封闭，外省军阀不容易进来。尤其是红四方面军已经在那里建立起了一块很像样的通南巴根据地，两个方面军合在一处，再也不用担心势单力孤了。中央接受了他们的建议。遵义会议一结束，就开始进兵四川。
但是，进入四川岂是容易的事。一来北有长江阻隔，二来有各路敌军围击堵截。红军原拟在宜宾至泸州段北渡长江，川军闻风而至，很快便有十多个旅四十多个团分路向川南集中。随后以一部分兵力防守宜宾、泸州，另以八个旅向红军进击。毛泽东本拟在土城歼其一部，以打破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但因情况不明，打得不很理想，不得不采取新的机动，寻机渡江。于是在猴场、土城南北西渡赤水河。是谓一渡赤水。
我军渡过赤水后，鉴于敌军已加强了沿江防御，渡江计划不得不暂缓执行。这样便转到了川滇边的扎西（今威信）暂时落脚。这是一个极荒僻的所在，那个鸡鸣三省就在这里。为了实施高度的机动，部队在这里进行了整编，把全军编为十三个精干的团，并进行了彻底的轻装，连最珍贵的X光机都丢下了。这时敌人已从四面八方围了上来，其中有吴奇伟的四个师，周浑元的四个师，滇军孙渡的四个师，以及王家烈的五个师，加上川军的八个师，共二十五个师的兵力，他们企图将红军围歼于长江以南、叙永以西、横江以东地区。形势是极其险恶的。而这时毛泽东却忽生奇谋，乘围攻之敌尚未到达，黔北敌兵力薄弱之际，令红军调头秘密东返，于二郎滩、太平渡二渡赤水，杀了一个回马枪。这个回马枪大大出人意料，很快红军便攻取了娄关和遵义城，一举歼灭和击溃敌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三千余人。这个仗打得十分漂亮，搞得王家烈狼狈不堪，吴奇伟落荒而逃，逃到了乌江南岸。这是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也是毛泽东重新指挥军队后的第一个胜利。以上是谓二渡赤水。
娄山关、遵义大捷，大大振奋了红军士气，部队也得到了一些补充，但是过江问题并未解决。毛泽东本拟乘胜利余威，再打一两个胜仗，进一步打开局面，但因敌人过于密集未获成功。而且由于遵义之捷大大震撼了敌人，蒋介石赶忙离开了汉口飞到重庆“督剿”。他严令川黔各军：“由本委员长统一指挥，如无本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进退。”同时把江西那一套筑碉堡的办法也搬了过来。这样，红军在遵义、鸭溪等狭小地区，便再次面临着被包围的形势。这时红军不得不转移到赤水河岸的茅台镇一带，准备由此三渡赤水。要知道，这是红军面临的一个最危险的时刻。因为前无进路，后无退路，即使渡过赤水再次进入川南古蔺、叙永地区，也无法渡江，而多路追兵又已迫近。究竟何去何从呢？红军的命运究将如何呢？而正是在这险象环生的危急时刻，毛泽东又创作了一篇千古妙文。研究四渡赤水者有人往往把三渡和四渡分开论述，其实三渡和四渡是一篇文章。事实上在准备三渡时，毛泽东已经为四渡作好了准备。即三渡只是姿态，是要摆出渡江入川的架势，借以把敌人的追兵都吸引过来。果然这一着很灵。在红军从茅台渡过赤水后，蒋介石即判断我军又要北渡长江，遂急令其所有部队都向川南进击，企图围歼我军于古蔺地区。毛泽东见时机已到，为了继续迷惑敌人，以一个团大张旗鼓地向古蔺前进，诱敌继续向西，主力则突然折向东南，直扑贵阳。这真是任何人也想不到的天才之笔！这时蒋介石又恰在贵阳，大兵都派出去了，在贵阳看家的仅有四个团的兵力，他怎么会不恐慌呢？我在小说《地球的红飘带》里描写到蒋介石被吓得拉稀的事，读者可能以为是艺术夸张，其实不是，那是他的侍从室主任晏道刚提供的真实材料。这时的蒋介石完全如堕五里雾中，既惊恐万状，又惶惑不解，一时判断红军要打贵阳，急令各军返回救驾，一时又判断红军要去湖南与二、六军团会合。其实都不是！毛泽东的最大心愿就是调出滇军，以便向云南转进。果然，那个颇想在蒋介石面前露一手的滇军将领孙渡，不惮风霜之苦星夜赶来。这时的红军只围着贵阳城转了一个弯弯儿，宛如炸了一个大麻花似的直奔云南而去。当蒋介石大梦方醒时，红军已以每日六十公里的速度赶到金沙江边，从容渡江，进入了四川境内。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大智篇（10）
这就是四渡赤水的惊心动魄的一幕。四渡赤水不仅在我军战史上是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范例，而且在军事史上也堪称指挥艺术的千古绝唱。毛泽东的高妙处、不凡处，就在一个“奇”字。孙子说“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这一点已被毛泽东运用得出神入化。因此，敌人纵有千般妙计，万般布置，最后仍不得不落入如来佛的手心之中。蒋介石早年毕业于日本军校，后又任黄埔军校校长，以后又作为一方统帅，与国内各军阀频频交手，又与中共为敌一生，直至逃到台湾为止，打了一辈子仗，搞了一辈子军事，也算得上是一位军事家了。可是若与毛泽东相比，在每次对敌中，毛泽东总要胜他一筹。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当然从根本上说，是战争的性质和军队的本质不同最后决定了胜负。但单从军事的角度说，从智力的高下说，蒋介石比毛泽东似乎也低出很多，颇像一个侏儒站在一个巨人的脚下。因此尽管他手中掌握着绝对优势的数十万数百万人马，却不得不被毛泽东玩弄于股掌之间。虽徒有“不消灭共产党死不瞑目”的壮志，亦不得不老死小岛，饮恨九泉！
五、团结与斗争的辩证法
多年前一个春节，我去给一位革命前辈拜年。我看他正立在宽大的书案边挥毫作书。他是一位著名的书法家，字写得很漂亮，正在写着一副大大的对联。上联是“世界是我们的”，下联是“做事要大家来”。我越看越觉得这副对联思想深刻，出语不凡。上联实际上讲的是革命者的世界观问题，下联实际上讲的是群众路线的问题。这是两个互相联系的根本问题。我们要革命，要推翻旧世界，创造新世界，就不能不依靠广大群众和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依靠个人或少数人是完全无能为力的。当时我不禁为这副对联的内容深深吸引住了，立刻问：“你这副对联是从哪里来的？作者是谁？”他笑了笑反问道：“你看像是谁？”随后他才告诉我，他最近去了一趟湖南，才发现这副对联的作者不是别人，正是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于是我立即请这位书法家给我写了一个条幅。虽然直到今天我还没有找到别的旁证，但就其思想本质看，我是确信无疑的了。
联系到日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看，无论是群众路线的思想还是统一战线的思想，都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即以统一战线思想来说，由于中国革命的丰富实践，毛泽东在统一战线的理论上和策略的运用上，都发展到极高的水平，为马列主义宝库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毛泽东是一向非常重视统一战线问题的。他在著名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曾经把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列为中国共产党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尤其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指导和各项策略的熟练运用，已成为战胜日本法西斯的重要因素。但是统一战线并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物，更不是轻而易举可以处理好的。因为它内部包括复杂的、具有不同利益的、甚至是对立的阶级和政治集团，这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联合与斗争两个互相联系着的侧面。如果对这种规律性不认识，或者处理得不正确，就会使统一战线归于破裂和失败。毛泽东在《论政策》一文里曾经总结说：“在第一次大革命后期，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而在土地革命后期，则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除基本农民以外），实为代表两个极端政策的极明显的例证。而这两个极端的政策，都使党和革命遭受了极大的损失。”尤其是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不仅不敢与资产阶级作斗争，而且处处引导无产阶级适应资产阶级一党一群的私利，结果导致了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其教训是极其沉痛的。毛泽东吸取了这些丰富的历史经验，在抗日战争中对民族内部团结与斗争的问题上，可谓运用得得心应手。其中他制定的两项基本原则，是有决定意义的。其一，毛泽东深知，“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与巩固。而要达此目的，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这是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而以斗争为达到团结一切抗日势力的手段。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其二，在同顽固派斗争时，也要注意以下三个原则，即自卫原则、胜利原则、休战原则，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有理、有利、有节”。要知道，这两项原则是有很深刻的含义的。从十年内战以及八年抗战的过程来看，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顽固派，其对民族敌人的态度始终是不坚决的。抗战实现之前，他们则热衷于“剿共”内战，讳言抗日；抗战实现之后，也始终是动动摇摇，后来又一变而为消极抗战，积极###，甚至准备投降。试想，在这种状况下，如果没有以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为代表的进步势力的壮大，以致成为抗战的中坚力量，则抗战不仅没有前途，而且随时存在着夭折的危险。事实本身也证明，等到八路军、新四军壮大到抗击一半以上的敌军和绝大部分的伪军时，抗战的局面才真正不可逆转了。在与顽固派进行斗争时，为什么又要遵守“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呢？这是因为同顽固派的斗争，不仅是为了防御他们的进攻，以便保护进步势力不受损失，并使进步势力继续发展；同时还是为了推动他们继续抗日行动，并保持同他们的合作，避免大内战的发生。回顾八年抗战，在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互相交织的斗争中，在敌、伪、顽、我犬牙交错的复杂战场上，毛泽东牢牢地驾驶着抗战的航船，既极大地壮大了人民的力量，又避免了抗日统一战线的破裂，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这不能不说是毛泽东运用辩证法的高度智慧的表现。 txt小说上传分享
大智篇（11）
在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顽固派，曾发动过两次###高潮，使抗战的前途出现很大危机。如果不是我党我军正确运用毛泽东确定的上述原则，进行了坚决而又恰当的斗争，神圣的抗战事业就不知道会发生怎样的逆转了。
国民党###顽固派，对我党我军始终是包藏祸心的。统一战线虽然确立，八路军和新四军开上了抗日前线，但他们并不希望我党我军发展壮大，甚至希望我军在优势敌军的打击下被削弱和消灭。这里面自然包含着“借刀杀人”的意味。顽固派认为，他们成百万的大军都被日寇打得溃不成军，一败再败，装备落后的、枪支不全的仅仅十万多人的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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