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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夺牌的选手，结果却白白为他人做了嫁衣



………【社区自治：社会发展的必然】………

　　　　据媒体报道，截至2007年年底，宁波市所有的城市社区居委会完成了直选，成为全国首个城市社区全部实现直选的城市，有专家认为，此举不但促进了城市基层民主的扩大，而且创新了社区管理模式，规范了城市社区选举程序，对全国有良好的借鉴作用。

　　　　事实上，在社区层面推行社区居民自治，实行选聘分离、义工为主的管理模式，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就在昨天晚上，笔者所居住的大温哥华郊区某社区召开了一次社区全体代表大会，会议的议题包括是否更换物业公司、停车场赢利用途、是否允许公寓阳台封闭和社区委员会改选办法等，这些议题都是一周前书面分发到每家每户，以一户一票的方式表决的，而负责日常管理的社区委员会、负责款项出入和用度监督的社区董事会，以及负责给前者提供建议的社区特别顾问，则是这些议题的拟定者。他们都系居民选举产生的纯义工，不但负责组织这类表决、讨论，还实际担负从社区设施维护、运转直到火警发生时疏导受灾户并配合消防队、警察工作，大量繁琐的日常社区管理事务。这就是欧美各国通行的社区自治体制。

　　　　在这种体制下，各城市自行订拟符合本地实际的“社区自治办法”，而各社区的日常管理工作，则完全交给这些由社区自行推举产生、不脱产、不占编制的组织及其义务人员管理，所有这些为社区服务的组织，都是非政府、非赢利性质，政府虽然高度重视社区发展，却并不直接置身事内，其参与大多以简洁的方式如法律、经济等方式进行，社区事务主要依靠居民自己进行管理。在这种体制下，政府行政主要承担制度和法规制订者、仲裁者和协调者的角色，而社区内的各项服务、管理，则完全交由社区自治。

　　　　这种模式最大的好处，首先是提高了社区服务的效率。由于所有社区服务人员都是由社区居民推选、乐意为本社区服务的义工，他们一方面有强烈的社区归属感和服务意识，另一方面也对社区的特点、需要和不足更加知根知底，工作、服务也能做到有的放矢。由于行政部门不直接参与社区内部管理，而只是间接参与指导和服务，避免了不必要的内耗和扯皮。这些义工都是不脱产、不领薪的，服务纯属尽义务，只能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从事社区工作，这样一来确保了只有最热心者才会乐意充当社区义工，二来也无形中将社区工作中一些形式主义的风气消解于无形。

　　　　其次，也降低了政府行政成本。由于社区自治，政府可以仅在社区一级配置最低标准的专职社工，并将社区行政拨款大大降低，而不必担心社区功能弱化，这样就可确保宝贵的行政人力、财力投入到更急需的领域。东非国家坦桑尼亚原本实行与中国类似的“大政府、小社会”、由政府对社区基层组织和服务大包大揽的方法，导致行政开支浩大，社区服务效率也欠佳。近年来他们推行了社区自治改革，让大量社区义工和非政府组织替代专职社工，结果非但费用大减，社区的功能也更趋健全、完善。

　　　　我们看到，宁波市的社区直选、选聘分离等大胆尝试，所遵循的同样是以大多数义工代替专职社工、以居民自治为主代替行政管理为主、以“小政府、大社会”模式代替“大政府、小社会”模式的社区自治道路，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单纯看户籍的传统习惯，而把在本社区务工和居住半年以上的外来人员也列入候选人行列。这些努力同样收到了提高社区服务效率、减少政府行政支出的预期作用。

　　　　在国外，社区自治的产生、推广和完善，是和居民文明素质的提高、公民化社会的建立健全，以及公民自治意识和能力不断提高分不开的，是社会进步的一种典型表现。同样，在中国，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类似宁波形式、或符合各地特色其它形式的公民自治，将越来越多、越来越普遍地出现在全国众多地方，因为公民自治是社会进步的需要，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非洲合众国　理想与现实】………

　　　　据外电报道，在2日于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闭幕的非盟第十届首脑峰会上，“非洲合众国”的理念受到与会首脑的热烈讨论，甚至传出有多国争当“非洲华盛顿特区”、“非洲德克萨斯”的花絮性消息。对此，一些舆论表现出浓厚兴趣，但也有不少分析家却冷眼旁观。非洲合众国这个看上去很恢宏的构想，究竟有几分实现的可能？

　　　　“非洲合众国”这个概念首次面世是在1999年，在当年于利比亚苏尔特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特别首脑会议上，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率先喊出“非洲合众国”的口号。根据他的构想，“非洲合众国”将拥有自己的中央银行、军队和议会，以便应对全球化挑战，提高非洲在世界舞台上的发言权。卡扎菲认为非洲国家应该联合起来，在重大国际政治、外交和贸易问题的谈判中用一个声音说话。此后卡扎菲又多次在不同场合宣扬这一理念，去年7月非盟阿克拉第九节峰会前夕，他闪电般访问西非多个国家，向所在国政府兜售其先建立“非洲联邦”继而建立“非洲合众国”的计划，并多次喊出“非洲合众国万岁”的口号，此次不过老生常谈而已。

　　　　作为有强烈领袖欲的卡扎菲，其活跃于政治舞台的几十年一直谋求某种“大一统”，在最初，他的目标是“泛阿拉伯联盟”，并积极推动与埃及、叙利亚等合并，并企图进而谋求阿拉伯世界盟主的宝座，在接连遭遇美国等西方国家重创，并被从保守到激进的各派阿拉伯势力“边缘化”之后，他才改弦更张，打算利用自己在一些黑非洲国家“乐善好施”所积累的人气，将自己未筹的“阿拉伯盟主梦”转而实现于“非洲合众国”理念上。对此黑非洲各国其实也心知肚明，自1999年至今，“非洲合众国”年年讲月月讲，私下场合没有一个不附和的，正式场合却连议案都难以列入，许多国家对卡扎菲这位尊神，都采取了“话照听、钱照拿、掌照鼓、临了照样什么事不办”的态度来敷衍。

　　　　事实上“非洲合众国”并非卡扎菲空穴来风的异想天开，它的基础是上世纪中叶盛行于非洲的“泛非主义”，在反殖斗争中，许多非洲领导人痛感敌强我弱，认为只有非洲各国团结一致，才能战胜强大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获得全非解放，刚果（金）的卢蒙巴、肯尼亚的肯雅基、几内亚的塞古。杜尔、加纳的恩格努玛等人，都是泛非主义的杰出代表。在历史上，泛非主义促进了非洲各国民众的团结协作，为反殖、反帝和独立运动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非洲是全球国家数最多的一个大洲，各国在独立以后的发展道路上，不同程度地感到分则势单、合则势全，因此常常会产生区域联合、乃至全非联合的想法，许多非洲国家之间曾达成过合并，非洲还是各种区域性共同体、共同市场组织最多的大洲。近年来由于国际市场石油、矿产品和经济作物等原材料价格大涨，以此为主业的非洲各国经济增长迅速，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2005、2006两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国经济增长率都达到5。5％左右，而2007年可能高达6％，一些国家（如安哥拉）更高达两位数，是30年以来最好的，这也让不少国家的领导人产生了更多、更强烈的合作yu望，希望通过更紧密的联合，让非洲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都能承担更重要的角色。

　　　　然而必须看到，“非洲合众国”的理想，在可预见的将来，恐怕很难有实现的土壤。

　　　　在历史上，非洲虽然拥有璀璨的古代文明，但由于地域条件限制，各文明之间往往互不接壤，自行发展，地区差异极大，如果说中国的大一统建立在自秦以来无数个统一、多民族帝国的基础上，西欧统一的憧憬，建立在历史上罗马帝国、神圣罗马帝国形式上的统一，和各主权国家间错综复杂的历史渊源基础上，美利坚合众国则是以外来文明之剑，和民族熔炉之火，铸成了统一国家的基石，那么，历史上从无“统一非洲”，甚至至今在大多数黑非洲国家，习惯上仍不把北非几国看做“非洲的一部分”（同样，一些马格里布国家人也不认为自己属于非洲），这样的认同感，如何能确保“非洲合众国”大厦的坚如磐石？

　　　　非洲是个多民族、多部族的大洲，除了极个别例外，多数国家境内都有数十乃至上百个民族，同样，一些民族又被分隔在几个不同国家，这些有些是自然因素所致，更多则为殖民宗主国“分而治之”做法酿成的恶果。由于许多非洲国家独立迄今不过几十年，民族国家的认同感还较淡漠，许多国民认同自己是“某族人”的理念要远胜过认同自己是“某国人”，部族冲突、边界纠葛、宗教矛盾，导致了几十年来非洲连绵不绝的冲突和纠葛，即使在各国首脑高谈阔论“非洲合众国”的此次峰会上，他们同样在正式场合对诸如达尔富尔、肯尼亚和刚果（金）等地的民族冲突束手无策。即使一度被誉为“非洲民族国家典范”的肯尼亚，也终于未能避过部族冲突这一死结。老话说得好，修身、齐家、治国而后平天下，在相当多非洲、尤其黑非洲国家自身的统一和国家认同尚待完善前提下，“非洲合众国”又何以实现？

　　　　不仅如此，“非洲合众国”理念所憧憬的经济强大、货币统一、军事一体，其实现均有诸多难以克服的障碍。

　　　　非洲各国经济虽发展较快，但殖民时代遗留下来的单一经济模式并无显著改变，大多数GDP增长较快的国家，如苏丹、安哥拉、塞拉利昂，均得益于石油或其它矿产品资源的开发，和其在国际市场价格的一路狂飙，历史上70年代的扎伊尔、80年代的尼日利亚都曾受益于此，但一旦市场波动，这些经济结构单一的国家无一例外将会受到极大冲击，甚至就此一蹶不振。而且由于前宗主国将非洲殖民地当作自身经济的原料来源，致使大多数非洲国家的经济模式严重依附前宗主国经济，而彼此间却缺乏互补，在这种情形下一旦变成“合众国”，就会变成“德克萨斯”有很多、而“加利福尼亚”和“密歇根”、“纽约”一个也没有的畸形儿。

　　　　非洲各国金融管控能力薄弱，大多数国家货币币值不稳定，许多甚至不能自由兑换，尽管非洲法郎区拥有统一的、稳定的、某种程度上可兑换的非洲法郎，但这一货币的实现和保持，却建立在法国金融体系支持和担保基础上，而除此之外，即使南非、尼日利亚、加纳这样的非洲强国，其货币币值也非常不稳，而几内亚、津巴布韦等国就更不用说了。在这样的金融基础上，“统一货币”的构想不啻空中楼阁。

　　　　卡扎菲曾认为，非洲各国国贫兵寡，独木难支，但一旦成立“统一军”，则会一下拥有一支可以和任何大国媲美、总兵力超过200万的强大武装，既能保家卫国，又能履行国际义务，这样一来，就可以对任何无礼要求和非份企图说不。由于部族化、区域化的特点，非洲大多数国家规模不大的军队本身，或只听命于某个强势民族，或被若干势均力敌的民族分而制之，对于不少非洲国家而言，“本国统一军”尚如镜花水月，不知何日方能实现，非洲统一军的前景更无需多谈。且200万军队听上去很美，但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后勤的前提是强大、持久、稳定的军费支持，和统一、坚强、高效的指挥管理体系，而这两点是当前非洲任何国家和个人都无法做到的。

　　　　可见至少到目前为止，“非洲合众国”仅仅是一个“口惠而实不至”的梦想：美好，但难以实现。也许5年后、10年后，非洲各国领导人仍会兴致盎然地探讨这一理念，正如他们从1999年至今一直所作所为的一样。



………【文明有时需要曲折前进】………

　　　　加拿大是个讲究环境的国家，向来以崇尚文明自居，温哥华、多伦多等大多数城市都有所谓“晾衣绳禁令”，即不允许居民在户外拉绳晾晒衣被，出发点自然是为了文明——好端端的大城市，东一根绳，西一条被，弄得跟“万国旗”似的，的确不太好看不是？

　　　　对于这种注重城市环境的措施，国内不少学者大加赞许，认为这不但是文明社会进步的表现，也是城市管理发展的必然，主张借鉴、模仿的声音一直不绝于耳。但近来有一条传说可能会让他们大跌眼镜：加拿大人口最多的省份安大略省有可能取消“晾衣绳禁令”。

　　　　上周，安大略省能源厅长GｅrryPhillips对外界表示，该省正打算采用行政手段取消一些地方的“晾衣绳禁令”，转而允许甚至鼓励居民在户外晾衣。该厅长表示，省政府将在两个月内对此事展开公众意见征询。

　　　　为什么加拿大人会“出尔反尔”，自己从文明阶梯上往后“退步”？

　　　　原来加拿大人经过计算，发现禁止户外晒衣后，居民不得不用干衣机烘干衣物，每台干衣机每年平均耗电900度左右，约占住宅用电量6％，而如果居民只将哪怕25％衣物在户外晾晒，每年就可节约30加元电费，更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以保护环境，节约能源。

　　　　可见文明的确是很复杂的，倘片面注重其中一面而忽视了另一面，就容易造成此处得益而彼端遭损的“跷跷板”效应，一算综合帐，往往发现并不像想象中的上算，甚或得不偿失。因此，文明有时需要曲折前进，当初禁晾衣绳，如今解禁，都是对文明进步的一种推动。

　　　　必须指出，作为较早禁晾衣绳的“环保大国”，作为本身能源资源相当丰富的石油出口国，加拿大有关方面能在城市观瞻和环保节能的平衡中选择后者，更能在发现自己以前所做决策有欠缺时及时改弦更张，体现出的是一种重全局、重大体、重民生的负责任的态度。

　　　　类似“晾衣绳禁令”的城市环境整改措施，在中国国内许多地方也并不罕见，如“清理早餐车”、“清理路边报摊”甚至“禁猪令”等，其推出的初衷，当然是为了改善地区环境和秩序，是为了提升社会文明程度，是值得肯定的。但一些措施在改善了某些城市顽症的同时，却又造成了新的问题，如早餐摊、路边报摊的清理，在改善马路环境的同时，也许会造成市民吃早点难、买报刊难，“禁猪令”在减少水域污染的同时，也许会加剧所在地猪肉价格的不稳定，等等。

　　　　要解开这个疙瘩，各地有关方面不妨借鉴一下加拿大安省的经验，一是综合平衡，看看怎样做才是利最大、弊最小的；二是配套措施到位，让行政规定的副作用降到最低；三是敢于补过，一旦发现政策不妥就要勇于自我否定，千万不要为了“面子”丢了“里子”，弄到因小失大。



………【春节留客　节后又如何】………

　　　　由于50年一遇的大雪和冰灾，中国南方广大地区原本就因春运而显得有些力不从心的交通网更显得不堪重负，成千上万的外地民工被堵在火车站或路途中，有家归不得，有年过不好，让人看了十分揪心。

　　　　为了缓解交通压力，许多灾区城市，有关方面都出面动员、组织本拟返乡的外地民工留在打工地过年。据报道，仅广东一省就有外地民工2200多万，在动员、劝说和无可奈何下，主动或不主动地留下来过年者预计将占这一总数的65％。为确保这些民工过好这个异地年，有关方面可谓煞费苦心，嘘寒问暖，送礼赠物，对这些城市的特殊客人给予了不少关照。

　　　　对于大多数忙碌一年的民工而言，春节原本都是他们一年中唯一的团圆机会，如今家人不能来，自己又不能归，实在令人同情；不但如此，他们响应号召当“城市客人”，实质上是急国家所急，为国家分忧，是顾大体、识大局的牺牲、奉献行为，理应受到“主人”的尊重和款待。可以想象，春节期间的慰问、关怀少不了他们，各种晚会和献词中也会不断提起他们这个群体的名字。

　　　　问题是，对于这些春节里殷勤留下的客人，过完年后城里“主人”会不会换另一张脸色？

　　　　这个担心显然并非多余。

　　　　在春节以外，这些“客人”们的日子并不好过：许多城市的医保体系、救助体系都把他们摒诸网外；一些城市出现过“限制外地人买房”的政策传闻，居然引得“主人”们纷纷叫好；一些城市和部门不加分析和甄别，片面地将城市犯罪率和治安问题归咎于“客人”太多太杂；市容整治、城市整治、工商整治……几乎任何一个整治性行为，“客人”们都会成为理所当然的首选对象，仿佛他们是城市一切问题之源，而对“客人”们对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