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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外界对中国的不同看法、立场和态度，都是有其复杂、深刻原因的，既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且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用一种简单、概念化的“阴谋论”来概括、理解，只能把错综复杂的国际问题简单化，表象化，既不能找到“恨”的症结，更无从对症下药，提高中国的国际形象，确保中国的国际利益。

　　　　中国之所以能从长期积贫积弱中迅速崛起，在政治、经济各方面突飞猛进，保持旺盛持久的发展势头，在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对外开放的政策，起到了重要保障作用，不论这些外来思想、外来理论、外来投资和资本进入中国的目的何在，客观上都给中国的腾飞提供了一个宝贵的契机，加注了持续的燃料，用“阴谋论”眼光挑剔、排斥一切外来事物的思想和行为，哪怕打着“保护国家利益”的旗号，归根结蒂，却是对国家利益的一种损害。

　　　　此外，一味高唱“威胁论”的调门，也会让不少外国人认为中国人很难打交道。大家不妨静下心来想一想，每当境外传来某些国家把中国在当地投资、设厂称作“经济入侵”或“中国威胁”时的气愤，将心比心，某些人将外国在中国的类似行为也称作“阴谋”、“杀手”、“战争”，人家会作何感想？这种意气之论，不但妨碍了矛盾的解决，反倒可能给真正的“阴谋者”以可乘之机。

　　　　喜欢唱“阴谋论”调门的人往往表现为高度的民族自尊，境外的一点风吹草动，往往都能让他们联想到阴谋，联想到民族大义；但自尊和自卑往往是一对统一体，这种“阴谋论”提倡者的另一面表现却是有些气短的，即怕别人的“阴谋论”有市场而不敢坚持应坚持的东西，如不敢理直气壮地谈主权争端，不敢理直气壮地谈国防需要等。

　　　　事实上，这种“阴谋论”的思维定式既不能堵塞外界悠悠之口，让他们不再发出刺耳之声，也不能变成铜墙铁壁，让中国刀枪不入、长生不老，而只能妨碍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作为。中国所应该做的，只能是一方面和其它国家一样，履行国际义务，尽与自身地位相称的国际责任，另一方面，享受相应国际权力，有理、有利、有节地做符合自身国家利益的事；一方面坚持自己的立场和主张，另一方面容忍不同于自己的立场和主张，一言以蔽之，既要坚持“世界的中国”，也要坚持“中国的世界”。

　　　　说到底，“阴谋论”倡导者还是缺乏必要的自信，对外界的评价、看法过于敏感、过于重视，如此则难免被境外纷繁的批评、指责弄得疑神疑鬼、不知所措。应该看到，世界是多元的，任何一个国家做任何一件事，都难免被议论、被批评，而且这个国家越强大，地位越重要，所受的议论、批评就越多。如果一味围着这些议论打转，则看似维护独立自主，实际上反倒是被外界的言行牵着鼻子走。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做符合自身利益且不损害别人利益的事，而对外来的议论保持客观、清醒的头脑，既不唯唯诺诺，也不因噎废食。

　　　　《吕氏春秋》记载了一个“邻人窃斧”的故事，说有个古人丢了斧头，怀疑为邻居所偷，结果听邻居一言一行、看他一举一动，无不酷似窃贼。“阴谋论”显然正是这种邻人窃斧心态的发作，是妨碍中国和外界沟通、交往，妨碍彼此取得共识、解决问题的片面认识，说到底，是一种不信人也不自信的怯懦心态。

　　　　上世纪50年代，美国在麦卡锡主义思潮的推动下，就演出过“邻人窃斧”的活剧，他们疑神疑鬼，草木皆兵，到处搜寻“苏联间谍”和“危险思想”，一时间仿佛处处有间谍，处处是阴谋，事实证明，这种愚蠢的认识和行为反倒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前志不忘，后事之师，正处于开放、发展关键阶段的中国，切莫让阴谋论束缚了自己手脚，从而拘束了自身的跃进和腾飞。



………【非洲没有遍地黄金】………

　　　　近日，一则关于非洲的神话在众多大小媒体铺天盖地，传得沸沸扬扬，说的是“中非商会保定直属分会”会长刘建军在非洲各国奇迹般发达，并获封“西非六部大酋长”的神话。

　　　　任何一个有一定非洲经历的人，在仔细阅读那则奇文后，都会发现无数的漏洞。

　　　　该会长在一开始就详述了自己“赞比亚河畔”的起家经历，可赞比亚根本就不存在“赞比亚河”，只有赞比西河，而拥有4万公顷水浇地、在非洲较早普及水稻种植的赞比亚，自然也不可能如刘会长所言，连“开沟挖井”都不会；他不止一次津津乐道于非洲农业的高产量，“种什么产量都很高”，可事实上，非洲许多地区固然日照时间长，降水充足，但土质薄，养分低，单位产量很差，即以刘会长所言赞比亚为例，中国在那里历史最久、成绩最好的“中垦集团中赞友谊农场”，经过多年土壤优化和农田水利建设，小麦亩产也只能达到800斤左右，且由于大多数国家存在明显雨、旱季，一般只能实现一年一熟，或农作物和经济作物套种两熟，而不可能如刘会长所言“一年三熟”。

　　　　刘会长一再建议投资非洲蔬菜种植项目，并称“蔬菜价格高，种起来容易，利润也高”，实际上非洲普通蔬菜，如生菜、黄瓜、油菜、西兰花、西红柿等，价格只略高于国内，如西非国家贝宁科托努，一棵生菜卖50西非法郎（人民币不到1元），内陆国家马里则卖200西非法郎（两块多），一公斤黄瓜，多哥洛美菜市场卖800－1200西非法郎。至于韭菜、大白菜、空心菜等精细蔬菜，固然价格不菲，如多哥华人超市“天地亿万多”的韭菜春节时可以卖到4000西非法郎一公斤，冬瓜卖过2500西法一个，但这些蔬菜基本上只有中国人自己问津，当地人甚至白人都很少购买，如刘会长所言“西非贝宁等国蔬菜普遍几十块人民币一公斤”不是事实。在非洲种蔬菜存在“一低二高”，即人工低、成本高、售价高，不论西非还是东非，一个农业工人的月薪都可控制在人民币300－400元左右，但种子、化肥、农药、机油等（刘会长说非洲不用化肥农药也是错的）都因不能生产，价格高出30％－100％，虽然蔬菜售价比国内高，但天气炎热，不耐久贮，利润也只略高于国内，一位在西非颇有名气的台湾菜农经营数十年，也只堪称小康，客户集中在华人圈中，像刘会长所言“几十倍”的收益，不知从何而来？

　　　　刘会长建议投资渔业，并称“西非人不爱吃鱼也不爱养鱼”，事实上西非沿海国家酷爱吃鱼，著名的塞内加尔鱼饭是众多西非人的最爱，在贝宁科托努繁华的米赛博大街随处可见的街头饭摊，和木薯饭一同出售的，正是烧鱼或鱼卤，内陆国家马里，有享誉非洲的“鱼都”莫普提，马里鱼干畅销西非、北非，显然，西非人吃鱼也养鱼，而且非常普及，指望靠养鱼发大财的念头，不啻痴人说梦。

　　　　刘会长还建议投资资源开发、矿藏开发和工业投资，并称“有发财机会，无任何风险”，事实上资源开发项目早有大量跨国公司介入，小资本、小企业生存空间已较艰难，而在非洲、尤其刘会长建议的西非、东非和中部非洲各国经营加工制造业，则存在政策不稳定、劳动力资源匮乏（当地缺乏熟练工人且很难培训，中国工人比例受限制）、不确定因素多等种种难题，未必能获得预期收益，如甘肃惠凯在多哥洛美投资衬衫厂，结果产品单位成本竟高于直接从国内进口，挣扎几年后关门了事；上海华源在马里合资的纺织厂也因主打产品真蜡布成本远高于市场售价而举步维艰。

　　　　刘会长还谈到投资医药行业的丰厚利润，而实际情况是，在大多数非洲国家，医药行业的准入受严格限制，中国药品很难打入主流市场，而混迹于大市场里为数众多的街头中国卖药者，经营既不规范，利润也无保证，甚至居无定所。至于刘会长津津乐道的“清凉油神话”，20年前容或如此，但如今由于中非贸易联系紧密，即使偏僻市集也随处可买到，且尼日利亚、喀麦隆等国已有厂家仿制，清凉油早已“下凡”，不再有昔日的光环。

　　　　为打动更多的读者、观众或听众，刘会长还编织了众多美丽的轶事或神话，然而这些更加漏洞百出。

　　　　刘会长称西非很多国家“鸡不生蛋”，事实上不论贝宁还是加纳，多哥还是马里，城里街头、墙上，都不难找到“养鸡场供应鸡蛋肉鸡”的广告，不少国家还把鸡肉分等，“肉鸡”价格高出“蛋鸡”数倍，若西非鸡都不生蛋，“肉鸡”、“蛋鸡”云云岂不成了笑话？

　　　　刘会长绘声绘色地讲述了“非洲的鞭刑”，并猜测是“大象和犀牛皮做的”，还讲述了“私刑”、“小偷市场”等耸人听闻的故事。事实上非洲一些地方按古老习俗或宗教教规，的确存在诸如砍手、投石、木棒之类私刑，但“鞭刑”（刘会长刻意强调是“三鞭”）却是马来人的传统，至今新加坡仍在沿用，非洲却不见踪影；刘会长还说科特迪瓦对小偷一律处死，这更是无稽之谈：这个前法国殖民地自1960年8月7日独立以来，一直沿用法国的大陆法系，更重要的是，科特迪瓦于2000年正式废除了死刑，成为非洲仅有的11个取消死刑国家之一。

　　　　刘会长谈话的高潮，是描述其2002年8月在科特迪瓦被“非洲六部”加冕为“六部大酋长”并赠送“国家土地100公顷”，仪式之盛大，堪比“20年前一届”访问当地的美国总统。

　　　　西非各国早已实行共和政体，虽有“酋长”、“埃米尔”等荣衔，但都是传统的象征称号，并无土地、行政实权，有些国家也会将“酋长”称号授予有贡献的外籍人士，但同样是荣誉性、象征性的，不可能也无权赠与土地；科特迪瓦在2002年8月正处于激烈内战之中，国家本身四分五裂，很难想象负有安全责任的“内务部长”会参加这样一个仪式，何况“内务部”负责警察和治安，“授予酋长”不在职权范围内，“代表国家授予土地”则更是越权得离谱了，何况西非各国部族众多，小小的多哥也有41个部族，加纳有14个，科特迪瓦有60个，彼此互不统属，何来“六部大酋长”的编制？

　　　　美国历届总统访问非洲者寥寥无几：1979年卡特首访尼日利亚、利比里亚；1998年和2000年，克林顿两次共访问加纳、乌干达、卢旺达、南非、博茨瓦纳、塞内加尔、尼日利亚、坦桑尼亚8国；2003年7月，小布什出访塞内加尔、南非、博茨瓦纳、乌干达和尼日利亚5国，此外，1993年老布什非正式出访索马里（慰劳美国兵），1943年小罗斯福到过摩洛哥和埃及（参加开罗会议），1909年，老罗斯福卸任后去过东非英属殖民地狩猎，以上就是美国总统在非洲的全部足迹，无一及于科特迪瓦，刘会长“堪比20年前美国总统”的盛典，究竟是和谁在比？

　　　　刘会长自称“三筛选，四不去”，后者指允许个人持枪的不去，爆发战乱的不去，有瘟疫的不去，自然环境不适合的不去，那么，他所推荐的科特迪瓦内战还没彻底平息，卢旺达、乌干达不但是艾滋病高发区，而且部族冲突时有发生，口口声声“四不去”的他非但不劝阻，反倒极力怂恿，甚至对风险、隐讳只字不提，究竟是何用意？

　　　　非洲的确是块开发、投资、经商的热土，但由于自然条件差、基础设施落后、许多地方法制不健全，治安和秩序不稳，存在众多安全风险，近年来中国员工在苏丹、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尼日尔等地多次遇险，甚至付出生命代价；不少中国工程进展受阻，产生诸多问题，甚至爆发“杭萧钢构”等重大风险；许多在非洲的投资项目或血本无归，或苦苦经营。90年代末和本世纪初，中非贸易处于谷底，不少精明的商人先行一步，在经营中获得过50％、甚至100％的利润，但随着越来越多中国厂家的涌入，和大批非洲客户直接赴中国进货，利润率直线下降，近几年，即使公认的厚利项目纺织品，利润较厚的品种也只能赚20％左右，一些小商品的利润早已降到个位数。

　　　　非洲金融体系不完善，尼日利亚等国出现过著名的“419金融诈骗”，不少国家货币极不稳定，通货膨胀严重，一些国家实行外汇管制，即使赚到钱，也只能通过地下钱庄寄回国内，成本高，风险更高，2005年西非一名经营地下钱庄多年的印度商人突然卷款消失，造成众多中国商家的惨重损失。

　　　　刘会长采用近乎促销的“铺媒体”手段将自己的神话顷刻间传遍中国，甚至北美的免费华人报纸也概莫能外，其中心话题有二，一是希望更多的钱去非洲，二是希望更多的人去非洲，当然，要经过他的手。对刘会长本人的事迹我不便评论，但其叙述中的漏洞是一望而知的。

　　　　鉴于刘会长希望说服的对象，是广大对非洲了解极少的农民和农村企业家，作为在非洲生活、经营多年的“老非洲”，觉得有责任提醒一声：非洲有机遇更有风险，决不是遍地黄金的福地，金钱、生命，至珍至贵，在为一些动人的文字和言辞激动、为美好的前景打算痛下决心前，最好先静下心来想一想，问一问。



………【科特迪瓦：首都离大海越来越远】………

　　　　提到西非国家科特迪瓦的首都，很多人会脱口而出是阿比让。这座人口稠密、经济繁荣、银行和高楼大厦林立的现代化大都市，在整个西非都宛如梦幻之都。然而在名义上，阿比让只是科特迪瓦的经济首都，在阿比让以北240公里的内陆小城亚穆苏克罗，才是法律意义上的首都。

　　　　事实上，科特迪瓦自殖民时代成为一个完整的行政区至今不过114年历史，首都却换了3次，创下非洲近代史上迁都最多的纪录。这四次迁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离大海越来越远。

　　　　1893年3月10日，科特迪瓦正式成为法国殖民地，当时的首都大巴萨姆紧邻几内亚湾，位于著名的埃布里耶泻湖入海口和科莫埃河口之间，这里不仅是当年科特迪瓦最大最好的港口，还是该国经济命脉——热带经济作物——的集散地；仅过了17年，首都换成了埃布里耶泻湖畔的港城班热维尔，在法国人和当地人的苦心经营下，后者很快抢尽前者风头，成为最大港口、最大热带作物集散地，和西非著名的教育、文化和艺术中心。班热维尔周围地势宽阔，港阔湖平，虽然离海比大巴萨姆远一些，但许多人都认为这里的却是天造地设的首都。

　　　　没想到班热维尔的首都命刚刚比大巴萨姆长一倍：34年后的1934年，首都从这里迁到了阿比让，一座只有6年历史、位于埃布里耶泻湖北岸的小城镇。

　　　　当时的阿比让可谓要多寒酸有多寒酸：它有码头，但由于离海足足有近4公里，泻湖中有浅滩沙嘴，大船根本靠不了岸；他有居民，但几乎都是建都后迁来的移民，其中大多数是外国人。直到1960年独立，阿比让也只是个仅有27万人口的小城市。

　　　　独立后阿比让迅速繁荣起来，人口以平均每年11％的速度飞速增长，西非最大的航空港、港口和金融中心相继诞生，这里成为让邻国艳羡的“西非巴黎”、“小曼哈顿”，人口也膨胀到300万左右，成为整个非洲屈指可数的大都会。很多人都认定，繁华的阿比让是和科特迪瓦这个西非大国最为相称的理想首都。

　　　　令人大跌眼镜的事情发生了：1983年3月，科特迪瓦政府宣布从阿比让迁都亚穆苏克罗，后者为“立法首都”，而前者改为“经济首都”。亚穆苏克罗离海足有250公里，在定都之前甚至连城市都不是，只是个小小的行政村，对这次迁都行为，许多科特迪瓦人不能理解，著名笑星兼歌星达伊哥曾不无讥讽地唱道，科特迪瓦的首都，总是离大海越来越远，另一些人则抱怨，当年的老总统博瓦尼是因为衣锦还乡的乡土观念才会异想天开把首都搬到这么个荒凉的地方，因为亚穆苏克罗恰是博瓦尼的出生地。

　　　　这些讽刺虽不无道理，却忽视了科特迪瓦一步步把首都从沿海迁往内陆的真正用意：从大巴萨姆迁到班热维尔，是因为该国外海波涛汹涌航运不便，处于内湖的后者更理想；从班热维尔迁往阿比让，则是因为那里是当时新建的、延伸往内陆铁路和公路线的起点，有利于控扼和辐射更广阔的内陆；而把都城迁往更靠内陆的亚穆苏克罗，最重要的考虑，是更有力地掌控全国，并带动广大内陆地区发展。

　　　　但阿比让毕竟是科特迪瓦人苦心建立起来的：为了让这个不便航运的内湖城市通航大船，他们硬是挖开沙嘴，修建了长3。2公里、宽150米、深15米的弗里迪运河，如今这里不但集中了全国85％的工业就业人口和2/3的产值，更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虽然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