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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却恰把他们屏于扶助保护伞之外，岂不是有些不近情理？

　　　　至于““毕业生一次性就业率达全省平均水平以上”就更不近情理了：“平均水平以下”的学院，倘使国家办的，是否也一样失去资助资格？若是，岂不意味着我们的助学、奖学金把整整一半学子抛弃在外？若不是，那么还有何平等可言？

　　　　和收入相比，中国家庭对子女上学费用负担之沉重，已到了让所有人不得不关注的地步，在此情形下，“损有余以补不足”的奖学、助学金发放，就更应力求公平、普及，让更多学子及其家庭受益，而不能因一时考虑不周，让追求公平的努力过程，又产生出新的不公平来。



………【还员工以领或不领加班费的权力】………

　　　　尽管有关部门三令五申，国庆长假期间仍有众多加班者领不到加班工资或补贴，其中既有白领也有蓝领，既有民企也有国企，甚至外企也有不能免俗的。

　　　　按相关制度规定，7天长假的前三天，加班者需支付相当于本人日工资三倍的加班工资，且不得用补休代替，而后4天则必须给予补休。但事实上，许多企业连日常工资标准的加班费也不肯拿出，甚至不给不休也绝不罕见。

　　　　如果我们不仅把目光瞄准“长假”，而更多关注员工们的日常作息，就会发现双休日加班和平时晚下班等“变相加班”现象更加普遍，而且这种加班和变相加班往往分文不给，补休更是想也别想，也就是说，节日无偿加班现象蔓延的背后，是一些企业在平时即频繁迫使员工加班、变相加班这一普遍现象的突出表现。

　　　　和国外相比，中国在这方面的差距是相当大的。在加拿大，《劳工标准法》、《联邦劳工法》等对加班有严格限制：一周工作时间不得高于44小时，如果超过则算加班，必须按小时付给150％的工资；一周内加班只要超过4小时，老板必须征求雇员及其公会的同意，且要报请政府的主管部门“雇佣标准局”备案；不论出于任何理由，都无权要求雇员加班超过每周16小时。

　　　　对于这项规定不论雇主还是主管部门都严格执行，主管部门会定期监控执行情况，并对违反规定者严惩不贷；雇员一旦被要求超过法定标准的加班，或无偿加班，就可通过公会或自行向主管部门要求核查、补偿，甚至直接向法庭起诉，只要证据确凿，几乎铁定胜诉，而违反加班规定的雇主将受到极其严厉、难以承受的处罚：今年6月5日，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CIBC）一位34岁出纳达拉。弗莱斯科以银行拖欠加班费为由，代表银行员工将雇主高上法庭，如果胜诉，银行将不得不赔付6亿加元的巨额补偿。

　　　　不但加拿大，欧美各国都对加班加以严格限制，对无偿加班予以制止，甚至一些小国、穷国也不例外。笔者曾在西非穷国贝宁工作多年，当地劳动部门对加班就有严格限制，有一家中国公司雇佣了一名当地女佣，4年间拒绝给她带薪休假并多次让其无偿加班，结果女佣告上劳动仲裁法庭，该公司不得不乖乖掏出相当于四倍假期薪水的罚金。

　　　　从这些事例中不难看出，对比国外，中国员工缺少了两项权力，即“领加班费权”——加班领取加班工资的权力——和“不领加班费权”——拒绝加班坚持休息的权力。

　　　　付出劳动，依法获得报酬，是劳动者的神圣权力，任何人不应侵犯；在法定工作时间外行使休息权，放松自己，与家人团聚，同样是劳动者神圣权力，同样不应受任何人侵犯，加班有偿，加班自愿，是天经地义的两**则。遗憾的是，中国有关劳动监察部门对“加班有偿”尚且难以给员工以有效保障，“加班自愿”更是连法规里都寻不到多少蛛丝马迹的规定。

　　　　由于人口众多，就业形势紧张，人才竞争激烈，使得中国员工在企业、老板面前出于弱势，你不加班有人加，你不干，旁边有很多人等着抢你的饭碗，在这种情形下，把争取“领加班费”和“不领加班费”权力的责任一味推给员工本身，单纯指望他们去和企业力争，去向有关方面举报，是不现实、不负责任，也不符合中国国情的。

　　　　劳动者愈弱势，有关部门的政策力度和执法力度就应愈强势，只有有关部门加大立法、监察和执法力度，做到保障有章程，监察有定规，处罚有威慑力，让按章办事的企业不觉得吃亏，顶风犯事的企业得不偿失，长此以往，才能在全社会形成“加班有偿”、“加班自愿”的风气，才能真正还员工以领或不领加班费的权力。



………【加拿大当懒人不容易】………

　　　　加拿大自2002年以来失业率连续下降，据该国统计局九月初的数据，失业率一直维持在33年以来最低的6％左右水平，这就意味着在这个国家，吃失业救济的“懒人”为数不多。

　　　　这是有原因的：由于制度的限制，在加拿大想当个懒人其实不容易。

　　　　在加拿大，失业保险已被更名为“就业保险”，要领到它，得符合许多条件。

　　　　首先，在最近的52周内须完成法定工作小时数（在BC省是每周15小时，安大略省是910小时，魁北克省是450小时），且已连续7个工作日未获得任何工作收入，才有资格申请就业保险金，这就意味着在某些国家常见的“毕业生懒汉”在加拿大基本绝迹。

　　　　其次，失业者必须从每周收入中被代扣一定数额的失业保险基金（在BC省是每周77加元），才有申请就业保险资格，这就意味着，如果您一直从事的是兼职、或领取现金的小时工等非正式工，一旦失业将得不到就业保险金。

　　　　第三，还得“有正当失业理由”，比如公司裁员、随眷搬家、种族歧视、环境污染等，并须有有力的书面证明，这就意味着，如果您是主动辞职，或因过失被除名，将同样得不到就业保险金。

　　　　即使您符合上面一连串要求，能够得到保险金，也不能高枕无忧。首先，保险金一般只有失业前52周平均工资的55％，且每周不得超过413加元，这样的收入在加拿大大多数地区只够勉强糊口；其次，这笔钱也不是可以拿一辈子，最多45周，45周后您就得“断奶”，不但如此，每领20周就业保险，下次申请时保险金率就自动下浮1％，直到50％为止，这也就意味着就算您不计较粗茶淡饭，也最多能“懒”上一年不到。

　　　　不但如此，在“懒”期间，当地人力资源中心还会每两周给您寄上一堆表格，让您填写两周内收入、找工情况，并安排许多“就业帮助会见”，您必须如实填写，按时出席，否则会影响到您的就业保险金，这就意味着您再怎么懒，都得被逼着做点儿什么。

　　　　这种制度的好处不言而喻：鼓励就业，减少福利浪费，让“懒人”无从懒起。但负面作用也不少，由于保险金和失业前工作状况挂钩，势必造成原先职务越好、工资越高，所得到保险金也越高的状况，这就使得原本最需要帮助的贫困失业者反而只能得到很少、甚至完全得不到帮助，形成“帮富不帮穷”的怪相。

　　　　由于加拿大近年来产业结构调整，传统的制造业、高科技产业大幅度萎缩，而新增岗位多半是服务业、采矿业等，一些原本从事专业工作的人士下岗后很难接受改行做简单工作的现实，由于有一定经济基础，又可领到较高就业保险，他们中不少人选择“懒”一段时间，不紧不慢地等待时机。这就造成加拿大“懒汉”虽不多，懒汉中专业人才却不少的有趣现象，这种现象虽是产业结构调整之必然，却也不可避免地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



………【切。格瓦拉是一个符号】………

　　　　10月9日是切。格瓦拉被枪杀40周年，在这位传奇革命家短暂的生命历程里，他的声名在另一个革命王国中国并不显赫，然而今天的中国，切的名字已为千万人所传扬。

　　　　今天的中国，在一些时尚的大都市，你不难看到切。格瓦拉：他头戴红星贝雷帽的景点造型，会随时出现在驻唱歌手的文化衫上、青年诗人的马克杯上，或者博客和BBS的题图、头像上。在今天的中国，切。格瓦拉已经是一个符号，看见那头像，许多人都会脱口而出一连串的概念：纯洁、执着、清廉，等等等等。

　　　　在中国数以万计的格瓦拉推崇者中，也许不会有几个人去读一读卡斯特罗刚刚撰写的纪念长文，更不会有几个人对切的治国理念和游击战方略，以及他在扎伊尔期间巨大的内心变化感兴趣，因为那些太具体、太琐屑、太世俗、太不格瓦拉了。许多人推崇切，没错，但他们推崇的是作为一个符号的切，而不是活生生的那个切。

　　　　随着“红五月”、“反战”和“垮了的一代”，在西方，个性解放、反抗权威和秩序的思潮席卷了整个上世纪70年代，敢于反抗霸权、垄断、资本和权威，并具有不恋权势的清教徒特质和“宁可站着死，决不跪着生”无畏品格的格瓦拉，便很快成为这一代充满叛逆和反权威思想、追求个性自由的西方青年心目中的偶像和英雄，他屡屡以微薄薄力量挑战强大军事机器的行为，在这些青年眼中，更是充满了浪漫主义气质。于是革命者切。格瓦拉首先在他们当中成为偶像、符号和英雄，他的头像被高举在反全球化示威的行列中，被印在反战标语和旗帜上，甚至环保主义者也会把切。格瓦拉当作自己的保护神，他的名字常常被摇滚乐手唱响，形象被印在从雪茄烟盒到T恤五花八门的物品上，庇佑着更多的人，切。格瓦拉很快成为全球性的符号，他象征着叛逆、自由、反威权、不逆来顺受，也许一些以切名义发起的行动其实恰是切所反对的，也许只有南美乡村和贫民窟里的穷人才真正懂得切所说、切所想的，但这并不重要：切。格瓦拉只是一个符号。

　　　　虽然中国的几本杂志很早就简略介绍过格瓦拉，但切在中国真正的大众化，却是随着摇滚乐队的载歌载舞和文化衫、随着MTV、电影和西方流行文化，作为一种时尚传入的，并迅速地本土化。如果说在西方，切的符号更多出现在街头，在中国，他却往往呆在卧室或音响室的天花板上，或个人电脑的壁纸上；如果说在西方，切更多是一种群体符号，在中国，他却被无数个人所尊奉，所收藏。

　　　　和西方的格瓦拉尊奉者多数来自劳工和边缘阶层不同，在中国，切往往是“精英”、白领、小知识分子等的话题，却通常不为普通劳动者所熟知（真正的切恰是前者的敌人，后者的朋友），他们津津乐道于切的廉洁，切的理想主义，他们对切在古巴银行行长任上吓跑贪官污吏的轶闻耳熟能详，对切的积极反美更赞不绝口，却未必敢领教切的清教徒生活，更难效仿其骑着摩托车遍访拉美民间疾苦的颠沛生涯。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仅因为切的造型很酷，或者别人也在谈论切而去关注，去追慕，却并不了解这位外貌英俊、出身中上阶层的阿根廷人为与穷人打成一片，在演讲时几乎永远使用最俚俗、最普通的大众语言。对大多数中国追慕者而言，切。格瓦拉只是一种时尚，一个符号，而不是一个思想。

　　　　同样是符号，西方世界的切和中国的颇有不同，前者更具叛逆性而后者更接近完美的理想主义者，这和符号的特质有关：不论在哪里，切都被当作对人们心中不满的逆反，不满的差异，自然也产生了作为符号不同的切。格瓦拉：中国的切迷对全球化不会有太多切肤之痛，而在另一些国家，激进青年们也不会其改造私有化的故事产生多少兴趣。

　　　　英雄时代早已离我们远去，在这个消费至上的时代，商场、竞技场的经营成为社会偶像的主流，但任何时代、任何社会的任何人，其心目中或多或少都有英雄影子的存在，在今天的中国，在缺乏英雄的年月里，切。格瓦拉这样的英雄符号也更容易流行、更容易被当作人们的心灵寄托，而且如陈年佳酿，历久弥醇。



………【让爱心传递起来】………

　　　　生长在贫困家庭的内蒙古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学生李莹，在被确诊患上癌症后，两次谢绝学校组织的捐助，并在临终前嘱咐父母，将自己角膜捐献。

　　　　李莹谢绝捐助，是因为她的同学大多和自己一样来自贫困家庭，本身经济条件也不好，她不愿增加别人的经济负担；她捐献角膜，是感谢社会的关爱，尽最后的可能报答与回馈社会，虽然她年轻的生命已悄然结束，但这种能为他人、为社会着想，能推己及人的社会感、责任感，却正是当今社会不少年轻人所缺乏的，着实令人感叹。

　　　　不仅如此，如果说捐献角膜属于身后慷慨，她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乐观对人，并承担起调解同学矛盾、排解同学心理问题的“闲事”，在明知来日无多的情况下，日复一日做着这些琐碎而有益的事，则更让人觉得难能可贵。她的同学曾两次组织捐款，在她患病期间也给予她很多帮助、照顾，她同样用这种一点一滴的方式去报答、去回馈，这是关怀与关怀、爱心与爱心的彼此传递，生命的温暖、社会的价值，正是在这种爱心传递中变得真切、感人、让人留恋和期冀。

　　　　不过也应看到，这种爱心的传递，原本可以更流畅、更温暖、效果更好。李莹谢绝同学帮助并非不需要或不想接受帮助，事实上她的父亲李建国曾在无奈之下瞒着女儿，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匿名求助，关键是李莹一家不忍心拖累同样不宽裕的同学，可以想象，她那些善良但同样一贫如洗的同窗就算倾尽全力，所能给予的帮助也有限。

　　　　如果爱心的传递，总在贫困者与贫困者相濡以墨的层次上打转，那么类似李莹的感动和遗憾今后还会时常看到。爱心的传递，应更多体现在“损有余以补不足”，让有能力承担的人多承担一些。

　　　　要达到这一目标，最有效、最根本的，当然是建立一套制度保障体系，用税收阀门调节收入，用社会福利体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实现全社会的爱心传递循环。近年来，类似李莹这样的不幸者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在我们的身边，尽管许多人踊跃捐助，伸出自己充满爱心的双手，但这种非常态的爱心行动往往挂一漏万，或力不从心，不免让许多可能的生的希望，最终变成永远的遗憾。只有从制度上建立常态的、全员的保障体系，才能让爱心的传递，进入一个全面覆盖、有效互动的良性循环当中。

　　　　当然，中国人口多、国家大、底子薄，这样一套完整社会福利体系的建成生效，绝非旬日可期，况且即使在医疗福利体系健全的国家，在紧急情况下的募捐也是时常可见的。在福利国家加拿大，中国留学生郝硕患肺癌后，就得到各界的慷慨捐助，为艾滋病人、血友病患者、患病儿童募捐，乃至为医院和医疗中心集资的事例也举不胜举。

　　　　然而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些国家，这种募捐、筹款多数并非即兴应急之举，而是常态化、普遍化的行为。在加拿大，银行柜台、超市收银台、餐厅大堂、加油站收款机，甚至博彩中心的彩票柜台上，往往都放着个装零钱的透明盒子，上面写着捐款的目的，许多人都会把找零的钱随手投进去，虽然往往只是几分钱，但覆盖面广（有的超市十几处收银台每处都放一个），参与者多，聚沙成塔，集腋成裘，既不加重好心人的负担，又能在紧急时派上用处，不至于临阵磨枪，当然，他们也有应急式的募捐，如节日筹集、慈善晚宴等等，但那些都是锦上添花，给爱心的温暖多添一把柴罢了。

　　　　可见，即使医疗体制的保障暂时提不上日程，即使募捐这种爱心传递方式还要在一段时间内唱主角，我们也有可能、有必要让这种形式更有效、更合理，既能更多、更好地助人，又不至于让助人者太过辛苦。爱心的传递是全社会的希望所在，正因如此，各方各面、每个社会成员，都有责任让这种传递更生动、更流畅。



………【“纸上富贵”不是富贵】………

　　　　据新华网10月7日报道援引中国科技部有关报道称，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科技人力资源大国。

　　　　依据是一组数据：2006年度中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约为3500万人，居世界第一位；研究开发人员总量为142万人，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2位；全社会科技支出经费总额4500亿元，全社会研究开发支出总额3003．1亿元，居世界第5位；研究开发投入强度达到1．42％；发明专利申请量居世界第6位……俗话说的好，事实胜于雄辩，这样漂亮的数据，似乎足以支持“科技人力资源大国”的头衔了。

　　　　不过另一组数据就不那么漂亮了：瑞士洛桑《国际竞争力报告》中关于科技一栏，中国的排名从1998年最高的世界第15下滑至近年来的第25－35间，这和最新的综合竞争力排名（第15）形成巨大的反差。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