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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粉子-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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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瞟了一眼王建南,对算命人说:“你看看他的面相如何。”
  算命人仔仔细细端详了王建南半天,最后说:“两位哥老倌,今天我要是算准了咋个说,照顾一盘生意,给几个烟钱好不好!”
  “你算准了再说。”我说。
  王建南心不在焉地看了我们一眼。
  算命人故作高深,盯着王建南沉默了很久,终于慎重地说:“这位眼哥的面相长得稀罕,我这辈子没遇到几个,别的我不好说,有一点我可以批死,你下面有一颗痣!”
  “下面是哪个地方?”我问。
  算命人说当然就是命根嘛,还说如果我们不信可以马上找地方验证。
  真是稀罕事,这也看得出来。我隐隐约约记得,上次我们在花水湾更衣室我好像见过。
  我还想再确认一下,对算命人说:“你不要走,我们找地方看看,如果你说对了给你一百元。”
  王建南坐着不动,他抬起头对算命人说:“不用验证,你娃这是狗咬虱子碰端了,不过你还是没有算准,不是一颗痣、是三颗。”
  我问是真的?王建南点点头。
  我摸出50元钱给了算命人说:“算你说对了一半。”
  然后我问这表示什么。算命人一副装神弄鬼的样子,看着王建南敏笑不已,然后说:“这位眼哥自己心头明白。”
  但是我不明白!
  我想起一直以来,我对王建南的一些猜测:首先,他和刘至诚一样从不嫖妓,刘至诚当然是有女人送上门来,完全没有必要,王建南却是不想也不需要;上次把婷婷发给他后再没有半句下文;还有他和沈秋之间的事,更让人觉得十分古怪。
  他在隐私方面真有问题?还是他是情圣?抑或两种都不是?男女感情世界里有我未知的领域?
  算命人正想走,我赶紧抓住他袖子说:“你把话说清楚,我再给你50元。”
  算命人附在我耳边,悄悄说出了两个字。
  听到这两个字,我心头一震,如遭雷击,差点把耳屎震出来一大坨。
  在每个人的人生经历中,都会遇到几次如遭雷击的震撼。这样的震撼可能是幸福的,幸福得昏头转向、魂不守舍。比如说我读高一那年,第一次看见沈秋在舞台上跳双人舞,我知道了世界上还有如此美妙的东西可以让人黯然消魂;再比如我在师大礼堂第一次见周家梅,她青春的身体、美丽的容貌确定了我当年的奋斗目标。
  但有时候这种震撼是痛苦绝望的,记得上幼儿园时,有一天我穿着开裆裤,蹲在街边小便,屙完尿提上裤子就问老妈:“毛主席爷爷上不上厕所屙尿尿?”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当时老妈脸上痛苦和绝望的表情,那不是痛苦的修辞学,是地老天荒的痛苦,也不是修辞意义上的绝望,是绝望本身。好像一个女人同时失去一百个亲人,又被一百个男人同时强暴。
  那天以后老妈对我如避瘟神,整整一个月不敢抱我一下,不久毛主席去世,老妈榨干了最后一滴眼泪花,终于把思想搁平,既然要逝世,那上厕所肯定免不了。
  但我今天受到的震撼,与幸福或痛苦无关,与希望或绝望也无关,它只是一种惊讶!
  简直可以说,算命人刚才告诉我这两个字,改变了我对友谊、对爱情的一些看法。
  我认为大家都是成年人,谁也不比谁傻,这两件东西如此简单,我们早就理解了,不可能有任何值得我们惊奇的地方。但不得不说,正是这天下午的惊奇,以及随后在我和王建南身上发生的事情,让我必须把这段生活忠实记录下来。
  回到茶座上,我很久没说一句话。
  王建南正在读报,版面上有一行醒目的标题,说的是警方又破获了几起拐卖妇女儿童的大案。
  显然他正在为红姐的事忧心重重。
  平生第一次我意识到,在我与王建南的朋友关系中,我比较自私。所谓自私,就是只关心自己JB,不顾及别人的感受。尽管每一回泡妞前后,我都对王建南说,粉子面前人人平等,其实平等常常是以朋友的谦让为代价的。
  我想起了去年夏天在卡萝酒吧门外,趴在府南河边上呕吐的敏敏。那天的情景历历在目:她狂吐的样子像是放声悲歌的样子,她痛哭的样子现在想来真让人撕心裂肺。
  我后来完全搞不清楚,这样的事算不算得上犯罪?
  现在,我知道了王建南更隐秘的事以后,我很难为以前很多事心安理得。
  像王建南这样的人,算命人后求说他这种类型的男人是千里挑一,对此我深信不疑,我知道古人说:“百岁之狐为美人,千岁之狐为淫妇。”意思是说,一只狐狸精修炼一百年可以成为美人,修炼千年才成为淫妇。虽然是封建迷信,但也说明,不是随便那个娟娟素芬、阿猫阿狗都可以当淫妇的。
  看来,我以前对王建南的猜测全部错了,他既不是性无能,也不是情圣。他只是一个光棍,一个很普通,又很不普通的什么棍。
  我个人认为,王建南没有去坐台,已经是人才的极大浪费,我居然还抢他的粉子,确实很不公平,对女人更不公平。
  当然,从我的愿望出发,让王建南去“坐台”当然很好,但从现实角度上看,也不太合适,甚至还不如在广告公司搞文案策划。
  这个行业最近几年竞争越来越激烈,要赚大钱很不容易,除非卷走某个富婆的细软逃跑到沿海。我估计,以王建南的自身条件,如果要包装成“青春偶像”型,好好装酷打扮一下勉强算是一个帅哥,但毕竟已是30出头的老男人;如果要走“知识型”路线,本身才华虽然绰绰有余,但现在是一个文凭社会,连贪官都有博士文凭,他那点本科学历远远不够。而且我听说,最近上海那边的一些“富女”同志,对“小白脸”的要求越来越高,除非是老外,她们才不论高矮胖瘦、黑白美丑一网打尽,欧美亚非拉兼收并蓄。如果是中国帅哥,要求就不一样了,就算达不到“才如余教授”,外表也要“貌比谢霆锋”。
  最后我觉得,从王建南的自身条件出发,最适合走一走“实力派”路线,但那种夜生活特别辛苦,和养猪场的配种猪差不多,对以后的感情生活会带来相当大的负面影响。
  当然,这一切只是我的白日作梦,坐台当“鸭子”首先就过不了精神文明这一关。在现实生活中,我根本想不出一条具体的措施,可以弥补多年来我对朋友的惭愧之情。
  天色暗了,我和王建南抬起坐麻了的屁股,走出了大慈寺。
  王建南说:“红姐的老公可能靠不住,必须亲自去找。”
  我说人家的老婆你比人家还着急,然后我想起了以前的事,问他:“咋个你后来不和红姐来往了?”
  “前年我们吵过一架,我不该逼她”王建南的表情明显有一丝愧色。
  他把事情仔细跟我说一下,听他说完后我才知道,原来红姐的家庭情况非常糟糕,她在地下舞厅一个月“砂轮”下来,挣的钱只够老公打麻将,还有女儿的学费和老人的医药费。所以王建南一再坚持要给她钱,红姐坚决不接受。她说如果她接受了,她就成什么了?那王建南不就成了什么什么?
  最后王建南威逼她说,如果不接受,那以后就不必再来往了。没想到这女人性子很烈,果然一年多不和王建南联系。
  王建南说,在红姐和他的感情之间,红姐总是要拼命维护自己唯一的自尊,的确是红颜命薄。
  没想到新世纪了,还有这种“方脑壳”的女人,为了维护自己所谓的自尊,让别人干着急。难怪当年“口红门”事件时,王建南在周家梅面前编的故事那么感人,没想到他说的话全部都是真的,除了那支口红以外。
  我提出和他一起去找,我们分了工,一人左一人右,在顺城街两边的“洞洞舞厅”分头找。
  到了晚上,我们在办公室碰了头,都一无所获。
  深夜终于接到红姐老公打来的电话,也说没找到。
  最后,我和王建南只好报了案。
  第二天了,红姐还没有消息。
  中午吃盒饭的时候,我和两个客户代表聊天,说起东郊一个下岗女工两天不见了,老公很着急,找到我们公司来了。
  小叶说:“哎呀,可能只有到跳蹬河去找啰!”
  王建南一听,打了一个冷战,说:“不可能!”
  小叶莫然其妙,急忙说:“是你们熟人嗦,我这张臭嘴巴打胡乱说的?”
  我也认为绝不可能,我想红姐总算很有些姿色的粉子,怎么也不可能沦落到跳蹬河那种地方去。
  王建南嘴上虽说不可能,但心里不得不当一回事,他放下刚吃了几口的盒饭,跟我要了汽车钥匙,冲出门就走了。
  快要下班的时候,我接到王建南的手机,电话里他的声音有气无力:“向东,你赶快过来一趟。”
  “情况怎么样?”
  “你带一千块钱来。”
  一千块钱!
  ——四个字差点把我惊得差点瘫在老板椅上,尽管已有一些心理准备,但一听到王建南说“一千块钱”,我还是大吃了一惊。
  红姐怎么会走上这条道路,居然这么愚昧。
  跳蹬河是府南河下游10公里的一个回流处,每年春夏涨水时节,上游成都周边地区跳河的人如果当时捞不起来,大多数都会漂到那里去。当然,每年漂到那里去的基本上都是女人,通常女人比男人更容易选择跳河这种方式。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老百姓大都知道,所谓1000元,就是给跳蹬河“捞人专业户”的起价劳务费。
  我从卡上取了两千块钱,在蜀都大道上拦了一辆出租,往东郊方向拼命赶去。
  路上,我拨通王建南的手机问:“具体在哪个位置?”
  “姓杨那一家,一问都知道。”王建南说。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由于每一年都有极其个别的妇女同志不能正确对待人生挫折,思想上一时想不开,选择了一种对生活很不负责任的方式,来对待人生,于是往府南河里跳,有些妇女就会漂到下游的跳蹬河,当地一些原来的渔民因为在河里再也捞不到鱼了,平时就以捞人为生。他们通常先把人捞上来放好,找人的家属在那里找到亲人后,一般情况下给一千元。也有很多情况是家属事先不知道亲人在不在河里,只知道失踪了多少天,于是“专业户”便应家属要求下水去找,最后根据捞上来的难度、以及尸体的腐烂程度,费用从1500至2000元不等。这几年经济发展了,鱼比猪肉还便宜,草鱼才一块多钱一斤,渔民简直活不出来,捞人的利润要高得多,一个“捞人专业户”基本上可以养活一家老小,有些专业户还盖起了新房,正在奔向小康。
  王建南让我带1000块钱去,当然就意味着,红姐已经找到。
  看来总算没有更糟,红姐在府南河泡了两三天就捞了起来,只花了一千块钱。
  红姐已经去世了,当年我和周家梅的“口红门”事件如今已无对证。
  想起红姐短暂的一生,想起她对王建南的一片深情,我认为自己应该为她的死去感到惋惜,我现在觉得,就算她当年在周家梅面前把口红的真相说了,我也应该原谅她。
  其实,就算她还活着,我很可能也会原谅她。
  因为天气变热,红姐当晚就烧了。她的后事基本上由王建南在料理。
  追悼会那天我也去了,其实,红姐这种身份的人并不存在什么追悼会,丧事简单得不能再简单。
  没想到红姐12岁的孩子和王建南特别熟,亲热地喊他“干爹”。来的人不多,多半都是和红姐一样的下岗女工,王建南说她们是红姐的同事,都是他原先报社的发行投递员,这几个女人哭得来昏天黑地、水淋水淌,眼泪花把脚背都打湿了,比电视机前看连续剧的人流的眼泪水还要多。
  我发现她们不仅在哭红姐,可能也在哭自己,以至于场面相当凄惨,让人惨不忍睹,把我也感染得两眼潮湿。我觉得自己应该为红姐掉几滴眼泪下来,虽然和她交情不算深,吃过两次火锅,她为我的“口红门”事件打了掩护,最深的印像是那次在“洞洞舞厅”,我一把将她搂了过来,她惊慌得像一只兔子,一双单纯水灵的眼睛与她年龄很不相称,如果不是那个光头男人跑过来,我当时就差点勃起,当年的红粉如今已成了一堆白骨。
  想起这些往事,有好几次我感觉自己的眼泪花马上就要挤出来了,我拿起卫生纸擦了好几回眼睛,纸还是干的。
  我想是因为今年开春以来,我的好事太多了,开创了自己的公司,还有沈秋透露的信息,让我和周家梅的感情燃起了希望,所以根本流不出眼泪。
  已经好多年没有尝过流泪的滋味,上次流泪是追求周家梅的时候在师大校园,这些年在商场混久了,做为一个白领,当然要面如白板、心似白纸。
  下午出殡的时候,来了十来个人要打“丧伙”(成都方言,指丧事期间打麻将,婚事期间打麻将则为“喜伙”),当时王建南表现得极端愤怒,拿起一把菜刀就从里面冲了出来,把人家全都吓跑了。
  第二天中午,新跨越公司的人给我转来一个挂号包裹,包裹上写着:“胡向东先生转王建南亲收”
  当然是红姐临死前寄来的。
  王建南所在的报社刚刚停刊,红姐还不知道我们已办了新公司,所以她只好寄到我原来的公司转交。
  王建南拆开包裹,我看见里面是厚厚一大叠纸。
  “不会是情诗?”我问他。
  “是又怎么样。”王建南翻了几页后叠好,然后像捧着宝贝,一个人离开了办公室。
  中午休息时,我跑了一趟太平洋百货,精挑细选了一双意大利牌子的女凉鞋,周家梅的生日就在明天。
  回到办公室,我把高跟鞋放在桌子上,俯下身仔细观赏,小叶也过来说,太漂亮了,哪个女孩有这么好的福气?
  的确很漂亮,鞋身秀气,鞋根纤巧而有力,整个线条看起来简直惊艳无比,周家梅穿上它也一定惊艳,走一路凌波微步、翩苦惊鸿。恍然间我似乎已看到她穿上了这双鞋,正站在我的大办公桌上,像当年一样妩媚地展现她的美貌,挑衅地俯视着我、诱惑着我,像站在T型台上的模特一样骄傲,让我心跳不已,也为我自己的眼光得意不已。
  这时,王建南回到了办公室。一小时不见,他神色萎顿,两眼红肿,眼瞳里布满了血丝,很让人同情。
  王建南走了过来,我赶紧把鞋子收起,他走到我桌前,放下一张纸说:“红姐的信,有一张说是要给你看看。”
  我拿了起来,字迹很潦草,但文字端庄娟秀像红姐本人,还有些错别字:
  胡经理:
  我要走了,我走前有一件事情,我要说几声对不起你,我欺骗了你们的信任,前年建南要我帮你个忙,你家出了一个口红,要说是我的,你们是好朋友,我同意帮忙,就走(去)了你的家里,晚上回来了,我心里一直不安稳,看周记者是个好女人,我们都是女人,女人何苦欺骗女人,我一个月不安心,听建南说,周记者很好,我在报纸上读她文章了,到六月份了,有天路过报社,我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思想斗争,终于走进了周记者的办公室,我把那天的事和她讲清楚,你们都是有知识有水平的人,胡经理能干,男人做坏(错)了事不要紧,只要改正错误,女人就可以原谅,不像我屋头的男人一辈子改不到(了)。周记者那天就说,她要原谅,要给你机会,她长得很漂亮,我真的很羡慕,我喝不到你们喜酒了,祝你和她白头到老,早生贵子——欺骗你不对,请千万要原谅,不要怪我这个人多嘴,我想为你们好。我在天上的灵魂也要祝你们——
  后面的字已完全看不清楚,我两眼一团模糊,眼泪花奔涌而出,我已从老板椅上瘫软地滑到了地板上——
  “红姐,很对不起!应该是我请你原谅!”——我想起当初筹办公司时,如果我在刘至诚面前稍微坚持一下,她就可以到公司上班,王建南就有机会和她联系,她就不可能山穷水尽最后走上绝路。我还想起前天,当我赶到跳蹬河,远远看见王建南趴在地上哀嚎,旁边的一床烂草席裹着红姐的身体,那是我曾经抱过的身体,她生动的身体、惊慌的表情仿佛昨天还被我抱过。当时我本想走过去安慰王建南几句,我走到离他们5米远的地方,再没有走上前,我不能忍受发出的臭气——我不敢相信,我已经变成了什么东西。
  眼泪花砸在了手背上,多年没有流过的泪水好像要全部冲出来,生怕以后再也没有机会。
  我右手紧紧捂住嘴巴,决不能发出半点声音,让别人听见了很不好,但喉咙很不争气,已经发出了阵阵“呜呜呜”的声音,听起来又陌生又古怪。
  “小叶,这儿没你的事!” 王建南的声音在说。
  他走过来,扶住我肩膀也蹲了下来。我们像两只煮熟了的草虾。蜷缩在办公桌下,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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