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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静江、张石铭家族-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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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相呼应,产生了强烈的社会效果。故其影响,不只是留欧学界,对于唤醒旅欧华侨的觉悟,亦颇多贡献。《新世纪》周报一直出版到1910年5月,终因财力不济,无法支持,只好停刊了,共刊行了121期。《世界》画报第一期就印行了一万册,第二年出版第二期,还增刊近代世界六十名人传。这些书刊,都曾在知识界风行一时。12
  

5。孙中山先生的挚友张静江(4)
他们三个人勇于任事,敢作敢为,思想锐利,行动果敢,在欧美华侨中影响深远,也就成了旅法华人中勇敢的“三剑客”。
  自然,所有办杂志和出版图书的钱,都是张静江掏腰包。为此,他还不远万里,亲自东归筹办具体事项,其中最为不易的是,将中文字模和一中文排字工人从新加坡带到巴黎,时间是在1906年春天。为了使这些书刊在国内广为发行,张静江还以其夫人姚蕙的名义,在上海成立发行所,并由姚蕙担任《世界》画报的发行人。张乃凤先生在他的《读随笔》中说:“《世界》画报,我在南浔时看过这个画报。画报的大小跟现在的《人民画报》相仿,印刷精良不亚于现在的《人民画报》,共七八页。姚蕙(张静江夫人)任主编。该画报满载彩色相片,主要为暴露满清政府的腐败,宣传革命,介绍欧美文化和风景。还记得有一张康有为的相片与类人猿相对照,其他记不起来了,画报很美丽。”
  这个世界社后来在上海望平街204号设立分社,几十年间做了很多推动中外文化交流的事情,在中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该社曾代表中国参与各项国际教育文化会议,与有关方面合作,办理“勤工俭学”,先后创立了里昂中法学院、北平中法大学、上海药学专门学校、上海世界学校,以及在日内瓦、上海和纽约的中国国际图书馆等,还在上海福开森路(今武康路)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建筑世界大厦和世界文化协会会所……
  其中,上海世界学校是世界社创办的一所非常有创意的新型学校,被认为是中国教育界的一朵奇葩。该校学制七年,教材和教学方法都自成系统,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学法语,三年级时,中文、英文、法文并举,延聘了一批绝对有责任心的中外教师任教,目的是培养优秀的出国深造的人才。按原计划,学生在该校毕业后可直接升入日内瓦世界大学(这个计划由于后来抗日战争爆发而未能实现)。张静江的大女儿张蕊英曾在这所学校教过法文,张静江的一个外孙陈平(张静江的三小姐张芸英的大儿子)是这个学校的二期毕业生。现在,尽管这个学校早已不存在了,但是校友们始终保持着联系。目前陈平和他的校友们,都已到了白发盈鬓的年纪,他们正在积极筹办母校七十周年校庆活动。
  耐人寻味的是,在后来的“四一二”事件中,张静江是主张“清共”的主要骨干,但是他所创办的世界社却掩护了大批中共人员赴法国勤工俭学,在客观上保护了大批中共地下党员。将近80年过去了,这里面的奥秘,恐怕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
    与孙中山先生邂逅于船上
  当张静江往返于东西方之间,为他的贸易和出版而辛勤奔波的时候,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相遇出现了,这就是在茫茫大海上的一艘轮船上,他与孙中山先生不期而遇,时间是1906年春天(一说是1905年冬天)。
  据胡汉民后来回忆(载周贤颂《纪念张静江先生百岁冥诞》),这年春天,孙中山先生为了开展革命活动,乘船绕道前往日本,在这艘海轮上遇到了张静江先生。“彼时,他是清廷驻法国公使孙宝琦的商务随员,要求和国父谈话,国父有戒心,回避他。不意静江先生在甲板上拦住国父,说:‘你不要瞒我,我知道你是孙文,你不要以为我是反对你的,我却是最赞成你的人!’”会谈之后双方有了了解,最后静江先生与孙中山先生约定,将来如果革命起事需要钱的话,可拍电报给他,并约定暗号,如拍“A”字即是一万元;如拍“B”字即两万元;“C”字则三万元,以此类推即是。孙中山先生将他的地址记在了小本子上,当时并未很在意。
  1907年孙中山先生前往河内,计划再次发动起义时,经费没有保障,他忽然想起了张静江,对胡汉民说:“我上次在船上碰到一个怪人,脚微跷,说要帮助革命,约定三个字,第一字即一万元,第二字为两万元,我怕此人是清廷的侦探。”胡汉民听了则说:“反正横竖不亏本,拍个电报试试又有何妨?”于是按张留下的地址拍一个字的电报,不多时果真一万元汇到了。过了一些时日,又拍出第二字、第三字,钱均如数收到。不仅如此,1911年3月广州黄花岗武装起义,还有革命党人彭家珍炸杀清廷大官僚良弼,以及蓝天蔚在关东起义等行动,均得到了张静江财力上的资助。13只要孙中山有电报来,他从不回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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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孙中山先生的挚友张静江(5)
所以孙中山先生称其为“奇人”,民国后又称其为“民国奇人”,以后又称其为“革命圣人”,并题“丹心侠骨”相赠。事后孙中山先生让胡汉民代笔函谢张静江,并详述军事行动及款项开支情况,张静江则复信说:“余深信君必能实行革命,故愿助君成此大业。君我既成同志,彼此默契,实无报告事实之必要;若因报告事实而为敌人所知,殊于事实有所不利。君能努力猛进,即胜于作长信多多。”14以后孙中山如急需求援,他总是如期按数汇到。所以孙中山曾说:“自同盟会成立之后……始有向外筹资之举,出资最勇而多者,张静江也,倾其巴黎之店所得六七万元,尽以助饷。”后来张静江因骨痛病加剧,在家养病时,孙中山先生还特意推荐留德回来的名医李其芳为其诊治,劝张安心养病,并在信中说:“俾贵体恢复常态而再出为国尽力,这岂是一人之幸,实为吾党之大幸也!”(原信现存南京国家第二档案馆)。从那以后,张静江的政治倾向渐渐从无政府主义,走向了孙文主义,他口袋里的钞票也就有了更为广阔的用途。
  民国###戴传贤还曾向人讲述张静江在护法战争时的壮举。当时蓝天蔚在广州起义,张静江一次就送他大炮4门,步枪3000支,都是他在国外设法买来的。
    “民国奇人”的大手笔
  世人皆知张静江是倾其所有赞助革命的功臣,但究竟赞助了多少,向无具体的统计。近期笔者通过大量的调查,又参考了为张管理了30年账务的李力经先生的回忆录(《漫谈张静江》),方才有了些具体的印象。这些资料证明,张静江不仅从经济上大力支持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又鼎力支持蒋介石。从他到法国创办通运公司,到国民党北伐战争胜利这几十年间,处处都显示了他超乎寻常的经济才干和舍家取义的大手笔。
  除了在海外的大笔捐款,在上海时张静江亦是如此。据李力经先生说,辛亥革命时,张静江正在上海。陈英士率兵攻打上海制造局时,张负责后勤供应,为筹措各种军需,两天两夜未合眼。李力经又说,在他担任张的账房后,曾看见有一木箱的沪军都督府的公债票。当时曾有人劝张,可将这批公债票向国民政府索款,但张不同意,说是他在辛亥革命以前就为革命用去许多钱,从未去要过。这些公债票是陈英士在上海起义时的一部分垫款,就更不必去计较了。于是就关照李力经烧掉算了。烧掉的时间是1932年春天,是由李力经亲自办理的。究竟烧掉了多少公债票,也就是说,沪军都督府时期他究竟赞助了国民政府多少钱,已永远是个谜了。
  李力经还说,张静江不仅倾力支援革命,国民党中一些高级人物私人向他开口借贷时,也总是有求必应。张在辛亥革命后最初住在上海南京路西藏路的大庆里,后迁至成都路的广仁里,不久又迁居武定路的鸿庆里,最后才搬到马思南路的花园洋房里。
  在大庆里时,蒋介石常来向他私人借款,每次二三百元不等。每逢年终时,蒋总要张的账房间抄一账单给他,煞有介事地像要准备还钱的样子,可是从来没见他来还过。其他借钱人基本也是如此。李力经接手正账房时(最初是副账房),发现账面上应收的款项内,绝大部分是私人借款,诸如戴季陶、蒋介石、于右任、周佩箴、孙科、宋子文都赫然在内。可知这些人见张是个“大手笔”,久借不还已是常事。后来因为这些呆账常年“挂”在那儿,已成为账务上的累赘,李力经就请示张该如何处理,张竟说:“看来都是些烂账,算了嘛,不必再记,把它全部勾销了吧!”于是一笔勾销,人们更可以有借无还了。
  事实上,张静江并非永远是富翁,相反,他始终在为民国尴尬的财政绞尽脑汁。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1908年,他在法国的通运公司,因多次为革命大笔汇款而发生资金周转不灵,当时的同事又以这样的汇款漫无节制而对张静江心存不满,终于导致一些人跟他分道扬镳,另立门户。他的开元茶叶店也因同样的原因而卖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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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孙中山先生的挚友张静江(6)
于是他联络中外友人,筹措举办通易银行,可惜并非所有的人都热心革命,投资者大多热衷近利,取观望态度,终使这个银行流产。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成为战场,贵族们人心惶恐,保命要紧,中国的丝绸、瓷器、古董等不再是人们争相抢购的奢侈品;况且因战事交通阻滞,张静江在巴黎的生意受到巨大的冲击,他不得不再次东归。但那时国内民国初建,南北对峙,袁世凯在北京坐上了大总统的宝座,时时梦想复辟帝制当皇帝,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的确“尚未成功”,正是需大量用钱的时候。1915年,张静江被中山先生任命为中华革命党的财政部部长,居上海经商筹款,部长职由次长廖仲恺署张代行职权,而张肩上的经济使命就更重了。
  革命军队所需的款项是巨大的,不得已,只能以他的信誉和影响,向海外华侨借贷。据1917年1月31日张静江通电各地的报告说,借款的总数已达日金174万、英洋111万,另借日本人久原房之助私人款日金80余万、犬冢信太郎15万、山田纯三郎5万,还有国内借款若干。后来,不仅他在巴黎的开元茶叶店卖掉了,在上海马思南路的6幢花园洋房也卖掉了,全都成了革命的经费。所以后来人们称他是“毁家襄助革命”,实不为过。
  事实上,张氏家族中,不仅张静江本人多次向革命大笔捐款,南浔张家的其他人,如张石铭、张弁群、张乃骅等都曾经在张静江的带动下,多次向革命事业大笔捐款。
  根据现在的不完全统计,张静江在辛亥革命前后对革命的捐款达到了110万两白银,这个数字按购买力的比价如果折算成2006年的钱款,大约相当于2000万美元。张氏家族其他成员在这一时期的捐款大约为20万两白银。所以,张氏家族为辛亥革命的捐款总数,大约在130万两白银以上,相当于2006年的2600万美元。
  这个数字意味着,张氏家族的捐赠在国民革命中的确意义非凡。虽然国民革命迟早总会成功,但是,在当时如果没有张氏家族的财政支持,孙中山先生面临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实际上,通运公司在大家拆伙后还有一段后续的故事——张静江的小舅子姚叔莱(姚蕙的弟弟)仍旧坐镇公司大本营,而原在张静江家里当大菜师傅的卢芹斋和在张家典当铺当“朝奉”的吴启周,他们自行在巴黎先后办起了来远公司和卢吴公司,继续从事文物的出口贸易。也许他们不愿被张静江的革命需要所牵累,也许他们原本与张就不是一条心,总之,通运公司后来是走下坡路了,但卢吴公司却还兴旺。他们中的主要人物除了卢、吴两人之外,还有吴启周的外甥叶叔重(苏州人,人称叶三)。他们的分工是,卢坐镇巴黎销货,吴在上海办货,叶则中间跑运输,他们都发了大财,尤其是卢芹斋,在后来的半个世纪中,俨然欧美古玩界的大人物,声名显赫。
  这个卢吴公司一直到中国大陆解放才不得不结束在中国的业务,因为他们在国内收货的叶某出事了。叶某因过去的文物走私而判了刑,被送到青海劳改,后来就死在那儿。但是他在解放初向国家捐献的各式文物有3000件,这在上海博物馆的档案中有记载,而且在该馆的捐献者的人名墙上,至今还刻有他的名字。再后来,卢、吴二人也不在人世了,但是卢吴公司仍旧还在,是卢芹斋的后人在经营。卢吴公司在巴黎的那栋仿中国古代式建筑,如今被视为古董建筑而受到保护。
    浙江省长上任后的第一件要事
  民国初期,当袁世凯派人刺杀了宋教仁,发动内战,并下令解散国会、撕毁《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时候,同时在全国通缉捉拿国民党主要人物,张静江也名列“乱党”之列。他本人在南浔镇的住宅被查封,在上海的资产也受到监视,颇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他的族人见势不好,生怕受到连累,因为所谓张静江的财产,有些实为张氏大家族的公有财产,是大家庭兄弟们共有的。为了保全共有财产,族人们曾联名向吴兴县政府呈文,要求驱逐张静江出族,不认其为弟兄,请求备案。这在张氏大家庭中是件不得了的大事情。
  

5。孙中山先生的挚友张静江(7)
张静江时在广州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讨袁运动,风闻“后院起火”,极为震惊,自是牢记在心。
  然而事情是发展变化着的,所谓“十年河东,十年河西”。12年之后(即1927年),国民党北伐胜利,张静江又回到了上海,并出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当年的“通缉犯”一下子成了政府大员,形势遂大变。据李力经先生说,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吴兴县政府调阅“南浔镇张氏弟兄驱逐张人杰出族”的全部档案,阅后并嘱咐秘书:“此件要传之子孙,存入银行保管箱!”15
  此话一出,张氏族人们慌作一团,赶紧摆下宴席,欢迎他衣锦还乡。张静江内心虽未释然,但面子上还是要顺水推舟的,即席作了一番讲演,主要内容是请父老乡亲为革命捐款,他说:“革命是破坏工作,现在破坏成功,我要开始建设了,请诸位多多帮忙!”大家自然一致鼓掌,一致拥护。后来张静江在大办建设的时候,果真借助了不少家人和同乡的经济力量。
  至于那一份卷宗,张命李力经一直保存到解放后。1955年有关部门要接管这批档案,连同他所有的股票、合同、单据等档案,均被上海法院取走了,现在大概仍在上海法院的历史案卷中。也有消息说,已经被南京国家第二档案馆囊括去了。
    孙中山先生的挚友
  陈立夫先生在张静江百年冥诞时写的纪念文章中说:“张静江先生,彼既以其富裕之家资,协助国父革命;复以其豪迈之气魄,协助蒋公主持全国建设委员会,以有限之经费,为国家建造若干铁路,开发若干矿产,成立若干电厂及无线电台,并规划导淮灌溉等大规模工程,为实现国父实业计划开其端。其时政府苟能宽筹经费,听其发展雄才,则国家早已由农业进入工业化”;“静江先生乃国父挚友,其意气之豪,魄力之大,时贤罕有其比,故国父曾有‘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四十州’一联书赠,而静江先生对于国父遗教,乃最能信守力行。”16
  文中,陈立夫将张静江称之为伟人之一,可见对其推崇非同一般,并且强调了张对中山先生遗嘱的忠实执行。这后一条是在中山先生逝世数年之后的事,足见其于公于私,践诺笃行,表里始终如一的高贵品德,也证明了他不愧为是孙中山先生的挚友。
  张静江天生是那种危难当中见真情的人,越是在困难的时候,就越能显现他的品行的高贵。他与孙中山先生相见于革命处于低潮的时期,当时同盟会还刚刚在组建,还看不到成功的曙光,眼前最棘手的事情也是最简单的道理就是,武装暴动要枪、要粮、要子弹,组织部队要军饷,没有这些物质基础,武装夺取政权就是一句空话。孙中山先生作为一个“赤手空拳”的思想家,革命的先行者,不仅需要钱来组织军队,需要张静江的帮助,而且,有时他自己的生活也需要张家关照。
  张静江的侄子张乃凤先生在他的《读随笔》一文中曾讲到这样一件事。他说:“孙中山在巴黎时,可能有时就在张静江寓所开会,而且会后住宿在张静江家里。为什么我这样说呢?请看下面的一件事。张静江全家从南浔去巴黎居住时,他们的大女儿蕊英、二女儿芷英可能才五六至多七八岁。那时南浔街上常看到要饭的,南浔方言叫做告化子(南浔方言“叫”字音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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