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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镇政府有人解释说，陈立夫是张静江的好朋友，又是湖州人，是湖州籍的民国老人中唯一活到现在的人，用他的题字有纪念意义，当然还有统战意义，可以在海外引起反响。
　　但是“左派”们不肯罢休，说是不行，这样就长了国民党的志气，为什么不用共产党的题字呢？张静江故居的恢复本身已经在海外有影响了嘛！可是算来算去，哪个共产党跟张静江有过交往，愿意为他的故居题字呢？实在是不得而知，而陈立夫的题字已经寄来了，总不能不用吧？不用对人家就没有个交待。
　　好在当时的镇委书记朱倍得先生是个处理问题、化解矛盾的好手，他三下五除二，巧妙地作了“技术处理”，于是作出决定：门额上还是用陈立夫的原字，但是不用他的署名，这样既对陈有了交待，也免得“左派”们抓住话把儿多事。明眼人看得明白就看明白，看不明白就拉倒。还断然下令：“眼下故居开放迫在眉睫，不要再争了。”这就是张静江故居门额上有题字而没有落款的原委，恐怕陈老先生还不知道这个“典故”呢。1
　　现在回过头来看，不就是几个题字吗？可是当时也能说成是大事，因为“左派”是惯于上纲上线的，动辄要你吃不了兜着走。由此可知，这个陈列馆的开放包括题字在内，都是来之不易。
　　实际上张静江与陈立夫的确有着非同一般的交情。他们不仅是同乡、同党、同事，还有一层哥儿们圈内的叔侄关系。陈立夫、陈果夫兄弟的亲叔叔是著名革命党人陈其美（英士），而陈其美与张静江是把兄弟，割头朋友，又都是民国###，在同盟会中同属核心成员。这么一来，从“江湖”的意义来说，陈立夫兄弟既然是陈其美的侄子，那也就是张静江的侄子了。同时，张静江与陈立夫的大哥陈果夫的关系也很深，他们1920年代初曾在上海金融界大肆活动，共同在证券交易所里呼风唤雨。《金陵春梦》中记载的那个很有故事的“恒泰记”经纪号，他们都是其中的合伙人（其中陈明记就是陈果夫的股份），其他的合伙人还有蒋介石和戴季陶等等。2
　　

3。尊德堂的海派风度（2）
不仅如此，张静江的父亲张宝善早年也跟陈果夫打过照面，还为他改过名字，这是张静江的侄子，他四弟张墨耕的儿子张乃凤先生（中国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老所长，著名科学家，如今已经104岁）亲眼看到的事。张乃凤先生说，他十五六岁的时候，那时还住在南浔老家，有一次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来家里找二伯父张静江，当时陈果夫才二十来岁，正巧老太爷张宝善也在家。见到陈氏兄弟后，张宝善就问陈果夫叫什么名字，陈果夫说：“我叫陈戈夫。”张宝善听了一笑，说道：“你这名字是在讨人家便宜了，‘戈’与‘姑’不是同音吗？这样不好。我给你改个名字吧，用‘果’字，果敢的‘果’，这个意思好，对你们年青人有用。”从此以后的陈戈夫果然改名为陈果夫了。3
　　后来他们在北伐之前的广东革命军政府里，还有一段十分默契的合作，当时的情况都被陈果夫记录在《民国十五六年间一段党史》一文中（详情后叙）。
　　张静江曾有一副对联写给陈立夫，对其大加褒扬：“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可见对陈立夫原先也是很赏识的。这副对联的原件现存南京国家第二档案馆，挂在张静江故居里的是复制件。
　　当然，他们之间后来也有一些矛盾。张乃凤先生还曾讲述过他亲眼看到过的另一个场景。那是北伐胜利之后，张静江在南京国民政府中出任建设委员会委员长的时候，他住在南京建设委员会的招待所里，适逢张乃凤从美国刚留学回国，也在南京工作，在金陵大学教授土壤学，最初一段时间是跟他二伯父住在一起的。张静江那时家安在上海，在南京没有自己的寓所，汤山的房子是建设委员会用他的名义盖的，有一个温泉浴池和三间客厅。张静江去南京时往往只带一个佣人住在建设委员会的招待所。那个招待所跟现在的政府招待所不能相比，是一栋小小的楼房，只有一间二十多平方米的客厅和五间可以住人的卧室，没有洗脸间和浴室，客厅同时也是餐厅。
　　有一天晚饭后，张乃凤来到二伯父处，发现屋子里气氛很沉闷。只见民国老人张溥泉（张继）两只手背在身后，一边皱着眉头低着头，一边围着饭桌来回踱步，嘴里愤愤地说：“要亡党了！要亡党了！”过了一些时间，张溥泉先生回自己房间休息了，张乃凤就问他二伯：“为什么说要亡党了呢？”张静江叹了一口气说：“咳，国民党抢官，抢房子，还要抢人家的老婆！”张乃凤问：“那么，为什么不制裁他们呢？”张静江说：“都是陈果夫、陈立夫他们包庇的！”说这话时，他把“陈”字说得特别重，可知他内心跟张溥泉一样，是非常气愤的。
　　可是一旦陈立夫到招待所来看他，并且满脸春风地操着一口湖州口音，跟张乃凤一样叫他“义伯伯”（湖州方言把“二”读为“义”，张静江行二，所以侄子们称其“义伯伯”）的时候，张静江火气又没有了，并不当面教训他“要亡党了”的事情。他知道陈立夫是来取悦他，对陈并不亲热，但是也没有当面发火，可知他们已经有些面和心不和了。这也许是张静江为官的一惯做法，只要不是天大的事情，即便心中有看法，也不愿跟人家当面冲突。老派人是极其看重面子的。4
　　了解了这些背景，就会明白当时南浔镇政府的苦心了。陈立夫的确是有资格在张家的门额上题字的。这处高墙深院也跟张石铭故居一样，1975年成了上海茶叶公司的仓库，改革开放后，南浔镇政府花巨资再买回来，重新整修配备后对游客开放。现在被列为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又一处中西合璧的大宅院
　　初进尊德堂，感觉好像跟一般的江南豪宅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幽深阴暗的正厅高敞肃穆，红木桌椅被抹得锃亮，墙上挂着嵌有天然大理石图案的红木挂屏，堂上正中高悬着甲午状元张謇题写的匾额“尊德堂”，下面是一幅中堂和一副对联，两侧有大红灯笼高高挂。正厅的后面是二厅，那是一处二层的住宅楼，三开间，中间底层是会客厅，两边有厢房；再后面是第三进，也是三开间的住宅楼，底层的中间也是客堂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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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尊德堂的海派风度（3）
与众不同的是，尊德堂正厅上挂的对联是孙中山先生为张静江亲笔书写的：“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四十州。”聊聊数字，既概括了张家的气势、地位和影响，也道出了张静江侠客般的个性和对于国民革命不可替代的贡献——一个家族与一代名人，一个家族与一段历史，就在这座豪门深院里静静地融合。
　　然而人们现在看到的尊德堂远不是当年的尊德堂，目前的尊德堂大概只是当年的1/10。当年这处大宅院，共有四个部分：老宅院、新宅院、后院和花园（亦称东园或张园，又称绿绕山庄）。现在人们看到的只是当初老宅院的主体部分，而绝大部分的建筑在历史的烟云中已经化为乌有，有的仅仅留下了遗迹。
　　张静江的侄子张乃凤先生在2004年撰写的《读随笔》一书中，有《六十年后看尊德堂老宅平面图》一文，那年他老人家100岁了，还清楚地记得许多当年的事情，既写了文，又绘了图，详叙了张家老宅的整个布局和各房的居住情况，令人眼界大开。
　　原先在老宅院东侧还有一处新宅院，那是一处比老宅院更大的三进大宅。老宅院只是在二进和三进有两层楼，而新宅院则是三楼三底两厢房的三进大院，实用面积远远超过老宅院，而且老太爷张宝善后来就住在新宅院。那是张家于辛亥革命之后，人口鼎盛之时，买下东侧邻居家的旧房和空地建造的。张宝善住最南边的一进，中间一进给他的六儿张久香一家住，第三进住的是他最小的儿子张镜芙。张宝善搬到新宅院后，原先的老宅院就由他的四儿张墨耕一家居住。另外，大儿张弁群、三儿张澹如、五儿张让之三家也都仍住在老宅院。
　　只有老二张静江非常特殊，他既不住老宅院，也不住新宅院，而是住在老宅院后院里的一栋洋房里。这栋洋房与中国传统的老式住宅完全两样，是建筑在高出地面足有一米高的地基上的两层楼房，楼前还有一条带顶棚的走廊缓缓伸出，是整栋房子对外的出口，前可通花圃、菜圃、老宅院，后可通花园、树林、荷花池。公平地说来，这是整个张家大宅院中最好的方位，好像建筑在河边的花树之中。张静江一家在他1902年去法国之前就住在这儿了，不知是老太爷对这位二公子特别宠爱呢，还是他的性格原本就不大合群？
　　这处大宅院的纵深还有许多颇具“洋味儿”的地方，如在张静江住的洋楼的东部，有一片用灌木丛围起来的大草地，那些灌木高约一米，宽不到一米，被修剪成平顶，四角留出空隙，方便进出，就像现在西式花园里的几何形植物图案一样。这片草地又可当做一个网球场，中间可以立柱、拉网。青年时期的张乃凤，就是在这里跟他的父亲张墨耕学会了打网球，并能够跟父亲对打。据他回忆，张静江的四小姐张荔英来南浔时（也许就是护送她母亲姚蕙的灵柩回乡那次），也曾跟他在此打过网球。打球的规则和现在的网球比赛一样，只是那时还没有用双手握球拍的打法。
　　这片草地的东部和北部是一片偌大的荷花池，荷花池上有九曲桥。桥上绾着一座六角亭。那亭子伸出的九曲桥，一边连着“张家大陆”，另一头连着“庞家大陆”，因为荷花池东部的领土就是张宝善的夫人庞太夫人娘家的宜园了。
　　在荷花池的南部岸边，还缀着一方透明的水阁，实际上就是一个有一半面积凌空在水面上的方形凉亭。这个水阁似乎是张家的艺术之宫。20世纪初，老太爷张宝善常来水阁听留声机，那时的留声机是手摇式的，有很大的喇叭和很大的唱片，这在江南水乡绝对是新鲜洋玩意儿。张静江来南浔住的时候，则喜欢在水阁里写字画画，那时张乃凤只有十几岁，常在旁边看他画画和写字，张静江就时常派派他用场，如差他到街上买宣纸、白绫或是上矾等等。5
　　至于老宅院里的生活，也充满了中西合璧的气息，既有佛堂、藏书室、麻将桌，也有电话、水塔、台球桌。他们的电话是自成系统的，全宅院所有的厅堂和房间都早就通了电话，所以无论是老宅、新宅还是洋楼，相隔虽远，呼应起来却很方便。水塔也是自家的水塔，供全尊德堂内所有的水龙头用水。台球桌则设在后院的一座房间里，与牌桌共存一室，一中一西，各取所需，倒也公平。
　　

3。尊德堂的海派风度（4）
关于那个佛堂，张乃凤有一段略带神秘色彩的文字描述，他说：“后院的西北角向北有走廊，转向东有小门，可进入一个厅堂，那是一个佛堂，是专供我祖母庞太夫人拜佛念经用的。1920年时我祖母已经去世，这里已无佛像，仅剩有一间空厅。这空厅东边的厢房我父亲曾做书房用，后室如何我未进去过。我之所以对这间空厅有挺深的印象，是因为里面保留了我祖母的脚印。那是距离北墙三四米处的两个下陷约有两三公分的脚印，据说是庞太夫人常年拜佛诵经所踩出来的脚印，脚尖和脚跟形状都很真实，是一双缠足的小脚。我每次经过都不敢接近。”
　　关于张家人信佛，张乃凤在文中还提到杭州的昭庆寺，他生下来三个月他母亲就抱他去昭庆寺，住在一个大殿里。那个大殿是他祖母庞太夫人（张宝善的元配夫人）捐建的。现在从张家的女婿、著名人士赵曾珏（张家东号大房张乃怡的丈夫）撰写的纪念张静江百年诞辰的文章中又可获知，笃信佛教在张家素有传统，杭州栖霞山麓的昭庆寺原本就是张家老太爷张颂贤捐建的，他在家里戒杀生，“富而能仁，周恤贫困，乐善好施”，因此那昭庆寺中有一个放生池就顺理成章了。6
　　……
　　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尊德堂只剩下老宅院了。新宅院和后院以及张静江一家住过的洋楼，全都在1938年日本鬼子侵入南浔时，一把火烧掉了。荷花池也渐渐荒废，现在成了一片沼泽地。张乃凤在20世纪60年代初，利用出差的机会曾回家乡看过。老宅成了工厂和仓库，自然是进不去了，只能绕到荷花池最北部的石拱桥上往南眺望。那时看到九曲桥和湖心亭还在，只是破败不堪，桥上铺的石板有的已经脱落，掉入池内。从1960年代初至今一晃又是四十多年过去了，桥上的那些石板也该掉光了，现在能看到的只是一人多高的芦苇。
　　那么，既然老宅院与新宅院仅一墙之隔，当年为什么没被日本人烧掉呢？推算起来，大概要归功于那高出屋顶一二丈高的封火墙了吧。高高的封火墙把张家老宅院紧包密裹，就为后人留下了一座今天的张静江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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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石铭适园藏书誉满天下（1）
　　现存台湾中央图书馆的适园三代藏书
　　现在台湾中央图书馆的善本书库里，收藏着一大批张氏家族的藏书，是张石铭、张芹伯、张葱玉祖孙三代的藏书。
　　据该馆老研究员苏精先生撰文介绍说：“张钧衡（石铭）祖孙三代的这些图书，四十年来一直是中央图书馆所获的最大宗而且最完整的故家旧藏，目前该馆约十四万册善本书籍中，适园三代的印记最多。这大批古本珍籍灌注私人心血于先，继之公家力量保藏于后，传诸久远可待。比起蒋氏‘传书堂’的灰飞烟灭、或嘉业堂的离散四方，真是幸运之至。张氏父子、祖孙是可以了无遗憾了。”9
　　这些足以“了无遗憾”的藏书究竟是些什么书呢？
　　苏精先生在《藏书之乡　藏书之家——张钧衡适园》一文中介绍说，张石铭适园藏书的精华主要有几个方面：
　　首先是丰富的宋元珍本藏书。
　　在1916年张石铭印行《适园藏书志》时，他的藏书就已达宋刊本45部、元刊本57部；到他的长子张芹伯（乃熊）编《芹圃善本目录》时，所藏宋刊本已达88部、元刊本已是74部了，这就不得不令人肃然起敬。其实，这个数字还不是适园宋元版本的全部。
　　据张芹伯的三儿子，现年70岁、寓居苏州的张泽璂先生说，在《芹圃善本书目》上著录的还不是适园善本的全部，因为在1941年（郑振铎代表重庆方面前来收购古籍）之后，家中还留有不少藏书，这些书后来分为三个部分散出。
　　一部分在1950年代初，张葱玉与郑振铎再次来到张芹伯家（当时张芹伯已去世，其夫人郭后全尚健在），动员家属向国家捐献藏书。张家捐献了一批书，其中仍不乏宋元版本，张葱玉事后还有奖状送来（这个奖状后来毁于十年浩劫）。至于捐书的详细目录，也毁于十年浩劫，北京国家图书馆古籍部应有记录。另一部分在1950年代后期及三年困难时期，张芹伯夫人为了生活逐渐卖掉了。最后一部分，是郭后全留给三儿张泽璂的一部善本书。因为解放后张泽璂在苏州一家工厂工作，生活不富裕，其母为其补充营养，给了他一部其父留下来的古书。张泽璂后来将此书带到苏州，在护隆街的古旧书店里卖掉了。由此可知，张氏适园藏书的精华远远不止《适园藏书志》和《芹圃善本书目》上著录的内容，其宋版书的总数，恐怕已经超过了100部。10
　　在他们父子相传的宋版书中，有一部较特殊的《东都事略》130卷，是从晚清皇室怡贤亲王家中流出来的，上面钦有“怡府世宝”、“明善堂”、“安乐堂”等印记，后来流落到日本。民国初年被法律专家，同时也是大藏书家的董授经（董康）所购得，带回国内。张石铭以千元之价收归入库。这部书在目录页的后面刻有“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覆版”两行牌记，其作用类似于目前“版权所有，翻印必究”之类，可知从那时起，人们对版权的保护意识就已经觉醒了。
　　张石铭的宋版书中还有两部很有意思的书，即《北山小集》和《李贺歌诗编》，这两部书都是利用当时废旧的公文纸的背面印制的，用的是宋孝宗乾道年间（1165~1173），手写的官府账簿册纸，其中官衔和人名、年月和记项，均历历可辨，甚至上面还留下了不少宋代的关防朱印，这真是一部难得的八百多年前的官府经济史料。《李贺歌诗编》在20世纪70年代，已由台湾中央图书馆以线装仿古的形式印行，上海古籍出版社也在粉碎“四人帮”后的最初几年中，印行了此书，是属于“文革”之后最早解禁的古籍之一，可见其受重视的程度。当时还有种说法，说是毛泽东很喜欢“三李”的诗歌。三李是指李白、李贺、李商隐。既然是伟大领袖喜欢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