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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智慧-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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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住北京40多年，我作为学人我想我知道什么是北京的好。但北京城市建设的不尽如人意处，实在比比皆是。我不反对有最现代化、最前卫的建筑耸立于北京，但一些特殊的街区，还是应该有传统文化的特征。我说的传统文化，不一定就是清朝的文化。北京虽然是元、明、清三代帝都，但元朝的时间短，文化发展的层次不是很高。明代在北京压根就没展开。清代最长，但文化偏执。我们应站在整个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下来观照北京。五十年代初期，有围绕梁思成建筑思想的争论。毛泽东不赞成梁的穿西装、戴草帽的设计。其实梁思成是有道理的，总带上了中国建筑文化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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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中国：文化传统的流失与重建（9）
礼仪与文化传统的重建
我们自晚清到五四以来，就面临一项不能绕开的任务，就是需要更新和重建我们的文化传统。因为你既然觉得原来的传统有毛病、不那么好，那只有想办法去改造它、建设它、完善它，使它变好。因为你不能真正做到抛弃传统，你也无法重新选择自己的文化传统。因为你是中国人，你是华夏子孙，即使住到外国去，你的华夏血统也改变不了。
我们的前辈、那些20世纪的文化大师、中国的有心人，尽管20年代到40年代，混战、内战和外战占去了绝大部分时间，他们还是做了不少重建传统的努力。1921年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发表以及引起的东西方文化的论战，就是一例。1935年王新命、何炳松等十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是又一例。他们在《宣言》中慨叹：“在文化的领域中，我们看不见现在的中国了。”对重建民族文化传统做出切实努力的，是新儒家对儒家传统的新诠释。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以及冯友兰、张君迈、方东美、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他们直承宋明的理学和心学，在中国文化的“花果飘零”之际，慧命传薪，试图重建儒家的学统和道统。
清末民初到五四以来的批判传统和现代文明的建构过程，一直隐含着、存在着两个不容回避的问题：第一，如何重新诠释文化传统的价值？第二，实际上有一个民族文化的认同问题。
第一个问题比较好理解：要重建传统，就必须重新衡定固有传统的价值，通过重新诠释使传统得到再生。第二个问题似乎费解：难道作为中国人，对自己的民族文化还要提出认同的问题吗？然而确存在这个问题。因为清末民初到五四、再到后来，骂自己的文化、骂自己的国家、轻贱自己的民族，一切都为西方是举，只知有西，不知有东，已经成为时尚、成为潮流。那么作为中国人，你的文化认同究竟在哪一方呢？直到今天，这两个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显得更加迫切了。
当今的世界，现代化的浪潮，使游戏规则国际化、经济全球化、市场一体化，中国如想在世界舞台上保留住自己的位置，更需要她的忠实的儿女学会如何适应国际环境、如何整合自己、健全自己、发展自己，而不是消灭自己。这就需要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不然的话，你将不知道自己是“谁”，行动的时候，不知道是“谁”在说、“谁”在做。
五四精英、上一个世纪的文化先进，他们虽然不留情面地批判传统，但他们又是受传统熏陶的有十足的中国文化味道的从业人员。胡适之攻击传统可谓激烈，但他整理国故成就斐然，个人的新旧道德都少瑕疵。他的太太是个小脚，而且是父母包办的婚姻，他们终生厮守，在他担任驻美大使期间，太太也随同前往。令人忧虑的是六、七十年代成长起来的现在的中青年一代，长时间处身于大小传统齐遭毁坏的环境，没有机会接受传统文化典范的熏陶，他们身上的文化含量累积得不够，难免精神气象显得单薄而不够从容、不够厚重。
至于如今的少年和儿童，教他们的老师大都是民族固有文化的缺氧者，流俗的电视文化、浅薄的搞笑、逻辑错乱的“脑筋急转弯”，占据了他们大部分的课外时间。他们错把猪八戒、孙悟空当作中国的文化传统的全部，以为“康乾盛世”比现在还要好。春节觉得没意思，喜欢过圣诞；中秋节不好玩，就过感恩节，也吃火鸡，虽然不知道感谁的恩。如今的生活时尚，是一切层面都追求和国际接轨，五四时期的“西化”主张反而成了光说不练的小儿科了。
前些时卸任的台北市文化局长、很有名的女作家龙应台，不久前写了一篇极好的文章，题目叫《紫藤庐和星巴克之间》，她说：
“现代化”是很多开发中国家追求的目标；“全球化”是一个正在急速发生的现实，在这个现实中，已开发国家盘算如何利用自己的优势，开发中国家在趁势而起的同时暗暗忧虑“自己不见了”的危险。那么，“国际化”是什么呢？按照字义，就是使自己变得跟“国际”一样，可是，谁是“国际”呢？变得跟谁一样呢？
龙应台长期住在德国，她为欧洲传统保护得完好感到震撼。她说她满以为会到处看见人的“现代”成就的骄傲展现，但是不断撞见的，却是贴近泥土的默不作声的“传统”。
现代化和传统的重建，都不应该是表面文章，而需要扎扎实实地做，需要非凡的创造力，需要用文化搭建和传统衔接的桥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实际上并行一个恢复记忆、连接传统、重建传统的过程。不能说我们在这一方面没有成绩，但由于长期与传统文化脱节，似乎一时还不能完全找到与传统衔接的最佳途径。“病笃乱投医”、“事急乱穿衣”的现象，每每有之。人们看到的，大都是比较浅层的模仿或没来由的怀旧，而缺乏民族文化传统的深层底蕴。何况一些影视作品不着边际的“戏说”，尤其“清宫戏”的泛乱，还把刚刚开始的重建传统的努力，弄得不明所以以至失去准绳。
文化传统的更新与重建，是民族文化血脉的沟通，如同给心脏病患者做搭桥手术，那是要慎之又慎的。总之“传统不是怀旧的情绪，传统是生存的必要”。如果我们做到这一点，传统就活在我们中间了，我们每个人既是现代的又是传统的，它的优秀者必成为涵蕴传统味道的现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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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中国：文化传统的流失与重建（10）
至于文化传统的重建，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具体实施、采用一些什么样的办法。当然可以列出一些可以着手的方面，例如中小学课程的内容设置、家庭成员的言传身教、文本的经典阅读、文化典范的保护和开放，礼仪文化的训练和熏陶。
主持人：刘先生穿着中式衬衫，带给我们一场很好的学术演讲，回眸中国历史，畅谈中国文化，讲了传统文化的特征、价值取向和作为传统文化背后精神链接的文化传统，两者合二为一即中国文化，勾勒出不同“历史时刻”的历史呈现、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化特色、多元的文化形态以及中国文化包容性的文化特质，还有刘先生自己的学术发明、最新见解，使我们在对历史和文化的遥远想象中获得思想的启迪。从中我们当然能够感到刘先生对中国文化的挚爱，也正是由于有这份执著的情感，才会对最后说到的那些社会现象那么痛心疾首。文化离不开历史，文化也就是历史。文化制约历史，历史又打造文化。这又可见出历史细节的分量，刘先生和上次为我们讲《中国：被延误的现代化》的雷颐都举了李鸿章的例子。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办得有声有色，却因为人为矛盾所产生的内耗处处受制于人，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他个人的历史悲剧，带来的竟是整个民族的屈辱历史。而且，百年前的历史结果对今天的历史还在产生着影响。还有，刘先生讲到苍生百姓把自己的幸与不幸寄托在老天是睁着眼还是瞎了眼，这其实就是文化中根深蒂固的“青天意识”，以现代眼光来看，“青天意识”就影响到我们现代民主制度的建立。另外，刘先生也讲到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多是功利性的，求佛、划十字，多是为功利的现实目的，这又影响到文化性格的塑造。最后，刘先生提到我们已经错过的两次现代化的机遇都与日本有关，一次是被中日甲午战争打断，二次是被中日战争打断，现我们正处在第三次机遇期，而且，目前中日关系又很复杂微妙，刘先生也提出了疑问：我们还会被日本打断吗？
最后，我想代表文学馆再次重申，我们的讲座决不会流俗，我们会坚持讲学术、讲文化、讲思想，为重建流失的文化传统做自己的一份努力。前不久，我曾提到一位叫陈延玲的朋友因去加拿大探亲向我请假说不能来听文学馆的讲座了，感到非常遗憾。她昨天又给我发来了电子邮件，她说：“在这儿我很想念文学馆的讲座，……我想，文学馆的星期天的讲座，是文学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影响力之大，可能有些领导人还没有意识到。若干年之后，就会显示出它对于中国人的文化修养及素质的提高起到不可估计的作用。应该有个独立的网页，每期与读者见面。……让文学馆的讲座不仅有益于北京人，而且应该该对全国有积极的示范作用。带动全民族的文化热，对于现在有的人抛弃传统文化追随洋垃圾，未免不是一剂清醒的良药。以上胡说，不知对否。做这样的网页，如果文学馆的人手不够，我愿意义务参加。……我大约9月回京，立即参加文学馆的一切活动。7月的讲座，听不到太可惜了。”多好的朋友啊，她的话是对我们最好的鼓励。
刘先生在演讲中提到他研究陈寅恪许多年了，我现在就向刘先生发生正式邀请，请他在方便的时候，再来文学馆，给我们讲国学大师陈寅恪。
感谢刘梦溪先生！（掌声）
［演讲时间：2006年6月18日］
城记：北京旧城改造五十年（1）
主持人：傅光明（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
主讲人：王军（新华社《瞭望新闻周刊》主任记者）
主持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文学馆听讲座。今天我为大家请来的是新华社《瞭望周刊》主任记者、我手里拿的这本《城记》的作者王军先生，大家欢迎。
我先念一段王军《城记》前言里的话，作为今天演讲的引子：“刚刚逝去的上个世纪，是北京急剧变化的百年。对于我们积淀的这个历史名城来说，这仅仅是沧桑变幻的一个瞬间。而这个瞬间所爆发的力量，至今仍使这个城市保持着一种历史的惯性，塑造着它在今天以及将来的形态，有体有形地影响或决定着这里每一个人的生活。虽然这个瞬间是短暂的，但相信它会成为一代又一代学人永久探讨的话题。求解现实与未来，我们只能回到过去，这是人类的本性。而我仅是尽绵薄之力，将这段历史勾画出些许轮廓，随着历史档案的不断公开，人们会看得更真切。”
我们听了有什么感慨吗？
请允许我再花几分钟时间读一下书正文的开篇一段描写：“来自四川兴文的13个庄稼汉抡圆了铁锄，大块大块的木头从屋顶上滚落下来，瓦片被杂乱地堆在一旁，砖墙在咣咣震响声中呻吟着，化作一片废墟。一时尘埃弥漫……”
这一幕发生在1998年9月24日，这一天成为了北京粤东新馆的祭日。100年前戊戌变法前夕康有为在这里成为保国会的历史，从此化作无法触摸的记忆。
“拆除这处古迹是要它给一条城市干道腾地方，拆的名义是‘异地保护’这处文物。文物建筑的迁移要先选好迁建地址并予以腾空，测绘、摄像，建筑构件要编号，原材料、原规制复原，由文物专业技术人员着手进行……然而，在庄稼汉的铁锄之下，粤东新馆成了‘破烂’。”
‘有没有文物人员指导？’笔者在现场目睹此景，对姓汪的包工头说。
“老汪答道：‘他们来看了一下，指了指几件东西，说留下来，我们就动手了。’”
“在老汪的引导下，笔者看到，几块雕花的木头已被拆放在一处。‘这就是他们要的。
老汪说，‘还有几块石头，嵌在墙里，他们说里面可能有字，也让留下来。’
“‘那些砖、瓦和木头怎么处理呢？’”
‘我们拿去卖。’
“‘能卖多少钱？’”
‘赚不了钱。古砖没人要，木头也难找到买家，一块瓦也只能卖四分钱、五分钱。’
“‘老汪，你知道康有为、戊戌变法吗？’”
老汪两眼茫然。
“‘知道孙中山吗？’”
‘当然喽，这个房子还跟他关系呀？’
“老汪眼睛大大的，皮肤黝黑。笔者跟他是6天前认识的。那是9月18日，他受工程部门委托，带着乡里众兄弟来拆粤东新馆的房子，没想到刚把瓦片揭下来，就被叫停。原来有人告了状，建设部门表示，要跟文物部门签完协议后才能拆。”
折腾了几天，眼下老汪终于做成了这笔生意。
“‘我在北京拆了8年了，这种房子拆得多了。两三个月前，国子监那边的一个庙就是我拆的，那个庙真大。我们管不了那么多，拆迁办给我们钱，我们就拆。给我们钱拆故宫，我们也拆。’”
“老汪说到这儿，电话响了。运输车就要开过来，买家要来登门了。”
王军在十余年的时间里，以他记者的勤奋和敏锐，捕捉和记录下许多这样的历史瞬间，不禁令我们慨叹、唏嘘。下面就让我们跟着王军记忆的脚迹进入他今天的演讲《城记：北京旧城改造五十年》。大家欢迎。
谢谢光明先生，谢谢文学馆的邀请，谢谢大家今天能到这里来。
怎么说呢，他刚才念的那一段确实让我很难过。粤东新馆1998年被拆毁，我写了文章呼吁保护，没有成功。这是个很遗憾的事情。
拆粤东新馆的包工头老汪对我说，只要给我钱，拆故宫，我们也去拆。大家在我的书里会看到，有一节专门谈1958年那会儿真有想改造故宫的事儿。历史似乎有了某种联系。
我是贵州人，1987年来北京读书，读了四年书之后，到新华社工作，搞城市建设的报道。在北京读书期间，我根本不知道北京是什么概念。
在我们这个教育系统里，历史是在天上飘着的，历史跟空间不发生联系。可在北京这城市里边走，到处都和历史相连——比如安定门大街，它就是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之后进北京城的那条街，但很少人知道那段历史与这条街的联系。
我那时根本不知道北京城的概念，不知道北京还有个城墙。1988年我第一次去故宫时，现在想起来觉得自己当时特别野蛮。我看不懂：这么多人，这些房子长得都差不多，有什么意思啊？太和殿那么大的房子，就一个太师椅摆在那儿。那时候我真是个特别野蛮的小孩。
因此，我觉得这本书对我自己来说特别重要。我说这是本自我忏悔的书，写完这本书以后我终于活得像个人样了，因为我能理解我生活的这个城市了。这种理解就好像我对我的父母亲有一种正常的情感了。
我的书里也写到梁思成先生在1957年写的那些话：拆城墙、城楼就像挖我的肉剥我的皮！写完这书之后，我也真实感受到了这种痛苦。所以我有些不敢进二环之内的老城区了，因为到处都在拆。昨天我应邀去西安驻京办事处，在新街口那里。之前，我还犹豫去不去呢，因为我知道那儿正在拆。最后还是去了，挺难过的。
城记：北京旧城改造五十年（2）
怎么说呢？这种痛苦并不是我王军个人的思古之幽情所致，因为这样的拆除所造成的巨大损失，是可以通过数字计算出来的。事实上，这种拆除并没有使我们的生活发生根本性的改善，请问大家现在的生活方便了么？就城市交通和空气质量而言，是更多的不便与不安了。我记得我读大学时，海淀区的白颐路绿化得多好！没那么多小汽车，靠公共交通就解决问题了。
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用公共交通来解决问题，把道路面积的大部分拿给公共交通用，少部分拿给小汽车用，他们的交通就不堵啦。我们要是这样做，白颐路的那些树都可以留下来，多美啊！
但现在整个城市拆出的那么宽的马路，在高峰时段几乎都被小汽车淤死了。这个城市在一种高密度的建筑环境下居然想用小汽车来解决交通问题，这样的模式在全世界也没有成功过。用这样一种方式把老北京肢解了，代价是什么？我今天就要问一下这个问题，我相信以后我的孩子——他们那代人还会来追问这个问题。
我是个记者，《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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