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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被延误的现代化（11）
我今天就讲这么多吧，已经十二点了。
　　主持人：研究和探讨中国现代化机遇的错失，是个复杂的话题。从学术层面上说，它是跨学科的，除了史学的，还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军事、思想等诸多领域的方方面面。当然，怎样解读历史，很重要的一点是历史观的问题。以前，我们习惯于接受历史的宏大叙事。现在，我们已能更多地关注细节。像雷颐在演讲一开始就讲，日常生活的历史最重要。如果历史的宏大叙事离开了历史的细节，那宏大也只是个空架子。因为，我们对历史要有深刻的认识，也往往是从细节切入的。20多年前，我在北京四中读高中时，历史老师就讲过雷颐讲到的乾隆皇帝驱逐英国使节的那个细节，至今记忆犹新。乾隆80寿辰前，马嘎尔尼代表英国前来送礼，并希望能与中国通商。由于他不肯行下跪礼，乾隆皇帝做了“最高指示”，我现在还能记得老师是怎么说的，他说乾隆的最高指示是：“天国无所不有，该夷等礼貌不周，驱逐出境。”即便是喜欢做历史假设的人，要做假设也得从细节出发，比如由这个细节又可假设了：如果乾隆不用马嘎尔尼行下跪礼就接见他，并同意跟英国进行自由贸易，英国人也用不着煞费苦心地向中国贩卖鸦片了。再比如，如果光绪皇帝真的能包围颐和园，逼慈禧太后就范，独揽朝纲，中国就会实行日本式的“明治维新”，富国强兵，也就不会有八国联军的入侵北京了。可惜的是，历史不仅不能这样假设，相反，由于这些细节都是历史的真实，才使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一连串让我们至今回想起来都觉得耻辱的印记。
　　听雷颐演讲的过程中，我不时会联想到现实问题。比如，雷颐提到中国现代化被延误很重要的一条原因是，我们总是“在下一个阶段才做上一个阶段就该做的事。”我来举一个现实的例子。今天来听讲座的有梁思成先生和林徽因先生的儿子梁从诫先生及夫人方晶女士。梁从诫先生近年来一直关注绿色环保。见到梁先生在座，我便自然想到了目前我们的环保。我以前有好几次提到，我个人对环保局搞的那个什么“蓝天指标”很反感，觉得那有点“大跃进”的味道。我很关注细节，前不久看到报纸上有两则报道，稍微一想，就觉得很矛盾，一则是汽车销量与去年同比增长50％多，而另一则是中国的城市有四成属于中重度污染，主要是汽车尾气所致。明明发达国家已经有过发展汽车工业与环境保护的矛盾，我们却依然义无返顾地重蹈覆辙。最近我想写这样一篇文章《我的肺被汽车尾气强暴》。北京的环保是属于我们大家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和义务为保护环境做努力和贡献。我们要的不只是不切实际的“蓝天指标”，我们需要的是空气的真正达标。细想一下，其实“蓝天指标”与没有污染也是两个概念。头顶有蓝天，并不意味着没有污染。我们每天出门的时候，头顶可能是蓝天，可当你一经过稍微交通拥堵的路口，就能闻到空气中浓郁的汽车尾气的味道。我自认是个环保主义者，坚决不买汽车。有时接孩子放学，经过拥堵路口，我会跟女儿说，让他们买汽车，堵死他们！当然，这只是在抒发我个人胸中的怨气。我相信，政府部门也正在努力解决这个难以解决的矛盾。这又涉及到一个观念与权力的问题，简言之，要想做成事，需要有能做成事的观念和能使之付诸实施的条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拿李鸿章来说，他有前瞻性的观念。某种程度可以说，李鸿章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具有现代观念并把一部分付诸实施的改革家，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呈现的一些亮色，有许多就是他留下的。然而，即便是权高位重如李鸿章者，光有观念都不行，他也是处处受制于人。再拿康有为来说，一个民间的知识分子，可以说有先进的观念，却没有做事的权力。其实，直到今天，在我们日常的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事还是屡见不鲜。有观念，没权力，做不成事；有权力，没观念，做不好事。
　　现在，中国正处在有史以来最好的现代化的机遇期，我们要努力实现中华的腾飞、崛起，就是要抓住历史机遇，不要让它再被延误。这就需要汲取历史教训，不要重蹈覆辙。或者，如果不能完全避免重蹈，最好也能将重蹈降到最底限度，如果老“重蹈”，国家和我们大家谁也受不了。
　　一点感慨，来自雷颐的演讲，当然要向雷颐先生致谢。让我们感谢雷颐。（掌声）
　　［演讲时间：2006年6月4日。录音整理：程丽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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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中国：文化传统的流失与重建（1）
主持人：傅光明（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
　　主讲人：刘梦溪（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主持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文学馆听讲座。今天我为大家请来的主讲人是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文化》杂志创办人兼主编刘梦溪先生，大家欢迎。
　　最近几天，我看到这样几则报道：为争就业岗位女大学生参与雇凶伤害同学；大学生复读遭拒一怒弑父；情侣坠湖男子独自逃生。还有一篇《中国青年报》文，题目是《大学校园里的畸形就业竞争》，主要写到四种现象，一是“借”同学的实习成果争保研名额，二是对用人单位说同学的坏话，三是为了得奖学金篡改成绩单，四是机会面前“暗战”不断。认为老师有责任对学生做好道德教育和心理“按摩”。这只是表面的问题，其实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层出不穷类似这样道德缺失、人格缺陷的现象的产生，是我们文化传统的流失所造成的。因为有许多的施教者，本身就是民族传统文化的缺氧者，再加上现在混杂的文化环境，像流俗的电视文化、浅薄的搞笑、逻辑错乱的脑筋急转弯，等等，占据了成长中的青少年许多宝贵时光。媒体对娱乐明星死缠滥打的商业炒作，又使许许多多青少年的人生价值观发生了改变，他们热衷于“超女”，钟情偶像，沉迷网络，贪求物欲，而惟独对传统文化嗤之以鼻。另一方面，又有国学教育成了为经济搭台的文化噱头。文化传统何以流失，我们又当如何重建，请刘梦溪先生演讲《文化传统的流失与重建》。
　　我所说的百年，是指清朝末年、民国初年，也就是清末民初，一直到今天这一历史段落，大体上相当于二十世纪的一百年。讲一讲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与文化的变迁。也可以说，是对这一百年的社会历史变迁过程作简略的文化解读。就切入角度来说，这是一个历史文化学，或者文化社会学的问题。
　　　　一、　百年中国的文化问题为什么需要从晚清讲起
　　晚周、晚明和晚清
　　理念上，研究中国的思想文化，“三晚”最重要：一是晚周、一是晚明、一是晚清。
　　晚周——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时期，中国最早的第一流的思想家就产生于那个时候。那是中国的思想源头，是学术的经典时期。就世界历史而言，那是世界历史的轴心时代。
　　晚明——那是一个文化冲突非常剧烈的时期。以汉族为中心的华夏文化经过了一次血和火的洗礼。再没有比剃发易服更令一个有上千年文化传统的民族更难堪的了。所以顾炎武有“亡国”和“亡天下”的说法。“亡文化”就是“亡天下”。
　　晚清——是从传统到现代的转折点、东方和西方的撞击点和交汇点，是中国历史、文化与社会的大转变时期。
　　文化学家和历史学家都非常重视“历史时刻”这一概念。“三晚”都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历史时刻，是研究中国思想、文化、社会、历史的最关键的历史时期。
　　西人和晚清的“大变局”
　　中国历史、文化和社会结构，到了晚清，真正开始了大变局。不是说以前没有变化，而是说以前的变化和晚清都不相同。到了晚清，中国历史的脚步不能照原来的样子走下去了，延续几千年的统治秩序不能照原来的样子维持下去了，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固有的社会结构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当时许多有远见的开明的官吏，都提出了大变局的思想。有的说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有的说四千年，有的说亘古未有的大变局。
　　例如李鸿章（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说：“合地球东西南溯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又说：“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中国的晚清发生这种大变化、出现千古未有之大变局，最主要的标志，是“西人”大规模地进入了中国。
　　“西人”进入中国，本不自晚清始——
　　汉代——佛教传入——西天
　　明代——天主教入华—西教
　　晚清——西潮
　　佛教进入中国（西汉末年、东汉初年），是静悄悄地进入的（通过西域传入），起初是作为黄老方术的一种；后来也引起过争论（沙门不拜王者论），甚至出了好几个主张灭佛的皇帝，但阻挡不住。主张灭佛的皇帝远没有信佛的皇帝多。佛教经历了漫长的中国化的过程。终于出现了最适应中国人心性的禅宗。宋代的思想大合流。然后是民间化和世俗化。
　　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是中国文化吸纳、消融外来文化的显例，是华夏民族文明的伟大之处。它的特点是充实主体、融化客体、思想再生、铸造新文明。
　　明代的西教、天主教。一般以明朝的万历年间、万历十年（公历1582年）意大利人利玛窦来华为标志。西方的传教士带来了天文、历法、数学、火炮制造等西方的科技，也把中国的文化反馈回欧洲，对中西文化交流起到了早期的带领作用，但在宗教传播方面，始终表现为与中国文化的冲突。利玛窦曾经尝试着让天主教适应中国文化的特征，他的努力获得相当成功，后来由于罗马教廷的干预，引发了所谓“礼仪之争”（祭祖拜天），两种文化的冲撞占据了主要位置。但这次“西人”的进入中国，增加了双方的初步了解，就中国一方而言，自己文化的主体位置丝毫未发生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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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中国：文化传统的流失与重建（2）
所以如此，是由于汉、唐、明直至清中叶，中国的国力是强盛的，“西人”带来的是文化，不过是“以文会友”，所以宾主分明，客人就是客人，无论如何成不了主人。
　　夷务和洋务
　　晚清就不同了。道光、咸丰以后，中国的国力日趋衰弱，社会问题严重，统治集团腐败。在这种弱势的情况下，“西人”来了，不再是“身怀绝技”的传教士只身远游，而是开着军舰、手持枪炮的大队人马前来叫阵。主人的态度也不是开门纳客，紧闭的大门是被人家用“船坚炮利”打开的。于是，有了1840年的鸦片战争和1842年的《南京条约》（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有了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北京条约》（一个更加丧权辱国的条约）。英法联军于1860年9月9日火烧圆明园。
　　此时之“西人”已经反客为主，中国文化的主体位置、国家的主权地位，遭到根本动摇。
　　当时先觉醒的知识分子、开明的官员，也想出了一些对付洋人的办法，当时最流行的话语是“夷务”，如何处理“夷务”成为关乎国家根本利益的大问题。想出的办法包括“以民制夷”、“以商制夷”、“以夷制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等，但都没有多少效果。
　　不过朝野上下形成了比较一致的看法，就是知道自己落后了，应该自强。所以晚清有长时间的“自强运动”。看到洋人技术先进、武器精良，意识到自己要有近代工业、要有洋枪洋炮，于是开始了　“洋务运动”。“夷务”后来变成了“洋务”。
　　曾国藩、李鸿章、沈葆桢、左宗棠、张之洞等晚清大吏，是早期“洋务运动”的积极倡导者。特别是李鸿章，他是清代办洋务的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但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李鸿章倾毕生心血建立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而且不是败在力量悬殊的“西人”手下，而是败给了同属东方的近邻、一向被称做“蕞尔小国”的日本，中国的面子丢大了，全国上下一片沸腾。
　　甲午战争的历史教训
　　中日甲午战争的悲剧性，不单是败在一个小国的手下，因为日本经过了明治维新，小国已经变成了强国。它的深层悲剧在于：不该战而与之战而且战败。翻检一下中日甲午战史，可以看到：战前、战中、战后，中方的应对策略，处处中日本的圈套。日本制造各种借口，想一举消灭北洋水师。李鸿章知道北洋水师不是日本的对手，本来想避免战争，但由于翁同酥为首的清流主战派挟光绪皇帝给李鸿章施压，李的具体布防措施也一再发生错误，还是不由自主地走上应战不敌的道路。
　　甲午战争的前三年、1891年，李鸿章的在奏折里说：北洋有新旧大小船舰共25艘（大船只有镇远号、定远号等6艘），还要增加多只船舰，才能构成战斗系列。朝廷没有理会李鸿章的请求。甲午战争的当年、1894年，李鸿章又上奏折，要求添换新式快炮21尊，如果办不到，镇远、定远两舰的快炮12尊，无论如何应该购买，仍未获准。实际上自光绪十四年、1888年开始，北洋水师就没有添加任何装备（史书上说“未增一械”或“未增一船”），原因是购买军械的银子被慈禧太后移做修颐和园用了。
　　甲午战争八月打起，七月李鸿章上奏折再次陈述：中国的六艘大船，即镇远号、定远号、济远号、经远号、来远号、致远号和靖远号，只有镇远号、定远号是铁甲船，可用，但时速仅15海里，而日本可用快船有21艘，9艘是新船，时速20至23海里。双方海上力量对比悬殊。李鸿章因此明确表示：“海上交锋，恐非胜算。”因此研究晚清史的人，有一种说法，甲午战争的失败，李鸿章固然有责任，翁同酥、张骞、文廷式、张之洞等清流主战派，也有误国之责。所以甲午战败后，朝野上下责备李鸿章的明智之士都是说他明知不堪战却不能顶住压力，没有“犯颜直谏”。
　　史学家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和父亲陈三立，就曾在马关条约签定后致电张之洞，呼吁联合全国的督抚共同请求将李鸿章斩首。陈宝箴说：“勋旧大臣如李公，首当其难，极知不堪战，当投阕沥血自陈，争以死生去就，如是，十可七八回圣听，今猥塞望谤议，举中国之大，宗社之重，悬孤注，戏付一掷，大臣均休戚，所自处宁有是耶？”
　　后来黄秋岳在回忆这段往事时写道：“盖义宁父子，对合肥之责难，不在于不当和而和，而在于不当战而战，以合肥之地位，于国力军力知之綦审，明烛其不堪一战，而上迫于毒后仇外之淫威，下刦于书生贪功之高调，忍以国家为孤注，用塞群昏之口，不能以死生争，义宁之责，虽今起合肥于九泉，亦无以自解也。”
　　所以，一百年前的中日甲午战争的悲剧在于：不是不当和而和，而在于不当战而战。　　
　　中日甲午战争是1894年打起来的，第二年1895年签订马关条约。其直接结果是北洋舰队的覆没——这固然令人哀痛、非常重要；比这更重要、更令人哀痛的是割让台湾，把我们的第一宝岛送给了日本人。1895年日人占领台湾，直到1945年归还中国，日本占领台湾整整50年。直到今天这一百年前的结果还在影响着我们。李登辉们的出现，显然与日本的统治、奴化、豢养，有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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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中国：文化传统的流失与重建（3）
我想向各位国家栋梁提醒一点，在我国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的过程中，有过三次现代化的努力：一次是清朝政府迫于列强的侵扰所做的初步现代化尝试，特别是洋务派的三十年的辛勤积累，通过1894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被日本强行打断了；第二次是民国政府的现代化努力，由于1937年日本军国主义的全面侵华战争，被再一次打断；我们现在正在进行中的现代化进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也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第三次现代化努力，已经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果，但我们的现代化进程还没有完成。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必要（如果不是公开是否应该在我们的内心）提出：我们这次的现代化进程，还会被打断吗？
　　以上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简述百年中国的文化问题为什么从晚清讲起，特别说明中日甲午战争是近代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因为百年中国的文化传统的流失与重建问题，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