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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明-第20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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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要做尧舜之君的少年在解散了东厂以后，又询问他的臣子们，彼此之间还应该如何合作，才能实现他中兴大明的志向呢？东林君子们认为皇帝还应该撤销部署在各地的其他监视机构，比如各省的河道监管。
嘉靖皇帝就喜欢派太监监视治河。因为当时洪水屡治屡犯，所以嘉靖不厚道的怀疑是下面的文官贪污了治河的公款。但是他又苦无证据，所以干脆派太监出去监督治水，这种不信任让文官切齿痛恨，并在隆庆朝成功的将之废除掉。
万历天子一点也不像他懦弱的父亲，反倒更像他不厚道地祖父，所以万历亲政后不但重新派出了太监监督治水还将之大大强化，宣布治水的款项一律要经太监过目。以往发洪水的时候，皇帝拿文官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地，但皇帝拿太监却很有办法。万历规定一旦出现洪水，那他就会不问青红皂白的处死监督太监。
这个做法虽然蛮不讲理。但却极大的激发了河道监的工作热情，万历朝当春汛秋洪到来时，不少河道监的主管太监甚至会搬到河堤上去住，尽管如此，还是有不少太监死于万历的这条野蛮法律之下，因此文官比憎恨嘉靖皇帝更甚的憎恨万历皇帝的这条恶法。
天启朝东林党掌权后再次收回了河道太监，从天启元年到天启六年魏忠贤掌权以前，东林君子在全国范围内没有修过一次河道。这次天子既然垂询，东林内阁立刻就把河道监当作魏忠贤的恶政举了出来。
既然这条法律是在魏忠贤构陷东林君子后颁布地，少年天子就认同它肯定是一条邪恶地规则，他相信侮辱东林君子的德行就是在破坏君臣之间的和睦和信任，所以天子又欣然下令收回全国的河道监督太监。
在黄石的前世，自从崇祯收回河道监督太监以后，直到李自成攻破北京，整个大明在十七年内就再也没有修过一次河、治过一次水，无论是黄河还是长江、无论是山东还是浙江。在这十七年里就任由河水一次次泛滥，每次东林君子都借口“节约”把修河治水款搞没了。
东林内阁和朝野的东林党人为天子的英明决定而高呼万岁，随后内阁就又提出了减税地一揽子计划，他们认为天灾主要是由万历胡乱收税招来的，现在正是拨乱反正地时候，所以他们向天子建议进行一次普遍地减税，以让上苍愉悦，从而保佑大明境内风调雨顺。
在天子同意了之后，东林君子第一个提出的茶税，以往万历皇帝信不过文臣，就派监督太监去检查各省的茶园，这当然是大大地恶政。东林君子们绝不会贪墨国家税款地，天子遂收回了各布政司的监督的太监。当然，自此以后各省的茶税收入就急剧下降，文官连年报灾，茶叶岁岁歉收，到崇祯十年，仅浙江一省茶税就从万历、天启年间的二十万两白银降低到每年十二两白银！
接着就是海税，明朝文官和地方的海商本来就有千丝万缕地联系，他们向皇帝提出应该恢复“禁海”，万历皇帝开海禁派太监收税是严重违反祖制，是一个极大的恶政，而且随后连绵地天灾也证明了收海税的极端非正义性，天子再次认可了东林内阁的判断，下令各海关的太监回宫。
从万历天子兴海贸以来，海关税一直是大明财政一大支柱，也是内币的重要来源，到了万历四十年的时候，万历天子每年能得到四百万两白银的海税。从崇祯元年以恢复禁海令的名义停收海关税后，内库就再也不能从日益繁荣地国家海贸中得到一两的银子了。
然后是丝绢税，万历认为如果商人贩丝织绸一定能赚钱，所以他收工商税，东林君子认为这叫“天子与小民争利”，是招来天灾的原因之一，这次的免税计划自然也要把它废除，崇祯对此表示赞同。
还有布税，如同唐宋时期一样，明朝本来也规定了百姓和各级官员可以使用的衣服色彩，比如明黄本来就是皇帝的颜色，大红则是高官能穿戴的衣服。等要钱不要脸的万历天子亲政后，他为了多收税就放开了对百姓的衣服限制，很快在大明境内就出现了小民同官员在衣服上争奇斗艳地现象。
当时感到斯文扫的的官员就向万历提出抗议，并质问皇帝如果他现在不顾官员的体统乱搞，那有一天小民穿黄色的衣服有该如何。结果万历回答说只要织布的商人肯交税，那他觉得卖黄布也不是不可以……大明的群臣就这样再一次被皇帝的无赖打败了。
根据文臣的要求废除了各种“与民争利”并且违反祖制的税收后，新任的皇帝再次享受到了他祖父、父亲和兄长从来不曾享受过的高度赞誉，朝野的东林君子们异口同声的称赞这位少年天子是大明当之无愧的中兴之主，并向他保证，根据天人感应的道理，大明很快就会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这么轻松的就得到了尧舜的美名，少年天子得意之余就决心关心一下大明的国防情况了，西南的奢安之乱已经基本平息了，辽东的乱事就变得特别的显眼。
刨除掉已经被清洗得一干二净的阉党份子，眼下似乎有两个督师人选可以考虑，他们都是文官，也都有过统领军队的经验。
“传旨，招张鹤鸣、袁崇焕入京。”
西南叛乱平定后，皇帝赐张鹤鸣以太子少师作为资历，同时还晋升黄石为左都督、少保兼太子太保、并赐蟒袍玉带。此时毛文龙因为在辽东的顽强抵抗已经被升为太保，在全国的武将当中，也就仅有他在加衔上比黄石还稍高一筹。
崇祯元年正月，辽阳。
今天皇太极来到几个兄弟面前后，冲着他们扬了扬一封信：“明国东江镇总兵毛文龙，又来信要求和我们议和了。”
“又？”阿敏敏锐地抓住了这个字。
“是的，去岁是十一月，明国东江军攻下海州后，毛文龙就派人来说要议和。”
“骗子！”莽古尔泰跳了起来，切齿痛骂道：“他们东江镇都是骗子。”
“五哥你先别着急，听我慢慢说。”皇太极把莽古尔泰安抚着坐下了，对着屋内的几个说道：“我当时也觉得毛文龙是来进行缓兵之计地，如果他想议和又怎么会打我们的海州？所以我把他的使者杀了。不过没想到毛文龙又来信了，现在他的海州城已经巩固了，我觉得似乎有点奇怪。”
“有什么奇怪地，东江镇都是骗子。”莽古尔泰嘟嘟囓囓的说道，代善和阿敏则一起瞪了他一眼，莽古尔泰斜眼看着天花板，不过倒是闭上了嘴巴。
“毛文龙这次又强调是密信，他说还没有把两次的通信上报给明廷。好像是在私下和我们沟通。”皇太极着重咬住了“私下”这两个字，因为这样地沟通太容易加以利用了，所以皇太极颇有尝试一番的意思。
阿敏和代善对视了一眼，还是由阿敏进行提问：“毛文龙提出的条件是什么？”
“我们退出边墙，毛文龙他负责钳制东江镇官兵，保证不报复我们。”皇太极面不改色的把毛文龙的条件说了出来。
“骗子、奸贼！”莽古尔泰像是被红烙铁烫了一下般的跳了起来，这个条件他已经不是第一次听到了，所以莽古尔提激动得几乎失去自制能力。他扯着脖子冲皇太极喊道：“把使者游街，然后千刀万剐，我来主刀！”
“住嘴！”皇太极还没有说话，代善和阿敏就齐声呵斥了起来，莽古尔泰脸涨得通红，怒气冲冲的大步走出了帐篷去，撩开帐篷门地时候他还愤愤的抛下了一段话：“你们从来不信我的。反正我告诉你们了，东江镇就是一伙儿无赖，你们尽管去和毛文龙斗心眼吧。”
等莽古尔泰离开后，代善点了点头：“我觉得可行，明国前任辽东巡抚……就是那个袁崇焕。上次他在朝鲜被打的时候，他跟明国朝廷说朝鲜的处边远，丢了也没有什么，朝鲜已经心寒。但因为有毛文龙这个恶霸在身边，所以朝鲜一直不敢显露出和我们和平共处的意思。现在毛文龙如果开始议和，那朝鲜估计就更不会有信心和我们耗下去了。”
皇太极抚掌笑道：“大贝勒所言和我不谋而合，我也建议试试看，如果我们真能让毛文龙和我们议和，那我们的处境就又会好转不少。”
“嗯，不错。毛文龙太讨厌了，每次我们和蒙古动手分不开身地时候。他就要跑来做坏事。现在他占了海州我们还拿他没有什么办法，如果能议和那是最好不过了。”
既然阿敏也表示了同意，那四大贝勒中就是三个人赞成和东江镇议和。皇太极告诉另外两个贝勒，一会儿他亲自去给莽古尔泰做工作，保证也能把他说通。
阿敏一脸不在乎地表情：“说不通也无所谓了，反正老五就是一个人，我们有三个呢，不过你可要派得力地人去，务必要把毛文龙说晕了。”
“放心吧。我会先同意毛文龙的意见地，只要东江镇肯谈就好。只要能让明国的藩属看见就好。”
……
与此同时，黄石已经回到了福建，他发现眼前的形势已经变得一团糟。福建官军同荷兰军在澎湖激战后，虽然迫使荷兰人放弃了澎湖，但福建官军也因为得到了荷兰人的具结保证而以为高枕无忧，所以也从澎湖地区撤退出来。
这样从泉州、漳州到马尼拉之间就出现了一段势力真空区，整条海上丝绸之路的北端都是不设防地，海贼就迅速兴起填补了荷兰人和明军留下的这块空白领域。目前最大地海贼头目就是郑一官，福宁镇在击败荷兰人后，就把澎湖舰队立刻解散掉了，郑一官遂出大批银子雇佣这些退役军人，几乎尽收原福宁军的海上精锐，连福宁军的战舰也被他拉走了大半。
到天启七年上半年时，郑一官开始在福建沿海设卡，规定每一条通过这条海域的商船都要向他交税。到天启七年下半年时，郑一官每月收入已经达十万两白银以上。到天启八月为止，福建的大型商船出海四十三只，被郑一官掳走了其中的十二只，获银货近二百万两，实力变得更加雄厚，并试图完成荷兰人未成的事业——彻底垄断中国同西班牙的海上贸易。
天启七年八月，福建巡抚朱一冯见海贼势大，遂命令福宁镇水师南路副将、加衔总兵官俞咨皋重新组建水师出兵讨伐。结果仓促组建地闽省大明水师在九月中连战连北。被严词谴责的俞咨皋惶急无奈，干脆建议“以夷制盗”，租借荷兰船只和水手讨伐郑一官。
十月，俞咨皋书面保证一定替荷兰人向天子申请贸易许可，荷兰人闻讯后尽数拼凑了在台湾的全部战舰。进攻福建铜山岛的郑一官。此时郑军人数已经超过两万，其中半数是福宁镇的水师老兵，荷兰水师一触即溃，七艘战船被击毁一艘、俘虏四艘，还有两艘连台湾都不敢回了，而是直奔巴达维亚而去。
击溃荷兰人后，郑一官继续花重金从福建和日本招募水手和士兵，准备完毕后他便开始进攻福建海澄。驻守的一千官兵全军覆灭，辎重船舶尽数为海盗所有，福建巡抚朱一冯哀叹道：“徒党皆内地恶少，杂以番倭骠悍，三万余人矣……”
十一月攻破海澄后，郑一官积聚近两万水兵，船只五百余艘，在十二月强攻福宁镇南路副将驻的厦门，数千官军抵抗数日后总崩溃，俞咨皋逃亡泉州。郑一官收编了福宁镇水师后继续攻掠漳州、泉州等地，闽南上万福宁军瓦解投降。郑一官把能带走的船只尽数带走，不能带走的则付之一炬。“官兵、船、器俱化为乌有，全闽为之震动”。
天启七年十二月底，郑一官从沿海攻入福建内的，“海寇结夥流突内地，如沿海浯洲、烈屿、大嶝、澳头。刘五店，中左等处焚掠杀伤。十室九窜，流离载道。”福宁镇南路崩溃时，绝望地俞咨皋派人向福宁镇本部求救。此时黄石的三营兵力还在路上，赵慢熊手头根本就没有兵马可用，所以就只能拒绝了俞咨皋的要求。
郑一官歼灭了闽南福宁军后，倒是把被俘的明军军官都好好释放了，同时还让他们带信给朝廷，表示他愿意接受招安，为大明“戍守海防”。放走了明军的军官后。郑一官就在闽南设立告示，宣布过往商贩他都要收税。出海当然也要交他一份保护费。
福建布政司奏疏朝廷：“遍海皆贼，民无片帆可以往来，商贩生理断绝。”这份奏疏抵达京师后，崇祯立刻下令逮捕俞咨皋问罪。
同时朝廷里也吵成了一片，有些人力主让黄石亲自出马，清剿闽海一带的海盗，但也有不少人主张招安郑一官，提拔他为福宁镇的海防官。眼下的局面是福宁镇南协已经崩溃，黄石虽然名声响亮，但他和他的部队也从来不以水战闻名。最后皇帝决定一边下令黄石着手剿匪，一边还打算提拔熊文灿为福建巡抚，以便剿抚并用。
但军费还是要福建省和福宁镇自己筹措，在崇祯进行了大减税以后，内库的收入几乎完全断绝，无法再对国库进行补贴，所以东林党建议加农赋。加农赋并非从崇祯朝开始，万历朝虽然把农税定为农民大约收入的三十分之一，但万历还是加了总额共计五百万的辽饷地。不过万历、天启两朝，一旦某省出现天灾，朝廷就会减免该省的赋税。
崇祯天子意图励精图治，可惜手中严重缺钱，于是就规定各省赋税一定要实收，不许地方官拖延耽误。同时崇祯和东林内阁认为应该显示出新朝气象，决议清查各省积欠流弊，以图把以往历朝落下的缺口都补上。
以陕西为例，万历朝估算每亩产粮大约能卖银五钱左右，亩税是银两分左右，加上辽饷两分七厘，共应四分银到五分银上下。在万历年和天启年间，遇到灾荒的时候不但免去这笔，而且还会有相关地赈济。
到了崇祯元年，皇帝的内库已经无法对陕西灾区进行赈济，不但如此，崇祯还下令要一视同仁地收赋税。
明朝建国初期，陕西各军镇的军粮、武器、被服都由军镇自筹，进入小冰河期以后，主要由万历收来的杂税进行补贴。现在内币的源头既然近乎枯竭，东林党遂建议按照一条鞭例，把这笔赋税平摊给陕西灾区的农民，折合每亩收两钱银，天子批准了这个票拟，
明朝建国初期，朝廷在陕西地区设马政，专门画出草场以备养马以备军用，到崇祯元年的时候，陕西马政在纸面上应该有战马、挽马五十七万匹，但事实上……连一具马骨头都没有，草场也早已经退化消失。
万历朝期间，军马主要靠内币的矿税的收入来购买。泰昌朝东林党废除了矿税后，老农出身地魏忠贤不敢在贫苦的农民身上打主意。所以就密令东厂侦查文武百官谁家有钱，然后通过赐给紫禁城骑马权的方法来收集马匹（这政策本书以前有讲，这里就不赘述了）。
打倒了万恶地魏忠贤后，东林君子立刻将这条不得人心地法令废除。可是剐了魏忠贤并不能在陕西凭空造出五十七万匹马来，但九边军镇却都还需要马匹供应。东林君子不是老农出身，他们没有魏忠贤那种小农意识。东林内阁首先把马政荒废的责任推给了魏忠贤，然后告诉皇帝现在之所以养不了马。乃是因为马场都被陕西的“刁民”霸占去种田了，所以他们建议皇帝按一条鞭例，增加陕西每亩五钱银来买马，崇祯准了这票拟。
当年张居正时期，明朝的宗室人数就已经大大增加，张居正为了省钱就只给额定供给的八成。等到了要钱不要脸的万历亲政后，部分宗室他只肯给五成甚至更少。而且万历天子还创造性的发明了不给起名字所以不给钱的方法。在他主政期间，有些明朝远房宗室一辈子都得不到正式赐名，所以也吃不到皇粮。
尧舜之君崇祯上台后，东林内阁建议他按一条鞭例，通过向农民收加赋的办法来补上部分宗室所需。崇祯同意了这个票拟，陕西因此又多了一份加赋。
此外，东林党号称要给陕西治水增产，按一条鞭例……
而且，东林党认为给甘陕军镇运输粮食的费用也不该完全依赖盐引……
还有……
原本在丰年被张居正评估为亩产收入可到四、五钱银的陕西省，天子和东林党在崇祯元年给当的农民定的亩赋税总和已经高达二两银子。
……
黄石在正月底回到福建，此时朝廷逮捕俞咨皋的命令刚刚到达，他闻讯立刻前往泉州面见福建巡抚朱一冯。等见到了朱巡抚后黄石也不客套，直截了当的说道：“朱大人。末将不习海战，如果把俞老将军下狱的话。末将更不知如何编练水师、更无法清剿倏芰恕！�
朱一冯也早已经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但眼下这种情况他也是自身难保，更不要说去保俞咨皋了。他向黄石苦笑道：“黄帅，这次贼寇直入闽省腹地，这么大的事情，御史已经吵翻天了，这怎么可能不追究责任呢？”
“朱大人，现在至少有一万到两万贼寇本来就是原福宁镇的官兵，如果朝廷以前不撤澎湖水师。现在也不会演变到这种地步啊。”
朱一冯连连点头，随口附和道：“黄帅说得是。都是魏逆那个奸贼，如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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