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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作什么？搞祖孙三代同堂？胡闹台！”还有的部长带个助手坐身后，也被总理严
肃批评：“汇报工作还要问二排议员，这是不允许的！”
　　　　查档案你会发现，凡是周恩来批阅过的文件，哪怕错一个标点符号他也要改正过来，
件件看得细，所以事事记得清。记得有次周恩来主持国务院会议，到会百十号人，来自
几十个部委，人人都显出全力以赴的紧张专注的神情。
　　　　一位部长汇报工作，照着材料念。显然，材料不是他写的，或者是太紧张吧？念不
成句子的情况时有发生。当他念到一个指标数字时，周恩来眉头一皱，没好气地说：
“不对！看清了再念。”
　　　　这话已经包含了挖苦。那位部长脸红了，眯细眼又看着念一遍。
　　　　“不对！”周恩来不满之色溢于形色，点了这位部长的名。点了名就得站起来，然
后总理随口说出了准确数字。当场惊起一阵波澜，响起哗哗的翻纸声。我看到好几位部
长沉不住气了，将准备再三的材料又悄悄翻一翻。
　　　　“对对，是这个数。”站着汇报的部长不安地解释：“这里印得不清……”他突然
说不下去了，因为他的目光与周恩来的目光相碰一起，头上便有些出汗。还说什么呢？
该说的周恩来都用目光说明了。
　　　　这位部长被罚了站。这不新鲜，我多次见部长、副部长被总理点名罚站。
　　　　在他之后汇报工作的是某部一位副部长，事后听他说，他是第一次参加这种汇报会，
所以没张口就先擦汗了，而且他亲口承认，他“紧张得直哆嗦”。
　　　　汇报时，他确实显得有点气不够用。不过，念过两页似乎“投入”了，声音放开，
越念越顺，而且没被总理叫停纠正。他汇报完，擦擦汗，自我感觉良好地抬起头。目光
刚与总理相遇，总理已经开始提问。一提问，稍有松弛的副部长重新紧张起来，马上起
立，忙前忙后地翻材料回答总理提问。虽然都答出来了，总理并没高兴，把手摆了一下，
算是不用罚站，算告一段落。
　　　　“对于自己主管的工作，离了材料就说不清，这是不允许的！”总理给副部长一个
评价，然后转向被罚站的那位部长：“×部长，这些文件送国务院时都是盖过章的，说
明经你们审阅过，为什么还要念错？”
　　　　那位部长赧颜解释：“这项工作是×副部长主持，是办公室主任签的字。”
　　　　“那么，这里的问题到底是制度不健全还是责任心不强，官僚主义？”
　　　　部长无言以对。
　　　　“有制度问题。”周恩来像以往那样，先严厉批评，再放缓声音：“有些文件质量
很差，可也盖了章送到我这里。我批了退回去重写。现在我宣布一项明确规定：凡是向
党中央国务院送文件，不能只以盖章为准，要有部负责人，各委办直属局负责人签字才
能送。这样，以后我在文件上发现问题，部长签字我找你部长，副部长签字我找你副部
长。你签了字，问你情况答不上来，那就是官僚主义胡闹台，就必须作检讨……”
　　　　事后，叶季壮、韩念龙、南汉辰等几位老部长甚为感叹：“唉呀，总理不得了，记
性那么好！记天下大事不说，一个个部委办，部长主任都不记得不知道的事，他就能都
知道，都记得……”
　　　　有这样一位总理，哪个部长不“害怕”？哪个部长还敢不动脑筋搞官僚主义？
　　　　当然，批评再厉害也不能算发脾气。发脾气必须是带了激烈的情绪发作。比如对咱
们的陈老总，有一次就算得上是发了脾气。
　　　　1965年，周恩来途经开罗，去阿尔及尔参加亚非会议。飞机到达开罗前，突然接到
电报通知：阿尔及尔发生军事政变，布迈丁推翻本贝拉总统，夺取政权，建立临时政府。
　　　　政变的背景是什么？有无超级大国插手？现在形势怎样？一切情况都末明朗。
　　　　飞机在开罗机场降落加油时，周恩来通过总书记邓小平，向毛泽东报告情况，建议
临时改变计划。原来没有访问开罗的计划，现在是否可以改为访问开罗，以便观察亚非
会议能否继续在阿尔及尔准时召开。
　　　　经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研究，同意周恩来改变计划，留在开罗访问，观察形势变化。
　　　　陈毅外长打前站，已经在周恩来之前到达阿尔及尔。遇到阿尔及利亚发生军事政变，
许多亚非国家都很焦急。因为他们都是带了许多问题和困难要在会议上加以讨论解决的。
许多亚非国家都是对中国有着特殊的感情和信任，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又与陈毅元帅保持
了友谊，都说陈毅元帅有思想有见解、正直、热情又富斗争性，所以信任感很强，纷纷
来找他打听中国的态度。
　　　　陈毅元帅戎马一生，性刚性烈，是有名的“炮筒子”。看到各国朋友着急，他就
“热血沸腾”了。这一沸腾就免不了放炮：
　　　　“这次亚非会议必须开。”陈毅声调激昂，不容置疑，“而且一定要开好！”
　　　　他把话讲死了。一炮打出，没留余地。
　　　　由于形势不明，人心浮动，意见不一，会议无法举行，各国代表纷纷离去。周恩来
也从开罗返回北京。
　　　　本来许多亚非国家很尊重很信任中国，以为中国外长讲了话会议一定会准时开。如
今陈毅一炮放空，造成一些不好影响。
　　　　总理知道这个情况后，气得不轻，连连踱步连连说：“胡闹台，简直胡闹台！”
　　　　陈毅自知有错，一回北京当即赶去见总理，刚进西花厅前院已经开始对见到的工作
人员喃喃：“负荆请罪，我是负荆请罪来了。”
　　　　看来陈老总心里很有些不安，这对他是少见的。
　　　　但他毕竟是元帅，是敢做敢当的痛快人。在门口悄悄问一声：“总理于什么呢？”
　　　　“等你呢。”卫士朝陈毅挤挤眼，吹风道：“生气了。”
　　　　陈毅不再犹豫耽搁，一步跨入西花厅。
　　　　“总理，我来了。”陈毅以军人的标准姿态进门报告。他平时只有见毛泽东是这样
子，和总理私交深，一般不这样，今天确实例外。
　　　　“你无组织无纪律！”总理的浓眉毛刹那间扬起，目光灼灼，朝着陈毅急走几步，
像是要有所动作，但猛地又停住步，用力盯一眼陈毅，车转身又是几个急步，立到办公
桌旁。我们以为总理要拍桌子了，此前不久，他曾向一位大将拍过桌子，吓得那个大将
脸色苍白，站立不住，泄气地一屁股坐到了沙发上。拍完大将这次就该拍元帅……可是，
这次总理没有往桌上拍巴掌，而是背对着陈毅虚握了拳，砰砰砰敲了三声桌：“这是不
允许的！”
　　　　还好，敲得不狠。但陈毅脸色已经变白，本来有些低垂的头猛地向上一抬，脖梗挺
直，好象那三声是敲在脑壳上，将本来立正的身体绷绷紧，站得更加立正。
　　　　“我负荆请罪，我一炮没放好……”陈毅的四川腔听上去别有一番诚恳、令人爱惜
的韵味。
　　　　“就这一句就完了？”总理转身，犀利的目光逼迫着陈毅，声色俱厉，声音很大：
“你是中国的外交部长，不请示不报告，你就敢在那里擅自放炮表态，都像你这样还了
得？谁给你的权力？这是国际影响问题：”
　　　　“我错了，我向总理检讨。”
　　　　“不是向我检讨，要向毛主席，向党中央检讨！”总理以新的激烈的势头讲。他的
声音很少这么大，抽一口大气，忽然合了一下眼，好象被起伏的情绪晕眩了一般，刹那
间又及时约束住自己；他立了片刻，起伏的胸脯渐渐平和下去，重新望住陈毅，目光和
声音都放缓和些：“外交部不同其他，一言一行都会带来国际影响，一言一行都要慎之
又慎。我在开罗下了飞机就向毛主席、党中央汇报请示，你在阿尔及尔就敢不汇报不请
示擅自发表意见，革命大半辈子连这点组织纪律性都没有？……”
　　　　陈毅低下头：“我向毛主席、党中央作检讨。”
　　　　陈毅元帅走了。当时的总参作战部副部长，总理的军事秘书雷英夫小心翼翼向总理
进言：“总理，您是不是批老总批得太重了？”
　　　　周恩来目光严肃地望了我们在场人一圈，说：“他们都是各路诸侯，在这里我不严
厉批评他，回去他的诸侯国谁还敢批评他？”我借机也小声说：“我听一些部长、副部
长说，一向你汇报工作就紧张害怕。”
　　　　总理气已经消了，摇摇头说：“他们才不怕我哩。他们怕的是自己有官僚主义又一
下子克服不了毛病，被当众罚站。”
　　　　总理发脾气也是分场合，分对象的。他不会向外宾发脾气，也不会向基层干部更不
会向群众发脾气。他只对犯有官僚主义错误的党内的高级领导干部发脾气，只向自己亲
近的身边人发脾气。这同一般中国人的习惯是一致的，因为亲近的人彼此了解，发发脾
气不会产生什么隔阂，彼此容易理解。
　　　　总理跟邓大姐闹点脾气时，表现是“拂袖而去”，脱离接触，过那么几小时，双方
气就消了，再见面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总理跟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发脾气，
表现就又不同了。因为我们整天和总理“泡”在一起，十几个秘书一天到晚轮番跟他打
疲劳战，太亲太近了，无须任何顾忌，所以发起脾气也随便些，不必“注意影响”。
　　　　若是我们工作上出了大的差错，总理发点脾气，这是没什么话好讲。我要讲的是，
有时总理在外面生了气，遇上不顺心的事，回来偶尔也会对我们批评几句。大凡世间，
位有高低，事分大小，而情无二致。生活中许多人在外面遇了不顺心的事，回到家来或
见了亲近的人，不也是容易有所表现吗？我们的总理也不例外。
　　　　60年代初，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书记科列加访华，来要援助。少了不行，多了我
们给不起，前后援助他们70亿美元，还嫌少。双方谈不拢，总理心情很不好，又不能跟
兄弟党领导人发脾气，脸上还得笑着，心里实在憋气。他提议带科列加去大寨参观，叫
他们学学自力更生，看看中国人吃什么，在什么样的土地上耕种，表现出一种什么精神。
这趟大寨之行，原定的随行人员中有警卫乔金旺。
　　　　乔金旺是1947年参军的老同志，给朱总司令站过岗，给张闻天、彭德怀当过警卫，
也在总理身边当过卫士，是个老实、谨慎，富有经验的好同志。行前的一夜，恰好他值
班。遇上天气不好，刮一夜大风。总理也不知工作到多晚，天快亮时熄了灯，天刚亮屋
门就打开了。
　　　　总理起床有清嗓的习惯。听到清嗓的咳声，老乔就守过去，怕总理有事。
　　　　“昨天夜里谁值班？”总理问。
　　　　“我值班。”老乔心里有点犯喃咕。因为见惯了微笑的总理，和蔼可亲的总理，所
以总理只要脸色一阴沉，人们就会感到分量重。可能夜里没睡好？
　　　　乔金旺刚想到这里，总理已经板着脸说：“昨晚你没把门关好，响了一夜。”
　　　　“是……总理。”乔金旺嘴里应着，心里有点想法。所有身边作人员都知道总理睡
个觉不容易，脑子总是兴奋过度，所以入睡很困难。他又不敢像主席那样每晚三次服安
眠药，他只服一次，怕服多了睡不醒误事，所以到睡觉时，值班警卫都是认真关紧门窗，
锁好门，钥匙带在手上不敢稍松。老乔是个仔细人，怎么可能没关紧门窗呢？但他不能
解释。我们都有经验，总理批评你时，有理也不要当时辩解，那样反而更惹总理生气。
叫他全说完了，气就消了，过后再辩解，他就会完全站在你这一边，检讨自己主观。糟
糕的是，总理这次没把话说完，当然也就没消气，只说那么一句就回屋去了。
　　　　片刻，邓大姐来了，对乔金旺说：“昨晚总理没有休息好，说门总是响，生气了。”
　　　　乔金旺张了张嘴，心有委屈没说出口，可那个嘴巴的形状已经表明了心情。
　　　　实在说，我们这些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把西花厅叫“家”，也真是当家来看，比
如说“×××留家里”，那就是留在西花厅，决不会想到另一个家。所有生活工作在西
花厅的人也确实亲过一家人。在这个家里，总理可以无拘无束地笑，无拘无束地生气。
他把头朝后仰着开心大笑时很有点孩子般的天真烂漫，他嘟起嘴巴独个儿生闷气时，也
确有点像受了委屈的孩子。这个印象不只我一个人有，在西花厅生活工作过一段时间的
人都会有这个感受，至今想起心胸仍然荡起阵阵涟漪。逢了这种家里人生气的情况，邓
大姐就更像个大姐姐了，她总要从中作些排解调和工作。这边说几句，再去那边说几句，
保持了这个大家庭的和睦温馨。
　　　　“老乔啊，今天大寨你就不要跟着去了，留在家里检查一下门窗，看看什么地方关
不严就叫人来修一下。”
　　　　“好吧。”乔金旺嘴里应着，脸色已经变得难看。他明白这是总理不叫他去了，看
来真发脾气了。于是乔金旺心里的委屈也就更大更强烈了。
　　　　邓颖超并不急，像是早有准备；微微一笑，贴近老乔低声说：“门响是刮大风的缘
故，不是你的责任。总理跟阿尔巴尼亚的同志谈得不好，心情不佳，憋了不少气，懂
吗？”
　　　　就这几句话，乔金旺马上笑了，全身轻松。大家早有经验了，阿尔巴尼亚的客人走
后，总理肯定会找乔金旺说上一句：“这不是对你的，你们也体谅体谅我，不要放心里
去。”
　　　　总理不向外宾发火，但也可能当着外宾面向“自己人”发火。当然，这种外宾都是
相当熟悉的外宾。
　　　　一次，越南领导人长征来访。越南领导人来访，几乎十次有十次是要东西。我们抗
美援越无偿援助了200个亿的美元，还不算吃穿的钱，但他们从来没表示过满意，每次
来都嫌给得少，常常谈得不愉快。
　　　　谈得不好也得吃饭。周恩来陪长征吃工作餐。女服务员端来擦手毛巾，周恩来使眼
色叫她先给长征同志。
　　　　早在50年代初，总理就多次给负责接待工作的同志讲，服务应该“先宾后主，先女
后男”．前一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要保持发扬；后一句是现代文明，是对封建思
想重男轻女的实际批判，要切实做到。总理是亲自并且是专门地讲了这个服务原则，负
责接待工作的服务员应该个个明确，已经保持多年成为传统了么。
　　　　可是这次这位女服务员也绝了，没经验、没眼色、脑子里还缺根弦。总理那么使眼
色，她光是发愣，愣得没反应，举着盘子又给周恩来递毛巾。
　　　　总理不接盘子里的毛巾，眉头皱起来，再次朝长征那边眼色示意。
　　　　女服务员傻乎乎望望左右，看不出名堂，竟然又把毛巾盘子举到周恩来面前。
　　　　实在说，我们旁观者都心里起火了，少见这么笨的人，居然还搞外事接待……
　　　　就在我们起火的同时，周恩来也突然发火了。我跟随他几十年，第一次见他跟“下
面人”，跟一名普通服务员发火。他的浓眉毛一扬，眼睛睁出鲜明的棱角，含了怒气斥
责一声：“岂有此理！”
　　　　只这四个字，女服务员就受不了啦，端着盘子跑下来哭，哭得好伤心呢。
　　　　接待科长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赶来问：“怎么了，哭什么？”
　　　　女服务员抽泣道：“岂、岂、岂有此理。”
　　　　科长也被女服务员的木讷激得起急：“谁岂有此理？到底怎么回事？你说清楚！”
　　　　“总、总理说我、我岂有此理。”
　　　　“你出什么问题了？”科长顿时紧张。他明白，总理轻易决不会这么说，何况还是
当着外宾的面。
　　　　“我给、给他上毛巾，他就跟我，跟我使眼色……”
　　　　“你没先给客人上？”
　　　　“可是，我看那里就是总理，总理官大，你不是说……”
　　　　“按职务是对内。我反复讲，不管谁官大，有外宾要先给外宾，要先客后主，先女
后男……”
　　　　“没、没外宾，就一个首长，不知哪、哪省的……”
　　　　“我再三告你那是长征同志！”
　　　　“长、长征的同志多了……”
　　　　“哎哟我的妈呀！”科长顿足，叫苦不迭，指住那个女服务员差点没哭：“看着数
你长得精神，怎么四六不懂啊？长征！他的名字叫长征，是越南的领导人！”
　　　　服务员一怔，脸色变白，继而羞愧无地自容，勉强哺喃：“我、我看他跟中国人一
样，个子不高，不起眼……”
　　　　“你真是岂有此理……”科长也叫了这么一句。
　　　　周恩来这次发脾气，是两件事凑一起了。跟长征谈得不好，又遇这么个傻二乎的服
务员。不过，像以往一样，送走长征之后，周恩来又返回来召集服务人员：“你们这里
归谁负责啊？哪位是负责人？”
　　　　大家都低着头不敢吱声。
　　　　“刚才我态度不够好，请你们原谅。”总理语气已经变柔和，“但是我还要批评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