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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用完了，发动机停止了工作。

　　　　烧了一大笔钱，却没成功，“芬尼亚社”开始对霍兰不满，对他的潜艇研制提出具体要求：所建造的潜艇，大到足以能有效地进行作战，小到使其能够塞进特制的商船船舱。这种商船要求可以装成民船的模样横渡大西洋。当遇到敌舰后，特殊商船将潜艇放出以攻击敌人。按照这一特殊要求，1881年，霍兰建造成功他的第二艘潜艇，命名为“霍兰－2”号。该艇长约10米，排水量19吨，装有一台11千瓦的内燃机。这艘潜艇安装了升降舵，解决了纵向稳定性问题。同时，他还在艇上安装一门加农炮，使得潜艇既能在水下发射鱼雷，又能在水面进行炮战。

　　　　但是，这艘潜水艇排水量太少，火力也不行，“芬尼亚社”的一些成员对霍兰无终止的试验丧失信心，并在一天黑夜将“霍兰－2”号以及建造中的第三艘潜艇偷偷地运走了。霍兰痛心疾首，与“芬尼亚社”分道扬镳，暂时停下潜艇的研究而到一家汽枪公司担任描图员。

　　　　不过霍兰没有放弃他设计潜艇的梦想，不久，在朋友们的大力支持下，他兴办了“肛鱼潜艇公司”，与炮兵上尉扎林斯基合作，建造了他的第四艘潜艇“扎林斯基”号。但很遗憾，失败的厄运还没有放过努力的霍兰。1886年，“扎林斯基”号建成下水，滑道倒塌，全艇被毁，沉入了茫茫的大海。霍兰失声痛哭，他的公司破产，朋友们也离他而去。

　　　　不过，命运垂青那些为了梦想而百折不挠的人。1893年，美国海军部举办了一次潜艇设计大赛。霍兰在这次大赛中技压群芳，荣登榜首。大赛的胜利使霍兰于1895年接到了制造一艘潜艇的定货单，并从美国海军部得到了15万美元的经费。于是霍兰又开始了他的第五艘潜艇的设计。

　　　　这一次，五十四岁的霍兰知道自己再也不能再失败了，他从一开始就注意解决那些潜艇史上阻碍潜艇发展的问题，反复研究并数易方案，终于建成了他的第五艘潜艇 ；“潜水者”号。该潜艇长26米，拥有水面航行的推进装置——蒸汽机动力装置和水下潜航的推进装置——电动机，“潜水者”号由此成为了潜艇双推进系统的鼻祖。但是，美国海军部出于战争的需要，在“潜水者”号建造期间，就要求霍兰能够使“潜水者”号用于水面作战，但霍兰却认为，按照这种要求是不会制造出满意的潜艇的。于是，霍兰放弃 ；“潜水者”号的建造工作，归还了海军部的经费，开始用自己筹集的钱来设计建造一艘新潜艇。

　　　　1897年5月17日，时年56岁的霍兰终于成功地制造出 ；“霍兰六号”的潜艇。该艇长15米，装有45马力的汽油发动机和以蓄电池为能源的电动机。是一艘采用双推进的最新潜艇。在水面航行时，以汽油发动机为动力，航速可达每小时7海里，续航力为1000海里。在水下潜航时。则以电动机为动力。航速可达每小时5海里，续航力50海里。该艇共可乘5名艇员。武器为一具艇首鱼雷发射管，可发射3枚鱼雷，前后2门火炮，火炮瞄准靠操纵潜艇艇体对准目标。这潜艇能在水下发射鱼雷。水上航行平衡，下潜迅速，机动灵活。是霍兰一生中设计和建造出的最好的潜艇。

　　　　但可惜，之前霍兰退还美国海军经费，和美国海军部一些官僚结下了梁子，他们带着偏见和挑剔，这艘潜艇不仅未被美国海军部采用。霍兰这位大发明家受到了恶毒的嘲讽（由此可见，官僚全世界哪里都有）无情的打击，使霍兰愤然辞职。这时，作为替宋骁飞网罗全球人才的席慕嫣飘然而至。雪中送炭，她出众的外貌，诚恳的态度，开除的优厚条件，无一不使霍兰动心了。霍兰接受了席慕嫣开出的空白支票，1898年带着妻子和女儿一家人漂洋过海来到了中国。

　　　　宋骁飞很清楚潜艇在现代海战中的作用，马上接见了霍兰，并安排他到旅顺港口研发新的潜艇，要钱给钱，要人给人，并在旅顺建立了中国第一所潜艇学院，让霍兰当院长，培养中国的潜艇人才。其实，中国在潜艇设计方面，还是有基础的，早在1880年，中国的清政府完全靠自己的能力，制造了近代史上中国的第一艘潜水艇并试航成功，开创了中国制造潜艇的先河。这艘天津机器局制成的潜艇，“式如橄榄”，“驶行水底”，“上有水标及吸气机”，“可于水底暗送水雷”，从外观、构造，到件能、功能，无不反映出近代潜艇的特征和性质，这艘潜艇下水试行时“灵捷异常，颇为合用”。

　　　　更让霍兰感动的是，宋骁飞十分体谅霍兰的失败，亲口对霍兰说：“我们中国要的世界一流的潜艇。你尽管试验，一切失败的责任都由我来承担。”

　　　　宋骁飞接见霍兰前，按照中国的礼节给他过了六十大寿，霍兰十分感动。在接见时， ；霍兰对中国政府的重用表示感谢，他对宋骁飞介绍了新设计的“潜龙”号潜艇的情况，“尊敬的总统先生，我们的‘潜龙’潜艇，装有60马力的汽油发动机和以蓄电池为能源的电动机，采用双推进，水下短距离航速可达每小时12海里，即使在水下航行数小时，其水下航速也可达每小时8海里，续航力为1000海里。与‘霍兰六号’相比，该艇在其内壳之外又包上了一层外壳。这使得“纳维尔”号既有一个酷似鱼雷艇似的外壳，又有一个按照潜艇要求设计的内壳，艇员及所有装备都装在耐压的内壳之中。内外壳之间的空间被充作压载水柜，并以此控制潜艇下潜和上浮，更加安全。武器为一具艇首鱼雷发射管，可发射5枚鱼雷，前后2门火炮。”

　　　　宋骁飞点点头，问到：“这跟世界上最先进的潜艇相比，性能如何？”

　　　　霍兰自豪地说，“据我所知，这已经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潜艇。唯一能和‘潜龙’号相比的，是法国的‘纳维尔’号潜艇，它也是采用双壳设计，水面航行的速度达每小时11海里，它的水下短距离航速可达每小时8海里，即使在水下航行数小时，其水下航速也可达每小时5海里。”

　　　　会谈结束，宋骁飞在刘步蟾、霍兰的陪同下，一同观看了“潜龙”系列的四艘潜艇的演习，效果很好。宋骁飞让刘步蟾从海军和旅顺潜艇学院中挑选出五百名官兵，组建新的潜艇部队，让席慕嫣的国际贸易公司购买汽油发动机和以蓄电池为能源的电动机，首批生产四十艘“潜龙系列”的潜艇，中国的第一支潜艇部队在旅顺成立。

　　　　有了潜艇部队，宋骁飞让刘步蟾做好战争准备，准备在1902年在英国订购的六艘一万五千吨级的战列舰和巡洋舰到位之后，就开始收复澳门，并从荷兰手中夺取南洋的殖民地，毕竟南洋有三千万华侨，也有很多资源，可以解决中国日益增长的人口需要。宋骁飞当总统之后，大力投入卫生事业的建设，中国人的死亡率大大减少，加上政府对“溺死女婴”的陋行也严法禁止，并且每生一个女孩，政府提供十年的口粮，这使得中国的人口急剧膨胀，从1895年到1901年，中国总人口达到五亿人。
第八章　真实的中国乡村
　　　　ps：

　　　　天道无常，生命无常，为云南灾区的同胞祈福，愿苦难真能兴邦

　　　　1901年国庆过后，宋骁飞着手推动中国的宪政改革。但不久发生的一件事，让宋骁飞不得不重新审视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这件事就是政府制定的“减租减息”，这政策在传统乡村施行起来颇为曲折。

　　　　按照宋骁飞第二个总统任期开始时就制定的《新土地法》，规定“佃农田租一般为收成的百分之二十五”，并且“正产物全收获百分之五十为最高租额”。

　　　　宋骁飞认为，农民由很辛苦勤劳得来的粮食，被地主夺去大半，这是很不公平的，他不想以激烈手段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所以交租25％，这是一个温和的改良方案，减轻农民的负担，而且民族工商业会因为农民购买力增加而繁盛。

　　　　但没想到，这么好的政策，还未实施两年，内阁总理盛宣怀就来找宋骁飞，说：“减租减息政策执行不下去，农村经济之破产失业者繁多，农民和地主两方之生计，皆不得安定，矛盾日趋尖锐化，影响于整个社会之秩序”。

　　　　宋骁飞问：“这是怎么回事？”

　　　　盛宣怀回答说：“土地是中国数千年来乡村社会的主要财富。自前年试办二五减租办法以来，地主和农民两方纠纷迭起。很多中小地主生平千辛万苦，粗衣恶食，齿积蝇头，购得薄田数亩，或数十亩，藉为一家数口或数十口养生之资者，莫不俯首帖耳。他们指责减租之举是‘苦乐不均，倒置主佃名义，抵制减租’，把出租给佃户的土地以各种借口撤回来。谁家佃户要求减租。地主就以撤佃相要挟。使农民不敢提减租的事情。农民说‘不敢减，减了租就不要咱种地了’。另外。中国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农民和地主共同生活在一个村庄里，乡里乡亲的，不好意思让地主减租。有些地方的农民觉得‘咱没牛借牛。没钱借钱，要减租就把掌柜亏了’，很多农民反而动员其他佃户给地主多交租子。”

　　　　宋骁飞一听，这旧社会的农村农民和地主看起来并不是苦大仇深呀，似乎还充满着人情味，但他不想就此放弃，对盛宣怀说：“改革总是会触动一部分人的利益。不可因困难而中辍，不可因噎而废食。减租乃是我复兴党民生主义的主要内容，那些反对减租或者不把土地出租给农民的土豪劣绅、恶田主及农人中之地棍、流氓，可以抓起来枪毙一批。”

　　　　盛宣怀摇摇头。说：“反对减租的大多是士绅，‘绅为一乡之望，士为四民之首’，中国乡间本是个牢固的宗法社会，自明清以来，乡绅势力坐大，渗透甚至控制着宗族、乡族组织。这些士绅地主，主持经营着地方重要的公共、公益事务，如学务、教化、公产、水利、桥梁、津渡等。以清代惠州府所建桥梁为例，官修10座，官绅合修3座，绅修34座，民修18座。容县桥梁，官修1座，绅修52座，民修32座；津渡，绅修21处，民修22处，官府则未修一处。这些乡绅，还承担着学务、教化等文化精神活动，社学、私塾普遍为乡绅主办，乡约等教化活动亦常由乡绅主持。实际上，我们政府任命的县长只有获得当地士绅的合作才能进行治理。而且，有的地方政府不考虑本地实际情况，生搬硬套法令，交百分之二十五的租，农民却吃亏了。过去有些地区的地租从未达到百分之二十五，遇到灾荒之年，地主还会主动免租，一改革反而超过了过去实交租额，因此在农民中引起了反感。”

　　　　“过去有些地区的地租从未达到百分之二十五？遇到灾荒之年，地主还会主动给农民免租？” ；宋骁飞对此表示怀疑，在他前世受的教育当中，地主都是黄世仁、周扒皮。

　　　　盛宣怀回答说：“是的。地主和农民都是乡里乡亲，地主是农民的东家，很多地主也不想农民饿死。有时，乡坤地主还会组织赈灾。”

　　　　宋骁飞回忆起当年自己到河南赈旱灾的情景，的确谢家福等乡绅出资出力不少，旧社会的却是乡里的公共事务听由宗族、乡族长老特别是乡绅打理、操办。对目不识丁、智识未开的广大民众来说，绅士乃是由儒学教义确定的纲常伦纪的卫道士、推行者和代表人，这些儒学教义规定了中国社会以及人际关系的准则：父慈、子孝、兄亲等传统伦理。最能集中体现这种传统伦理的文章是朱熹的《朱子家训》：君之所贵者，仁也。臣之所贵者，忠也。父之所贵者，慈也。子之所贵者，孝也。兄之所贵者，友也。弟之所贵者，恭也。夫之所贵者，和也。妇之所贵者，柔也。事师长贵乎礼也，交朋友贵乎信也。见老者，敬之；见幼者，爱之。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肖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矜己之长。仇者以义解之，怨者以直报之，随所遇而安之。人有小过，含容而忍之；人有大过，以理而谕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人有恶，则掩之；人有善，则扬之。处世无私仇，治家无私法。勿损人而利己，勿妒贤而嫉能。勿称忿而报横逆，勿非礼而害物命。见不义之财勿取，遇合理之事则从。诗书不可不读，礼义不可不知。子孙不可不教，童仆不可不恤。斯文不可不敬，患难不可不扶。守我之分者，礼也；听我之命者，天也。人能如是，天必相之。此乃日用常行之道，若衣服之于身体，饮食之于口腹，不可一日无也，可不慎哉！绅士所受的是这种儒学体系的教育，并由此获得管理社会事务的知识，具备这些知识正是他们在中国社会中担任领导作用的主要条件。而且基层的保正、甲长、牌头一般由当地民众公举，报县官点充，其任职资格为诚实、识字、有身家，限年更代，轮流充任，以均劳逸，这甚至和现代的民主自治没有多大差别。不过中国人不**，大多讲“理”，遇事要讨“说法”。总的来说，民风淳朴，人与人之间讲礼义廉耻。

　　　　“看来改革不能光在上面拍脑袋呀，也不能感情用事。” ；宋骁飞说：“议会那边，我会尽快跟容闳议长沟通，让他们修改《土地法》中的有关规定。政府也尽快把政策做一下调整吧，佃农田租在原有的田租基础上，减免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五十，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一个农民和地主都能接受的田租比例。而政府通过国债从大地主那里购买来的土地，田租也减少百分之二十五。对于那些失地农民，都往东北三省和远东地区移民，那里有大片肥沃的土地，政府可以通过免租的方式，鼓励农民往关外迁移。而地主，要鼓励他们经商，买股票，买国债，开工厂等。”

　　　　盛宣怀表示同意宋骁飞的意见。宋骁飞说：“今后我们的政策，都要从实际出发，先试点，再全面铺开，改革的步子一定要稳，宁可慢一点，也不要乱，中国现在是一个五万万人口的大国，一旦乱了，后果不堪设想。”

　　　　送走了内阁总理盛宣怀，宋骁飞对中国现在的国情适不适合马上进行宪政改革，产生了疑虑，他虽然也在书中看了很多关于宪政的书，但觉得“纸上得来终觉浅”，亲自打电话给司法总长梁启超，让他来总统办公室。

　　　　梁启超见了宋骁飞，行完礼，道：“大总统找我来所为何事？”

　　　　宋骁飞说：“前些日子容闳曾和我谈起宪政改革的事情，但我觉得，改革还是要根据国情慢慢来，我准备让你率团前往英国、美国、德国等国家考察具体的宪政程序和措施，并且考察各国当时的法律和社会，看哪一些措施是适合中国宪政改革的。”

　　　　梁启超点点头，说：“大总统说得有道理，我这就回去准备。”
第九章　梁启超遇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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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寒风渐起，大街上鹅黄的银杏落叶在地上乱串。在新华门附近的总统府，段祺瑞正在后院跟宋骁飞下围棋。段祺瑞穿着一件绸缎的长袍，上面绣着厚重的金线，他的脸色有一些不好，因为他的结发妻子吴氏不久前病故了，他很伤心，宋骁飞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派人去段祺瑞来总统府下围棋解闷。

　　　　宋骁飞拿起一白棋子，看段祺瑞还是绷着脸，对他说：“芝泉，弟妹过世有一段时间了吧，你是否有考虑续弦？”

　　　　段祺瑞摇摇头，皱着眉头叹息说：“我娶妻子过门时，她才十九岁。我父母双亡，这些年自己也忙于军务，恨少顾家，全靠他独力支撑家庭、养儿育女。这两年刚过上好日子，她又去了。我三年之内，不会再娶。”

　　　　宋骁飞点点头，“弟妹太不容易。”

　　　　这时，张佩蘅上来行礼，给宋骁飞和段祺瑞倒茶。她的父亲随袁甲三剿捻军时阵亡，一直寄养在袁家，宋骁飞的二夫人于小婉认张佩蘅为义女，因她的特殊身份，一般人还真不敢对她有想法。此时她已经二十六岁，还未嫁人，属于“超级剩女”了。她小段祺瑞十岁，平日对段祺瑞的为人有所耳闻，又经常听宋骁飞夸赞段祺瑞的才干，渐渐对段祺瑞心怀好感。

　　　　宋骁飞看张佩蘅的眼神，知道她对段祺瑞有意思，便打趣道，“芝泉，你看小女怎么样？”

　　　　段祺瑞道：“大哥说笑了，我们是拜帖子的兄弟。隔着辈分呢。外人会怎么看呢？”

　　　　宋骁飞道：“感情的事情，冷暖自知，管别人怎么说呢。”

　　　　张佩蘅听了这话，脸红了。这时阮忠枢急匆匆走过来。边走边说。“大总统，不好了。出大事了。”

　　　　宋骁飞手执一颗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