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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怎么成为张国昌的私有财产的呢？好像我不回顾一下自己的一生找不到答案，于是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地回顾起来，我找遍了自己行为举止的细枝末节，不仅检查自己的行为，而且反思自己的言语和内心思想，试图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从各个角度对自己来一次大检查、大曝光、大清洗，经过一番回顾，我虽然没有找到答案，但是却因为给张国昌当过市长秘书而有了犯罪感，我越想越恐惧，怎么会这样？明明我没干过什么坏事，或者说我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坏事，怎么越来越觉得自己有罪了呢？自己的罪到底是什么？后来我似乎明白了，谁被看起来都会觉得有罪的，何况我还给张国昌当过秘书呢！

我矇矇眬眬，似睡非睡地熬了两个小时，头晕脑涨地睡着了，或者说也许是睡着了，因为我觉得好像睡着了，只是脑海里一直萦绕着一个问题，我现在如果走出这座楼，会怎么样？

我跃跃欲试地想起来试试，但是好像有一双大手在按着我，我无论怎么努力也坐不起来。我绝望了，心想，我要是能变成孙悟空就好了，我这么想着，身上脸上就长出了许多黄毛，按我的一双大手掐着我的脖子化作一座高山重重地压在了我的身上，我拼命地喊：“救命啊！救命啊！”

这时过来一位和尚，长得非常像李绍光，我高喊：“李书记，救命啊！”

和尚双手合十笑道：“救你不难，只要你回答对了我的问题，自然就得救了。”

我迫不及待地说：“快问，快问。”

和尚诵了一句佛号说；“什么是法门？”

我想了想说：“法门就是法的门。”

和尚点了点头又问：“那么什么是法的门？”

我被问住了，和尚笑了，慈祥地问：“想不想看看法的门？”

我连连点头，和尚一挥手中的禅杖，压在我身上的山顿时消失了，我一跃而起，竟然变成了猴子，好奇地问：“师父，你怎么把市府广场的凤凰翼变成禅杖了？师父，只有犯罪才能接近法的门，我没有犯罪为什么到了法的门前？”

和尚哈哈大笑说：“因为这道门是专门为你准备的。”

我一下子急了问：“师父，法是什么？”

和尚严肃地说：“法是自审。”

我似懂非懂地沉思之际，和尚化作一股青烟不见了，我一下子被法的门吸了进去，我拼命地挣扎、拼命地呼喊，就听见有人喊：“雷默，雷秘书。”

我突然解脱了，睁开眼睛一看，是大刘在推我：“雷默，睡魇着了吧？”

我一看天已经亮了，我感觉灵魂被煎熬了一宿，昏昏沉沉地坐起来，发现屋子里多了两个人。一个长得膀大腰圆，另一个长得短小精悍，大刘介绍说，膀大腰圆的叫大钟，短小精悍的叫小邱。我点了点头算是打了招呼。

大钟瓮声瓮气地问：“雷秘书跟张市长几年了？”

我没精打采地说：“两年了。”

小邱心直口快地说：“雷秘书，不瞒你说，我们省纪委每年都能接到一大麻袋张国昌的举报信，这次即使中纪委不介入，我们省纪委也准备动他。”

我试探地问：“你们几个都是省纪委的吗？”

大钟人显得憨厚，他不加掩饰地说：“是的，我们一共六个人，还有老王和老于，我们两个小时一换班，当然晚上除外。”

正说着话，又进来两个人，一个戴眼镜的，秃头，气质儒雅；另一个脸上沧桑得很，肤色也黑，我猜这两个人大概就是老王和老于了。这两个人一进门就让大家去食堂吃饭，大刘问我想吃什么？我根本没有胃口，苦笑着说：“随便。”

大刘、小赵、大钟和小邱走了，只剩下老王和老于。至此，我与看着我的六个人逐渐熟了起来。我试探地问了张国昌、丁仁杰、李凤江一的情况，才知道这几个人也是陈建祥打电话钓鱼钓进市政府的，好在他们是正式被双规了，而我只是协助调查。

很快吃饭的四个人回来了，给我带了油条和豆浆，我发现虽说这六个人是两个小时一换班，但是他们六个人白天几乎都在这儿。午饭后，我从他们闲谈中得知，张国昌住在五楼，代号是一号，丁仁杰住在四楼，代号是二号，李凤江住在三楼，代号是三号，不用说我的代号是四号。还知道，张国昌中午吃了油泼羊腿。小赵还鄙视地说，他也吃得下？从他们的谈话中，我还知道张国昌被双规时很镇定，给家里打了个电话，对孟丽华说，他能跟组织讲清楚。

我心想，谁能说清楚？古往今来敢说清楚自己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卢梭，他的一部《忏悔录》几乎使整个人类在羞愧中沉思，张国昌自称能向组织说清楚，我倒相信他有这份能力，但我不相信他有这份勇气，那他为什么这么自信？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

在这间小屋里，昏昏沉沉地熬了三天，仍然没有人代表组织和我谈话，我断断续续地回忆着两年秘书生涯的细节，不知为什么，老是在一些细节的地方兜圈子，抓不住重点。其实最大的重点或者说关键中的关键就是张国昌赌博的事，但是我从来没跟着去过，我甚至没出过境，我和大多数人一样，关于张国昌赌博的事都是道听途说，俗话说眼见为实，因此我打定主意，即使有人代表组织向我了解张国昌赌博的事，我也只能实事求是地告诉人家，我不知道，我打定主意不害任何人，更不能让别人给害了。

我一筹莫展地走到窗前，突然发现二楼的窗户离地太近了，此时拉开窗户跳出去，立即就自由了，我脑海中反复闪现跳下去的方案，几乎情不自禁地将手伸向窗户，却只是用食指在玻璃上写了个“人”字，当然是看不到的，但我感觉这个“人”字不是写在玻璃上的，而是写在了我心上。我不停地问自己“人是什么？”“我为什么会在这里？”“他们把我弄到这里三天三夜了，为什么没有人来审我？”

这时一对年轻的夫妇领着他们的女儿悠闲地走过来。男的穿着T恤衫和短裤，趿拉着拖鞋。女的一看就是刚洗完澡，卷曲的黑发湿漉漉的，穿着吊带裙，他有软绵缔的手臂，丰满的胸脯，洁白的牙齿，修长的美腿和娇嫩美白的小脚，穿着无带高跟凉鞋，他们的女儿就更可爱了，大约有五六岁的年龄，父母每人拉着孩子一只手，一家人幸福地走着，我这才强烈意识到我失去了自由，可我是清白的，我安慰自己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清白地失去自由。

看我的这六个人明明是两个小时一换班，每次两个人，可是他们一白天都耗在这儿，轮番进卫生间淋浴，一日三餐吃在这里，我经过细细地品味和观察，才明白，占小便宜藏在每个人的潜意识里，一旦条件允许，就会从潜意识里被唤醒，从而转化为贪念。

这六个人很善良，没有一个人给我脸子看，我试探地问他们为什么三天三夜了，还没有人代表组织出面审我？他们都说不知道，他们都是省纪委的普通工作人员，是奉命行事，言谈举止中对我充满了惋惜式的同情，这种同情让我内心无比紧张混乱，我知道命运这条船改变了方向，但是并不知道它会驶向何方。

我又苦熬了一宿，思索了一宿，我发现在这间屋子里，身体虽然不自由，但是头脑是自由的，思来想去，我发现一个现象，每熬一天，我的心理负担就重一些，早晨起来，我几乎快崩溃了。这些天我几乎变成了两个人，这两个人在我的肉体中不停地议论着、争吵着、猜测着，他们争吵的核心是：“为什么没有人找我谈？这种拖延究竟是为什么？”我发现这种精神困扰已经使我的心理变成法庭不停地审判着自己。

84。一场梦

早餐后，老王将黑白电视搬到了茶几上，老于将桌子擦干净，从别的屋子搬来一张椅子，然后悄无声息地出去了，紧接着进来一男一女两个陌生人，男的有五十开外，瘦高个，气质很像是搞材料的；女的四十岁左右，不高不矮，衣着朴素，风韵不俗。

男的一进屋就自我介绍：“雷秘书，我们是中纪委张国昌专案组的，我姓扬，这位是尹处长。”

女的态度和蔼地补充道：“老杨是我们中纪委的老处长了。”

从两个人的介绍我一下子就能判断出来，杨处长是实职处长，尹处长很可能是处级调研员，甚至是副处级调研员。苦熬了了四天终于有人代表组织找我谈话了，不知为什么，我竟然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杨处长坐在我对面的单人床上例行公事地问了我的姓名、年龄、政治面貌、学历、家庭住址、宅电、手机号码，尹处长坐在小桌子旁负责记录。

“雷秘书，”杨处长平和地说，“今天找你就是随便谈谈，你先介绍一下自己吧。”

杨处长的态度让我放松了许多，我从自己考入大学、考研究生、考市政府直到当上张国昌的秘书，工作、生活、学习情况全部叙述了一遍，两个人听得很认真，不时地记录着，但直到我介绍完自己，也没发问。我说完后，杨处长掏出烟递给我一支，自己点上一支抽了起来，我四天没抽烟了，接过烟迫不及待地点上火，狠吸了几口。

杨处长一边吸烟一边问：“雷秘书，你对张国昌怎么看？”

一提到张国昌，我沉默了一会儿，因为说自己容易，说别人难，因为每一句话都可能决定人家的命运，不能不慎重，见杨处长也是理论工作者出身，便反问了一句：“杨处长，您对信仰怎么看？”

杨处长不解地问：“这与张国昌有关系吗？”

我认真地说：“当然有！”

杨处长冷峻地说：“我们共产党人当然信仰共产主义了。”

我用怀疑的口气问：“是真信吗？”

杨处长坚决地回答：“当然。”

我毫不妥协地说：“但我认为在共产党的队伍中，不信共产主义的人乜不少。”

杨处长未置可否地说：“这确实是个严峻的问题，不过中央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引起了高度重视。”

我沉重地说：“您问我怎么看张国昌，我的回答很简单，张国昌一向将人分为两种：有信仰的人和无信仰的人，张国昌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

杨处长颇感兴趣地说：“讲详细些。”

于是我就将张国昌在中央党校中青班学习期间，写党性分析报告的事讲了一遍，尹处长记得非常认真。

杨处长听完我的陈述，接着间：“那么张国昌信什么？”

我尖锐地说：“权力！”

杨处长赞同地说：“我办过许多腐败大案，我发现腐败分子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都崇拜权力，雷秘书，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我毫不掩饰地回答：“起自孔子《论语·阳货》并经后世强化的‘子君子父’忠孝观被视为‘人道’，深人人心，忠孝什么？其实就是权力。忠孝一旦成为崇拜，权力就会转化为神学。这就是官本位思想产生的根源。”

我的观点杨处长未必全同意，但他显然受到了启发，因为他看我的目光越来越亮，尹处长也听得忘了记录。

杨处长沉思片刻，淡淡一笑说：“雷秘书，你的观点我会认真地研究的，不过，你把话题扯远了，咱们还是回到正题上，你介绍一下张国昌出国出境的情况。”

我介绍完之后，杨处长和尹处长异口同声地问：“怎么，你没和张国昌一起出过境？”

我坦然地说：“我从未和张国昌出过境。”

杨处长和尹处长脸上顿时露出轻松的表情，杨处长又问了我一些关于张国昌平时与哪些人关系密切的问题，特别是外商，我简单做了介绍，我的原则是道听途说叫不准的事坚决不说，说清楚自己，少牵涉别人。

最后，杨处长满意地说：“好，雷秘书，今天就谈到这儿吧。”

尹处长走过来温和地说：“雷秘书，这是笔录，你先看看吧。”

我接过笔录，仔细看了一遍，低声说：“尹处长，我看过了，没有问题。”

尹处长认真地说：“那好，请你在这儿写上‘以上内容全部属实，雷默，年月日’。”

我写完以后，尹处长又递给我一个小印泥盒，让我在签字的地方按手印。

我按完手印后，杨处长平和地问：“需不需要换洗的衣服？如果需要，跟我们说一声，我们跟你的家人联系一下。”

我听了这话，心里像压了一块石头，自认为已经将自己说清楚了，还有什么必要要换洗的衣服？

我固执地说：“暂时不需要，谢谢！”

杨处长起身说：“那好，有些问题，你再想一想，今天就到这儿吧。”

说完杨处长和尹处长推门出去了，紧接着老王和老于就进来了，我知道我一时半会儿还出不去，百感交集地走到窗前，望着窗外自由自在的行人，想到父母和妻儿，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从省纪委六个人反馈的情况看，中纪委正在调查核实我说的情况，而且对我的印象不错。我听了以后，心情稍稍平静了一些。

又熬了两天，正好一个星期了，吃罢早餐，大钟和小邱一个摆黑白电视、一个从别的房间搬来一把折叠椅，我心想，看来中纪委的人又要来了，正想着，杨处长和尹处长推门进来了，大钟和小邱立即退了出去。

杨处长一进门就关切地问：“雷秘书，这两天休息得怎么样？”

我拘谨地实话实说：“不好，老做梦。”

杨处长还是坐在我对面的单人床上，颇为关切地问：“都梦见什么了？”

我苦恼地说：“所有的人都用头立地，太阳升起时特别壮丽。”

杨处长嘿嘿一笑不无嘲讽地说：“想不到雷秘书还是个哲学家，用思想去构造现实可是唯心主义，头足倒置是必然的。”

我自嘲地说：“杨处长高看我了，我既无天才头脑，也不可能有运气撞上偶然发现。只是在梦里唯心，醒了唯物而已。”

杨处长淡然一笑道：“那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张国昌的灵魂好不好？”

我不假思索地说：“张国昌曾经将人分为三种：只有肉体没有灵魂的人，只有灵魂没有肉体的人，半是肉体半是灵魂的人，假如按张国昌说的划分，张国昌属于第一种。”

杨处长沉思片刻说：“人怎么可能只有肉体没有灵魂呢？那不成了行尸走肉了吗？”

我解释说：“我并不认同张国昌的看法，我认为张国昌是一个病人。”

在小桌子旁边记录的尹处长不解地问：“病人？”

我认真地说：“对，病人。”

尹处长狐疑地问：“什么病？”

我深刻地说：“中毒。”

尹处长糊涂了，她质问：“中什么毒？”

我一针见血地说：“中了官本位的毒。”

杨处长理解地说：“这是腐败分子的通病，雷默，我们一时半会儿找不到治病的药方，还是先说点具体的吧。我问你，张国昌有几本护照？”

看来专案组还是调查张国昌出境的事，我想了想说：“我记得有三本。”

杨处长接着问：“有没有见过因私护照？”

我知道领导干部背着组织持有因私护照是违反原则的，但是这年头谁又没有因私护照呢？

我实事求是地说：“有两本因公护照，一本因私护照。”

杨处长步步为营地问：“张国昌出国时，向组织请不请假？”

张国昌出了太多次境，说实话，他请不请假我上哪儿知道去，我又不是他的组织，心里这么想，嘴上却搪塞地说：“我只记得每次出境前，他都去李国藩办公室，回来后也去。”

“好，”杨处长放下手中的笔记本，平和地说，“雷默同志，组织上对你的情况进行了认真的调查，认为你是一个不错的同志，还曾经舍己教人，因此，组织上决定，从今天起，你就可以回家了。不过，有两条纪律，一是你不能和任何人包括你的妻子，说你这几天住在什么地方；二是不能和任何人包括你的妻子，说我们问了你一些什么问题。”

我听了杨处长的话，按捺着激动的心情连忙点头保证：“杨处长，您放心，我记住了！”

杨处长又关切地说：“出去后，有什么困难可以直接找组织。另外，我们有什么问题还会直接找你。”

后面一句话，我听了像被刀子戳了一下，我意识到，只要张国昌的案子不结，我还会随时被专案组传唤。这案子什么时候能结？张国昌被双规的结局会是什么样子？我内心一片茫然，只想快点离开这个鬼地方，永远不再回来。

走出五层楼，正值上午十一点钟，白热的太阳毒得很，我用手遮着阳光望了一眼天空，略微有一些眩晕，心里百感交集，大有恍如隔世之感。我一下子明白了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名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的道理。

奥迪车缓缓驶出空军大院，我透过车窗凝望着车水马龙，仿佛是做了一场梦。不到半个小时，奥迪车就停在了我家楼下。

杨处长和尹处长陪我一起下了车，我猛然想起一个问题，壮着胆子问：“杨处长，我的手机没还给我呢？”

杨处长似乎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抱歉地笑着说：“手机还给你要走程序，过一段再说，还给你时，我们通知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