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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5日晚，在东亚同文会上讲：“中国现在则久乏维持之实力，故日本之责任，非常重大。余希望日本力图中国之保全，而与中国互相提携也。”

——同日晚宴后，孙中山与日本首相桂太郎谈及中国东北的中日联合开发问题，桂太郎表示赞同。

——2月20日，桂太郎内阁全体辞职。此前，孙中山曾与桂太郎有过密谈，其中还言及十分敏感的日本向海外移民的问题。对孙中山的许诺，本人尚未查清，但从桂太郎的反响看，孙中山许诺定当积极。桂太郎说：“予始闻先生劝告，日本与中国提携之策略，不期正为我志……日本得此功绩，绝不愁此后无移民贸易地。”

引证的目的在于指出，孙中山亲日、联日是一贯的、公开的。如果据此而作“卖国”、“爱国”的政治判定，显然是忽略了孙中山、同盟会、辛亥革命成功的国际背景。当一种开放的、国际性的思维在某一特定时代氛围中形成的时候，历史的主人公不可能只享其利而不承其弊。孙中山何以能免？

两年之后的1915年1月，日本人胁迫袁世凯的民国政府接受“二十一条”，史传孙中山在袁世凯正与日本人百般周旋、讨价还价的时候，一是在2月5日与满铁株式会社二头目犬冢信太郎、山田纯三郎签订《中日盟约》，出让中国利益。二是在3月14日致函日本外务省，以出让中国利益，换取日本人对中国革命的支持。而早在上一年的4月16日，孙中山曾有长函给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即以出让特权为条件，请求日本政府给他领导的革命以援助。出让特权之多，甚至远远超出了“二十一条”对中国的索取。

历史学者已有辩伪文章指出孙中山给大隈函、给日本外务省函均为伪造。·輥·輵·訛　公案可以到此了结。留下的教训，几乎无人细细掂量：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即便给境外势力冠以“国际主义”、“亲善友邦”的美称，即便从他们那儿可以获取阶段性的支持，如果视其为解决国内矛盾的后援团或同盟军，关键时刻，必有人用牺牲国家民族利益及个人清望加以补偿。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凡有国际背景的中国政治人物，无一人未曾对他们的外国朋友付出学费。

孙中山为此是受了影响的。在“二十一条”谈判期间，孙中山单独联络日本人的消息传开，在国民党内即有人说“不”！

——1915年2月11日，参加“欧事研究会”的国民党人李根源、林虎、程潜等人联名通电曰：“吾人第一见，乃先国家而后政治，先政治而后党派。国苟不存，政于何有？”

——1915年2月25日，黄兴、陈炯明、柏文蔚、纽永建、李烈钧联名通电，反对“假借外力”与袁世凯较量，电曰：“至言假借外力，尤为荒诞……倚赖他族，国必不保。”

“宋案”发生后，孙中山极力鼓动“二次革命”，还与他刚刚在日本发表的政党意见相左。1913年3月13日，宋教仁被刺前八天，孙中山在神户作《党争乃代流血之争》的演讲曰：“盖党争为文明之争，能代流血之争也……今各党之争，皆维持民国，以民国为前提，以民国为基础，故曰党争。”一回国，他又策划了一场有流血、无胜算的“二次革命”。在我们后人看来，这样的“革命”还是少一点为好。

文字逶迤，似有盘马弯弓之恋。在下的用意仍然固持于中华民国的先天不足，及民国首脑人物们的时代自蔽。说“咸与民国”了，但“民主”是虚幻的；说“专制反弹”了，但“国权”一直旁落。要么民主，“以天下神器，举而还之天下”；要么专制，出一秦始皇威压百僚万民。可惜在中华民国时代这两个极端状态都未出现。新生的老大帝国内，顶着现代名号的各党各派，由纷争而内战，由内战而割据，有如一条船上的几伙强人，拆船为兵，据仓为堡，并不管这船漂向何处、沉在何方。

日本人面对这样的中华民国，想不侵略，上天都认为他们坐失良机。

回转本书的叙事轨道，我们将看到：

1913年11月4日，袁世凯刚刚被选为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即下令解散国民党，撤销国民党籍的议员资格。11月10日停止国会活动。11月26日，袁组织政治会议取代国会职能。1914年1月10日，袁下令停止国会残留议员职务。

中华民国进入无国会时代。

此时袁世凯的个人军事独裁宣告完成，他对共和制的销解亦彻底实现。但袁世凯错了，当他把国民党逼入“非法”或“地下”，屠刀高举，杀人如麻的时候，一个对立的有可能进行议会较量的政党消失了，一个从事流血斗争的军事实体却在中国南方暗暗组结。因而，是中华民国的大总统开始自毁神器，自酿动乱。

1913年9月27日，因“二次革命”失败流亡日本的孙中山开始筹建新党——中华革命党。一贯宣传“民主”的孙中山开始向袁世凯学习。他要做“党魁”，他要入党者签名画押，宣誓“完全服从党魁之命令”。

党有“党魁”，是现代政党向封建帮会的倒退，又是民主政党向法西斯政党的蜕变。

孙中山想象不到，他为了加强党的凝聚力的努力，反而招致众多骨干国民党员如黄兴、蔡元培、李烈钧、程潜等离他而去。在他死后，国民党的第二代领袖蒋介石走向专制与独裁，其实是双双继承了后期袁世凯与后期孙中山的衣钵。

有权者，倾向专制。无权者，倾向造反。中华民国，被这两种人撕裂着。

1916年1月1日，袁世凯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自己黄袍加身，做起了洪宪皇帝。考其初衷，除愚顽的帝王眷恋之外，也还有一丝加强中央权力，巩固国祚的打算。哪儿料得本欲自神，反而自丑，本欲固本，反而强末，袁世凯加强中央集权的筹划，顷刻间变成了四面楚歌的绝唱。十万政府军没有挡住“护国军”的讨伐，七省“独立”，南方建立了“军务院”，实际是有了第二政府。众叛亲离，百计无施，袁皇帝真的成了孤家寡人。1916年3月23日，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6月6日，袁氏忧病而卒。

反袁的胜利，被史家誉为“第三次革命”，其实不确，因为这次斗争并不是由革命党人领导的；就其结局而言，也没有引动任何“革命性”的转机。

若从总体形势上评估，“护国”运动仍然免不了有借“国家”筹码，博取“党派”清誉的嫌疑，而一个更大的秘密在于，不论是袁世凯们恢复帝制与蔡锷们讨伐帝制，都是日本人导演的“以华制华”的“木偶戏”。大闹一番之后，中国人心更散了，党争更甚了，军阀更横了，国力更弱了。倘若不信，请看事实：

前文已述，在辛亥革命爆发时，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是既支持清政府，又支持革命军，以求促成中国南北分治。民国建立，袁世凯当政，日本政府既支持袁世凯政府，又支持孙、黄革命党人，目的还是分而治之。当发现袁世凯有复辟倾向时，日本人则竭力鼓动之。如黑龙会在给日本政府的谋划中就公然申明：“确实执行中日同盟的政策及改变中华民国为君主立宪的政策，实际乃是改造中国所应采取的根本原则。”

袁世凯果然上钩。中国朝野人心浮动。日本政府突然变卦，由“挺袁”改而“反袁”：

确立帝国在中国的优势地位，并使中国人自觉承认这一地位，以建立日中亲善的基础。为此，必须反袁。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必须使中国自己形成反袁的形势，然后帝国可乘机行事。在（日本）有志者帮助反袁的中国人，给予金钱和物资的援助时，政府虽不公开鼓励，但可采取默许的态度。5。　由外务省统一掌握对中国的方针政策。

为促成上一方针，日本内阁通过久原房之助送给岑春煊100万元，送给孙中山50万元，又分别给孙中山、黄兴、陈其美各10万元。

谜底揭开后，中国人面对袁世凯下台还笑得起来吗？

屡屡设计瓜分中国的黑龙会首领内田良平，是孙中山十分要好的朋友。朋友害你，你躲得了吗？

袁世凯们、蔡锷们及孙中山们，都做了一次木偶人。

还有一个“护国后遗症”，又糟害中国十多年。“护国后遗症”与“辛亥革命后遗症”有类似处。即一种“超级权威”消失后的无权威状态，或“超级压力”释放后的无政府状态。换一表述，又可以说是“打倒阎王，小鬼当家”。

袁世凯倒于蔡锷、唐继尧等“护国运动”人物之手，但护国成功后，护国者并未拥有国家掌控权，中国的国家权力依然掌握在袁世凯培植的骄兵悍将之手。借了“中央”权柄，他们高屋建瓴；借了军权在握，他们吊民伐罪；十年的媳妇熬成婆，一个婆婆死了，几个媳妇轮流掌勺……

这种类比性表述虽然缺乏学院派论析的精深，但作者相信得其仿佛。如果视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亡为一起点，十三年党争、内战，中国历史的前进仅仅体现为北洋系民国政府，换记为国民党系国民政府。国家“统一”，纯为形式，地方分裂，一日未息。其严重程度，远逾清朝末年。这一分裂的危险性还在于，几乎每一个地方性、区域性分裂团伙都有境外帝国主义势力给以支持；因而中国人的内争内战，又必然加骤着各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肢解的危险性。

下列事实尽管是跳跃点击而出的，我还是惊异于中国人民及中国国家对灾难的承受，竟然如此的超限与无极。

事实之一：从南方割据，到北伐战争，中国国民党完成了对中华民国权力的夺取。

——1916年7月14日，护国军“军务院”撤销。7月25日，中华革命党宣告停止党务，停止一切军事活动。黎元洪为总统的中华民国出现了统一的曙光。

——1917年7月1日，张勋在北京拥戴溥仪复辟，仅十二天即寿终正寝。针对北方的倒退，7月，孙中山由上海南下广州“护法”。8月，召开“非常国会”。9月，组建“中华民国军政府”，孙中山任“大元帅”。10月，出师北伐。中国境内，出现南北两个政府，同时亦爆发了中国的“南北战争”。

——1919年10月10日，孙中山改组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明确了党领导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任务，其实是正式确立了武装割据的夺权方略。

——1920年7月14日，直皖战争爆发。23日直胜皖败。在南方，国民党部队乘势攻占广州，据有广东，重新恢复军政府，与北京民国政府分庭抗礼。是年国民党派系军人在湘、黔、川各省均有军事进展。同期，苏联共产国际派人与北方吴佩孚、南方孙中山积极联络。

——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就任中华民国政府大总统。10月15日孙中山民国政府北伐军出征。此前的3月21日，外蒙成立“独立政府”。7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

——1922年6月16日，因陈炯明叛变，孙中山离粤赴沪。

——1923年1月，共产国际作出关于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合作的决议。2月，在苏联军事援助下，孙中山返回广州重建大元帅府，就任陆海军大元帅。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共产党员允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6月16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举行开学典礼。9月18日，国民党发布《北伐宣言》。因为冯玉祥北京政变成功，电请孙中山北上议政。中国又出现了和平统一的曙光。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北京。南北和谈无望，7月1日，广东大元帅府改组，成立民国政府，汪精卫出任民国政府主席，蒋介石当选为军事委员会八委员之一，并任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

——1926年5月，北伐先遣部队攻入湖南。7月，北伐军全线出击。这是一次百万军队的相互厮杀。国民党人的“武装北伐”与北洋政府的“武力统一”针锋相对，互不相让，证明中华民国成立十五年之后，它所宣示的“共和”仍然是一种政治幻景。

“南北战争”让一个地方政府（在广州）颠覆了一个中央政府（在北京），你说这是成功的“革命经验”？还是引以为诫的历史教训？

事实之二：两线作战，多角纷争，北京的中央政权因为内耗而无力于自我维持。

——1917年7月1日，张勋策划清室复辟。事前，段祺瑞曾表示反对，但因段的心腹大将徐树铮参加过徐州会议，这给张勋造成了幻想。7月3日，段祺瑞于天津西南马厂兵营组织“讨逆军”，自任总司令，讨伐复辟。讨逆之战是北洋系统最正义、最智慧的“内战”。段祺瑞一石二鸟，驱除张勋，再造共和，迫逐黎元洪，独揽大权，北洋军阀间的争斗进入新阶段。

——1920年7月14日至7月18日，直、皖双方在京、津一带激战五日，段祺瑞之皖系主力被直系吴佩孚所歼。北京政权转移于曹锟、吴佩孚之手。段祺瑞与日本政府关系密切，皖系失败，日本侵华图谋出现断档。

——1922年4月27日，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战争之因，一为两派后台不同——直系后有美国，奉系后有日本；二为对梁士诒内阁态度不同。十二万五千直军对十二万奉军，相搏于京、津之间。拼杀七天，直军获胜，张作霖率奉军退出山海关。

——1924年9月3日，江浙战争爆发。此前，皖系将领、浙江督军卢永祥因曹锟贿选总统，已与孙中山、张作霖建立了联系，故招致直系军阀孙传芳从福建、齐燮元从江苏的夹攻。卢奋起抵抗，但作战不力，退至上海，孙传芳占领杭州。

——1924年9月4日，受了江浙之战的引燃，张作霖通电讨伐曹锟、吴佩孚，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奉军与直军各二十五万人，皆有海军、空军配合，在冀东、热河一线展开阵地战。前线失利，后方倒戈，直军大败，有二十万被歼、被俘。直系将军冯玉祥阵前政变，占领北京。因为战争中段祺瑞对瓦解直军作过贡献，故直、奉大战后北京政权形成了张、冯、段铁三角联盟。他们同意邀请孙中山北上议事，因为孙中山大病中难于认真商谈以及突然病故，南北和平的大门，开而又闭。

——1925年10月10日至11月5日，东南驱奉之战从上海打到徐州。浙闽赣苏皖五省联军司令孙传芳，率军向驻于上海、江苏、安徽的奉军发起扫荡式突袭，奉军死伤严重，全线溃败。这次战争，成全了孙传芳，使他成为北洋后期拥兵二十万的“江南之王”。

粗略地计算一下，北洋系统的将领们因为相互厮杀而造成的伤亡，远远高过他们与南方国民党军作战的牺牲。人心散，军心乱，十年内争耗尽了地域性军事集团的人力、物力和智力；而在南方，超地域的党派军事集团乘乱崛起，“北伐”胜利，只是时间问题。

追述的路太漫长，我想就此打住。但历史的惯性太过巨大，国民党人的“北伐”胜利，及占据“中央”，仍然不能堵塞乱源，实现一统。党外有党，国中有国，五根指头，握不成一个拳头，一盘散沙的中华民国，面对一个精诚团结的日本，危机重重，胜算微微，终于拖到了亡国灭种的绝境。

有一条权力金经，被中华民国的风流人物衣钵相授。这“金经”有两种表述，即：党魁在党上，党在国家上；军阀在军上，军在国家上。因而，误国有理，卖国有道，只要保住党魁与军阀的个人权威，一切皆可牺牲。

知道有这么一条“金经”，你还会对下列历史故事不予理解吗？

——北伐胜利，“民国”再造，1929年3月15日至28日，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会上，通过了《奖慰蒋中正同志案》，第一次树立了蒋介石在中国国民党内的最高领袖地位。会议结束的第二天，即3月29日，蒋介石亲赴九江指挥对桂系军队的作战，“蒋桂战争”爆发。内战两个多月，6月2日，桂系失败。

——1929年5月23日，国民党中央常会决议，革除西北军首领冯玉祥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冯氏宣布“下野”。10月10日，“蒋冯大战”爆发，蒋介石亲赴河南指挥。11月22日，西北军败退潼关以西。

——1930年5月11日至9月6日，“蒋冯阎战争”在中原地区展开，双方投入兵力多达百万，死伤三十万。蒋军胜，冯玉祥、阎锡山宣布下野。

——1931年11月12日至23日，蒋介石的宁方“国民党四大”在南京召开。11月18日，汪精卫、胡汉民的粤方“国民党四大”在广州召开。12月3日，汪精卫的沪方“国民党四大”在上海召开。国难当头，执政的中国国民党竟能分裂成三个“中央”！

——外敌入侵，形势危殆，蒋介石执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自1930年11月至1934年9月，先后五次围剿共产党江西中央根据地。最后一次，出兵达百万。

不要认为这是笑话。这是中国人的德行。

“9·18”事变是一把尺子，丈量着中国政党群体和军阀团伙的天地良心。

如果说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