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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无兵-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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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到战场之外的政治博弈,问题的症结在于以层层效忠(即欺骗)为安定系数的专制权力,其运作程序恰恰是粉碎英杰、吸纳奴才的。黄粱偃武,残喘苟安,一旦有事,征召无人,在每一次军事失利后,都掩藏着一种政治绝症。西太后的临危授命,错点钦差,也真的暴露了朝中无人或肉食者鄙的严酷颓势。

张佩纶流放黑龙江,五年后刑满释放。因祸得福,被李鸿章选为东床快婿,且招为幕僚。张氏心里,有一份苍凉,也有一份委屈。以他的文才、诗才、议政才、监察才,周流于江湖庙堂,都是一把好手。可惜巧才拙用,误了清名。考究起来,他的性格残缺——得势膨胀,掌权混帐,则是他马尾覆舟的内因。

李鸿章在张佩纶处于人生低谷时,纳亲敬贤,表示了公开的肯定。考其前因,亦与马尾海战有关。海战前,即光绪十年四月,张、李之间曾有电稿往返,主要是张氏申请兵营月饷、军火费用及行馆经费,李氏公事公答。闰五月二十四日,张氏电告法军已有一轮闯港受损,以此为端,估计将有纷然杂至,据险索赔的可能。电文中,张氏希望李氏在天津与法人相约,禁止其船入口。李氏当日回电判断形势发展曰:“孤(拔)素勇敢,似我已允撤兵,彼当不剧动手。能否派员以此义喻之闻?” 语义虽缓,但和平解决中法矛盾的意向则十分明白。这不能不影响张佩纶的前线决策。

闰五月二十七日,即在法国人最后通牒期限将到的前一天,李鸿章电告张佩纶道:“二十八日三点钟限期已满,法船必大进。领事言:如不肯以船厂作押,我若拦阻,彼必开炮,则决裂;若不阻,彼亦不能先开炮,或尚可讲解。望相机办理,切勿操急。公屯马尾非计,北船已收入旅顺,断难在海外敌铁舰队。”

李氏的这通电报,等于借“领事”的口,下达了“不阻”法舰入港的命令。“公屯马尾非计”,超出个人关心,似已预见了马尾必有一战、必有一败、必有一险。

张佩纶虽身近士卒,驻节马尾,但面对失势被动之局——一不能封锁闽江口,二不能先发制敌,也只有空言“备战”,实等“挨打”了。六月中旬,张氏在估计了抵抗无胜算的前景后,曾有放弃船厂,任敌暂据的撤退打算。这办法本来得了李氏允诺,不知为何竟未实行。

在被动的相持中拖了一个多月,张佩纶也冒出了想阻河击敌的念头。闻讯,李鸿章于六月二十九日急电张佩纶道:“阻河动手,害及各国,切勿孟浪,须防彼先发、不发或渐移向他处。仆不以决战为是。”

“不以决战为是”,为李鸿章最后表态。张佩纶遂于“祸在眉睫”时放弃了一切努力。待法人进攻的炮声响起,既炸毁了马尾港内的中国船舰及马尾船厂,又炸飞了李鸿章的和谈梦。张佩纶的罪责里,早已埋下了李鸿章的诱因。

张佩纶作为清流大吏,还有临阵脱逃的污点。炮声一响,将士殉身,张佩纶则与船政大臣何如璋溜之大吉。张逃到距马尾三十里的鼓山彭田乡,何逃至距马尾十余里的快安。帅逃将奔,一乱百乱,马尾的失败由水面扩大到陆地。战败有罪,逃逸有罪,张佩纶自知罪大难逃,所以在马尾海战次日电告军机大臣,表了一个颇为硬气的态度:“纶罪无可逭,请即奏闻逮治。”

或许是良知复萌,李鸿章向张佩纶伸出援手……但是他改变不了张佩纶的历史定位。惜哉!

张佩纶逝世,有人戏联相挽曰:“三品功名丢马尾,一生艳福仗蛾眉。”·輥·輵·訛 家国不两全,有得有失,谁也算不清爽!

二、刘永福,一个被夸大的英雄

刘永福,黑旗军,被流行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宣传为爱国主义的抗法英雄。在本质属性上确乎如此,但他们的战绩,他们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又确乎是夸大了的。

离乡背井,流窜境外,刘永福和他的战士,原本都是具有叛逆色彩的造反者。与现行政权对立着,游离着,即使逃到一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他们与帝王、与国家的敌意或疏离感,仍然是无法排遣的。

刘永福(1837—1917),祖籍广西博白,生于广东钦州,史书亦称其钦州人。因自幼随父迁居广西上思,故又有上思人之说。本名刘建业,又名刘义,字渊亭。自幼随叔父习武,武艺高强。父母亡故后,于二十岁参加天地会起义,率众隶吴亚忠部,任旗头。因以七星黑旗为大纛,且与“太平军”有联络,故其部被人称为“黑旗军”,或“黑旗长毛”。驻军归顺州(今广西靖西),抗击清政府军。后战况不利,率三百人跨界退入越南境内。其时,粤人何均昌占据越南保胜。刘永福黑吃黑,取而代之。在胜保,刘氏黑旗设卡厘税,俨然地方长官。但他的身份又是十分明确的,在境内,他是“造反者”;在境外,他是“流亡者”,如此而已。·輥·輶·訛

历史将刘永福推向前台,并成就了他“爱国者”的业绩,是在同治十二年(1873)。此前,法国人开市越南西贡,并垂涎全越。为达目的,法人与越南贼首黄崇英勾结,欲以黄氏数万“黄旗军”为前驱,地毯式推进。到了同治十二年,法将安邺率兵攻破越南河内。越南国王遣使诏谕刘永福归诚,许以功成封爵。刘永福闻命,率黑旗军自保胜南下,越宣黄光大岭,绕驰河内,设伏突袭法军,一战而斩安邺。在战胜的形势下,法越和谈。议和成,越王封刘永福为三宣副提督,辖越境北部的宣光、兴化、山西三省。但刘永福的根据地,仍然选在保胜。

中国的流亡者做了越南的官,矛盾随之产生。刘永福的对立面是越南驸马黄佐炎,他以大学士的身份,督师内外。对于刘永福剿灭土匪、安定一方的功劳,多匿而不报。有鉴于此,刘永福出师抗法时,亦负固自雄,六调不至,完全是一付独立王国、占山为寇的老脾气。

到了光绪八年(1882)春天,法国军队由西贡沿海北上,并于三月攻克越南东京、南定。占领东京后,法人日日增兵,悬万金购刘永福,悬十万金取保胜州。在这种压力下,刘永福坐不稳山大王了,于是向越王请战。光绪九年(1883),吏部主事唐景崧毛遂自荐,间道赴越,招抚刘永福。唐氏在越南保胜州见刘永福,自陈三策,让刘永福选择。

三策分别为:越南为法国逼迫,危在旦夕,诚能据保胜而传檄诸省,请命中国,假以名号,事成则王,此上策也。次则提全师击河内,驱法人,中国必能助饷,此中策也。如坐守保胜,事败而投中国,恐不受,此下策也。

刘永福还算清醒,他说:“微力不足当上策,中策勉为之。”事闻,清朝廷以十万两白银犒其军,刘永福则入赀清政府,捐了个“游击”(从三品)军职,成为名副其实的跨国将军。

在中国军队越界屯扎(云南布政使唐炯率部驻保胜,广西提督黄桂兰屯谅山)的后援背景下,刘永福率部自保胜赴越南山西,与黄桂兰筹划御敌。他用的仍是老战术,奇袭河内纸桥,法军大败,法将李威利被斩。越王大喜,加封刘永福为一等男。黑旗军又追击法军于河内城下。法军决堤放水,越人具舟船,帮黑旗军转移阵地。

十年间,刘永福两次驰援河内,迎击法军,斩将搴旗,成就了一生功名。究其实,这两次胜利规模皆不大,攻其不备,突袭而胜,似有运气的成分。而小战斗不能影响战争全局,故纸桥战斗后,法军反扑,先后攻占越南之富春、顺化、海口,并入据越都河内。法军约一万多人,水陆兼程,气势汹汹,兵锋所向,正是越南山西、兴安各省。大敌当前,刘永福有些怯阵了。借了越王的退兵令,他也想退守保胜。倒是他的部将扼腕愤痛,这才打消了刘永福的退兵之意。其副将黄守忠的表态,最为坚决:“公毋退保胜,请以全军付末将守山西,有功公居之,罪归末将。”

当年十一月,法军攻破兴安省,又攻破山西省。刘永福黑旗军大溃,退保兴化。从这时起,黑旗军的神话终结了。光绪十年(1884)二月,法军陷扶良,进攻清军重要防地北宁。云贵总督、清军督师岑毓英遣唐景崧率刘永福全军赴援。刘永福竟以山西之围时广西提督防军统领黄桂持坐视不救为由,拒不受命。唐景崧力劝,刘永福才勉强出兵。兵至北宁,清防军已溃。北宁失守,刘永福率部重回兴化。后不久,即因军粮不继而退屯文盘洲大滩。岑毓英比较赏识刘永福,北宁失守前,曾允黑旗军扩编至十二营;北宁战后,即光绪十年八月,岑氏又奏言刘永福可供驱策,于是清廷擢刘永福为“提督”(从一品),赏花翎。

绕一个人生的圆弧,刘永福从“造反者”、“流亡者”演变为顶戴花翎的“忠君者”、“爱国者”,可谓功德圆满。

加官晋爵后的刘永福在当年九月的宣光争夺战中,夺法人兵船二十多艘,斩法兵数十级。法人退守宣光城,刘永福乘势收复了宣光、兴化、山西三省的一批州县'奇。com书'。这些州、县,法人夺而复弃,故得来容易。到了光绪十一年(1885)春天的谅山大捷,战争主角已经换成了冯子材、扬玉科、苏元春、王德榜诸人,刘永福只能退居偏师地位。

刘永福以一个“流亡者”的尴尬身份,统御乌合,迎战法人,能够取得连斩敌将的胜利,确属不易。

但“胜利”与“胜利者”皆不宜夸大。夸大的历史,就不再是原初的历史。

考察国人夸大刘永福战功的过程,由来也早。可以说,这是一种“同步夸大”。李鸿章比较清醒,他没有美化刘永福,也没有丑化刘永福,即便在刘永福部溃败山西后,李氏都能公允地上奏:“刘永福以新集之军隔河而守,山西本是危道,杀伤相当,弃城走险,疆场胜负,彼此何常?此亦未足介意。”

法国人虽连连败于刘永福,却没有迷信刘永福的战斗力,更没有畏惧他的存在。“悬万金购刘永福”,那是法国人的战场宣传,意在离间越人与刘永福的关系。这种宣传动作被清国朝野都误读了,他们一是认为法国人怕刘永福,故将刘永福当成一张抗法王牌去打;二是认为法国人恨刘永福,估计必在谈判中索要刘永福,作“战犯”处置。张佩纶在左副都御史任上尚未出京时,曾上奏朝廷,提醒在法人索要刘永福时,请饬李鸿章、岑毓英顾全大局,对其加意保护。 接奏,朝廷谕李鸿章先事筹计。

其实,李鸿章居高望远,倒是对刘永福与其黑旗军有一个较为客观的看法。光绪十年四月十七日,李鸿章在天津与法国水师总兵福禄诺谈判后,拟订中法间五款和约,并专折上奏。就在这道专折中,他谈到对刘永福一军的评价曰:

至刘永福一军,从前乘法兵单寡之时,屡殪法将,法人恨之切齿,必欲报复。上年曾纪泽迭与该外部商论,由中国设法解散约束,而法廷添兵攻取,意不稍回。去冬克山西,黑旗精锐伤亡甚多,已受大创,今春刘永福募四千人援北宁,亦不战而溃。其御大敌,何怯也?华人专采虚声,佥欲倚以制法,法人固深知其无能为役。此次福禄诺绝未提及,我自不便深论,将来该国另派使巨若议及此,当由岑毓英、潘鼎新酌定安置之法。

同折,又言及刘永福军情道:

闻刘永福所部冗杂骚扰,与越民为仇,实为边境后患。拟请旨密饬云南、广西督抚巨严明约束,酌加减汰,豫筹安置妥策,俾无生事滋扰,则保全者多矣。

光绪十年七月,清廷仍然对刘永福抗法怀抱幻想,故赏他为“记名提督”。此前此后,刘团在中越边境线上基本无所建树:退驻保胜,规复北圻,宣光兵溃,退驻思钦……锐气荡然,雄风不再。

考刘永福在中国近代史上被追美的缘由,盖因积弱久败,实在需要一个英雄人物来为老大帝国粉饰无奈、为子民万姓点燃希望而已。有刘永福出,在边境之外,面对列强入寇,居然也敢拼敢打,屡有斩获。这真是不加培养而冒出的“典型”!于是将小胜宣播为大胜,将意外之胜鼓荡为必然之胜,刘永福便成为印证大清国民魂可聚、军魂可恃的雄辩存在。

刘永福被利用,于他自己并无害处。加官晋爵,封妻荫子,戎马倥偬,终也能颐养天年(刘永福活到81岁)。这是他的福分。“宣传”的效用,仅仅是精神安慰,刘永福除了初期的抗法战绩外,他真的无法挽救大清国的危亡。清醒的后人无意苛求刘永福,也并不贬低他个人的英雄主义。

在抗法前线的刘永福曾向胁从法人的越南人发一“告示”(即《解散胁从法人示》),·輦·輳·訛 劝其改过自新,反戈一击。这“告示”对法国人的兵力做过如下表述:“法人数败之余,屡次调兵,号称数千,其实不过数百。”这一估算,可能有意贬低对手之力,但相去不会太远。

另据《梵天庐丛录》分析:“考刘永福保胜之挫法将,实恃地险,又其时法将探路,随兵无多,且不意有中路之劫,而刘永福功名以起,亦幸矣哉。”·輦·輴·訛

“宣传”无朝不有,无法杜绝。常规的思维是,既不能废“宣传”于必须,又不能崇“宣传”而废史;尤其在旧“宣传”降温后,我们要能恢复历史的清醒。

三、从刘铭传到冯子材的“战术”胜利

在一年又五个月(1883、12—1885、4)的中法战争中,中国军队可圈可点的胜利是由刘铭传(在台湾)、刘秉璋(在浙江)、冯子材(在中越边界)等人创造的。看看战争形势图,从东海到南海,正好像一面新月形盾牌,挡住了入侵者的矛头。

如果从“战略”、“战术”的关系上推求,除张佩纶防守的马尾这一个“点”上战术谬误而造成漏洞外,中国东南半壁江山的千里海防、陆防基本维持稳定。这一“战略”稳定局面是由若干个“战术”点的稳定支撑起来的。所以,重温中法战争史,不能不唤起人们对“战术”问题的关注。

史册昭昭,毋庸细述,本节仅从故实中抽绎出几条“战术”线索,供后生军人临阵借鉴,活学活用,或可在未来的卫国战争中也做一番刘铭传、冯子材样的功业。

先看台湾战场。

光绪十年(1884)闰五月下旬(当7月中旬),法国海军中将孤拔率舰完成了对福建马尾港的全面封锁。六月十三日(8月3日),该舰队分出三舰,由海军少将利士比率领,起锚东进,次日抵达基隆港外,与早在两周前至此的另一舰军舰会合。当日下午,利士比向中国基隆守军发出劝降书,中方不予理睬。

六月十五日(8月5日)上午,法舰炮轰基隆炮台。因为中方炮火射程短,威力小,故在对射击中占不到丝毫主动。炮台被毁,守军后撤。上任仅二十天的台湾巡抚、军务督办刘铭传鉴于台湾无海军、不能与敌海战,遂命守军让出海滩,退到山后,拦截登陆之敌。这一招很有效。阻击战坚持到六月十六日(8月6日)下午,法军登陆部队在刘铭传部署的三面包围中丢弃枪支帐篷溃回军舰。

这是一次基隆保卫战。其“战术”要点是:避敌之锋,以退为攻,将“海战”转化为“陆战”。其“战术”目标是:弃炮台,保城市。基隆为台北门户,基隆不失,则台北安全。

对这次战役,王树枬《刘铭传传》有生动记述:

(铭传)行抵基隆,巡视炮台,仅存五炮,不能军。居七日,法来犯基隆,台立碎。基隆南距省治台北府六十里,而狮球岭横亘万山之中,法既毁台,乃更筑坚垒,置巨炮。铭传移军基隆山后,晓乘大雾,选骁将,率精卒百人,潜入垒旁空屋,出其不意,猝以炮击垒,近陴者半死伤;别以镇兵出儳道,超敌后,鼓噪薄之。敌惊溃,争赴舟,多堕水死。·輦·輶·訛

第二次基隆之战发生在近两个月后的八月中旬。此时,马尾之战早已结束,法国舰队在毫无后顾之忧的全胜态势下,大举进攻台湾。这次,法舰分为两个战斗编队。利士比率三舰进攻淡水,孤拔率八舰进攻基隆。淡水在台北西北30公里,基隆在台北东北30公里,分别是台北的两个海上门户,哪个有失,都将危及台湾首府台北的安全。面对强敌,刘铭传不得不激扬起他的“战术”智慧。鉴于六月间敌人进攻的方向是基隆港,所以敌人第一次退却后,刘铭传即将台湾防军主力部队9个营部署于基隆一线,而在淡水,虽守军不如基隆多,但防守屏障与炮台工事均得对加强。

八月十三日(10月1日),法舰炮轰基隆防地狮球岭,并组织抢滩登陆。清军奋力抵抗,交战一日,敌不得进,我不敢退。此时,淡水方向告急。刘铭传权衡轻重,当机立断,除留300人坚守狮球岭外,全线撤出基隆,连夜转移于淡水防地。他的考虑是:淡水与台北,有淡水河相连,淡水有失,敌人极易水陆并进,侵占台北;而基隆与台北间,多山多阻,放弃基隆,诱敌深入,则易于组织狙击与侧击。

战斗进展果如刘铭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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