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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名琛的扶乩之语总算应验了。“过十五日必无事”，印证无误。因为“十四日”广州失陷，“十五”确乎再也没有叶名琛的“事”了。

没有“政事”，但有“后事”。叶名琛被捕后，英军备一大轿，请叶入坐。叶氏冠带翎顶如平时，故市民见之亦不惊不诈。这顶官轿飞快地踏过飞桥，穿城而出；黄昏，有小舢板接应，请上火轮船。从者仅余数人，有人以手指河，以目传语，暗示他赴水自尽，以成大节；叶名琛瞠目不悟，或者他还在梦中，自以为是个人物。

船至香港，居于一室，每日亲作书画，以应洋人之请。从者力劝不可署姓名，乃自署“海上苏武”。·輦·輮·訛　叶名琛忽略了，苏武是奉使被扣，无亏大节小节，他自己却是贻误国事，城破被俘，事不尽职，义不尽忠，与苏武有云壤之异也。

咸丰八年春二月，英人挟叶名琛至印度加尔各答镇海楼上，实行软禁。咸丰九年三月丁丑，叶氏卒于禁所。英国人敛以铁棺松椁，浸以水银，连同他的幽禁诗作，一并送归广州。

就在叶名琛被英人虏去第三天，以八旗广州将军穆克德纳、广东巡抚柏贵等一批军政大员联名上奏，向咸丰皇帝报告战败城破的实情，并弹劾叶名琛失职误国。咸丰帝接奏大惊，因为十日前他才收到叶名琛的奏捷之折呢。皇帝绝望了，下旨，以刚愎自用、办理乖谬褫其职。

叶名琛以他的“不作为”儿戏国事，复以他的精神胜利招至国家耻辱。

叶名琛终于让通过谈判、可以和平解决的国际争端诉诸战争。于是，他创造了一项奇迹，即：一个人，将国家民族拖入战争，拖入灾难，拖入无穷无尽的麻烦……

当我们通过上文简要勾勒了叶名琛的外交作为时，读者便有可能获得一点历史的清醒，从爱国主义的主流历史话语中得到一息解脱。因为说千道万，单纯地谴责历史的敌人，并不能阻滞现实的迷惘。

广州失陷，是圆明园大火的序曲。英、法联军箭在弦上，大清军队“血肉”篱笆，炮声未响，胜负已判，咸丰皇帝逃难的日子就在眼前！

我们的声音依然微弱。但是我们怀疑那一串连续的历史说教皆因“宣传使命”而维持高调。出之嘤鸣之意，我们想引用另一个人的微弱之音，作为呼应。他是蔡东藩，因为不属新派，看人看事故能中肯。在《清史演义》第六十六回故事终结，蔡氏评曰：

若叶名琛之种种颟顸；种种迁延，误粤东，并误中国，不特清室受累，即相延至今，亦为彼贻误不少。列强环伺，连鸡并栖，皆自名琛启之。误中国者名琛，名琛之所以自误者，一愚字而已……一愚者在上，则众愚亦俱至，穆、柏诸人之为叶辅是也。

立此存照，照昔照今，愚人理政，蠢人当国，误己误矣，若其误国而误民，岂能永远默默容他！

其实，当代人评当代事虽不尽冷静但亦有一语中的、入木三分处。粤人评叶名琛误国语，即颇为冷隽：“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肝量，疆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亦罕有。”此民间闲话，可为叶氏盖棺之论。

让我们再看看英国历史学者对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认识：“在1857至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英国商人就在施压，要求中国开放更多的口岸。法国、俄国和美国对中国经济开发的潜能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对公使常驻北京的持续拒绝意味着中英关系将受偶发事件支配。‘亚罗’号船事件只是一件小事，本可以由一名能干的北京外交官迅速而友善地处理好。”可惜，在那个时代，中国还没有“能干”的外交官。但是大清国并不乏“败事”之徒。

二、僧格林沁北塘纵敌

从“误国”的罪案上审视，将僧格林沁与叶名琛并列，原非本书作者的发明。因为两次鸦片战争的时代见证人郭嵩焘约在一百五十年前即将此二人与琦善、耆英斥为办理夷务的“四凶”。·輦·輱·訛　依了郭氏对世界与中国关系的理解，甚至连林则徐都属于贻误事机的人，鉴于林氏心术正大，才不被目为“凶”类。

历史评判，永远是一个开放的、见仁见智的体系，有众口铄金，亦有一言定谳。

上节，我们说到叶名琛被捕，广州被占。如果在这个历史关节处有明白人站出来，开始中英会谈，战争可能就在广州打住了。但“昧于外情，朝野一也”，粤民愤惧，朝廷糊涂，天下昏昏，岂有醒者！

广东的局面，在不战不和中相持着，英国人无所得，中国人也无所得。

本来，在罢黜了叶名琛后，咸丰帝即任命原四川总督黄宗汉为两广总督；考虑到黄氏莅任颇费时日，咸丰帝便让广东巡抚柏贵署理总督事。不久，北京方面知道柏贵已成“英法总局”的傀儡，广州实际早在英法占领之下，所以咸丰帝的补救措施是组织团练，驱逐洋人。为此，他密诏因丁父忧家居的广东籍户部侍郎罗惇衍，及在籍太常寺卿龙元禧、给事中苏廷魁三人为“广东团练大臣”。黄宗汉赴任后，进不了广州，便在离广州二百里外的惠州开府办公，并与三位团练大臣纸上谈兵。中央不拨军费，地方难筹饷银，广东团练的“数万”雄兵，仅仅是舞刀弄棍、散居各地的乡民乌合，哪儿有收复广州的实力？黄宗汉以两广总督兼通商大臣的身份，坚持不与英法方面直接接触，“惟恃联络民团，出示空言激励”。·輦·輲·訛　中外和谈的门，再一次被这位新任通商大臣关闭。

英国人和他们的法国伙伴，又要辛苦地在中国海作一次千里的“谈判”之旅了。本文回避“战争”二字，是因为英、法等国的确是来修约谈判的，尽管他们有随时待命的军事后援。

咸丰八年（1858）三月，英、法、美、俄四国使节先后抵于天津大沽口海面。三月十三日（4月24日），以英国专使额尔舍勋爵为首的四国使节照会清政府，限六日内派员谈判，否则动粗。

闻讯，咸丰帝派直隶总督谭廷襄会同侍郎崇纶、内阁学士乌尔棍泰等与英法等国办理交涉。·輦·輳·訛　一是因为这伙人不懂夷务，二是因为不作实质对话，故谈判毫无进展。英、法使节遂以谭氏无“钦差大臣”之衔为由拒与再谈。

英、法“动粗”之所以推迟了几天，原因有二：一是后续部队未至，二是大沽河口淤沙沉积，海船难以驶入，军舰上的官兵须改乘炮艇方能循河而进。

清朝一方充满幻想地等待，英、法一方则稳扎稳打地备战。

农历四月八日（5月18日），英、法专使与其海陆军司令决定攻占大沽，直进天津，用进一步的军事压力促成早开谈判。四月十日（5月20日），英、法联军发出最后通牒，限两小时内清军交出大沽口。清方拒绝。英、法联军遂出动炮艇十二艘、登陆部队一千二百多人分别攻击大沽口南北四炮台。对战两小时，清军不支溃败，英、法联军轻取大沽口。

此时的大沽口海防，南北共有四座炮台，架炮百门，守兵九千，如何反被英、法联军的一支轻装小部队吃掉了呢？在进攻一方，是突袭战奏效；在防守一方，是太麻痹失利。由于咸丰皇帝不让“先启兵端”，所以谭廷襄虽有决一雌雄的念头，也只能压下火气，在谈判桌上与洋人周旋。“我不犯人”做到了，“人若犯我”呢，准备不足。加之多日以来，洋人的炮艇始终都在海河河口游弋，炮台上的清兵不但习以为常，而且还生出几分轻蔑之意。突然间炮弹从这些小艇上飞来，守台的清兵真的被打懵了。清军炮台，炮位固定，甚至连发射仰角都是铆死的。英军侦知此情，炮艇直进炮台之下，清炮的最小射程也都打不着英军。清军放空炮，英军则炮不虚发，双方一接战，守军即手忙脚乱，落花流水。

事后，钦差大臣僧格林沁到，追究大沽口失守的责任，谭廷襄便落了个“不为备”的罪名，撤职罢官，远戍军台。

入侵者额尔金这样评价中国的军事状况：“只需二十四个铁了心的汉子，再带上左轮手枪和足够的子弹，就可以纵横中国，从一端打到另一端。”　话虽夸张，亦见中国之弱。

大门一开，二门就容易进了。四月十六日（5月26日），英、法联军不费一枪一弹，入据天津。四月二十日（5月30日），英、法、美、俄四国使节照会清政府派出全权大臣，来天津谈判。若不响应，则进击北京。

敌人打到家院，咸丰帝这才放下大皇帝的架子，于四月二十二日（6月1日）火速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赶往天津议和。这议和，还生出一段插曲。在派出桂良的第二天，咸丰帝又召见前文渊阁大学士、现已革职为工部员外郎的耆英，立授侍郎衔，派赴天津参与议和。业务分工为：谭廷襄主“剿办”，耆英主“议抚”，恩威兼施，驾驭外夷。岂知英国人早已了解了耆英的底细，年轻的英国翻译李泰国，即霍雷肖·纳尔逊·莱（Horatio　Nelson　Lay）一顿羞辱，将他骂出会场。不得已，耆英提前返京。待这一连串的丧权辱国之约草签后，大臣论劾，咸丰帝一怒，竟以“擅自回京”为罪，赐耆英自尽。·輦·輵·訛　死者已矣，但耆英之罪岂在今日！杀一朽臣，咸丰帝亦无以谢天下。

天津议和，是典型的“城下之盟”。〃奇…_…書……*……网…QＩＳuu。ｃＯm〃

弱国无外交，败势无平等。桂良、花沙纳二人纵有天大本领，他们也扭转不了强梁世界对一个弱国的欺凌。议和前，清政府是霸气十足地拒绝接触；议和时，他们则是奴颜婢膝地一律应允。

四个列强国家，英、法唱白脸，美、俄唱红脸，一唱一和，给清政府上了一堂外交启蒙课。这堂课的酬金太重、太黑。尤其是俄国人，乘人之危，巧取豪夺，借着英、法的船炮在中国北疆攫取了最大化的领土利益。事过百年，当英、法、美的条约利益消解为零的时候，俄国人的条约利益堆积成中国人永远的疆土丧失、永远的痛！

咸丰八年（1858）五月五日（6月13日），《中俄天津条约》签订。

五月十日（6月18日），《中美天津条约》签订。

五月十八日（6月26日），《中英天津条约》签订。

五月十九日（6月27日），《中法天津条约》签订。

签约第四天，即五月二十二日（6月30日），桂良、花沙纳才将条约文本进奏咸丰皇帝。无奈中，咸丰帝在每一件条约文本上朱笔御书“依议”二字。

一一扫视，《中俄天津条约》12款；《中美天津条约》30款；《中英天津条约》56款，附一专条；《中法天津条约》42款，补遗6款。四约合计，共147条款。择其大端，主要为：

一、各国公使常驻京师（北京），觐见皇帝用西方礼节。

二、增开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湾府（选定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头）、琼州、镇江、南京、九江、汉口等十处为新的通商口岸。

三、外国人凭“执照”可以进入中国内地自由传教、游历、通商；外国军舰和商船可以驶入长江及各通商口岸。

四、扩大领事裁判权。外国人之间的纠纷，中国不得过问；中国人与外国人的争讼，须在领事官监督下由中外双方官员“会审”。

五、修改税则，减轻商船吨税。

六、赔偿英国白银400万两，赔偿法国白银200万两。

七、鸦片允许进口，征税销售。

俄国除享有与英法美同样的利益外，还在《中俄天津条约》里规定：“中国与俄国将从前未经定明边界，由两国派出信任大员秉公查勘，务将边界清理补入此次和约之内。”这就为俄国已经掠夺、将要掠夺的中国领土的主权变更埋下了法理性伏笔。

中国吃了大亏。在列强的联合威逼下，向世界强权集团作出让步。事情如果到此为止，也不枉吃一堑，长一智。可怕的是，吃一堑，增一愚，清政府一定要用他们的外交错误将国家推向灾难的深渊。

本节主人公僧格林沁，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走向外交前台。

僧格林沁（？—1865），博尔济吉特氏，科尔沁旗（属内蒙古）蒙族人。其父毕启，为四等台吉（旗长助理）。嗣父索特纳木多布斋，尚嘉庆帝女，无出，故选僧格林沁入嗣。因为这层关系，他在道光五年（1825）袭封科尔沁札萨克（旗主）多罗郡王。道光十四年（1834）授御前大臣，补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等职，出入禁中，最被恩宠。咸丰初，率蒙古骑兵拱卫京师，与太平军、捻军多有大战，因而“威名震于海内”。咸丰五年（1855）加封博多勒噶台亲王，并擢其子为二等侍卫。

咸丰八年（1858）三月，英、法、美、俄四国专使齐集大沽口海面时，咸丰帝似乎就有了一丝危机感。四月十一日（5月21日），咸丰帝命僧格林沁率军进驻通州，督办京师防务。前一日，大沽口已经失陷。鉴于时局激变，四月二十三日（6月2日），咸丰帝授僧格林沁为钦差大臣，节制京津一带的军事防务。与此同时，桂良、花沙纳开始了与四国使节的天津谈判。在这个敏感的和谈时段，僧格林沁和他的蒙古骑兵担负着国防预备队的作用。条约续签，列强撤退，僧格林沁始于当年七月由通州移师海口（双港），通盘部署以大沽口为中心的国门防务。

有几个底线性的认识，应当说在任何时候都是成立的。

其一，僧格林沁爱国；

其二，僧氏仇洋蔑洋；

其三，他有建炮台、设水师、增强津门防务的辛苦作为。

“作为”就比“不作为”强，这是僧格林沁与叶名琛的巨大差别。以建炮台为例，僧氏上任后不但修复了被毁的炮台五座，增置重炮数十门，轻炮上百门，而且从天津到山海关海防一线，也都一一加筑了炮台。如海口、北塘、芦台、涧河口、蒲河口、秦皇岛、石河口等地，经人督修，一年间便形成了相互呼应的半月形海防壁垒。因而从传统海防的意义上评估，僧格林沁还算尽心尽力。

问题出在他的战争观或外交观上。他以为战争可以解决中西方的冲突，于是以“主战派”的硬汉子形象打响了大沽口守卫战。守卫战胜利，僧氏赢得了举国英名以及朝廷的“御用珍服”之赐。但他不明白，选择战争就要将战争进行到底。当一次“小胜利”引发“大报复”的时候，僧格林沁既缺乏大军事家的战略应对、又缺乏大外交家的纵横开阖，终于在被动挨打中将国家拖入灾难。

且看咸丰九年（1859）春夏之交的外交形势。依据上年夏天的续约，英、法、美三国使节都应在咸丰九年五月到北京“换约”。按“国际惯例”，这是极正常的事。问题出在进京路线上。因为僧格林沁已在海河口层层设障，将大沽口变成了军事禁区，一般商船都无法通行，护送外国使节入京的西洋兵船更不宜在此通过。军事禁区不准通行，这不但是“国家权力”，而且也是“国际惯例”。两个“国际惯例”撞车，照理可以坐下来协商。

英法联军司令是英国驻华全权代表额尔金勋爵的弟弟弗雷德里克·卜鲁斯（Frederick　Bruce）此人为上年天津签约时的主要谈判代表，向以横霸闻名。当美国公使同意按清方指定路线，即绕行北塘进京换约时，卜鲁斯与法国公使仍然无视中国主权，坚持从大沽口入京。为此，卜鲁斯命令英国海军司令何伯爵士，即詹姆斯·霍普（James　Hope）强行拆除大沽口内的木筏、铁柱。

这是一个外交难题。

英、法联军虽有“数千人”，但他们的主要使命的确是护送其公使入京。至今为止，公私档案都没有披露出任何“侵略中国”的“蓄谋”。

但他们又确实不顾禁令借助炮舰，硬闯了中国的军事禁区。

僧格林沁受命戍边，他有权力作出自认合理的军事部署。

但在传统的通商口岸大设军障，阻绝一切交通，这又只能视作短暂性或戒严性行为。

面对难题，聪明人用智慧，愚蠢者凭意气。

历史证明：卜鲁斯是愚蠢的，僧格林沁也是愚蠢的。

五月二十五日（6月25日）清晨，旭日冉冉，海风徐徐，乘着退潮水浅，何伯将军命令大约600多名英国士兵和工程师赶赴海河入海口清除清军设置的水中障碍物。

大沽口南北炮台上的清军官兵，则默默注视着洋人的活动。

半天过去了，双方相安无事。

过午，正当参与清障的英军士兵在齐腰深的泥水中奋力移动时，大炮响了，炮弹落在英军人群中。另一批炮弹则飞向了海面不远处的英国旗舰。

这一次，是中国人先下手，英国人仓促应战。炮战到黄昏，英法美兵船退败，他们的损失是：沉炮艇三，伤炮艇三，死亡484人，何伯亦受了重伤。奇　…書∧　網中方的损失是：直隶提督（从一品）史荣椿、大沽协副将（从二品）龙汝元以下36名将士阵亡。史家说战，谓“英将卜鲁士率兵舰再入大沽口，僧王督马步军御之，英军大挫，歼其领队，英人不得已求如沪约。”·輦·輷·訛　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