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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诚与背叛-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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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66年前牺牲的，那时她才24岁，花一样娇艳的年龄，加上她天生丽质，所以她活在那些熟悉她的战友与同志心目中，永远是那样的年轻、漂亮和美丽。
她在“红岩”革命纪念馆里的名字叫张露萍。其实她的名字有好几个：余家英、余硕卿、余慧琳、黎琳、张露萍等。就因为她的名字太多，从事的又是秘密的地下工作，又一直与组织是单线联系，故而在她被敌人残杀而牺牲后的几十年里竟然谁都不知道她到底是谁？她是不是共产党员？到了1982年——在烈士牺牲37年后，中共四川省委的复查组经过一年多时间，跑了14个省、市、自治区和19个部委，找了100多位当事人和相关人员，最后由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叶剑英元帅出面证明，才算把这位无名女英雄的身份正式弄清楚。“我想得起了，张露萍在延安时叫黎琳，外号叫‘干一场’！”这是叶帅在听取一位经历在解放前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的同志报告了四川省委复查组在对当年发生在重庆的“军统电台特支案”复查时，十分激动地回忆起张露萍时说的话。
后来叶帅又专门向专程从成都赶到北京的复查组的同志详细介绍了情况：四十年代初，我党两名同志打入了蒋介石的特务头子戴笠内部，后来暴露了。一天，有一个人叫冯传庆找到周公馆，我们决定送他去延安。我送给他一件皮大衣。并且派人把他送到江边。但他来的时候已被特务盯上了，后来被戴笠的人捕去了。冯传庆的案中主要与张露萍有关，她是当年由党在重庆的南方局负责人叶剑英、曾希圣同志亲自派去在敌人心脏建立的“电台特支”负责人。
张露萍的故事迷离复杂，从她牺牲的1945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的几十年里，这位有“中共美女间谍”之称的女共产党员，牺牲后却一直不被有关组织部门所认可，一般公众就更不可能对这样的英雄了解了。但即使这样，从解放初一直到张露萍烈士被正式确认之前的几十年里，每年清明时节的纷纷细雨中，有一位老人总要到一个无名烈士墓前去祭扫，这个老人就是小说《红岩》里的“疯子”原型人物韩子栋，老人后来当了贵州省人大副主任。他在敌人的白公馆监狱和贵州息烽监狱都呆过，他了解和熟悉张露萍等烈士的情况，所以他坚信她和那六位与她一起被敌人枪杀的年轻人都是优秀的共产党员和真正的革命烈士。他曾如此深情地说：“我对这些一起战斗过的同志的深厚感情。我忘不了他们……”
确实，凡是看过一次张露萍等人的英勇事迹的，我相信都是刻骨铭心、难以忘怀的。张露萍等人的故事本身具有典型的“谍战”故事，其惊险复杂、曲折迷离的故事，远比电视《暗算》、《潜伏》等电视剧要精彩和生动。国民党时代的大特务沈醉在《我这三十年》一书中，谈到张露萍打入军统一案时，曾说：“蒋介石为这事把戴笠骂得狗血喷头，差点戴笠被撤职查办。”这是戴笠“一生的奇耻大辱。”
这也难怪，这时当时国民党最核心和重要的军统电讯总台竟然都是由一群年轻的地下共产党人掌握着，并不时地将重要的情报源源不断地发往中共延安总部，蒋介石能不怒发冲冠吗？
所有这一切皆与一位年轻美丽的女共产党“间谍”有关。张露萍的故事的精彩与传奇也在于此。
上世纪40年代的国民党军统特务总部的电讯总台，设在当时的山城重庆最高点——浮图关下遗爱祠。这里的一座小楼时刻戒备森严，窗帘紧闭，若明若暗的灯光昼夜不熄，来往人员总是行色匆匆……显示了这里的每一个细微风声都充满了神秘和要紧。
1940年的一天，这里像挨了一颗重磅炸弹一样，几乎瘫痪，停止收发报，更换密码，武装特务封锁了进出口，将所有人员挨个查问。原来这里发现了一个共产党的“红色电台”。那一刻特务总头目戴笠，差点把嘴都气歪了！
你想，从电讯总台领班、报务副主任冯传庆、到电讯员张蔚林、王席珍、赵力耕、杨洮、陈国柱这些电台的骨干，竟然都是中共地下党员。蒋介石和戴笠的面子何处入？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秘密还何在？延安的共产党能不赢才怪！
出事的那一天，蒋介石把茶杯都摔在地上，指着戴笠的鼻子，骂道：“娘希匹，我毙了你！你平时口口声声说军统组织如何如何的组织严密！实际上是人家共产党早钻进了你的心脏，你还糊里糊涂不知道。马上查！否则……”戴笠从来不曾这怎么丢过面子，他下令立刻把电台总台台长抓起来。军统的一位所长叫毛烈，不知何故，给共产党员、电讯员张蔚林写了一封信，戴笠不听任何申辩，拨枪就把他枪毙了。
抓到中共“红色电台”的八位“犯人”之后，戴笠亲自率领军统局督察室主任、秘书、司法科长和军统特别行动处几位处长等人赶到看守所。他一看几张熟悉的“男犯”脸，不由分说，上前就各打了一句耳光，可这些被打耳光的年轻人竟然对这位昔日的“大老板”根本不放在眼里，还在嘲笑他、骂他。再看看唯一的一位女共党——他妈的，还这么年轻漂亮！
“美人计！共产党的美人计！”戴笠一看就明白了。于是他把所有的火气撒在了这个年轻的女人身上：“说，是谁派你来的？”这对戴笠来说太重要了，如果“犯人”承认是“周公馆”——共产党、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周恩来那里派来的，好，那共产党就是有意破坏“国民合作”！但戴笠什么都没有获得。那年轻漂亮的女共产党员竟然只承认自己叫余慧琳，是当时一位名豪的私生女，与电台的张蔚林是恋爱关系，并经张介绍才认识冯传庆副台长的，所以常到遗爱祠来玩的。
“你别以为我戴笠、我军统都是吃闲饭的。你的身份我们已经清楚，也知道你是从延安那边过来的。说，延安派你回来，任务是什么？”这是第三天、第三次审讯时戴笠的问话。
“你既然知道了还问我什么？”年轻女共产党员不屑一顾的样儿，让戴笠更气不打一处出。
“你以为嘴硬就可以保守一切秘密？”戴笠一挥手：“上刑！”
特务们立即七手八脚地上前将年轻女子拉上老虎凳，在她身上“劈啪劈啪”猛抽……
“现在可以开口了吧！说，延安派你到这儿，是不是周公馆又派你到这儿来勾引我们几个蠢蛋的？”
“还是上次说的几句话：我是从延安回来的，因为过不惯延安的生活才逃回来的，没有哪个给我任务。”
=文=“那么你啥时参加共产党的？”
=人=“我想都没想过要参加共产党。”
=书=戴笠的嘴再次气歪了。“打！”
=屋=“继续打审！”
“继续再打！”
但最后还是什么都没有招。“统统死刑！”戴笠咬着牙作出这样的决定，同时也为了拉回面子而期待有一日“感化”这些让他丢尽脸的共产党员。这样，中共“红色电台案”的七个人全被押进监狱……
六男一女，个个年轻青春。尽管都已遍体伤痕，但他们则以胜利者的姿态，在幸福和光荣地笑着，笑他们战胜了酷刑与无数次审讯，笑敌人无可奈何，笑他们自己是光荣而坚强的共产党员。
笑得最美丽的自然是最年轻和漂亮的张露萍。那一年她才19岁。是这群让蒋介石差点把戴笠这样的“忠臣”都要革职的年轻共产党员中的唯一一位女性，也是最小的一位共产党员。她感到自豪，感到对得起她的组织——亲爱的中国共产党。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国的进步青年中什么样的人生道路最值得骄傲的，恐怕就是奔赴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的队伍这条革命道路上，因此一曲“黄河之滨……”总会让无数爱国的热血青年感到无比的力量。她张露萍自然就是这批青年人中的姣姣者。
“河里水黄又黄，”
东洋鬼子太猖狂，
今天烧了王家庄，
明天又烧了张庄，
逼着青年当炮灰，
逼着老人运军粮；
青年打死丢山坑，
老年运粮死路旁；
这样活着有啥用，
拿起刀枪干一场，
拿起刀枪干一场——
这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革命中心——延安非常流行的一首抗日革命歌曲。延安抗大中的一位女学员特别喜欢唱它，并在每次学校拉歌时，她总是特别有劲头拿出这首歌来指挥她的战友们跟人家比赛。她指挥这首歌时异常投入，而且总能取得胜利，因此她一出场指挥，大家就笑着喊起“干一场！”、“来一个！”，“来一个！”“干一场！”
“干一场”，渐渐成了她的“外号”，连中央首长们都笑着喊她是“干一场。”张露萍那个时候她的名字叫黎琳，被人呼作“干一场”的就是她。
张露萍投奔延安之前是成都建国中学女子班的学生。她是四川崇庆县人，父亲余泽安是位老实忠厚的私熟先生。那时她的名字叫余家英，她的大姐余硕彦嫁给了四川地方军暂编一师师长余安民，大姐为了两个妹妹的前途，就把她们带到了成都，因为姐夫余安民是位心肠很花又很恶的小军阀，所以在余家英的小小心灵里很恨她当时居住的“余家公馆”。1935年秋，十四五岁的她考上了成都建国中学女子班，并改名叫余硕卿。在这个女子班上，有位瘦瘦的姑娘，叫车崇英，是当时中共四川省委军委车耀先的女儿。张露萍与车崇英的座位挨着，张露萍（余硕卿）天性活泼，爱唱爱跳，人又长得漂亮，自然是同学们异常关注的人物，车崇英对她当然也很关注，慢慢地后来将其引到了革命道路。解放后，作为好同学的车崇英曾经有过对这一时期的张露萍回忆：“我和张露萍都是成都建国中学的学生。1935年秋，张露萍（原名余硕卿）也考进这个学校，我们同在初女五班。她聪明、刚毅、天真、活泼，爱唱歌，喜欢打乒乓。我们常常谈论人生的向往，讲妇女的社会责任。由于我们志趣相投，情同手足。后来，同我坐在一起的周玉斌、杨梦萍，也常常在一起摆谈，特别是东北三省失守、平津沦陷，“一二九”学生运动的迅猛发展，成都的抗日气氛越来越浓，我们唱起了流行的抗日歌曲，又到校外参加救亡团体的活动。这样，我们四人便结拜成姐妹：周玉斌年长，是大姐；露萍其次；梦萍行三，我最小，行四。1936年秋，北大学生韩天石到四川搞学生运动，发展“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我们姐妹四人平时就受我父亲的革命熏陶，懂得只有反帝反封建，才能拯救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因此，韩天石在成都组织秘密报告会时，我们四人都去参加了。记得那一天的天气特别好，秋风拂面，气候宜人，大家的心情都十分激动。那一天作报告的还有从根据地来的肖玲大姐，她向我们讲了革命形势，革命的任务。也就在这一天，我被批准参加了“民先队”；后来，我又介绍玉斌、露萍、梦萍加入了“民先队”，从此，我们不仅是姐妹，而且又是同志了。“七七”事变，我父亲车耀先主办了《大声周刊》。这时抗日烽火弥漫全川，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积极投降的阴谋已经暴露，父亲便在周刊上连续发表文章，揭露国民党破坏团结，制造摩擦，枪口对内，以达到投降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目的。父亲置个人安危于度外，大声疾呼，并组织成立了统一战线，同国民党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我们姐妹四人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尽我们的赤子心，度过了多少难忘的日日夜夜。1938年初，露萍、玉斌向我表示了想去延安的愿望，并要求我向父亲转达她们的想法，希望得到我父亲的帮助。我非常赞同，只是由于我幼年时右腿残废，不能同行。后来，由我父亲通过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把露萍、玉斌，还有同班同学李隆蔚、刘苹非等四人顺利地送到了延安……”
可以说，革命家车耀先是张露萍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因为他的原因，张露萍和车崇英和周玉斌、杨梦萍成了志同道合的四姐妹。在离开成都之前，她们四人手握车耀先办的革命刊物《大生》，在草地上特意照了一张照片，在那张像片后面，张露萍写下了如下诗句：
“真理”织成了她们的心幕，
“亲爱”时刻从心弦弹出。
胜利更是充满了她们的内心，
微笑代替了她们的一切情绪。
这些礼物是谁送的呢？
是谁？
是可爱而可敬的《大生》啊！
可以看出，那个时候的张露萍已是个志向明确、热血沸腾的进步青年了。奔赴延安、向往革命，是她当时的全部理想。
在张露萍与几个好友投奔延安途中，巧遇几位重庆高工学的男生与他们同搭一辆车到延安参加革命。一路上他们遇到了国民党反动军官的追踪与督察的惊险经历。当年与张露萍同一路同行的重庆高工学的男生之一、后任江津白沙川南工业管理学校领导干部的胡代华同志，在1983年10月3日回忆了与张露萍同行到延安一路上的情景：
“1937年11月中旬至下旬，秋末冬初，我们重庆高工校的几名青年学生决心投奔延安，先到了成都北门汽车站。重庆学生的装束一眼就能认得出来，都是穿着卢作孚公司出的那种三峡牌芝麻布做的学生装。这时汽车站来来往往聚了一批人，也是准备去延安的，有二男三女五个人，其中一个女的穿的服装很朴素，她就是张露萍，当时的名字叫余硕卿。这学生齐耳的短发，十六七岁，大方端正，红红的苹果脸。她主动招呼我，说她是成都建国中学的，我看样子她是成都一行人的头，别人叫她‘姐姐’、‘三姐’什么的。我就把我们三个高工校的同学介绍与她认识了。开始都没有谈到去延安这个话题，后来大家熟悉了，一谈，原来都是抗日救亡的同路人，所以大家都同声说：以后互相关照。之后我们一起坐上一部从成都至宝鸡的客车。
汽车直开宝鸡，车上一位川大的教师，看样子四十岁上下，河南新乡人，姓什么忘了。看上去此人很斯文，我们就主动与他交谈，他说他喜欢我们年青人。车到第一站广元后，我们住在一个旅馆，那个川大的教师告诉我们这一路上土匪多，要我们注意安全。第二天，车换成了敞篷车，没有座位，我们也不好多问，司机还是原来两个人。车到川陕交界，叫作朝天驿的地方，是个路口一个小镇来了几个国民党的兵，不买票强行乘车，也不和谁打招呼就坐进驾驶室。我们赶快叫余硕卿等几位女同学坐到车角去，我们几个男同学围坐在她们的外面。可那几个国民党兵却故意从女同学的头踩过去，还说下流话，大家只好忍受着，不理他们，车行一小时后，这些兵下车去了，大家终于松了一口气，谢天谢地。这时天已下起小雪来，就只能再一个小地方住下。第二天起来一看，漫天大雪，司机说这下走不成了，明天再说，我们只好多呆了一天。没事干，大家坐在一起就开始摆龙门阵。我们的一位男同学就请‘三姐’余硕卿说说成都的事，余就介绍说：这年年上半年成都的救亡活动很热烈，街上演剧、唱歌、跳舞，各学校都办了壁报，车耀先办了个叫《大生》的刊物，这半年来，她说她因为一直看这个刊物，所以学到了很多知识，看清楚了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她越说越气愤。接着我介绍说：我们重庆救亡运动有个《新蜀报》编辑叫漆鲁鱼，有40多岁，带个眼镜，是从新四军部队中受伤回到重庆的，地下党是他先搞起来的，它写社论，组织我们搞读书活动。西安事变后，重庆的救亡活动就搞起来了。这时，大家又谈起西安事变。余硕卿说：西安事变的内部情况不清楚，但是共产党和国民党打了十多年，抓住蒋介石不杀，这是个了不起的事情。看上去余硕卿十分佩服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于是大家又谈到范长江的通讯。余硕卿说，她早听车耀先说过，还说毛泽东对抗日救亡都有著作论述，抗日救亡是共产党提出来的。看起来她的消息比我们灵通，道理比我们懂得多，后来才知道她经常与车耀先等地下党领导人接触，受他们的引导和教育。谈到“卢沟桥事变”，谈到蒋介石不抗日，大家越说越气愤，余硕卿说：蒋介石就是卖国贼，他把东北三省卖了，现在华北四省又危急，我们到延安，就是为了抗日。她的抗日激情和对延安的向往，深深地感染了我们，所以我们相互之间也变得亲切与亲近了。
次日天晴了，车开前来了一位国民党军官，大摇大摆的坐上驾驶室，对我们好像不放心，大家感到紧张起来，不敢再提到去延安的事，只说到西安考学校。第二站等汽车发动时又来了一个军官，比昨天那个年青些，穿着整齐。这两个军官在一边嘀咕一边朝我们看，后来前一天来的那个军官下车了，看来他们是在轮换监视我们。
车到第四站是凤县。我们在双石铺的地方找旅馆住下了，偏偏那个国民党军官就住我们隔壁，大家不敢多说话，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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