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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腥的盛唐-第7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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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很简单——长孙无忌不喜欢他们。

吴王李恪是太宗的第三子,其生母是隋炀帝杨广的女儿。史称李恪文武双全,富有才干,所以太宗李世民十分欣赏这个儿子,在十四个皇子中,李世民总是说只有李恪最像自己。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晋王李治被立为太子后,太宗曾一度后悔,想废掉李治,重新立李恪为太子。长孙无忌得知后,坚决表示反对。太宗颇为不悦地说:“是不是因为李恪不是你的外甥,所以你才反对?”

太宗这句话说得非常尖锐,基本上是把长孙无忌的私心一下子戳穿了。可长孙无忌却面不改色,振振有词地提出了两个理由:一,李治仁厚,最适合当一个守成之君;二,储君是国家根本,不能轻言废立、一换再换。

太宗想想也有道理,只好放弃李恪,继续保持现状。

李恪听说这件事后,不禁在心里把长孙无忌的十八代祖宗都问候了一遍。恨归恨,可李恪一点办法也没有。因为在贞观后期,长孙无忌确实具有很强的政治能量,甚至足以左右天子的意志。

就这样,吴王李恪和长孙无忌结下了梁子。每逢李恪回京朝谒的时候,长孙无忌总能看见李恪像刀子一样的目光,从他的脸上狠狠划过。

毫无疑问,长孙无忌讨厌这种目光。

一旦有机会,他当然要让这种目光从世界上消失。

高宗李治即位后,表面上政治清明、天下太平,可长孙无忌很清楚,朝野上下有一股政治戾气在悄然涌动,这股戾气既来自残余的魏王党,也来自像吴王李恪这种“名望素高,为物情所向”(《资治通鉴》卷一九九)的宗室亲王。像李恪这种人,万一哪天振臂一呼,其结果就有可能是应者云集。

所以,长孙无忌必须防患于未然。无论在公在私,他都必须把吴王李恪除掉!

除了吴王李恪,遭长孙无忌陷害的其他三个当然也都是他不喜欢的人。

不喜欢的原因各有不同。

宇文节虽然身为宰相,和长孙无忌同朝秉政,但却是房遗爱的好友,所以长孙无忌一直想把他搞掉。此外,房遗爱被捕入狱后,宇文节又本着为朋友两肋插刀的精神,为他多方奔走,极力营护,这无疑是主动往长孙无忌的刀口上撞。长孙无忌索性把宇文节一块抓了,扔进大牢给房遗爱作伴,让他们在狱中畅叙友情。

江夏王李道宗是高祖李渊的族侄,从十七岁起就跟随秦王李世民南征北战,灭刘武周、平窦建德、破王世充,在大唐的开国战争中“屡有殊效”,立下了汗马功劳。武德中期,李道宗负责镇守帝国的北部边境,不但屡屡击退东突厥与梁师都联军的入侵,并且“振耀武威,开拓疆界,斥地千余里”,因而“边人悦服”(《旧唐书·江夏王道宗传》),深受高祖赞赏。

贞观年间,李道宗又与李靖等人先后平定了东突厥和吐谷浑,在大唐帝国开疆拓土的过程中建立了赫赫功勋。所以到了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太宗李世民才会把他与李世勣、薛万彻放在一起,并誉为当世的三大名将。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战功卓著的宗室亲王和开国元勋,却同样逃脱不了无所不在的政治迫害。

在这起案件中,李道宗也许算得上是最无辜的一个。

从个人品质来看,由于他早年曾因贪赃受贿而一度下狱,遭到罢职免官和削除封邑的严厉惩罚,所以李道宗深刻汲取了教训,越到后来就越是谦恭自持。史称他“晚年颇好学,敬慕贤士,不以地势凌人”,因而深受时人称誉,“为当代所重”。此外,从政治表现来看,李道宗既不像薛万彻那样隶属于房遗爱的小圈子,也不像吴王李恪那样被视为政治上的不安定因素,而且平日里既无反动言论,更无谋反形迹,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韬光养晦、淡泊自守的人物。但是即便如此,李道宗同样逃不开长孙无忌的陷害。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很不幸,唯一的原因仅仅是——“长孙无忌、禇遂良素与道宗不协”(《旧唐书·江夏王道宗传》)。

所谓不协,也就是双方的关系不太和谐。在当权者长孙无忌的眼中,无论是“当世名将”的金字招牌,还是“为当代所重”的社会名望,都是苍白无物、不值一文的,只要你胆敢和他不和谐,你的末日就到了。

永徽年间,长孙无忌的政治哲学基本可以概括为这么一句话——不是我的朋友,就是我的敌人!

除了李道宗,遭长孙无忌陷害的驸马都尉执失思力也是贞观朝的一员勇将。他是东突厥人,本是颉利可汗的心腹重臣,东突厥覆灭后归降唐朝,任左骁卫大将军,娶了高祖的女儿九江公主。贞观年间,执失思力在平定吐谷浑、北伐薛延陀的战争中也曾立下战功。这个人究竟是哪里得罪了长孙无忌,史书没有记载,但估计也是和李道宗一样,与长孙无忌不太和谐,所以被一并清洗了。

永徽四年(公元653年)二月,审理了三个多月的房遗爱谋反案终于尘埃落定。

在长孙无忌的压力下,高宗李治无奈地颁下一道诏书:将房遗爱、薛万彻、柴令武斩首;赐李元景、李恪、高阳公主、巴陵公主自尽;将宇文节、李道宗、执失思力流放岭南;废李恪的同母弟蜀王李愔为庶人,流放巴州(今四川巴中市);贬房遗直为春州铜陵(今广东阳春市)县尉;将薛万彻的弟弟薛万备流放交州(今越南河内市);罢停房玄龄在宗庙中的配飨(以功臣身份配享于太宗别庙中的祭祀牌位)。

这个结果不仅令朝野极度震惊,而且大大出乎高宗李治的意料。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性骚扰案居然牵出了一个这么严重的政治案件,还把一帮元勋重臣和皇亲国戚一举打入了万劫不复之地。

李治深感困惑,他不相信这些人全都参与了房遗爱的谋反,可是在长孙无忌威严的目光下,李治也只能怀着无比沉重的心情,在长孙无忌早已拟定的诏书上缓缓地盖下天子玉玺。

诏书颁布之前,李治决定以他微弱的力量进行最后的努力,恳求长孙无忌留下其中两个人的性命:荆王李元景和吴王李恪。

面对以长孙无忌为首的一帮宰执重臣,年轻的天子流下了无声的泪水,他用一种哀伤而无力的声音说:“荆王,朕之叔父,吴王,朕兄,欲匄其死,可乎?”(《资治通鉴》卷一九九)

“匄”(gài),同“丐”,乞求的意思。此时此刻,早已大权旁落的李治唯一能做的事情,也只有低声下气地乞求了。

然而,天子的乞求却遭遇了死一般的沉默。

长孙无忌面无表情、一言不发。他不开口,其他大臣更不敢吱声。

大臣们都不说话,天子则泪流满面,现场气氛极为尴尬。许久,长孙无忌向兵部尚书崔敦礼使了一个眼色,崔敦礼随即出列,用一种中气十足的声音回应了天子的乞求。

两个字——不可。

那一刻,李治感觉自己的天子颜面荡然无存。

一切都已无可挽回。

长孙无忌要做的事情,整个大唐天下无人可以阻拦。

该砍头的砍头,该赐死的赐死,该贬谪的贬谪,该流放的流放……

一个都不饶恕!

行刑的那一天,薛万彻面无惧色地站在刑场上,对着那些奉旨监斩的昔日同僚大叫:“薛万彻大健儿,留为国家效死力固好,岂得坐房遗爱杀之乎?”

临刑前,薛万彻从容脱下上衣,光着膀子叫监斩官快点动手。据说刽子手慑于薛万彻的气势,手脚不停打战,以至于连砍两次都砍不断薛万彻的脖子,薛万彻厉声叱骂:“干吗不用力?”刽子手鼓足勇气砍下第三刀,薛万彻的头颅才应声落地。(《旧唐书·薛万彻传》:“遂解衣谓监刑者疾斫,执刀者斩之不殊,万彻叱之曰:‘何不加力!’三斫乃绝。”)

而吴王李恪在接到赐死的诏书后,则面朝苍天,发出一句可怕的诅咒:“长孙无忌窃弄威权,构害良善,宗社有灵,当族灭不久!”(《资治通鉴》卷一九九)

许多年以后,当长孙无忌也同样遭遇了家破人亡的命运,在偏僻荒凉的流放地黔州(今重庆彭水县)被逼自缢的时候,不知道他的耳旁会不会响起李恪的这句诅咒。

至此,这起震惊朝野的房遗爱谋反案终于画上了一个句号。

一个血淋淋的句号。

永徽四年(公元653年)的春天,高宗李治看见自己像一只羸弱不堪的飞蛾,被缠在一张铺天盖地的黑网中无望地挣扎。而长孙无忌则牢牢盘踞在这张由权力、野心和阴谋编织而成的巨网中央,看上去就像一只硕大无朋的黑色蜘蛛。

李治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挣脱这张网。

第六章 武则天的皇后之路

【李勣的仕途沉浮】

永徽四年(公元653年),紧继房遗爱谋反案之后,大唐朝廷的最高决策层也发生了重大的人事变动。在此案之前,宰相班子的成员是:

〖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长孙无忌;

开府仪同三司、同中书门下三品李勣(因避太宗讳,去掉“世”字);

中书令柳姡В

侍中高季辅、宇文节;

左仆射于志宁;

右仆射张行成;

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禇遂良;

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韩瑷;

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来济。〗

而截至永徽四年十二月,其人员构成和相应职位已经变成:

〖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长孙无忌;

司空、同中书门下三品李勣;

中书令柳姡В

侍中崔敦礼;

左仆射于志宁;

右仆射、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禇遂良;

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韩瑷;

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来济。〗

从这两张名单的变化上,我们可以发现长孙无忌的权势已经达至巅峰,基本上完全掌控了朝政。因为在前一张名单中,九个宰相中起码还有四个(李勣、高季辅、宇文节、张行成)不是他的亲信;可在第二张名单中,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除了李勣之外,其他六个宰相都是唯长孙无忌马首是瞻的人。

变化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在新名单上,高季辅、宇文节、张行成这三个人消失了。其中,宇文节因房遗爱案被流放,张行成于这一年九月病逝,高季辅十二月病逝。在此,上天似乎也在刻意成全长孙无忌,凡是他看不顺眼的人,要么被迫出局,要么自己病死,真是令他满心欢畅。

其次,有一个新人赫然出现在了新名单上,他就是崔敦礼。我们都还记得,此人曾代表长孙无忌出面,强硬地拒绝了高宗赦免二王的请求。鉴于他有如此“优异”的表现,其光荣升迁也就是顺理成章之事了。

最后,在整个宰相团的人事变动中,基本上所有变化都是由长孙无忌的意志所决定的,可还是有一个小小的变化,显然并不符合长孙无忌的利益。那就是李勣的职位变动——从原本的开府仪同三司,擢升为三公之一的司空。

促成这一变化的人当然就是高宗李治。这点小小的变化虽然看上去毫不起眼,但是对高宗李治而言实属意义重大。

要看清这层意义,还得从李勣在贞观末年的仕途沉浮说起。

众所周知,早在高宗李治还是晋王的时候,李勣就是他的旧部。当时李治遥领并州大都督,李勣任都督府长史,由于李治并不到任,所以实际政务都是由李勣负责,可见李勣与李治的关系本来就非同一般。

就是因为这层关系,所以在贞观十七年的夺嫡之争中,李勣才会成为力挺李治的三大干将之一。也是因为这层关系,所以李治被册立为太子后,太宗李世民就马上任命李勣为太子詹事兼左卫率,并且对他说:“我儿新登储贰,卿旧长史,今以宫事相委,故有此授。虽屈阶资,可勿怪也。”其对李勣的信任之情溢于言表。不久以后,在一次宴会上,太宗又以一种郑重其事的口吻告诉李勣:“朕将属以幼孤,思之无越卿者。公往不遗于李密,今岂负于朕哉!”(《旧唐书·李勣传》)

这显然就是在托孤了。面对天子的信任和器重,李勣感激涕零,当场表示绝不辜负天子重托,并咬指出血,以示坚贞不渝之意。稍后李勣因醉酒睡去,太宗还脱下龙袍亲自披在李勣身上。

贞观二十三年,太宗临终之前,特意作出了一个重大的政治安排——先将李勣贬为叠州都督,然后让李治在即位之后将他擢为宰相,以示新君之恩,借此强化李勣的忠心。李治依照太宗的吩咐,在登基当月就擢升李勣为洛州(今河南洛阳市)刺史,旋即又加同中书门下三品,让他进入了宰相班子;几个月后,又正式拜李勣为尚书左仆射。

回顾李勣在贞观末年的政治际遇,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从李勣自身的资历和能力而论,还是从太宗对他的信任和器重来看,李勣都是后贞观时代当之无愧的第二号重臣。也就是说,在永徽一朝的满朝文武中,李勣既是屈指可数的托孤重臣之一,也是唯一一个可以和长孙无忌相提并论并且相互制衡的人物。

考察太宗生前的政治安排,虽然不一定有让李勣与长孙无忌相互制衡之意,但也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以太宗之英明睿智,他或许也会料到,他身后的政局不可能永远是铁板一块。所以,物色一个像李勣这种绝对忠于李治,又能在一定程度上制衡长孙无忌的托孤大臣,就是他所能作的最妥善的安排。

然而,出乎太宗意料的是,他在临终之前苦心孤诣布置好的这枚棋子,却在高宗即位不久就忽然选择主动出局,自行淡出了永徽朝廷的权力核心。

永徽元年十月,也就是禇遂良抑买土地案爆发的几天前,李勣就频频向高宗提交辞呈。在李勣“固求解职”的情况下,李治不得不解除了他的左仆射之职,仍保留同中书门下三品的职务,并另行授予“开府仪同三司”的荣誉衔。

对于李勣的主动隐退,李治实在是百思不得其解,可是为了尊重他本人的意愿,李治也只好这么做。

虽然李勣还挂着一个“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宰相衔,名义上仍然可以参与朝廷的最高决策,但实际上已经成为所有宰相里面最没有发言权的一个。因为一旦没有在三省六部里担任实职,参与决策时就不可能拿出切合实际的有分量的意见,充其量也就是列席而已。另外,就那个“开府仪同三司”的头衔来说,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这纯粹是一个虚衔,基本上是给那些过了气的功臣元勋养老用的。谁要是挂上这个头衔,谁在政治上就彻底靠边站了。而以李勣的年龄和能力而论,他实在不应该这么早就靠边站。

可问题在于,这是李勣自己的选择,并非高宗的意愿。

那么,李勣为什么会作出这样的选择呢?

答案很简单——迫于长孙无忌的压力。

永徽元年,长孙无忌的个人权势虽然还没有发展到后期那种一手遮天的地步,但是由于他的多重身份——天子舅父、开国元勋、顾命大臣、首席宰相,从而决定了他在高宗朝廷中独一无二的权威和影响力。要与长孙无忌同朝为相,你要么主动向他靠拢,要么迟早被他搞掉,二者必居其一。

这一切,李勣看得比谁都清楚。

所以他宁愿选择隐忍和退让。

但是,隐忍不等于怯懦,退让也不代表无能。

这是策略,是战术,是避敌锋芒、保存实力!

事后来看,李勣的做法无疑是高明的。假如他不是在永徽元年急流勇退,远离权力斗争的漩涡,那么很难保证他不会在随后的房遗爱谋反案中受到陷害和株连。

或许也只有到了永徽四年,当高宗李治意识到长孙无忌的权势正在极速膨胀,而自己却日渐陷入大权旁落、任人摆布的困境中时,他才会突然间明白李勣当初主动隐退的苦衷,也才能深刻领悟李勣保存实力的政治智慧。与此同时,李治当然也会回想起太宗当年给他安排这个辅弼大臣的深意。

就是在这样的情境之下,李治毅然决定让李勣复出,把他擢升为三公之一的司空,显然是希望他对长孙无忌形成制衡。诚然,司空也仍旧是个没有实际职权的荣誉衔,但是鉴于其阶位仅次于身为太尉的长孙无忌,并且李勣本人也是定策功臣和托孤重臣,所以此次任命就相当于恢复了李勣朝廷二号重臣的身份。

同时,李勣的这个职位变动也未尝不是一个政治信号,它意味着——在长孙无忌高歌猛进、节节胜利的权力扩张中,高宗李治终于借助李勣的复出,对长孙无忌实施了一次反击。

虽然此次反击是李治有生以来的第一次,而且力量极其微弱(甚至微弱到引不起长孙无忌的警觉),但是,假如李治连这一点微弱的反击都做不到的话,那么帝国的整个最高决策层就会变成清一色的长孙班底了。

因此,李勣的复出对于高宗李治而言,实在是具有生死攸关的重大意义。

有了李勣这样一个可以信任和依托的力量(尽管是整个宰相班子中唯一可以借助的力量),天子李治就可以慢慢酝酿自己的突围行动——从大权旁落、任人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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