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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盾和根基，他在朝中的权力就始终是不稳固的，况且关东叛乱日益猖獗，形势越来越严峻，更需未雨绸缪。所以，早在黄巢攻进长安之前，田令孜就已经很有先见之明地把他的三个心腹任命为三川节度使。陈敬瑄据西川，杨师立据东川，牛勖据山南西道。而为首的这个陈敬瑄，正是田令孜的亲哥哥（田令孜本名陈仲则，入宫后投靠田姓宦官，改姓田）。

僖宗流亡西川后，田令孜更是把天子和整个流亡朝廷紧紧攥在了手里。由于长安沦陷时禁军已经溃散，所以田令孜便在蜀地招募了五万四千人，重新组建了左、右神策军。这支新禁军名义上是为了保护天子和流亡朝廷，事实上却是他田令孜的近卫军。有了这支武装力量，田令孜就更加有恃无恐了。

但是，五万多人所需的薪饷、粮草、兵器、铠甲、服装以及各种物资无疑构成了一笔庞大的军费开支。当田令孜带着这支军队跟随僖宗回到长安后，残酷的现实一下子摆在了他的面前——早已山穷水尽的中央财政根本养不起这支军队。

领不到军饷的士兵们开始不断发出抱怨。田令孜心急如焚。如果再不想办法搞到钱，兵变随时可能爆发。

最后，田令孜终于想到了一个财源，那就是安邑、解县两地的盐池收入。

安邑（今山西运城市东北安邑镇）和解县（今运城市西南解州镇）是当时最大的两个产盐地，一直都是归朝廷的盐铁使管辖，其盐业专卖的利润收入直接上缴中央财政。但自从广明元年长安沦陷、天子流亡之后，这两大盐池就落到了河中节度使王重荣的手中。王重荣只是每年象征性地向中央输送三千车食盐，而绝大多数利润则落入了他的个人腰包。田令孜决定夺回这两座金山。

这一年四月，在田令孜的授意下，僖宗下诏，让他兼任了两池盐榷使。王重荣被断了财路，马上跳了起来，不断上疏抗议。五月，田令孜又授意僖宗下诏，将王重荣调任泰宁（治所在今山东兖州市）节度使。王重荣当然是怒不可遏，所以拒不奉诏，并且不断上疏抨击田令孜，还在奏疏中列举了田令孜的十大罪状。

眼看矛盾一触即发，田令孜急忙联络静难（治所邠州，今陕西彬县）节度使朱玫和凤翔节度使李昌符，准备与他们联手对付王重荣。王重荣马上向李克用求援。由于朱玫和李昌符暗中依附朱全忠，自然被李克用视为敌人，所以李克用便与王重荣结成了联盟。十一月，李克用上表，请僖宗斩杀田令孜、朱玫和李昌符。僖宗当然不会同意，而是下诏让他们和解。但是事情发展到了这一步，天子的和稀泥已经毫无用处了。十二月，双方在同州一带开战，李昌符和朱玫被李克用打得大败，仓皇逃回本镇。李克用率兵直扑京城。

田令孜情急之下，只好挟持僖宗，从开远门逃出了长安，再度出奔凤翔。

回到长安还不到一年，僖宗李儇就被迫开始了第二次流亡生涯。

光启二年（公元886年）正月，田令孜想再次强迫僖宗前往兴元，僖宗不肯。当天晚上，田令孜带领军队进入凤翔行宫，强行挟持僖宗前往宝鸡（今属陕西）。

经过同州一战，朱玫和李昌符才发现李克用和王重荣的势力远比他们想象的要强大，而田令孜手里除了天子这个筹码外一无所有，于是转而投靠了王重荣，并与他一起上表请杀田令孜。

田令孜担心朱玫等人会兴兵前来，不敢在宝鸡多作停留，遂于二月下旬劫持僖宗前往兴元，而最终目的地当然就是他的老巢西川。

得知田令孜挟持天子跑了，朱玫和李昌符随即出兵追击。

从宝鸡到兴元的这一路，僖宗一行走得极为艰难。不仅道路崎岖难行，而且随时都有兵马围追堵截。三月中旬，僖宗一行经历千难万险，终于抵达兴元。

朱玫没有劫回僖宗，大为恼怒，于是心生一计。

他的想法非常大胆，但是却很简单，就是找一个傀儡，另立朝廷。

这一年四月初三，朱玫胁迫百官，拥立肃宗的玄孙、襄王李熅监理国政，同时自命为左、右神策十军使。

僖宗被迫走到兴元后，死活不肯再跟着田令孜入蜀。田令孜思前想后，决意放弃僖宗，以求自保。随后，他主动向僖宗推荐杨复恭继任左军中尉，同时自命为西川监军，旋即逃往西川。

五月，朱玫加封自己为侍中兼诸道盐铁转运使，同时号令百官，专擅大权。

李昌符心里老大不平衡，坚决不肯接受朱玫给他的新官职，并上表给驻留兴元的僖宗，准备接过田令孜丢弃的这张牌，借此同朱玫抗衡。

与此同时，李克用和王重荣也是火冒三丈。

田令孜本来是他们驱逐的，可如今朱玫不但窃取了朝政大权，而且俨然成了田令孜第二，这让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于是向僖宗上表，决意讨伐朱玫。

十月，朱玫迫不及待地拥立李熅即皇帝位，改元“建贞”，遥尊僖宗为太上皇。远在兴元的僖宗得到消息，不禁悲愤莫名，可他一筹莫展，只好问计于杨复恭。杨复恭遂以僖宗的名义发布檄文到关中，宣称有能斩朱玫首级者，便以静难节度使之职赏他。

此举果然奏效。李克用和王重荣尚未出兵，朱玫的部将王行瑜便砍下了朱玫的脑袋。

朱玫一死，依附他的二百多名文武官员只好拥着新立的皇帝李熅逃奔河中（今山西永济市）。可这群无头苍蝇根本跑错了方向。因为这是王重荣的地盘，往这里跑无异于飞蛾扑火。王重荣满面笑容把他们接进城中，随即手起刀落，砍下了李熅的脑袋，同时杀了一百多个大臣，并将余下的人全部囚禁。

光启三年（公元887年）三月中旬，僖宗李儇从兴元返回凤翔。

凤翔节度使李昌符本来就想效法田令孜和朱玫“挟天子以令诸侯”，现在僖宗自己送上门来，他当然不会让他从自己的手上溜掉。

随后，李昌符便以长安宫室荒废为由，强行把僖宗扣在了凤翔。

这一年，僖宗李儇年仅二十六岁。可当他回顾自己短短二十几年的生命历程，却感觉仿佛已经过了好几辈子。

留在凤翔的日子，每当僖宗回忆起荒唐而奢侈的少年时代，又想到这几年颠沛流离、席不暇暖的流亡生涯，总是会不由自主地潸然泪下……

滞留凤翔的第二年春天，终日郁郁寡欢的僖宗李儇终于病倒了。

李昌符意识到，再扣留这个病恹恹的天子不但已经毫无意义，而且还很容易给人兴兵讨伐的借口，遂将僖宗放归。

二月二十一日，僖宗拖着沉重的病体再度回到长安，次日下诏，改元“文德”。

三月初二，僖宗疾病发作；初五，病情加重，陷入弥留状态。左军中尉杨复恭立即以天子名义下诏，拥立寿王李杰（懿宗第七子）为皇太弟，监理国政。

文德元年（公元888年）三月初六，僖宗李儇在灵符殿驾崩。同日，皇太弟李杰即位，改名李敏，次年又改名李晔，是为唐昭宗。

【昭宗：孤独的拯救者】

唐昭宗李晔是一个生不逢时的天子。

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李晔都不像是一个亡国之君。他二十二岁登基的时候，史书是这么评价他的：“昭宗即位，体貌明粹，有英气，喜文学，以僖宗威令不振、朝廷日卑，有恢复前烈之志！尊礼大臣，梦想贤豪，践阼之始，中外忻忻焉！”（《资治通鉴》卷二五七）

这样一个英气勃发、锐意中兴的天子，的确是和他的父兄懿、僖二宗截然不同，倒是和宪宗、宣宗颇为神似。难怪朝野都为之感到欣喜，并对其寄予厚望。假使他早生几十年，也许完全有可能缔造出媲美于“元和中兴”和“大中之治”的政治局面。

然而，不幸的是，从李晔登基的那一天起，甚至从更早的时候起，大唐帝国就已经陷入一个无可挽回的亡国之局了。

即便李晔有力挽狂澜之心，有振衰起弊之志，即便他拥有一个帝国拯救者所应具备的全部勇气、斗志、豪情、胆识、魄力、自信心、使命感，可他唯独缺了一样——时代条件。

他缺乏能够让他一展身手的时代条件。

天时、地利、人和，李晔一样也没有。他就像一个孤独的拯救者，置身于千千万万个帝国终结者的包围圈中，左冲右突，奋力厮杀，可到头来却发现——自己只是一个单兵。

一个疲惫绝望的单兵。

一个无人喝彩的单兵。

一个苟延残喘的单兵。

一个没有同盟、没有援军、最终力竭身亡的单兵。

虽然昭宗李晔从昏庸无能的父兄手中接过来的是一个烂摊子，但他却没有表现出丝毫的畏难和疑惧，而是显得踌躇满志。刚一即位，他就迫不及待地迈出了第一步。

这第一步是收拾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田令孜。

昭宗要收拾田令孜的原因很多。首先，他是僖宗朝的大权宦。在李晔看来，僖宗之所以骄奢荒淫，帝国之所以叛乱蜂起，其罪魁祸首就是田令孜。其次，田令孜转任西川监军不久，僖宗就已经下诏将他流放端州（今广东肇庆市），可他却仗着西川节度使陈敬瑄这把保护伞，拒不奉诏。由此可见，田令孜的问题已经不仅是权宦祸乱朝政的问题，更是与强藩内外勾结、藐视中央的问题。所以，昭宗现在拿他开刀，既是为了维护朝廷纲纪，更是为了杀一儆百，震慑天下的割据军阀。

最后，或许也是一个不便明说的理由——李晔想报仇。

那是私仇，让李晔刻骨铭心的私仇。

广明元年冬天，黄巢杀进长安，当时的寿王李杰跟随僖宗仓皇出逃。由于事发仓促，没有准备足够的马匹，所以除了僖宗和田令孜外，其他亲王都只能步行。当时寿王才十四岁，走到一片山谷的时候，再也走不动路，就躺在一块石头上休息。田令孜策马上前，催促他上路。寿王可怜巴巴地说：“我的脚很痛，能不能给我一匹马？”田令孜冷笑：“这里是荒山野岭，哪来的马？”说完挥起一鞭狠狠地抽在寿王身上，驱赶他动身。那一刻，寿王李杰回头深深地看了田令孜一眼，一句话也没说就一瘸一拐地上路了。

从那一刻起，寿王李杰就告诉自己——如果哪一天自己得势，绝不放过这个阉宦。

所以，昭宗有十分充足的理由收拾田令孜。

巧合的是，就在昭宗准备对田令孜采取行动时，跟陈敬瑄打了好几年仗的阆州（今四川阆中市）刺史王建又上疏朝廷，请求把陈敬瑄调离西川。昭宗有了一个现成的借口，便于文德元年六月下诏，命宰相韦昭度充任西川节度使兼两川招抚制置使，另外派人取代田令孜的西川监军之职，同时征召陈敬瑄回朝担任左龙武统军。

可想而知，田令孜和陈敬瑄当然不会奉诏。接到诏令后，他们便积极整饬武备，准备随时与朝廷开战。

十二月，昭宗命韦昭度为行营招讨使，命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为副使，另外划出原属西川的四个州，设置永平军（治所邛州，今四川邛崃市），以王建为节度使，让他与韦、杨二人共同讨伐陈敬瑄。

讨伐西川的战役刚刚打响，昭宗就把目光锁定在另一个权宦身上了。跟田令孜比起来，这个人现在对昭宗的威胁更大。

他就是杨复恭。

自从拥立昭宗即位后，杨复恭就自恃功高，不可一世了。他不但一手把持禁军，专擅朝政，而且收养了为数众多的义子，把他们派到各州镇担任节度使、刺史、监军，从而缔造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的遍布朝野的庞大网络。在这帮义子眼中，当然只有杨复恭，根本没有朝廷。比如龙剑（治所龙州，今四川平武县东南）节度使杨守贞、武定（治所洋州，今陕西洋县）节度使杨守忠等人，就从不向中央缴纳赋税，并且动不动就上表诽谤和讥笑朝廷。

这样的权宦要是不铲除，昭宗李晔的中兴大计只能沦为笑谈。所以，从登基的那一天起，昭宗的所有大政方针基本上都是与宰相孔纬、张濬等人商议定夺的，竭力避免让杨复恭干预。宰相们也经常以宣宗为例，鼓励昭宗整治宦官。

杨复恭专权跋扈，自然不把昭宗放在眼里。百官们上朝都是步行，唯独他上殿是坐着轿子来的。有一天在朝会上，昭宗和宰相孔纬刚刚谈及四方造反的人，杨复恭又坐着轿子大摇大摆地来到了殿前。孔纬就故意提高嗓门说：“在陛下您的左右，就有将要造反的人，何况是四方呢！”昭宗明白孔纬的用意，就假装惊愕地问他所指为何。孔纬指着杨复恭说：“他不过是陛下的家奴，却坐着轿子上殿，而且养了那么多壮士为义子，或典禁兵，或为藩镇，不是要造反是什么？”

杨复恭面不改色：“以壮士为义子，目的是让他们效忠皇上、保卫国家，怎么能说是造反呢？”

昭宗冷然一笑，把话接了过去：“你想要保卫国家，为何不让他们姓李，却让他们姓杨？”

杨复恭顿时哑口无言。

这件事情过去不久，有一天，昭宗忽然对杨复恭说：“你的义子中，是不是有一个叫杨守立的？朕想让他来当侍卫。”

为了证明自己养这些义子就是要“保卫国家”的，杨复恭二话不说就把杨守立领进了宫。

反正他有的是义子，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

此时的杨复恭并不知道，昭宗绝不仅仅是要一个“侍卫”那么简单。杨守立入宫后，昭宗立刻赐名他李顺节，然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把他从一名普通的禁军侍卫迅速擢升为天武都头（禁军一部指挥官），同时又让他兼任镇海节度使，不久又加封同平章事。

平步青云的李顺节自然是对天子感恩戴德。

受宠若惊之余，他也渐渐明白了天子的用意所在。

他知道，天子是想让他对付杨复恭。

李顺节当然乐意充当这个角色。原因很简单，杨复恭的义子多如牛毛，他只是其中毫不起眼的一个；可天子的心腹宦官却只有他一个，如果跟天子联手铲除杨复恭，到时候，岂不是轮到他李顺节来收养义子了？

为了这个美好的前景，李顺节死心塌地投靠了昭宗。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他施展浑身解数，与杨复恭展开了明争暗斗，并且为昭宗提供了诸多有关杨复恭的秘密情报。

昭宗李晔看着这一切，嘴角不禁泛起了一丝笑容。

网已经撒开了。

李晔在心里说，一旦时机成熟，朕就会毫不犹豫地将杨复恭集团一网打尽。

【守望春天】

除了收拾宦官，昭宗李晔第二件亟须要做的事情，无疑就是对付藩镇了。

李晔很清楚，要对付藩镇，自己手中就必须有一支军队——一支真正忠于朝廷、不被任何势力掌控的军队。

为此，他从即位之初就一直在招兵买马。到了大顺元年（公元890年），朝廷终于组建了一支十万人的军队。有了这张底牌，昭宗就可以跟藩镇叫板了。

那么，要从哪里开刀呢？

这些年来，天下诸藩中发展最快、势力最强的，非河东李克用莫属。要对付藩镇，肯定要先从他下手。但是，李克用是光复长安、平定黄巢的功臣，朝廷要对他用兵，肯定需要一个说得过去的借口。

正当昭宗为此绞尽脑汁之际，借口忽然就有了。

大顺元年正月，李克用悍然从太原出兵，一举吞并了东昭义（治所邢州，今河北邢台市），旋即又进攻云州（今山西大同市）。云州防御使赫连铎急忙向卢龙节度使李匡威求救。李匡威深知，一旦云州失陷，李克用的矛头就会直指河北，于是迅速率领三万人前往救援。李克用陷入腹背受敌之境，加之麾下两员勇将又一死一降，只好引兵撤回太原。四月，赫连铎、李匡威与朱全忠先后上疏朝廷，请求讨伐李克用。

昭宗召集宰相和百官廷议。以宰相杜让能、刘崇望为首的多数大臣坚决反对，而宰相张濬和孔纬却极力主战。尤其是张濬，这个一贯自诩有东晋谢安和前朝裴度之才的宰相斩钉截铁地说：“只要给我兵权，少则十天，多则一个月，必定削平李克用！错失这个良机，日后将追悔莫及！”

其实，昭宗比任何人都更想利用这个机会消灭李克用，可他自己却不想把讨伐李克用的意思说出来，而是把话留给了张濬和孔纬。

昭宗之所以这么做，是想万一讨伐李克用失败，自己顶多就是丢卒保车，把张濬他们牺牲掉而已，断不至于让李克用有反抗朝廷的口实。所以，昭宗召开此次廷议，其目的也不过是让文武百官替他当一回证人而已。

天子既然是这个心思，那这次廷议就纯属走过场了。当主战派和主动派各自把观点亮出来后，昭宗忽然说了一句：“李克用有讨平黄巢、复兴帝国之功，今日趁其新败而发兵讨伐，天下人将如何看待朕呢？”

孔纬立即接过话茬：“陛下的思虑是一时之仁，张濬的提议却是万世之利。昨日，我们已经计算过了，调动士兵、运送粮饷、犒劳赏赐等等费用，一两年内都不至于匮乏。现在，就看陛下您的决断了！”

最后，昭宗悠悠地叹了一口气，用一种相当勉强的口吻说：“这件事就交给二位贤卿了，希望不要让朕蒙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