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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档案--高层决策写真(全本)-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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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笔者撰写此书期间,曲格平教授十分欣悦地告诉笔者:朱镕基刚当总理这些天可谓是日理万机,可以说是忙得焦头烂额,可也没有忘了环境保护这回事。

昨天朱镕基总理专门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了生态环境规划,还不让通报。

朱镕基总理说:别的我管不了,我的活动不能报。

没有任何的官样文章,没有电视报道,只是在《人民日报》登了一则消息。

曲格平教授说:这个事情真是值得称赞一番,他刚上来,万事刚开头,首先就抓的是环境保护这件事情,他认为环境的问题关系到全局,关系到长远,不抓是不行的。他对工作的轻重缓急从来都是分得很清楚的,他能够这么做,可见他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有多么大,这真是值得称赞一番!

笔者也认为朱镕基总理这一举措,真是值得人们好好称赞一番,但是作为清华大学的一名毕业生,作为有着教授头衔的朱镕基,却有着几分学者的矜持或曰清高,也许他从来就认为做好事是不必要人称赞的,如果要人称赞那就透着浅薄了。

他不喜欢让人当面称赞,更不喜欢传媒的廉价的颂扬和吹捧,他只想珍惜自己的机会,义无反顾地,尽自己的一点绵薄之力,努力的实实在在的为中国做点事,至于等待着他的是成功还是失败,是褒扬还是低毁,他已全不放在心上了。

近些年来,时下人贪得无厌的攫取自然财富,污染自然环境,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的做法,好像欠上海人一个人情和一个公道那样,我们也欠下了子孙后代一个不还不行的人情,欠下了自然环境一个不能不还的公道。

如同朱镕基当年在上海市当市长一样,还上海人一份人情和一个公道,作为时下人的我们,也必须群策群力,万众一心,团结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与朱镕基总理一起,共同努力,还自然环境一个久违了的公道和一个天地无垢的清白,还后代子孙一份欠久了的人情和一份长者应有的慈爱和厚道。

如果要我来称赞他,便称赞他在环境保护事业上行为的果敢和思想的明锐,称赞他不尚空谈只做实事的风范。

前不久,笔者采访了国家环保总局的解振华局长,他在谈到朱镕基总理时说:前几天温家宝副总理还代表朱镕基总理来国家环保局,传达国务院的一些新要求。朱镕基总理主持国务院第三次常务会议,研究的就是中国的生态环境建设规划,提出中国的生态环境问题是本届政府的重大任务。朱镕基总理还有具体的行动,他一上台就把国家环保局升格了。国务院所属部委减的减,降格的降格,惟有国家环保局升格,这就很能说明问题,说明了朱镕基总理对环保的重视。他把你的规格提高,说明他对环保的决心,把你摆在一个实实在在的位置上,好让你做起事情来更有权威性,更便于执法。

解局长当时还讲了一段国务院的最新指示,另外温家宝还讲到几个目标问题——防治的重点是搞好污染防治,控制污染趋势,改善环境质量,国务院和各地已经确定一批流域、区域和城市的重点治理工程,要切实抓紧实施,确保治理工程按期完成,绝不容许以各种借口拖延治理!这是国务院新的要求,必须要办的。朱镕基对双达标还有一个要求:对于国务院规定的双达标,各地政府要把双达标和三河三湖两区的污染治理,当成环保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坚持目标不变,期限不变,标准不变,任务不变。这是朱镕基总理的要求。

相信已经开头的一些中国环境保护的未竟事业,都将在朱镕基总理执政期间得到继续的完成,相信朱镕基总理所洞见的一些中国环境保护的先天或是后天的至今还无法克服的弱项和缺憾,都将在他手里得以改观和纠正。

朱镕基总理将使中国的环境从持续恶性的发展中摆脱出来,逐步走向根本上的好转和良性循环。

由中国上一辈领导人开头,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为继的中国环境保护事业的金字塔,目前正由朱镕基总理真抓实干、积极营造,更加闪闪发光。

……




……(本章结束)…多多电子书……
八、宋健走进中南海


雪泥鸿爪说宋健

如果当年这位张老师从村里走掉,那么恐怕

宋健便会和自己的父母一样是个文盲,至今还在

那个小乡村里务农,农忙时伺弄庄稼,农闲时闲

话桑麻,中科院里便会少了个控制论的专家,国

务院里便会少了个国务委员。

宋健是山东荣城人,于“九·一八”岁杪出生于黄河之滨一户普普通通的农民家庭。宋健出生的那个村庄,是旧中国时典型的一个穷乡僻壤。

出生伊始的宋健,睁开眼来,看到温存体贴的一个妇人丰腴的怀抱,看到了一个男子喜得贵子的交织着笑容和愁苦的褐红的脸膛,接着还看到的便是一间飘散着农家特有烟火气味的家徒四壁的破屋,墙上挂着农具,灶里的火焰正欢快地烧燎着一口大锅,黑乎乎的锅里煮着一锅杨、槐、榆树皮和棒子面掺和而成的糙饭,几只大肚子小嘴巴的腌菜罐,果定定地坐在屋子的角落里,守望着宋健这个新的来者。

宋健出生时听到的第一句话竟是:鬼子来了!

这是一句村子里的大人们吓唬不听话的吃奶孩儿的一句魔语,谁家的孩子要是赖在母亲的怀里不肯吃奶,胡乱捣蛋,或是夜里张着小嘴干嚎,哄也哄不睡,做母亲的便会摇着那个孩儿大声吓唬说:快别哭了,再哭,鬼子来了!

宋健从小便是听着这样的魔语长大的。

虽然宋健其时尚幼,不知何为鬼子?只因了父母的闻“鬼”色变,便将大人脸上那种无限惊惧,深深的习染复印在自己小小的身心之中,朦朦胧胧的有些知道,那个叫“鬼子”的东西,是个极恶的物事,是万万惹不得的,这物事不光只吃爱哭的小孩儿,而且连不爱哭的大人也一律是要吃进肚里的,比招来虎狼之类的动物更加可怖可畏,如果真的哭来了“鬼子”,那就大祸临头了。

于是,心里就怕怕的,一头扎进母亲的怀里,屏住声气,学乖不哭。

那时的许多孩儿,都是在这样的恐吓中长大的。

鬼子加上贫穷,一个总是怕怕的,一个总是饿饿的,作为一个小孩儿的日子便很是不好过,只是相比大人的日子,还是要好过许多的。有了一口吃食,大人们总是舍不得吃,先要紧着孩儿吃饱,然后才轮到自己。遇上真的一回鬼子来了,大人们首先要保护的还是孩子,所以大人们的日子,比小人们的日子更加难过。

小时候的宋健,想来天资很是聪明,至于顽劣与否,宋健却没有提过。

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生在贫穷和战乱之中的宋健,照旧会有一个无忧无虑嬉戏玩耍的童年。再苦难的童年也是金色的,因为童年最善于的是忘却,只要有父母的爱与呵护,只要和小伙伴们在一起,顿时便会忘却怕怕的和饿饿的感觉,变得非常非常的快乐和富有,这时那怕啃一口树皮,喝一口凉水,也会觉得十分香甜。

何况,那时处于穷乡僻壤的一个村庄,还没有被现代化的工业污染,烧杀抢掠的三光政策再恶毒,大约也烧不尽乡村中的自然风光吧?想来乡村还是一片原生原色原汁原味的山野风光,侵略者燃起的战争的恶焰,大约也顾不及这么一个穷乡僻壤,只是偶尔地伸着贪馋的火舌,凑上去舔个一口两口,舔过了便会走开。

春天毕竟是要来的,夏天也必然不会迟到,走出破屋去,眼里仍然可以看见山是青的,水是绿的,田野风光是秀丽的,自然还是生机勃勃的,也是慷慨大方的。

所以,宋健虽然生于战乱,心里怕怕的,肚里空空的,可是因为童年里有父母的呵护,有自然的抚爱,心灵却是健康的,没有因为战争和贫穷而扭曲。

那个小村庄的人们世代务农,天天每每地面朝黄土背朝天与田地拧眉,跟村里的养的鸡也似的,要靠自己天天在地里刨食,因为主人无米可喂它们。相比果腹的食物便要比精神的食物要重要得多,文化在贫穷的眼里,便成为一种奢侈品。

用宋健自己的话来形容:全村世代无鸿儒,户户近白丁。

更值得庆幸的是,村子里有一个老师,名叫张绍江,在这个穷村里办了一所贫穷的小学,贫穷的是教室,却不是知识。兵荒马乱也不肯离开,坚持不懈地教几十个幼童上完了四年级。试想,如果这位张老师当年走掉,那么恐怕宋健便会和父母一样是个文盲,至今还在那个小乡村里务农,农忙时伺弄庄稼,农闲时闲话桑麻,中科院里便会少了个控制论的专家,国务院里便会少了个国务委员。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寇占领了华北,山东,胶东各县城镇相继沦陷。日军烧杀抢掠,民不聊生。张绍江老师不得不含泪离开了孩子们,以便回家去照料一家老小。村里的孩子们都无书可读,宋健求知欲正强,像一只饿绿眼的老鼠,每天都四处找书看,没事就翻那几本旧课本看,课文都可以倒背如流。兵荒马乱之际,谁还会想到让孩子们读书呢?宋健整天心里闷闷不乐。

宋健很动情也很感慨地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

然而,天不忍塞孩子们一隙之明,李琪、林一山等共

产党人领导了天福山起义,成立了山东抗日第三军,建

立了敌后根据地。浴血抗战之际,他们也未忘让孩子们

受教育,责令各地建立完全小学,即小学五六年级和几

个战时中学。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们又得到机会念

完小学五六年级。

我于1944年考入文登荣城威海联合中学。日军扫

荡,天天逃难,中学无住所、无教室,全然是一支孩子游

击队。学枪、学炮,还似懂非懂地学了抗日游击战之类

的高深课程。1945年德国战败,抗战到了最后阶段,八

路军需要知识分子,故解散联中,鼓励从军。我,这个初

中一年级尚未念完的小知识分子被分配到八路军东海

军分区当护士。日本投降前夕,又逢精兵简政,一批十

三四岁的小八路被精减了,派往刚从日军手里收复的威

海市,进威海第一中学续读。

1946年春,风云又变。国共战争有即发之势,同学

们又纷纷从军。时年五月,我14岁,成为八路军的一名

勤务兵。有幸遇到一位可敬的首长、威海市市长兼卫戍

区司令员于洲(1904-1979)。他是山东著名的教育家,

30年代毕业于北平师范。回山东后办师范学校并任校

长。抗战爆发,他成了胶东抗战领导人之一。我酷爱读

书,值勤之余读遍了威海市图书馆所藏。出于职业爱

心,他赞赏我的勤奋,关注我的学习,批改日记,纠正用

词。教导我成为一名为人民利益献身的战士。1948他

奉调南下前,未忘嘱咐下属照料和安排我的学习和工

作。

没有张绍江老师的启蒙教育,宋健就是一介白丁,而没有于洲先生的悉心教导,则不会有今日之煌煌大科学家和权高位重的国务委员宋健了。

宋健饮水思源,五衷铭感,深情认定——在自己这一生中,有两位最重要的启蒙老师,一个是张绍江老师,一个便是于洲先生了。

飞去飞来的博士头衔

中苏交恶,宋健放弃唾手可得的博士回国,三

十年后中苏关系交好,宋健以国务委员兼国家科

委主任的身份应邀访苏,接受了由苏最高学术委

员会签发的博士学位证书。他们申明,这是补历

史的阙失。报章发消息后,宋健的一位美国教授

朋友来信表示祝贺,说这叫:飞去来器。

1948年秋天,宋健辗转至华东工矿部工业干部学校学习。

这是一所为接管大城市培训干部新成立的学校,今名山东建材学院,设在刚解放的博山市。学校从数、理、化开始学起。第一堂课便激起宋健无尽的兴趣,读似饥餐渴饮,听嫌课节太短,课后仍然不能自己,如醉如痴,耳边余音袅袅,逗留不去。学未尽兴,时值解放战争胜利,共和国成立,要加速结业。结业后同学们纷纷奔赴济南、上海等大城市。宋健却在学校的教育长刘辛人。班主任刘孟栋的筹谋策划下,保送去由苏联教授授课的哈尔滨工业大学深造。

刘辛人与刘孟栋都是新四军出身的干部,在宋健的一生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当年没有他们二人的大力推荐和保送,宋健就可能会到一座大城市当一个小干部或是小职员,不可能去哈尔滨工业大学深造,是二刘在关键时刻,奋力推送宋健的命运之舟,驰入了浩瀚的科技海洋。

1951年春,宋健只身从山东来到哈尔滨正式考上了哈工大,当时宋健的俄语考试几乎交了一张白卷,校领导认为宋健的学历不够,让宋健上预科。

宋健当时便急了,抗争说:组织上要我念的是大学,可不是预科!

学校领导沉吟有顷,大约是被宋健强调的“组织”二字打动了,勉强改变了让宋健读预科的决定,但是仍然不放心这个学历偏低的学生,只答应让宋健在本科试读一段,这就等于留了个活口。言外之意是,如果宋健跟不上本科所学,仍然可以打发宋健去读预科。相信这样的遭遇对青年时的宋健,该是一个莫大的刺激也是一个莫大的鞭策,宋健深知自己力争来的本科学习机会是何等重要,故而暗自决定不惜任何代价,昼夜奋战,学习俄语,补习课程。

那是一段艰苦卓绝的日子,憋着一口气的宋健,深知自己的底子薄,横下一条心学习,别人睡觉宋健还在看书,别人起床宋健还未睡觉。上课时宋健认真听讲,下课后别的同学去搞活动,宋健却还在室内学习。不论是走着还是坐着或是吃饭甚至是上厕所,宋健都在学习,不是背俄语单词,就是背几何公式。

功夫不负苦心人,以宋健原本聪颖的天资再加上持之以恒的勤奋,一个俄语交白卷、差点要被发配去读预科的学生,在短短一年的时间,不但发奋追上了所有自己不会或是欠缺的各门课程,以优异的成绩读完了大学一年级,而且在同年还一举通过了到苏联留学的考试,这不能不说是宋健的成功,也不能不让人为之感动。

1953年,由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亲自送行,宋健等一批留苏学生踏上开往苏联去的列车。汽笛长鸣一声,列车若洪荒时的巨型爬虫,连呼哧带喘地蠕动着,载走了年轻的宋健,满载着中国对科学技术的无限期望,向红色的莫斯科驰去。

宋健在苏联求学的学校,是莫斯科包曼高等工学院,读炮兵系二年级。

这所学院曾造就过苏俄数代科技英才,苏航空巨擘图波列夫、航天之父木柯罗略夫、数学家车彼谢夫、力学家茹科夫斯基,包括任过苏共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以及斯大林的夫人阿鲁里耶娃,都是该校的毕业生。

宋健虽然遵命学炮兵,但兴趣却仍在数学、力学等基础科学。

在莫斯科包曼高院,为了不负自己的夙愿,从四年级起,宋健便将有限的精力和有限的时间分为两个等份,昼夜分读于两所大学,白天在包曼高院学炮兵原理,晚上在莫斯科大学夜校听课。倾听过科学大师潘特里雅金、邓钦等著名教授的控制论、现代几何、代数等课程。

宋健听得如醉如痴,越听兴趣越浓,引起了他对数学的强烈的热爱,美丽的整体结构,严密的逻辑推理,广泛的定理涵盖,真是无限湖光,无穷山色。

1960年,宋健同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数学力学系夜校和包曼高等工学院炮兵系研究生院,同时拿到两个毕业证书,颇类似当今的所谓双学士。

早在1957年的秋天,宋健就慕名到苏联著名科学家费德包姆教授处做自己的毕业论文,半年后宋健完成了当时世界上第一个三维空间最优控制系统设计和试验。

论文发表后,受到了各国科学家的好评和鼓励,这增强了宋健的信心。

进入研究院后,宋健继续留在费德包姆教授的试验室做最优控制的研究,一年后基本完成了“最速控制场论”的研究。

谁料天有不测风云,正当宋健完成副博士学位并准备攻读博士时,中苏关系突然交恶,两国关系不断恶化,赫鲁晓夫背信弃义,对留苏学生采取限制措施,百般刁难,撤走苏联专家,使中国上百个研究项目陷于困境之中。

宋健谢绝了数位院士和老师同学要他再留数月完成博士学位的建议,整理行装,毅然返国,投身于中国的导弹、航天事业的发展研究之中。

宋健当年这样做时自然是义无反顾,但是回国后每每与人念及,或是夜深人静意识流动之际,想到自己的那个博士学位,只要稍微延以时日便唾手可得,勇毅果敢如宋健者,毕竟也还是觉得心头有些淡淡的惆怅和无可奈何的遗憾。

让人觉得好笑的是三十年河东之时,中苏交恶,好学生宋健丢了博士学位。三十年河西之际,中苏忽然又交好,宋健煌煌然今非昔比,以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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