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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细节看清朝-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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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给人以力量，这话没错；可是愚昧也可以给人以力量，有时候是更大的力量。1841年10月10日，大清主战派里的最坚定者，镇守着他认为最坚固的阵地和城池，与英军交战。清晨战斗开始，英军先用舰载炮火猛烈轰击清军在岸边和山上的炮台阵地，同时陆军从别处登陆，迂回至清军阵地背后发动攻击。清军原打算和从海口进入，深入内河的英舰进行炮战，没想到英舰竟然根本不靠近，利用大炮射程远的优势，在海面上远远进行攻击，其炮弹甚至可以飞越招宝山前沿轰击清军纵深阵地，至此坐镇县城的裕谦才真正见识了英军火炮的威力。不久英军登陆部队也迂回而至，向清军阵地猛攻，清军本来就被炮火轰得肝胆俱裂，又见这些“鬼子”竟然翻山越岭如履平地，根本不是膝盖不会打弯，顿时无心恋战，纷纷溃逃。据裕谦家丁余升后来的叙述，此时在镇海县城东城墙上观战的裕谦似乎已经神情恍惚，茫然不知所措地从城墙上退了下来，向城中退去。路上可能是忽然意识到自己无论在当下的战局中还是以后的朝廷里都已经走投无路，于是北向望阙叩头，投水自杀。经其家丁亲兵救起后抢救出城，路上还一息尚存，却在赴省城途中气绝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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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战：仿佛见到外星人（3）
这是一个令人无法接受但又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当时的主战大臣代表、后世的民族英雄…裕谦，是被英军强悍的战斗力吓得自杀身亡了。裕谦的自杀从他本人所崇尚的儒家学说…宋明理学的角度来说，充分体现了一个封建臣子所能具有的最高气节，值得钦佩和赞扬；但是从当时的战局来看，清军虽败，战役尚未结束，此时当地清军的最高长官忽然弃军队于不顾而自杀，使得清军群龙无首，实在是不负责任；而其家丁将其抢护出城，虽然裕谦本人于昏迷中并不知情，但实际效果完全就等于临阵脱逃。英军随后根本也就没再遇到什么抵抗，顺利占领了镇海县。
英国人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自问：活着还是死去？
人类为什么会自杀？从哲学上来说，这是个深邃难解的问题。但是裕谦应该不会懂得这种西方哲学，他的自杀，当然是源自绝望。按理说，头号主战派已经对战争绝望到了自杀的地步，大清朝君臣应该明白这场战争的结局会如何了。但是事实上并非如此，裕谦的死到了道光帝那里，已经被扭曲。家丁余升逃回后，报告浙江巡抚刘韵珂，说战役进行之时浙江提督余步云曾两次登城见裕谦，称“可怜一家三十余口”等等，被裕谦驳斥；余升又说战役之败，是由于余步云驻守的招宝山阵地抵抗不力，余步云临阵脱逃，致使全线崩溃。而随裕谦守城的副将丰伸泰对此事的供词则是，其战时见余步云上城见裕谦，二人密语，当时炮声震天，没有听清，但是后来裕谦高声喝道：“汝如退守宁波，极救百姓，即自行具奏。倘镇海被占，我即殉节。”刘韵珂一看这可是条猛料，不能不爆，于是立即上奏。这样一来，给人的印象就成了战争不是因为清军无力战胜英军而失败，而是因为有将领临阵脱逃而失败。反倒佐证了裕谦的“人心”说。余步云因此成为替死鬼，后来被判斩立决，成为鸦片战争中唯一一个因战事不利而被斩首的清军将领。而他之所以如此倒霉，却是因为他和裕谦在官场上早就互有嫌隙，并且在对待英军的问题上政见不同，这次裕谦一死报国，余步云顿时在官场倾轧当中败下阵来，成了替罪羊。裕谦则成就了流芳百世的英名。整个战争过程，充满了类似的悲剧和闹剧：有的大臣一败再败于英军，又不敢将实情上奏道光帝，就在奏折中转败为胜，然后再私下与英军议和；有的则愚昧无知，自认为天朝不会败给蛮夷，而在阵前牺牲。而总的说来，当时的清军见到英军，就如同科幻电影里人类遇到了比自己厉害不知道多少倍的外星人一样，双方没法交流，也没法在同一等级上形成对抗。这就是那场一百六十多年前的战争。
民族英雄与卖国贼（1）
中国历史历来注重人物评价，对每个历史人物都要加以盖棺定论，仿佛是京剧的脸谱，忠奸善恶，一目了然。这是从孔子删春秋就开始的传统。
但是这种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定论究竟是否可信，会不会对历史的本来面目进行了歪曲，恐怕值得怀疑。现代史学已经证明，历史的绝对再现是不可能的，那么对一个人的简单评价又怎么能做到彻底公正呢？
历史是复杂的，人也是。
前文我们已经描述过林则徐和裕谦，虽然他们的某些行为仍然值得赞扬，但他们与历史教科书里自己大义凛然、浩然正气的形象并不完全相符。说过了民族英雄，再让我们看看卖国贼。鸦片战争中早有历史定论的一个大卖国贼就是琦善。他的罪名是：反对严禁鸦片、接受英人贿赂而在战争中妥协投降、向英国人私自割让香港岛。但是这些罪名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实际上未必站得住脚。
首先是反对严禁鸦片。
鸦片流毒天下的形势在当时的大清朝内部已经是一种共识，是大清朝需要解决的一个棘手问题。在大清君臣上下看来，鸦片的最大问题在于导致白银外流，有损国家财政，而不是毒害人民身心。也就是说，鸦片问题只是走私问题，而不是贩毒问题。因此确实有人曾提出要开放进口，使其成为合法商品而抽税，然后用内地种植的方法逐渐取代进口。但是这种观点并没有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更没有得到道光帝的支持，所以仅仅是少数人的一种观点，并没有在官员当中形成所谓的“弛禁派”。有人称由于有很多官员接受鸦片贩子的贿赂，而在官场上形成弛禁派的说法不能成立。因为对于接受贿赂的官员来说，只有继续保持对鸦片的禁令，他们才有可能继续接受贿赂，如果放开禁令成为合法商品，商人们又何必行贿？所以大清朝根本就没人反对严禁鸦片。具体到琦善本人，正是他在天津查获的大批鸦片成为道光帝下定决心禁烟的导火索，所以恐怕更是很难将反对禁烟的罪名安在他头上。其次是接受英人贿赂从而在战争和谈判中妥协投降。当时的大清朝整个社会都是处于“天朝”美梦当中，对于四海蛮夷，时人普遍是持一种不屑一顾的态度的。琦善虽然在天津曾经见识过英人先进军舰和火炮的威力，但是从他和英人打交道的书信往来可以看出，他仍然是以天朝重臣自居，对待义律等人态度十分傲慢，义律甚至因为在和琦善的交往中显得过于卑下而被英方免职。在此种心态下的琦善，是否会贪图蛮夷的贿赂而出卖大清的利益，实在很成疑问。
而且琦善在鸦片战后获罪，被抄了家，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抄家的结果证明这句话不是没有道理，琦善可不是一般的有钱。这样有钱的一个人，你要贿赂他，恐怕就得花大价钱，而如果金额很大的话，英方应该会有账目记录，但是从英国人的材料当中从来没有找到一条说在鸦片战争中曾有花钱贿赂大清朝的哪个官员的事，所以接受贿赂的罪名对琦善来说恐怕也缺乏证据。
至于妥协投降，琦善作为钦差大臣，其一切行动都是向道光帝做了详细汇报并按照道光帝的指示去做的，虽然其中免不了有谎报隐瞒夸大其词等等，但是总的来说琦善只是道光帝的工具，并没有自主意识和权利，这也与中国封建专制政治制度的特点相符合。所以如果说琦善卖国，无异于说天朝皇帝自己把国家卖给了蛮夷，似乎有点过于匪夷所思。还有就是私自割让香港岛。这一点其实完全是因为琦善不懂近代外交，而被义律欺骗所导致。1841年1月，琦善作为钦差在广州负责督战。英军攻占虎门的大角、沙角后，随之提出要霸占此两处。琦善军事上既然失败，只好讨价还价说若英军归还定海、沙角等处，他可以奏请道光帝允许英军在珠江口外“寄寓一所”。义律随即提出要求割让尖沙咀、香港岛，琦善则说只能选择一地，由英方选择然后他上奏请旨。义律却故意曲解琦善的意思，回信称已经接收香港岛，并又另提释放英囚一事。而琦善的回信不够谨慎，有“现在诸事既已说定”之语，实际上指的是释放英囚一事，随后还就香港岛问题上奏道光帝请旨。可是义律却迹近无赖，抓住上述那句话宣称已经和琦善达成协议，强占了香港岛。实际看来，琦善并没有和英人有任何协议，关于香港岛也曾上书请旨，并没私自作主。实际上之所以后来琦善在史书记载里成为卖国贼，是因为他在清朝朝廷当中是主和派，反对用武力和英人进行对抗。在中国历史中，主和派永远是奸臣的代名词。秦桧就是一个例子。而把主和派描述成奸臣，只是处于一个目的：为尊者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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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英雄与卖国贼（2）
秦桧成了宋高宗的替罪羊，而琦善正是成了道光帝的替罪羊。在皇权至上的中国封建社会里，无论皇帝多么昏庸无能，最终失败的罪责总是要臣子来承担的。所以说妥协的政策是道光帝定的，但是所带来的后果却必须由琦善承担，因为至圣至明的皇帝是不会错的。其实主战派也是如此。道光帝主战之时，主战派将领在战场上失利，肯定也不会是道光帝主战的政策有误，而是将领们或者贪生怕死，或者指挥无方造成的。如果战死疆场，那么名声可以保存，活下来的却只能承担罪责了。裕谦和余步云的结局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可以想象，若不是道光帝为英人所迫罢免了林则徐，林则徐在广东战场上也必然一败涂地，到时候林则徐如果不能以身殉国，必定也要承担战败的责任。然而主战派既然主战，卖国的罪名还总是扣不到头上的，于是琦善之类的主和派，就只好承担卖国贼的罪名，从而为整个鸦片战争的失败埋单了。这就是“奸臣误国”历史观的来源。这种历史观是十分危险的。鸦片战争给我们的最大启示在于，中国在近代历史上的的确确是落后了，必须放弃自己原来的社会制度，努力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才能奋起直追，迎头赶上。然而上述“奸臣误国”的历史观所能得出的初步结论则是，战争中只是皇帝用错了人，如果能坚持使用林则徐这样的忠臣，结局不会是这样的下场。最终结论将会是，我们需要更多的林则徐式的忠臣，为了培养这样的忠臣，必须维护和强化旧的伦理纲常和社会制度。无疑，这样的结论是会阻碍中国社会的进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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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朝梦醒了还是没醒（1）
中国历史存续的时间太长了，此时的中国已经不是有什么病症的问题，而是不可挽回地衰老下去。中国领先于世界的时间也太长了，不仅没有面对比自己先进的文明的经验，甚至连这样的想法都没有。
长期的妄自尊大导致了一种惊人的麻木，就是鲜血的刺激，天朝都仍然不为所动。
今日的人们回首历史，能够看清当时双方各自手中的底牌，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说，鸦片战争中大清朝必败。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也是和中国一样，落后于世界潮流。1853年美国舰队四艘军舰驶进东京湾的时候，给予日本人的震惊，不亚于英舰驶进大沽口给予中国人的震惊。美国的四艘蒸汽军舰均涂黑漆，日本史称“黑船事件”。然而日本在考虑一年之后，决定放弃抵抗，开放口岸，从此西方文明潮水般涌入日本。当时日本人以蒸汽机的日文谐音“上喜选”所作的狂歌唱道：名茶上喜选，只消喝四碗；惊破太平梦，彻夜不能眠。在日本，丧权辱国的条约变成了刺激民族神经的浓茶，使得大和民族从此忍辱负重，发奋图强，最终通过明治维新重振国威，一扫颓势，一跃而成为世界强国。在必败的战争面前，合理的选择似乎应该是尽量避免交战并签订一个能尽量减少损失的条约，然后谋求强国之路。可是这样说来，鸦片战争中清军将士的鲜血难道都白流了吗？大和民族是一个善于向别的民族学习的民族，非常擅长从别的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之中拿来有用的部分为我所用，历史上他们就以学习中华文明而著称。
黑船事件之后，日本人认识到自己国家已经落后于世界，于是根本不做抵抗，而是完全倒向西方，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这是可以理解的。从那之后，日本“脱亚入欧”的国策至今未变，也确实做到了。而中国和日本的情况不同，中华文明长期以来领先于世界，养成了“天朝上国，万邦来朝”的观念，根本没有主动、全面地学习其他文明成果的经验，所以要想避免战争而直接顺应历史潮流，根本是不可能的。
因此只要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能就此奋发，战争中死去将士的鲜血就不能说是白流了。然而实际情况是怎么样的？鲁迅先生说鞭子不抽到中国的脊梁上，中国不会做出改变；又说在中国搬动一张书桌都要流血。其实鞭子抽了，血也流了，中国也未必改变。鸦片战争之后，道光帝得知英军退兵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是下令沿海各省撤军，节省军费。在对战争的总结上，道光帝将牛鉴、奕山、琦善等统统送进了刑部，各自做了处罚。似乎战争的失利，完全是因为这帮狗奴才办事不力，以后大清朝要好好选用忠臣良将，才是正理。而耆英就是他在战争中发现的人才之一。
后来道光帝还曾经下令沿海各省加强海防建设，但是各省丝毫没有总结战争中失利的教训，不仅没有人提出建立海军，就连修筑的工事依然还是以炮台为主，按照从前防御海盗的模式照搬照抄，没有任何改进。奕山曾经在1842年10月奏报广东仿制英式火轮船一艘，道光帝倒是非常高兴，下令闽、浙、苏三省官员参考，但是三省官员敷衍塞责，不了了之，道光帝也不加追究。
1842年11月有人提议从澳门聘请外国工匠教中国工匠仿制火轮船，道光帝连忙下旨禁止，他实在是不想再让大清朝和洋人有什么瓜葛了，把外国工匠请来，还不知道要出什么乱子呢。一场这样的战争打下来，最高统治者连对器物的改进都没有意识，别的就更谈不上了。再说林则徐。林则徐在战争中被罢官免职，流放到新疆伊犁。按理说他是通过这次战争对西方了解最多的一个人，别人没有触动，至少他应该有。我们的官方正史中也称之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然而到伊犁之后，林则徐时刻关注京城的人事变动，念念不忘的就是自己何时能重新被道光帝起用，在与朋友往来的信件中，虽然对战争问题也有讨论，但是他更多的注意力是放在为自己开脱责任和对受到重罚的同僚们兔死狐悲式的感慨上，并没有更多的对整个战争做总结。他也曾提出英国军队“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感慨大清的军队不如英军，但是这并没有促使他下定决心去尝试做一些改变，后来他被道光帝重新起用，所做的仍然是一个封建官僚的传统事务，完全没有任何新气象。
天朝梦醒了还是没醒（2）
关于这一点，其实也不能苛责林则徐，超越当时的历史现实，要求他具备现代意识也是不现实的。至于战争中大清方面的其他重要人物，如琦善、伊里布、牛鉴、耆英、刘韵珂等等，不管战后是受到奖赏还是处分，日后又担任什么官职，负责什么工作，都没有人对鸦片战争做出深刻的总结，而是普遍采取了一种鸵鸟将头埋进沙子里的态度，即使有时候谈论起“夷务”，也仍然是从传统的天朝观点出发来看待鸦片战争后的社会新变化，没有要对社会进行改进的迹象。所以说，鸦片战争之后，天朝之梦仍未惊醒，这也导致了后来一系列令中华民族更加屈辱的历史事件的发生。为什么同样是落后于世界的国家，中国和日本的应对方式和最终结果如此不同？暂且不说和西方相比，就是和日本相比，我们到底差在哪里？关键是中国历史存续的时间太长了，此时的中国已经不是有什么病症的问题，而是不可挽回地衰老下去。中国领先于世界的时间也太长了，不仅没有面对比自己先进的文明的经验，甚至连这样的想法都没有。长期的妄自尊大导致了一种惊人的麻木，就是鲜血的刺激，“天朝”都仍然不为所动。回顾鸦片战争的历史，我们心中的情感已经不能用扼腕叹息来形容，更多的是一种无言以对。历史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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