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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史-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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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名为《金匮要略》。《伤寒论》十卷、二十二篇,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论述了伤寒等外感热性病的病理、诊断、治疗及用药。《金匮要略》六卷二十五篇,包括内科、外科、妇产科、皮肤科等四十多种杂病的治疗方法一百三十九条,二百六十二方,以脏腑经络学说作为基本论点,重视内脏间的整体联系性,强调保持人体的正气,同时也不忽视去邪。

  我国古代所说的伤寒,和现在专指伤寒杆菌所导致的伤寒病不同,《内经·素问·热论篇》说:“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又说:“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热病。”可见古人所说的伤寒是指一些因外感而带高烧症状病的通称,除今日所说的伤寒病外,还包括其他多种传染病。这类病病情复杂,转变急剧,诊断和治疗都比较难。张仲景除“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外,还用四诊,即望诊、闻诊、问诊和切脉,从多方面了解病情,然后加以分析综合,归纳为六经,即三阳(太阳、少阳、阴阳)和三阴(太阴、少阴、厥阴)六种症候类型。凡抗病力强、病势亢奋的,是三阳病;抗病力弱,病势虚衰的,是三阴病。治疗三阳病,以驱邪为主,以期迅速消除病灶。治疗三阴病,以扶正为主,以增加病人的抗病能力,调动人体积极因素。在具体医疗时,还以阴、阳、表、里、寒、热、虚、实为辨症的提纲,先分析病情是阳症或阴症。由阴阳辨明表里,再辨明虚实,再辨明寒热,这就是祖国诊断学上著名的“八纲”。一般而言,有兴奋、充血、发热等症候和脉象洪大有力浮滑的是阳症;病势沉伏而难发现、恶寒、厥冷、脉象沉迟、细弱无力的是阴症;病症发生在体表的是表症;在内部的是里症;凡病毒滞留体内,而精气已现虚弱的是虚症。邪气充实,但精力仍足以抵抗的是实症;病态表现有寒性倾向的是寒症,有热性倾向的是热症。

  症状辨明后,再进行治疗。张仲景根据前人和自己治病经验,把对各种症状的治疗方法概括为汗、吐、下、和、温、清、补、消八种。即邪在肌表用汗法(发汗)。邪壅于上用吐法(催吐)。邪实于里用下法(泻下)。邪在表里之间用和法(解毒)。寒症用温法,热症用清法,虚症用补法,积滞和肿块一类病症用消法。这些治疗法则概括力强,实用价值高,可以根据不同的病情,单独或配合使用。张仲景的学术思想和有关病症的论述有继往开来的作用,至今仍为学习祖国医学者所必读。

五、著名外科医生华佗

  华佗,一名旉,字元化,沛国谯县人,早年游学徐州,兼通数经。沛相陈珪举佗孝廉,太尉黄琬辟,均不就。唯以从医为事,足迹遍及今河南、山东及安徽、江苏之江北地区。治愈患者甚众。他精于方药,每疗疾,开汤药不过数种,抓药不用称量,随手取来,自然适度。为人针灸,不过扎一两处,每处七八针,针拔即见效。除内科及针灸外,还精通妇产及儿科,尤擅长外科。为了解除病人手术时的疼痛,他总结前人行医经验,加上自己对醉酒现象的观察借鉴,完成了麻醉术的发明,《后汉书》卷82下《方术传》言华佗在动手术前,先令病人以酒服麻沸散,使之沉醉无所觉,这是祖国医学上的一大突破。据说阿拉伯医生知道用麻醉剂,即系从中国学到的,说明用酒和麻沸散作临床手术前的麻醉剂,是具有世界意义的。《三国志》卷29《方技传》言:

  若病结积在内,针药所不能及,当须刳割者,便饮其麻沸散,须臾便如醉死无所知,因破取。病若在肠中,便断肠湔洗,缝腹膏摩,四五日差,不痛,人亦不自寤,一月之间,即平复矣。

  说明华佗当时已能作切除肿瘤及割除肠胃病灶等手术。其作法与现代外科手术大致相仿,足见其技术之高超。

  华佗非常重视日常防病和保健工作,他对徒弟吴普说:

  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尔。动摇则谷物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犹户枢不朽是也。是以古之仙者为导引之事,熊颈鸱顾,引挽腰体,动诸关节,以求难老。吾有一术,名五禽之戏,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猨,五曰鸟,亦以除疾,并利蹄足,以当导引。体中不快,起作一禽之戏,沾濡汗出,因上著粉,身体轻便,腹中欲食。

  华佗以上作法,正似今人作体操,打太极拳,生于一千七百年前的华佗能够重视体育锻炼,不能不说是难能可贵了。

  曹操素有“头风”病,每一发作,心乱目眩。他闻华佗医术高超,召到诊治,为之针灸,随手而差。因此,操使佗常在左右,佗辞以妻病、归乡不返。操怒而杀之。佗死后,操头风症未除,操因曰:“佗能愈此,小人养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杀此子,亦终当不为我断此根原耳”。曹操这话是说错了,操的头风病,即现代医学亦难为之根除。华佗曾言操病,“此近难济,恒事攻治,可延岁月”,倒是符合事实之语。但操枭雄,用政治手腕对待医人,是猜忌过甚了。及后曹操爱子仓舒病困,操叹曰:“吾悔杀华佗,令此儿强死也”。设使当时华佗尚在,也未必能使仓舒起死回生,但若非膏肓之疾,也非没有治好的可能。在古代,因有奇才异能而招致杀身之祸者,实所在不鲜,华佗之死,也是其中悲剧之一。

后 记

  我生长在河北省定州市西南合村,儿时祖父授以古文旧史,我个人也喜读爱国英雄故事,尤嗜读《三国演义》,为了知晓三国人物的真实情节,也不时翻阅陈寿《三国志》中一些著名人物的传记。我青年时顶佩服诸葛亮,至今犹老而弥笃。我在学校主要讲秦汉魏晋南北朝史和历史文选课。由于三国历时很短,我开选修课时不曾开《三国史》,而是开《秦汉史》,但也讲至三国鼎立局面形成以后。我在西北大学学习时(1941至1945年),主要读先秦古籍,毕业后主要攻读秦汉史。但,我对秦汉史的熟悉,远远赶不上三国史。三国为时短,材料少,易掌握。《三国志》为年青时所常读,故记忆比较牢靠。曹孟德言:“人少好学则思专,长则善忘”,我对此深有同感。我于1983年从兰州大学回到河北,先曾打算在旧秦汉史讲义的基础上写成秦汉断代史,但因规模较大,眼高手低,力不胜任,乃转而写《三国史》。我非常感谢人民出版社张作耀、张维训、乔还田、张秀平诸先生给我的帮助和教益,特别是维训先生自始至终给拙稿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甚至亲自动手改正错误和不妥之处;而秀平先生首先提出建设性意见,尤令我永誌不忘。安徽大学历史系王鑫义主任给我提过许多意见和要求,还寄赠他未曾发表的论著稿,使我获益非浅。我幼时老师、乡前辈数学家赵慈庚老,对拙稿有关数学等部分,给以精心指导,感戴实深。

  我年临古稀,余日无多,人之将死,其思也善,每念平生受教惠最多的是杨拱辰师;我作研究生时导师翦伯赞老亦多加关助。其他师友,一事之助,一言之教,亦何尝不盘桓脑际,愧无以为报!一生百无所长,唯读书思古最是心愿,颇悔素日为学律己不严,致老而无成,此区区拙稿,尚望海内同好,悯而教之,实为至幸。

马植杰(原名植仁)  1992。7。6于河北省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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