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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史-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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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既曾用赤伏符麻痺人民,张角亦以“黄天当立”号召农民起义,学术不能脱离社会政治,故经学亦为迷信气氛所弥漫。郑玄治经尚掺引纬书,其他迷信色彩更加浓厚的今文学者更不用说了。逮正始年间,王弼注《易》,排斥术数而谈哲理,何晏等人作《论语集解》,亦与已往经说大异其趣。魏晋人说经,崇尚玄言,文辞简约隽永,训诂之精,虽逊于前,而迷信色彩则为之一扫。重要经书遗留至后世者,如《周礼》、《仪礼》、《礼记》为郑玄注;《公羊传》为何休注;《穀梁传》为东晋范宁注;《周易》为魏王弼注,《尚书》为东晋梅赜伪造。《左传》为杜预集解,《诗》为西汉毛亨传、郑玄注。由此可知三国时期的经学不仅在经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也有别开生面之处。

二、蜀、吴的经学

  蜀汉先主刘备,曾被其部下彭羕讥为“老革”(即老兵)。但刘备对于经学并非一无所知。他早年就学于名儒卢植,领徐州牧时,闻治道于郑玄,定蜀以后,设儒林、典学校尉及劝学从事等官,以鸠合典籍,典掌旧文。诸葛亮领益州牧以后,选用官吏,皆妙简旧德。说明蜀汉在戎马倥偬之际,仍重视儒学。益州士人自先汉以来,官爵声誉虽不及中州,至于著作和为世师式,并不下于余州。益州在东汉末年的儒学大师有董扶、任安、杨厚、周舒等。陈寿《三国志》卷42有《杜微、周群、杜琼、许慈、孟光、来敏、尹默、李譔、谯周、郤正传》,以上十人皆儒学之士,共中李譔和尹默皆梓潼郡涪县人,二人曾赴荆州从司马徽、宋忠受古学,皆通经史。李譔著古文《易》、《尚书》、《毛诗》、《三礼》、《左氏传》、《太玄指归》诸书,皆依贾逵、马融之说,而与郑玄立异。他同王肃素无往来,而注经多不约而同。尹默专精《左氏春秋》。“自刘歆条例,郑众、贾逵父子、陈元方、服虔注说,咸略诵述,不复按本”。来敏“涉猎书籍,善《左氏春秋》,尤精于《仓》、《雅》训诂,好是正文字”。谯周“耽古笃学”,“研精六经”,“凡所著述,撰定《法训》、《五经论》、《古史考》之属百余篇”。

  吴主孙权尝自言自己少时读《诗》、《书》、《礼记》、《左传》、《国语》等书,唯不读《易》。到他统事以后,“省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他手下的武将吕蒙、蒋钦原来文化程度很低,经过孙权劝导,均“勤奋就学,笃志不倦,其所览见,旧儒不胜”。

  在三国以前,吴人对于经学的造诣,不仅逊于中原,且不胜楚、蜀。及孙氏政权建立,江东治经史者始多。对经学钻研之最著者,当推虞翻之治《易》。自虞翻高祖至翻五世,世传《易》学。翻虽处乱世,长于军旅,但研注不替。翻尝将其所著《易注》,寄少府孔融,融答书曰:“闻延陵之理《乐》,睹吾子之治《易》,乃知东南之美者,非徒会稽之竹箭也。又观象云物,察应寒温,原其祸福,与神合契,可谓探赜穷通者也”。翻对汉末注《易》者荀爽、马融、郑玄、宋忠等虽有赞赏,亦有微词。他指出郑玄所注五经,违义尤甚者百六十七事。又认为宋忠解释扬雄之《太玄》,“颇有缪错,更为立法,并著《明杨》、《释宋》,以理其滞”。虞翻不仅在学术上能发表自己见解,在政治上亦正直敢谏;又性不协俗。因此,既为孙权所不容,又常被人谤毁,终于被流徒交州。翻在南十余年,“虽处罪放,而讲学不倦,门徒常数百人,又为《老子》、《论语》、《国语》训注,皆传于世。”

  孙吴大臣张昭著有《春秋左氏传解》及《论语注》。卫尉严畯著《孝经传》、《潮水论》。议郎唐固著《国语》、《公羊》、《穀梁传》注。中书令阚泽以经传文多,难得尽用,乃斟酌诸家,刊约《礼》文及诸注说,以授二宫。又著《乾象历注》,以正时日。每朝廷大议,经典所疑,辄谘访之。太子太傅程秉,逮事郑玄,后避乱交州,与刘熙考论大义,遂博通五经,著《周易摘》、《尚书驳》、《论语弼》,凡三万余言。郁林太守陆绩博学多识,作《浑天图》,注《易》,释《玄》,皆传于世。

  由上可知,吴、蜀经学虽不及曹魏,但亦各有发展。

三、荀悦的《汉纪》

  荀悦(148年至209年),字仲豫,颍川郡颍阴县(今河南许昌市)人。祖淑,有名于世,当时名贤李固、李膺等皆师宗之。有子八人,号称“八龙”,其中以悦叔爽最著名。董卓专政,拉拢名士,辟用爽等爽自到任至进拜司空,仅九十五日。爽虽被卓破例拔用,但仍乃心汉室,暗中图谋诛卓。悦早失父,年十二,能说《春秋》,性沈静,好著述。汉末政在阉官,悦隐居不仕。悦从弟彧,为曹操所重用。及献帝都许,乃征悦,为黄门侍郎,迁秘书监。献帝颇好文学,荀悦、荀彧及孔融侍讲禁中。建安三年(198年),献帝以《汉书》文繁难省,乃令悦依编年体《左传》撰《汉纪》,至建安五年(200年)书成。

  《后汉书》卷62《荀悦传》言《汉纪》“辞约事详,论辨多美”。至唐,刘知几撰《史通》,按古代史书体裁分为六家,即:尚书家(记言)、春秋家(记事)、左传家(编年)、国语家(国别)、史记家(通史纪传)、汉书家(断代纪传)。刘知几对《左传》及《汉纪》颇为赞赏,他在《史通·六家篇》言:“《左传》家者,其先出于左丘明……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信圣人之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当汉代史书,以迁、固为主,而纪传互出,表志为重,于文为烦,颇难周览。至孝献帝,始命荀悦撮其书为编年体,依《左传》著《汉纪》三十篇。自是每代国史,皆有斯作,……或谓之春秋,或谓之纪,或谓之略,或谓之典,或谓之志,虽名各异,大抵皆依《左传》以为的准焉”。刘知几在《史通·二体篇》亦言:“班、荀二体,角力争先,欲废其一,固已难矣。后来作者,不出二途”。可见刘知几已把《汉纪》与《汉书》相提并论,说明《汉纪》在史学史上的地位是相当高的。《汉纪》的价值,即在开一新体裁,以补《史记》、《汉书》等纪传体互相重复、于文为烦的不足,从而创立了以年月系事的编年史书体例。自荀悦撰成《汉纪》以后,陆续有张А⒃旮髯逗蠛杭汀贰⑺锸⒆段菏洗呵铩罚杀ψ督汀贰M蟾鞔加凶颂宀谜撸得鬈髟么唇ㄖΓ挡豢擅弧S辛恕逗杭汀肪涂梢杂搿逗菏椤坊ハ嘤≈ぃ苟倘〕ぃ阌诙琳咚卸梁脱芯俊

  《汉纪》的取材,绝大多数来自《汉书》,自己也稍有增删。如谏大夫王仁、侍中王闳的谏疏,皆《汉书》所无;关于壶关三老茂,《汉书》无姓,《汉纪》则云姓令狐;朱云请尚方剑,《汉书》作“斩马剑”,《汉纪》乃作“断马剑”。据唐张渭诗:“愿得上方断马剑,斩取朱门公子头”,证明《汉书》有误字。是知《汉纪》自有剪裁,非一味抄袭者比。《后汉书·荀悦传》言:“时政移曹氏,天子恭己而已,悦志在献替,而谋无所用,乃作《申鉴》五篇”。所谓《申鉴》,即申论前事,以为后世鉴戒之意,仅从此题目观之,即知悦著书并非脱离政治者,献帝自建安元年被曹操移至许,虽然生活得到安定,然操对献帝的监视和控制,远远胜过已往凉州军阀,而献帝亦企图诛操。在这种情况下,悦势不得保持中立,历来学者多以为荀悦不满曹操专政,其著书的目的即在于规劝曹操作一汉室忠臣,而勿为王莽篡夺,遗臭万年。但也有个别史家不同意这个意见。依我看,荀悦出身于儒门世家,个人并不怎样热中于权势名利,故栖迟衡门,年逾半百,始行出仕。从他的阅历和家世看,他不可能参预诛操谋划。但从他所撰《申鉴》及《汉纪》的思想内容看,连他自己都不回避乃“有监戒焉”。所以他在《申鉴》中要“在上者……肃恭其心,慎修其行,内不回惑,外无异望,则民志平矣”。这是明确劝告曹操修德慎行,内不回惑伤忠贞,外无异望图汉鼎。继之又言,“古者天子诸侯有事,必告于庙,朝有二史,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君举必书,善恶成败,天不存焉……得失一朝,而荣辱千载。善人劝焉,淫人惧焉”。这是告诫曹操,要黾勉作周公,永远留典型于后世,获荣誉于万代,切勿作王莽,逞快于一时,遭诟辱于千载。

  从《申鉴》的内容看,如“人不畏死,不可惧以罪;人不乐生,不可劝以善……故在上者先丰人财,以定其志,……善恶要乎功罪,毁誉效于准验,听言责事,举名察实”,等等名言嘉语,表明荀悦不仅明于治乱之理,而且具有一定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然而他在《汉纪》中却喋喋不休地谈论天人感应与灾异迷信之事,显而易见的是他企图以此来恫吓曹操,使操日后亦不能不对自己不相信天命之事加以解释。

四、鱼豢的《魏略》

  有关三国史的撰述,《史通》外篇《古今正史》有简要的概述:

  黄初、太和中,始命尚书卫觊、缪袭草创纪传,累载不成。又命侍中韦诞、应璩、璩书监王沈、大将军从事中郎阮籍、司徒右长史孙该、司隶校尉傅玄等,复共撰定。其后王沈独就其业,勒成《魏书》四十四卷。其书多为时讳,殊非实录。

  吴大帝之季年,始命太史令丁孚、郎中项峻撰《吴书》,孚、峻俱非史才,其文不足纪录。至少帝时,更韦曜、周昭、薛莹、梁广、华覈,访求往事,相与记述,并作之中,曜、莹为首。当归命侯时,昭、广先亡,曜、莹徙黜,史官久缺,书遂无闻。覈表请召曜、莹,续成前史,其后,曜独终其书,定为五十五卷。

  至晋授命,海内大同,著作陈寿,乃集三国史,撰为国志,凡六十五篇……先是,魏时京兆鱼豢,私撰《魏略》。

  由上可知,曹魏官撰史书为王沈主撰之《魏书》。孙吴官撰史书为韦昭主撰之《吴书》。《晋书》卷39《王沈传》言王沈于魏正元年间(254年至259年)“与荀觊、阮籍共撰《魏书》,多为时讳,未若陈寿之实录也”。那时,高贵乡公曹髦因不能忍受当傀儡皇帝的耻辱,决定对司马昭发动突然袭击。当曹髦把这个计划告诉给侍中王沈、散骑常侍王业后,沈、业二人立即驰马向司马昭告密。因此,王沈受到司马氏重用,官运亨通,但为众议所非,《魏书》也因袒护司马氏,被讥为非实录。

  《吴书》的主撰韦昭,孙晧时为侍中,领左国史。因孙晧暴虐,群臣多阿谀顺旨,数言天降祥瑞,以博得孙皓欢心。晧以问昭,昭曰:“此人家筐箧中物耳”。晧又欲令昭为父和作纪,昭以和“不登帝位”,不予照办。诸如此类的事,使晧衔恨在心。凤凰二年(273年),晧竟杀昭。与昭共撰《吴书》的薛莹、华覈皆正人君子,且有才学。故《吴书》尚为史家所许可。

  《魏略》,系魏郎中鱼豢私撰,《史通·古今正史》谓“魏时京兆鱼豢私撰《魏略》,事止明帝”。然据《三国志》卷4《三少帝纪》注引《魏略》记有嘉平六年(254年)九月司马师废齐王曹芳及郭太后议立高贵乡公事甚详,则知《魏略》记事非只止于明帝,而是止于三少帝时。近人张鹏一《魏略辑本》谓鱼豢死于晋太康以后,则鱼豢入晋后还活了十六年以上,可知鱼豢不曾仕晋。看来,鱼豢是忠于曹魏而耻为晋臣者,故《魏略》叙事颇注重品节作风。裴松之注《三国志》,引用之书,以《魏略》为最多,《魏略》虽早已亡佚,但从裴注中尚可窥知其梗概。从《魏略》的内容和文字看,还是相当好的。鱼豢是关中人,所以对西北的风土人情多有叙述。例如《三国志》卷30《东夷传》裴注引《魏略·西戎传》不仅能补陈书之缺,而且史料价值极为珍贵,被史家誉为“殊方记载,最为翔实”。《魏略》很注意对三国时各阶层人物的描写,例如鱼豢为董遇、贾洪、邯郸淳、薛夏、隗禧、苏林、乐祥七人作《儒宗传》,其序曰:

  从初平之元(190年)至建安之末(220年),天下分崩,人怀苟且,纲纪既衰,儒道尤甚……至太和、青龙中,中外多事,人怀避就,虽性非解学,多求诣太学。太学诸生有千数,而诸博士率皆粗疏,无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竟无能习学……又是时朝堂公卿以下四百余人,其能操笔者,未有十人,多皆相从饱食而退。嗟夫!学业沉陨,乃至于此,是以私心常区区贵乎数公者,各处荒乱之际,而能守志弥敦者也。

  由上可知,曹魏时,子弟入太学,多是为了避役,而在太学教授生徒的博士,也大都粗疏,学无根底。朝中公卿以下能执笔为文者也不到十人。无怪乎鱼豢要叹息学术的坠落了。鱼豢在《儒宗·董遇传》中介绍了董遇接受弟子的先决条件,即不论学习什么书,都“必当先读百遍”。他说:“读书百遍而义自见”。鱼豢在《儒宗传》中,还揭露了地方旧姓豪族欺凌单家(非富强之家)的情景。如在《薛夏传》说:

  薛夏,字宣声,天水人也。博学有才。天水旧有姜、阎、任、赵四姓,常推(可能为“雄”字之误)于郡中,而夏为单家,不为降屈。四姓欲共治之,夏乃……东诣京师。太祖宿闻其名,甚礼遇之。后四姓又使囚遥引夏,关移颍川,收捕系狱。时太祖已在冀州,闻夏为本郡所质,抚掌曰:“夏无罪也,汉阳儿辈直欲杀之耳!”乃告颍川,使理出之,召署军谋掾。

  由上可知,天水郡四姓豪族平素称霸郡中,单家薛夏独不肯降事之,四姓豪族便千方百计地想对他下毒手,薛夏投奔曹操后,四姓仍企图捕他论罪。地方豪族对名闻中原的学者,尚如此狠毒,一般单家百姓所受不法豪族的欺压程度自然更不在话下了。

  《魏略》中还有《清介》、《纯固》、《勇侠》、《知足》、《游说》、《佞幸》等传。清代学者钱大昕谓《魏略》“诸传标目,多与他史异”;高似孙称《魏略》“特为有笔力”;“亦一时记载之隽也”。

  《隋书》卷33《经籍志二》:“《典略》(可能为“魏略”之误)八十九卷,魏郎中鱼豢撰”。《旧唐书》卷46《经籍志上》:“《魏略》三十八卷,鱼豢撰;《典略》五十卷,鱼豢撰”。《新唐书》卷58《艺文志二》:“鱼豢《魏略》五十卷”。

  由于以上三志记载各异,所以有的学者认为《典略》与《魏略》是一书,有的则认为是二书,不管怎样,二书皆为鱼豢所撰,而且皆为裴松之《三国志注》所引用,是没有争论的。由于本书引用《魏略》中的记载已不少,故在这里不再多述。

一、玄学的兴起

  东汉初期,封建统治者提倡名教,奖励气节,故东汉士风之高涨,胜过其他朝代。降至东汉中后期,政治每况愈下,外戚宦官交相把持政柄,敢于同戚宦斗争的士人多罹祸殃。桓、灵之世,宦官肆虐,两次兴起党锢之祸,其被杀戮禁锢者,“皆天下善士”,故义烈之士范滂慷慨陈词:“古之循善,白求多福;今之循善,身陷大戮!”因之士人对东汉王朝的统治产生厌倦情绪,所谓“积多士之愤,蓄四海之怒”。其后黄巾等农民起义连续发生,至董卓率兵入洛后,东汉王朝开始分裂,各军阀互相攻战,士人因投身非所而肝脑涂地者,所在多有。三国鼎立局面形成以后,又有曹氏代汉以至司马氏篡魏之事,士大夫侧身其间,因惧被卷入政争而遭横祸,乃求助于老、庄清静无为、卑弱自持的理论,此为玄风所以兴起的原因之一。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士人以钻研经书为主要仕进之途。但统治者所赖以控制思想的儒家经典流弊甚多,一是荒诞无稽,今文经学者之谶纬迷信说教为有识之士所不齿。二为经师传授各有家法,抱残守缺,党同伐异,不仅妨碍学术的自由探讨,而且陷入无休止的党派纠纷之中,因之士人多“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三为经师训诂章句之学过于烦赘,“学者释经,而务碎义逃难……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于是崇尚事功之士读经便不求甚解;游谈之士则转而探索老庄,此为玄风兴起的原因之二。

  汉魏之际,战乱频仍,士人地主的土地财产受到了重大损失,但他们有高度的文化修养和崇高的社会声望。各军阀为了壮大自己,对他们不能不拉拢重用。特别是曹魏九品中正制颁行以后,上层士人多了一层世代为官的保障,可以少受一些“白首穷经”的折磨了。在经济和生活享受上,上层士人过着优厚和逍遥自适的生活。为了掩盖他们骄奢淫逸的生活和空虚的心灵,便打起老庄的旗号,装作恬淡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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