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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史-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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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司空及丞相军事的有荀彧、何夔、贾诩、华歆、王朗、裴潜、刘放、孙资、邢颙、陈群、张范、张承、仲长统、陈群、卫臻等;为司马的有荀彧、典韦、典满、司马懿等。操所以设置这样多的参谋人员,除了因应付战争需要以外,还有广纳众谋,借以发现人才的含义。其中所以有些文人名士,是由于草拟军檄和装璜门面的原故。

  司空、丞相府设有主簿,掌管文书簿笈,并处理曹操身边众事。《三国志》卷19《陈思王植传》注引《典略》言丞相主簿杨修“总知外内,事皆称意。自魏太子以下,并争与交好。”杨修出身于四世三公的家庭,“以名公子,有才能”,为操所用。但在曹植与曹丕争为太子的斗争中,杨修占在曹植一边。操“既虑终始之变”,又妒杨修颇有才策,故以杨修“前后漏泄言教、交关诸侯”为借口,把他杀掉。杨修所以能“漏泄言教”,系因在操身旁,典掌机密。又如贾逵为地方官,以政绩卓著,受到曹操叹赏,以之为丞相主簿。贾逵曾因故与其他三主簿一同署名谏操,从知主簿同时共有四名之多。出纳教令是主簿职务之一。当操征讨刘备时,曾先遣逵至斜谷观察形势,说明主簿有时亦外出执行其他任务,并非只在丞相府内供职。

  丞相长史,官位高于主簿,但接触丞相的时间较少,有时设左右长史。原来做过丞相军祭酒及侍中要职的杜袭后领丞相长史。杜袭随操到汉中讨张鲁时,操加封他为驸马都尉,留督汉中事。并挑选他为镇守长安的留府长史,驻关中。当然,以上并非长史所应有的经常职务。《通典》卷21说:长史“盖众史之长也,职无不监”。长史既署理诸曹事,也办理丞相付与的临时任务。

  曹操为司空、丞相时,掾属分东、西曹,主要职务都典管选举。东曹主二千石长史及军吏,西曹主府史署用。担任过东曹掾的以毛玠和崔琰的政绩比较突出。据《三国志》卷12《毛玠传》载:

  太祖为司空、丞相,玠尝为东曹掾,与崔琰并典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太祖叹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复何为哉!”文帝为五官将,亲自诣玠,属所亲眷。玠答曰:“老臣以能守职,幸得免戾,今所说人非迁次,是以不敢奉命。”大军还邺,议所并省。玠请谒不行,时人惮之,咸欲省东曹。乃共白曰:“旧西曹为上,东曹为次,宜省东曹。”太祖知其情……遂省西曹……玠居显位,常布衣蔬食。

  由上可知:(1)东曹掾的官品虽不高,因执掌用人大权,故为时人所重,认为是“显位”。(2)像毛玠这样的人担任选举官,确能起一些有利于廉政建设的作用。这也是与曹操对他的重用和支持分不开的。(3)像毛玠这样清正不阿的人,下受群僚的嫉妒,上不能满足太子等上层亲贵的贪求;同时,引用的人多了,也为操所猜防、这些都为毛玠日后遭免黜留下了祸根。

  当崔琰初授东曹时,操曾下教说:“君有伯夷之风,史鱼之直,贪夫慕名而清,壮士尚称而励,斯可以率时者已。故授东曹”。《三国志》卷12《崔琰传》注引《先贤行状》说:

  琰清忠高亮……正色于朝。魏氏初载,委授铨衡,总齐清议。十有余年,文武群才,多所明拔。朝廷归高,天下称平。后来魏国建立以后,崔琰为尚书,毛玠为尚书仆射,二人共典选举。情况已如上述。崔琰的声望更大于毛玠,但结局比毛玠更坏。崔琰既为怨者所诽谤,曾被朱灵誉为“此乃真明主”的曹操也害怕琰的声望危及其身后政权,因之终以莫须有的罪名,逼使崔琰自杀身亡。

  做过司空西曹掾的有陈群,他后来又“为侍中,领丞相东西曹掾”。做过丞相西曹属的有蒋济、邵悌。属小于掾而大于令史。做过司空西曹令史、迁为属的有梁习,做丞相西曹议令史的有卢毓。

  丞相理曹掾属的职务也比较重要。如《三国志》卷1《武帝纪》载操建安十九年(214年)十二月令曰:

  夫刑,百姓之命也,而军中典狱者或非其人,而任以三军死生之事,吾甚惧之。其选明达法理者,使持典刑。

  说明曹操对担任理曹掾属的人选是重视的。《资治通鉴》卷67建安十九年(214年)载:

  操以尚书郎高柔为理曹掾。旧法:军征士亡,考竟其妻子,而亡者犹不息。操欲更重其刑,并及父母兄弟。柔启曰:“士卒亡军,诚在可疾,然窃闻其中时有悔者,愚谓乃宜贷其妻子,一可使诱其还心;正如前科,固已绝其意望,而猥复重之,柔恐自今在军之士,见一人亡逃,诛将及己,亦且相随而走,不可复得杀也。此重刑非所以止亡,乃所以益走耳。”操曰:“善”!即止不杀。

  由上可知,封建刑法对人民反抗服兵役的处罚是极其严酷的。高柔由丞相理曹掾调为颍川太守后,“复还为法曹掾”,还做过侍御史、治书执法、廷尉等属于司法方面的工作,达二十余年之久,做了一些减轻刑法和有益于民的事。

  司空、丞相府还有掌管粮谷的仓曹掾属,任其职者有刘晔、刘晔、高柔、裴潜、傅干、杨修等,都是比较有名的官员。蜀汉丞相仓曹掾曾由姜维担任。吴国未见有仓曹掾属,但设有节度,掌军粮谷,初用侍中偏将军徐详主之,详死,以诸葛恪代之。诸葛亮闻知,与陆逊书曰:“家兄年老,而恪性疏,今使典主粮谷,粮谷,军之要最,仆虽在远,窥用不安,足下特为启至尊转之。”逊以白权,权即转恪领兵。由此观之,掌管粮谷的仓曹掾是重要的官职。

  另外,丞相下面有户曹掾,掌民户、祠祀、农桑;有兵曹掾,掌兵事;文学掾,掌教授太子诸王文史经书。这些职官,史书未有何记述。

  前已叙及,曹操以司空掾属国渊典屯田事;以司空掾王修行司金中郎将。两人均做出重要贡献。现只谈一下操设置校事以刺察群臣的概况。据《三国志》卷24《高柔传》载:

  魏国初建,(柔)为尚书郎,转拜丞相理曹掾……复还为法曹掾。时置校事卢洪、赵达等,使察群下。柔谏曰:“设官分职,各有所司。今置校事,既非居上信下之旨,又达等数以憎爱,擅作威福,宜检治之”。太祖曰:“卿知达等,恐不如吾也。要能刺举而办众事,使贤人君子为之,则不能也。昔叔孙通用群盗,良有以也”。达等后奸利发,太祖杀之,以谢于柔。

  由上可知,随着魏国政权的建立,官吏队伍的增加,曹操和臣僚之间的矛盾也随之深化,因此曹操便利用一些非世族的新进人物来检举世家出身的所谓“贤人君子”,从而约束世族势力的过分膨胀,这就是校事官职所以设置的原因所在。关于此事本书第六章亦已有论述。

  总括以上叙述,可知操为司空、丞相时的掾属,实际即是操自身政权的文武百官。他们的官衔虽不显贵,但实际行使着所谓三公、九卿及尚书、侍中等重要职务。这是曹魏职官的重要阶段。

  刘备和孙权在未称王以前的所属掾属,也同曹操为司空、丞相时大致类似,因限于篇幅,就不另叙说了。

二、三公及诸卿

  前已叙及,建安十八年(213年),曹操进爵为魏公,开始建立魏国政权,初设尚书、侍中、六卿。建安二十一年(216年),操为魏王,进一步加强统治机构,以钟繇为魏相国,华歆为御史大夫。建安二十四年(219年),钟繇因其所辟西曹掾魏讽谋反而免职。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操死,子丕继位为魏王,以华歆为相国,贾诩为太尉,王朗为御史大夫。同年,丕代汉为帝,复置三公官,改相国为司徒,名列太尉之后。改御史大夫为司空。以贾诩为太尉,华歆为司徒,王朗为司空。黄初四年(223年),贾诩死,仍以钟繇为太尉。从三公各自的职务言:太尉主兵事;司徒主民事;司空主水土事。凡国家有大兴造、大疑难事,三公共同讨论。国家有过失,三公共同进谏。在西汉初期,丞相的权力还是较大的:他上辅皇帝,下领百僚,可以推荐三公以下的官吏。丞相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不向皇帝奏请,辄诛犯罪官吏;丞相总领郡国计簿,负责对郡守、县令进行考绩。景帝、武帝不断削弱丞相权力。原先太尉官阶低于丞相,武帝废太尉,封外戚卫青为大司马大将军,是为最高武职。武帝临终,令外戚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辅佐昭帝。尚书原为少府属官,其长官尚书令的秩位亦不过相当于县令,职责是给皇帝管理文书。臣民上书,先由尚书拆阅,以决定是否上呈给皇帝。这样遇有重要事件,不领尚书事的丞相事先就不知道。说明外朝丞相的实权已为内朝领尚书事的大将军所取代。刘秀重建东汉政权后,鉴于权臣王莽篡夺政权的教训,继续削减相权,三公的权力更形下降,三公不领尚书事,尚书直接向皇帝负责。曹操迎献帝都许后,以荀彧为汉侍中、守尚书令,一些军政农经大事,曹操多与荀彧商议处理。荀彧推荐了许多人担任要职。曹操所以能独揽大权,并非由于他为司空和丞相,而是由于他手握强兵,这是权臣揽权的特殊情况,那时担任御史大夫的郗虑,亦不过处处秉承操的意旨办事而已。

  曹魏三公并无多少实权,《三国志》卷24《高柔传》言:

  魏初,三公无事,又希与朝政。柔上疏曰:“……今公辅之臣,皆国之栋梁,民所具瞻,而置之三事,不使知政,遂各偃息养高,鲜有进纳。诚非朝廷崇用大臣之义……自今之后,朝有疑议及刑狱大事,宜数以咨访三公”。

  以上是黄初四年(223年)廷尉高柔给曹丕上疏所说的话。自属可信。三公虽无决策大权,毕竟官高禄厚,又有学行资望,且可辟用掾属,故仍为臣民所慕仰,也受到皇帝一定程度的尊礼。如曹丕有一次望见钟繇、华歆、王朗,而对左右曰:“此三公者,乃一代之伟人也,后世殆难继矣”。那时,钟繇有膝疾,华歆亦高年疾病,朝廷即令二人乘舆上殿就坐。“是后三公有疾,遂以为故事”。时人对物色三公人选亦持严肃态度。如散骑侍郎孟康推荐崔林任司空时说:“宰相者,天下之所瞻效,诚宜得秉忠履正、本德仗义之士,足为海内师表者”。徐邈因朝廷任命自己为司空,乃叹曰:“三公论道之官,无其人则缺,岂可以老病忝之哉”!遂固辞不受。贾诩足智多谋,又有拥护曹丕为太子之功,可是当贾诩被丕任命为太尉后,仍旧受到孙权的讥笑。说明当三公者仅有智能而无德望,仍受人讥议。《三国志》卷49《士燮传》载,当交州刺史丁宫被征还朝时,对其属吏士壹说:“刺史若待罪三事,当相辟也”。后来丁宫当了司徒,果然辟士壹为掾属,说明三公有自辟用僚属之权。又如《三国志》卷11《袁涣传》载,陈郡袁涣为郡功曹,“后辟公府,举高第,迁侍御史。”按魏晋礼制,诸卿见三公,都要跪拜,桓范被任命为冀州刺史,他不愿受镇北将军吕昭的节制,谓其妻曰:“我宁作诸卿,向三公长跪耳,不能为吕子展屈也”。正因为三公位尊望重,所以当曹爽辅政时,吏部尚书何晏掌管用人大权,威势显赫,但他仍找管辂占卜,问己能否当上三公。由此可知在三国初期,三公虽无实权,但仍为时人尊重。不仅舆论界对之有较高的要求,就是被任命为三公者也往往严格要求自己,不敢玷辱这样崇高而需符众望的职任。

  曹丕代汉为帝后,先以夏侯惇为大将军,继以曹仁为大将军、大司马。黄初七年(226年)曹丕死,中军大将军曹真、镇军大将军陈群、征东大将军曹休、抚军大将军司马懿并受遗诏辅曹叡。曹叡即位,以太尉钟繇为太傅,征东大将军曹休为大司马,中军大将军曹真为大将军。司徒华歆为太尉,司空王朗为司徒,镇军大将军陈群为司空,抚军大将军司马懿为骠骑大将军。以上,太傅、大司马、大将军秩位均在三公上,唯骠骑大将军稍低于司空。曹叡临死,余人皆去世,只剩下了官为太尉的司马懿。曹叡用刘放、孙资议,特地提拔了曹真之子武卫将军曹爽为大将军,与司马懿共同辅佐少主曹芳。爽、懿共督中外诸军、并领尚书事。至正始十年(249年),司马懿发动兵变,一举诛灭曹爽兄弟及其亲党。自是之后,魏政全归司马氏,于是往日皇帝成为傀儡的局面再次出现,三公亦惟司马氏之马首是瞻,谈不上有什么权柄了。

  底下,谈谈曹丕、曹叡统治时诸卿官职情况。

  太常秦时叫奉常,汉景帝改称太常,王莽称秩宗(秩,职也;宗,祖庙也。秩宗主要掌管有关宗庙祭祀等事宜)。东汉又恢复太常之名(常,是庙中引神的旗帜)。太常掌祖庙祭祀事。太常的主要职掌既是祭祀,故经常素食。《汉官仪》载谚语曰:“居世不谐为太常妻,一岁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斋,一日不斋醉如泥。既作事,复低迷”。

  建安十八年(213年)魏国始建社稷宗庙。二十一年始置奉常、宗正官。黄初二年(221年),由于孙权遣使奉章表示归服,曹丕使太常邢贞持节拜权为大将军,封吴王,加九锡。太和三年(229年),洛阳宗庙建成,使太常韩暨持节迎高皇帝、大皇帝、武帝、文帝神主于邺。青龙二年(234年)汉逊位皇帝山阳公薨,使使持节行司徒和洽吊祭。正始二年(241年)少帝曹芳初通《论语》,使太常以太牢祭孔子于辟雍,以颜渊配。

  由上可知,太常的职务主要是祭祠祖宗、天地、圣贤及前往封拜重要属国之王等。太常的属官有太史、太祝、太宰、太药、太医、太卜六令丞及博士祭酒等。

  光录勋秦称郎中令,汉武帝改称光录勋。王莽称司中。东汉又称光录勋。曹操为魏公后,设郎中令。黄初元年又称光录勋。

  光录勋掌宿卫宫殿门户。勋与阍同音同义,阍者掌守宫殿门。光录勋除守卫宫门外,还不时侍卫皇帝,有时给皇帝传送诏旨,备顾问及进谏。曹魏时担任郎中令或光录勋者有袁涣、王修、和洽、崔林、高堂隆、缪袭、卢毓、王肃等。从以上诸人传看,并未留下什么事迹,这是因为宿卫宫殿门户事情比较单调,且宫闱事密,鲜为史家所知。同时徼循宫内者尚有卫尉,宫外则有司隶校尉担任监举犯法者,故光录勋的职务并非很重要。如卢毓原为吏部尚书,曹爽为了把用人大权收归自己,乃以其亲信何晏代毓,而出毓为廷尉,旋又转毓为光录勋。说明光录勋的权限不仅逊于吏部尚书,且也逊于廷尉。只是光录勋毕竟接近皇帝,故向皇帝进谏的机会亦较多。如高堂隆为光录勋时,向魏明帝上的谏疏即以深刻著称。

  光录勋所以又称郎中令,即因属下多郎,为郎者多由父祖荫庇,靠自己德行才力而进者是少数。郎是官吏的候补者,因郎常在皇帝左右,所以容易升迁,两汉时由郎出身的官吏甚多。

  光录勋的属官有谒者,掌宾赞受事,其长官称谒者仆射,亦名大谒者。

  光录勋的属官还有三都尉:奉车都尉,掌御乘舆车;驸马都尉,掌副车马匹(魏晋之后,尚公主者必拜此官);骑都尉,领羽林骑。

  一些旧史书谓光录勋属下有大夫、中郎将等官,但从三国史笈观之,光录勋并无如此大的权力。如《三国志》卷14《蒋济传》言曹丕代汉后,蒋济“出为东中郎将……入为散骑常侍”,及统领诸军镇守合肥的大司马曹仁死后,蒋济复“为东中郎将,代领其兵”。手握重兵的蒋济,决非光录勋所能领导。至于前时五官中郎将的担当者乃是曹丕,这种五官中郎将乃系“为丞相副”,高出所有文武百官。《晋书》卷30《刑法志》言:

  其后,天子又下诏改定刑制,命司空陈群、散骑常侍刘邵、给事黄门侍郎韩逊、议郎庾嶷、中郎黄休、荀诜等删约旧科,傍采汉律,定为魏法。

  以上的常侍、侍郎、议郎等都是名臣硕儒,亦非光录勋所能领导。我们阅读古书,宜结合当时具体情况进行探讨,不可墨守书本上文字规条。

  卫尉秦代即有是官,汉景帝一度改称中大夫令,不久即恢复原名。卫尉掌宫门卫士,徼循于宫中。卫尉寺在宫中,其属官较著名的是公车司马令,简称公车令,掌警卫司马门。经过司马门的人都要下车步行。公车是官署名,凡臣民上书和被征召者,都由公车接待。《史记》卷126《滑稽·东方朔传》谓“朔初入长安,至公车上书。”《三国志》卷19《陈思王传》言:曹“植尝乘车行驰道中,开司马门出。太祖大怒,公车令坐死,由是重诸侯科禁,而植宠日衰。”可见不得曹操特允,都不能私自开司马门及行驰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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