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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史-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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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旌愈耻之,骘辞色自若。征羌作食,身享大案,殽膳重沓,以小盘饭与骘、旌,惟菜茹而已。旌不能食,骘极饭致饱,乃辞出。旌怒骘曰:“何能忍此?”骘曰:“吾等贫贱,是以主人以贫贱遇之,固其宜也,当何所耻。”

  看样子,步骘和卫旌均非出身于名门望族,故自苏北渡江定居后,单身贫困,躬自种瓜,属于个体自耕农户。他们因怕受到豪家及其人客的侵淩,而不得不把一些农产品献给焦征羌。征羌过去当过征羌县令,故以故官名称之,其人客犹放纵一方,自食其力的骘、旌也不能不俯首帖耳地修刺送礼,以求平安度日。骘、旌还都有相当文化,豪族对之犹怠慢若此,一般自耕农民所受豪族与官府的虐待和盘剥自然就不在话下了。

  一般史书认为自耕农的身价高于士卒,我以为未必,因为不论吴、魏和蜀,都以编户齐民中之“强者充兵,弱者补户”。假若士卒的待遇不及正户羸民,那末,谁还乐于当兵打仗呢?至于自耕农民的处境是否就比私家佃客和国家屯田民好,也需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特别是在战乱之世,个体农民为了逃避兵役或承受不了苛重的赋役杂税盘剥,投奔豪门,为其役使。豪族为了扩大私人武装和财富,也施展各种周济手法,使客户甘心受其役使。比如周瑜、程普死后,孙权曾下令:“故将军周瑜、程普,其有人客,皆不得问”。这种“人客”,即未经政府许可,而私自招致的非法依附户。私自包庇人客的将军,也决非只周瑜、程普二人。这说明战乱之世的编户自耕农,处境险恶,有时还不如依附于豪家的人客。

  前已讲过孙吴统治者对屯田军民的剥削状况,至于自耕农民所受的赋役等剥削亦大体与屯田军民相同,上节所引用过的史料如骆统、陆凯、华覈、贺邵、陆抗等人的上疏及孙权、孙休的诏令,也主要是针对自耕农民而发的。何况屯田军民也大都来自自耕农民。因此,前面引用过的材料对自耕农同样适用,这里不再援引。但必需说明的即孙吴的自耕农受剥削的方式,有其独特之处,而与曹魏的自耕农有所不同。曹魏施行的田租户调制虽系由两汉的赋役制演化而来,但又有明显的改革。孙吴如何向农民征收田租和绢绵,史无正面叙述。唯孙吴征取算缗,则史有明文,如《三国志》卷48《孙晧传》载:天玺元年(276年),“会稽太守车浚、湘东太守张咏不出算缗,就在所斩之,徇首诸郡”。说明孙吴始终未曾改变汉朝按人口征收缗钱的算赋。按理说,孙吴地广人稀,常有谁垦荒地,收稻即归谁的情况,则田租理应甚轻,但据《三国志》卷48《孙休传》言:

  自顷年以来,州郡吏民及诸营兵,多违此业,皆浮船长江,贾作上下,良田渐废,见谷日少,欲求大定,岂可得哉!亦由租入过重,农人利薄,使之然乎!今欲广开田业,轻其赋税,差科强羸,课其田亩,务令优均,官私得所,使家给户赡,足相供养。

  从以上情况看,农民的田租负担还是够重的,重得使农民不得不弃农经商。所谓“差科强羸”,即视家赀贫富,定出应缴租税数额。“务令优均”,即课税应平均允当,勿优富欺贫。所谓“官私得所”,只能表明农民并未受到合理对待,官场积弊已深,孙休纵然尚有一点顾及农民利益的愿望,亦何补于事,只是两句空话而已。

  现在接着谈一下孙吴地主经济。

  孙吴政权是在江北南下世族地主和江南土著大姓共同支持下成立的。江北南下地主不仅积极参与政权,而且需要重新占有土地和劳动力;江南土著地主也有同样的兼并欲望。孙吴政权为获得这些地主的支持,不仅在政治上给予了仕进的机会和其他照顾,还在经济上给予了种种特权和方便,这就使江南地区的大土地所有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孙吴将领的世袭领兵制上。孙吴的将领,依例可以世袭领兵,父兄亡后,子弟可以继领其部众官兵,因而所领部众实际上就是将领们的私家部曲。同时,东吴士兵屯田十分普遍,将领领有士兵,也就拥有屯田土地。所以世袭领兵制的实行,意味着将领们可以占有大量的劳动力和土地。也正因为如此,将领领兵的世袭与否和多寡,就直接关系着他们的切身经济利益,也成为孙吴统治集团分享权益的重要内容。比如周瑜有两男一女,女配孙极太子登,长男循尚公主,循早卒,其弟胤又犯罪,徙庐陵,这样,周瑜死后,他的儿子便没有为将的了。于是诸葛瑾和步骘连名上疏,求孙权赦免周胤的罪,还其兵,复其爵,以观后效。权尚未从,朱然和全琮又上疏替周胤说情,孙权碍于大臣的情面,只好应允。周瑜是孙吴第一勋将,诸大将要求孙权赐恩于其子,尚不为太甚。可是,连一般无名将领如成当、宋定、徐顾者流,当他们死后,孙权把他们三人的部曲一齐交由吕蒙带领,吕蒙坚决推辞,他说:“三人皆勤国事,子弟虽小,不可废也”。一连上书三让,孙权只好答应。说明世袭领兵制深入吴国君臣之心,视为理所应得。世袭领兵制大大促进了吴国官吏大族势力的增长。《三国志》卷28《邓艾传》载魏将邓艾言:“吴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势,足以建命”。所谓“足以建命”,即指其力量强大得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图行事,而不必全听命于人主。

  除了世袭领兵制,孙吴还有赐田复客制,这也加速了世家大族占有土地和劳动力的势头。如前所述,孙权曾一次赐给吕蒙“寻阳屯田六百人,官属三十人”,吕蒙死后,又“与守冢三百家,复田五十顷”;潘璋死后,“赐田,复客五十家”;陈武卒,即赐“复客二百家。”关于这些情况,记载甚多,可见官僚大族通过这个途径占有土地和复客的当不在少数。

  另外,孙吴对中下级官吏,还有所谓“殊其门户”的优待。例如孙权弟孙翊为其部属妫览、戴员等杀死,妫览欲逼取翊妻徐氏。徐氏暗中与翊亲近旧将孙高、傅婴等谋杀妫览、戴员,事成之后,孙权“擢孙高、傅婴为牙门,其余皆加赐金帛,殊其门户”。又如守始平长丁览“为人精微潔净,门无杂宾。孙权深贵待之,未及擢用,会病卒。甚见痛惜,殊其门户”。又如零陵太守徐陵卒后,“僮客土田,或见侵夺,骆统为陵家讼之,求与丁览、卜清等为比,权许焉”。由此可知,“殊其门户”的好处,乃在于“僮客土田”不见侵夺。可知孙吴也重视保护中下级官吏对土田僮客的占有。

  概而言之,在孙吴领兵世袭制和赐田复客制下,南方世家大族拥有大量土地和人手,当然他们还可以通过其他合法和非法手段,肆行兼并。这些都使地主大土地所有制迅速发展,世家豪族的力量也随之扩大。《抱朴子·外篇》卷34《吴失篇》形容吴之世家豪族曰:

  势力倾于邦君,储积富于公室……僮仆成军,闭门为市,牛羊掩原,田池布千里……金玉满堂,妓妾溢房,商贩千艘,腐谷万庾……粱肉余于犬马,积珍陷于弩藏。

  左思《吴都赋》亦言:

  虞、魏之昆,顾陆之裔,……朱轮累辙,陈兵而归,兰锜(兵器架)内设。

  以上的描写,虽不无夸张之处,吴国的世家巨族拥有经济、军事、政治三个方面的综合势力,则为并时的魏、蜀豪族所难以比拟。东晋南朝门阀势力终究发展到更高的顶峰,孙吴时期实为之奠定了基础。

  当然,从客观上的效果而言,江南经济的迅速发展繁荣,也有赖于孙吴八十余年的经营,而且,随着封建依附关系的加强,进一步清除了南方较为严重的奴隶制残余,而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对于南方经济也起了一些促进的作用。

四、孙吴的手工业和海外交往

  吴和魏、蜀一样,富有者穿丝绸,劳动群众穿葛麻。江东的丝织品质量虽逊于蜀、魏,麻葛织品则有过之而无不及。《三国志》卷49《士燮传》言:“燮每遣使诣权,致杂香细葛,辄以千数”。交州的细葛既可作为贡物送到吴郡,则其质量当有不下于吴郡葛织物的可能。左思《吴都赋》言:“蕉葛升越,弱于罗纨”。蕉葛指葛之细者,升(布八十缕为升)越,指越布之细者。就是说,优质越布、葛布比罗纨还柔软。可见葛布的精致。江东的麻织业,东汉初已经兴盛。《后汉书》卷81《独行·陆续传》言续“喜著越布单衣,光武见而好之,自是常会稽郡献越布。汉章帝时,马太后曾以白越三千端为赏赐”。《全三国文》载曹丕诏,嗤江东之衣布服葛,谓“江东为葛,宁可比罗纨绮縠”。曹丕的话只能就上层人士的服著而言,至于人民群众的衣著,曹魏并不比孙吴优越。曹丕为魏王后尝言:“虽倾仓竭府以振魏国百姓,犹寒者未尽暖,饥者未尽饱”;又言:“且闻比来东征,经郡县,历屯田,百姓面有饥色,衣或裋褐不完”。吴国百姓挨饿受冻的情况在史书中甚少叙及,虽说系由南方天暖物丰使然,但吴民衣著问题较魏为佳,则可能是事实。孙吴的丝织业亦并非太差,《三国志·吴书》常以农桑并提,说明丝织手工业已遍及家家户户。左思《吴都赋》有“岁贡八蚕之绵”一语,表明纳税民户多养蚕织丝。吴皇室有专门织络的女工,孙晧时达到千余人。华覈给孙晧上疏言:“今事多而役繁,民贫而俗奢,百工作无用之器,妇女为绮靡之饰,不勤麻枲,并绣文黼黻,转相仿效,耻独无有,兵民之家,犹复逐俗。内无儋石之储,而出有绫绮之服”。由此可知,农户原多绩麻葛为衣,由于风俗奢靡,穿丝织衣的吏民商贾日益增多,这样便伤害了麻葛业的发展,致使公私皆贫。因之华覈建议令吏士之家普遍绩麻枲,人户一岁一束,则数年之后,布帛必积,而国可富。

  吴地自古即以盛产盐铁著称。春秋战国时的吴、越,西汉时的吴王刘濞,都以煮盐冶铁而致富强。周瑜亦曾以吴“铸山为铜,煮海为盐,境内富饶”的理由,劝说孙权抗御曹操,因而有赤壁之捷。《御览》卷343引陶弘景《刀剑录》言:“吴主孙权黄武四年(225年)采武昌山铜铁,作千口剑、万口刀,各长三尺九寸,刀斗方,皆南钢越炭作之”。武昌附近的大冶至今犹以盛产钢铁著名。当时孙吴两度以武昌为首都,即都建业时,亦令重臣陆逊等镇武昌。其所以如此重视武昌,除武昌为长江中游重镇外,其铜铁资源富饶,当亦为原因之一。《三国志》卷64《诸葛恪传》言丹阳及其近郡山出铜铁,山越能自铸甲兵,山越所以能为吴患,其住地出铁为一原因。《三国会要》卷19《盐铁》引《唐六典》言:“江南诸郡有铁者,或置冶令或丞。皆吴时置”。吴将贺齐“兵甲器械,极为精好……弓弩矢箭,咸取上材,蒙冲斗舰,望之若山”,致使魏将曹休“望而惮之”。吴在长江航行的大船即有上下五层,可容三千人。当时吴在建安郡(今福建省地)设有典船校尉,掌管谪徙之人作船。大官如临海太守奚熙、会稽太守郭诞等均因故被孙晧送赴建安作船。

  由于孙吴的手工业特别是造船业发达,所以与海外关系也有发展。孙权黄龙二年(230年)正月,孙权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今我国台湾省)及亶洲(今日本)。他们费了将近一年工夫没有找到亶洲,“但得夷洲数千人还”。《三国志》卷60《全琮传》言:权征夷洲,“军行经岁,士众疾疫死者十有八九”。但载回的夷洲数千人,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从此这数千夷洲人与吴人杂居,繁衍子孙。毫无疑问,从此大陆人对夷洲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故此后吴丹阳太守沈莹能撰写出《临海水土异物志》一书。该书所记夷洲的自然条件与今台湾省北部酷似,而所记当时夷洲人的风俗习惯等也可从今台湾省高山族中找到,说明夷洲即台湾。因此,我们说吴人夷洲之行意义是重大的。当时吴国所辖的交州已包括朱崖洲(今海南岛)及交趾、九真、日南三郡。交州刺史吕岱曾“遣从事南宣国化,暨徼外扶南、林邑、堂明诸王各遣使奉贡。”所谓“奉贡”,实即互市。孙吴与大秦(罗马帝国)也有交往。《梁书》卷54《诸夷传·中天竺国》载:孙权黄武五年(226年),有大秦贾人秦论来到交趾,交趾太守吴邈遣送诣权,权问方土谣俗,论具以事对。时诸葛恪讨丹阳,获黝、歙短人,论见之曰:“大秦希见此人”。权以男女各十人,差使会稽刘咸送论。咸于道物故,论乃径还本国。这是大秦人从海道来者。

  孙吴的海上交通往来,加强了祖国大陆和台湾的联系,也促进了中外贸易和文化的交流。当时东南亚所产的象牙、翡翠、瑇瑁等不断进入中国,中国的土特产品以及文物等也传到各国各地区,这就为东晋南朝海上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匈奴

  匈奴是我国古老的民族之一。《史记》卷110《匈奴列传》谓“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索隐》引乐彦《括地谱》云:“夏桀无道,汤放之鸣条,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徙,中国谓之匈奴。其言夏后苗裔,或当然也”。以上匈奴系夏后氏苗裔的说法,学者多持怀疑态度。然《史记》中一些远古记事的真实性已多为考古材料所证实。则匈奴出自夏后氏之说当亦有所据。匈奴妻后母之俗与《括地谱》所言“夏桀之子獯粥妻父之众妾”正复相同。在中国少数民族中,匈奴使用铁制工具较早,显系受汉人影响。故至少在匈奴贵族与夏后氏之间是有一定血缘关系的。据史书记述,自周以降,匈奴即甚强盛。战国时,燕、赵、秦三国邻近匈奴,时遭匈奴抢掠,因之三国皆修筑长城,以为屏障。秦始皇时,先将匈奴逐出河套,继之修缀长城,采取以守为主的长期防御方略。刘邦灭掉项羽后,移兵反击匈奴,被冒顿单于围困于白登,危而后解。汉初各帝皆未能排除匈奴侵扰,唯有权借和亲,嫁女纳币,以求粗安。武帝凭数世之蓄积,靠举国之人力、财力,对匈奴大张挞伐。匈奴被迫远徙,汉之兵马财货损耗亦至巨,致使“每内虚耗”、“官民俱匮”。往后匈奴虽不足为汉大害,然侵掠边境之事,仍不时发生。至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匈奴贵族因争夺单于位,发生内讧。神爵四年(前58年),匈奴左地贵族共立稽侯狦为呼韩邪单于。宣帝五凤元年(前57年),釀成“五单于争立”的局面。五凤四年(前54年),呼韩邪单于与其兄郅支单于战斗失败,单于庭遂为郅支占有,于是呼韩邪决计降汉。宣帝甘露二年(前52年),呼韩邪款五原塞。次年正月,朝见天子,汉隆重接待,居之北边,赈以谷食。郅支单于亦遣子入侍,图谋离间汉与呼韩邪的关系,未能得逞,乃西行经略右地,初尚得手。但由于郅支骄横,未能得到西域诸国拥戴,落得孤立困厄,在赴康居途中,“人众中寒道死,余才三千人”。汉元帝建昭三年(前36年),郅支被汉西域都护甘延寿、副校尉陈汤设计谋杀。早在汉元帝永光元年(前43年),呼韩邪已归塞北单于庭。呼韩邪闻郅支死,且喜且惧,喜者劲敌已除,惧者畏汉袭之。乃于汉元帝竟宁元年(前33年)再次朝汉,并求婚以自亲。汉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之。自匈奴内乱,呼韩邪首次朝汉,至此已三十年,汉匈关系基本良好。昭君出塞之后,汉、匈更加亲善。王莽时,因莽一再轻侮匈奴单于,致使双方关系恶化,边隙又起。东汉之初,匈奴经过六十余年较为安定的生活,种人繁殖,势力增强。中土多年战乱,元气损伤,故刘秀对匈奴采取息事宁人措施,除赂遗匈奴财帛外,还将幽、并二州人民往常山(在代郡)、居庸关(在上谷郡)东南迁移,另外,增添边地屯兵,修筑亭候,设置烽燧。匈奴贵族仍不时侵犯,上党、扶风、天水、上谷、中山等郡并受其害。刘秀建武二十四年(48年),匈奴上层贵族争夺单于位的斗争又趋激烈,并正式分裂为南北二部。建武二十六年(50年),汉为南单于比立庭于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处。继又听南单于入居云中。后南单于与北单于交战不利,汉又令南单于徙居西河美稷,并设护匈奴中郎将以佑护之。南单于亦自置诸部王,助汉戍守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郡,皆领部众,为汉郡县侦探耳目。从此,南匈奴人众过着比较安定的生活,人口日益繁衍。至汉和帝永元二年(90年),南匈奴党众最盛,领户三万四千,口二十三万七千,胜兵五万。北匈奴则连年内乱,众叛亲离,南匈奴攻其前,丁零寇其后,鲜卑击其左,西域叛于右。加以天灾,人众向南匈奴及汉朝投降者前后相属,于是南单于一再给汉上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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