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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纪的朝日光鲜王国-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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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中国政治、经济、民生方面矛盾的复杂激烈,确是一般人难以想象,国际方面的更加难以全面把握。寒冰的视野是广阔的,但也是狭窄的,他的职业给了他许多的便利,但某种程度上,也使他不由自主地落入了某个以信息掩盖信息、以真相掩盖真相的陷阱。

    我仔细阅读《中国怎么办》二次后,在书中发现了很多问题,不想一一列举,但特别想提请寒冰注意以下几点:

    一、

    国内的真相是怎么被过滤篡改的,国外的真相也就会被怎么过滤篡改。在一个新闻、信息、学术都必须服从于权力的地方,官方翻译、介绍、发表的任何资料,就几乎都是有组织、有预谋、有选择性的(从寒冰书里所列的引用资料目录中,我发现他在资料选择方面存在很大的问题)。

    二、

    利益只会跟随权力而走,掌握权力授予能力的人才能真正获得社会创造的主要财富。因此,自上而下授权的ZZ社会,与自下而上授权的民Z社会,其主要利益享受者的阶层是颠倒的,前者在官,后者在民。

    三、

    无论是在民Z社会还是ZZ社会,国家权力都是对国民财富最疯狂、最贪婪、最无耻、最致命的掠夺者。谁能对国家权力施以更强力的约束、更严厉的监督,谁的自由与财富就能得到更完善的保障。

    四、

    国家权力不会创造财富(它只会消耗财富),国民个人才会创造财富。民富的根本,是在人民有创造财富的自由的同时,国家没有任意掠夺的自由。所以,把“民富”的希望寄托在政府和国家权力身上,完全是缘木求鱼、与虎谋皮。

    五、

    与权力的掠夺相比较,资本的掠夺是非常温和,且微不足道的。与国内官僚资本的掠夺相比较,国际金融资本的掠夺是非常温和,且微不足道的。资本的本质是用于有偿、自愿的交易,权力的本质才是无偿、强迫之掠夺。资本在契约中是纯洁的,只有在与以暴力为依仗的权力相结合时,才是邪恶的。

    当然,关于权力对国民财富的掠夺本性,寒冰并非没有注意到,而是有着深刻之认识,并在许多博客文章中有过无畏抨击。我在上面说的一些东西,寒冰可能早有认识,但因众所周知的原因,或是一种表达的策略,他的言论很大程度上仅止于对资本、地方及部门权力的抨击,对一些更深层、更本质的东西,一部分是回避了,一部分是被引到偏路,另一部分,或许确是认识上的局限。

    作为一个真挚的朋友,自然希望寒冰的思想能够更进一步、更深一层,从而使他的著作,也更有穿透力、说服力和经得起时空长河的冲刷。因为一部书的真正价值,不完全取决于有多少销量,有多少政治局委员阅读过,更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它所描述的内容,是否揭示了自然与社会最深层、最本质的一些东西。

    当然,直揭本质是要付出代价的,除了学识上的扬弃,思想上的探索外,在当前中国;追求知识和真相是要付出更多东西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也是有矛盾的:如果寒冰停留在现在这个状态,对他个人而言是比较有利,其言论文章大都还在权力机构能够允许的范围内;但如果更深一层,他就可能要失去某些言论渠道。其中的得失与利弊,确是令人难以抉择。

    另外,我发现包括时寒冰在内,国内很多的学者和评论家,具备许多国际政治、经济方面的知识,对各国、各大集团组织之间的利益博弈关系非常精通,能讲出许多头道来。但他们大都缺乏一种世界政治的目光。国际政治,是把目光仅限于国与国之间单纯的政治、军事、经济利益的博弈上,即以利益为唯一着眼点;世界政治,则是从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轨迹,核心价值的演化趋势,来辩别一个国家和民族,在什么样的阶段应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才能更好地促进本国本民族的发展。这需要有一个能够“由道辩势,因势选术”的真正有智慧的政治体系,而不是以保持世俗权力为最高目的,一门心思沉溺在浅层的战术层面打转。否则,即使局部战术手段取得胜利,强盛一时,但整个国家制度落后于世界潮流,仍然难以改变被整个文明世界敌视围剿的局面,所有的挣扎与努力,都不过是饮鸠止渴而已。最广泛的人民利益,和最高的国家利益,都是只有把这种利益融合进人类文明最高水准的制度与文化里后,才有持久发展的可能。

    “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这一句英国十九世纪政治家迪斯雷利的名言,最近几十年不但被中国的普通民众所熟知,还为许多国际政治、经济学家和评论家们奉为圭旨,并以此作为分析西方社会的利器,甚至是唯一的武器,却不知,或不愿意承认:当代西方人最重视的,除了利益之外,还有“自由、民Z、人权”等核心价值观,为了这些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他们甚至可以抛弃局部的个人、团体和国家利益。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这样的趋势和倾向,已变得越来越强烈和明显。

    人类文明的发展,是意味着“人”和“朋友”将越来越比“利益”来得重要。只看到利益的人,是只看到了浅层的“术”和外在的物,看到核心价值的人,才是察觉到深层的“势”与“道”,以及内在人性的深层诉求。

    “道”和“势”,是只有具备真正宗教感和使命感的人物才能辩识掌握,并促成行动。很可惜的是,当前的中国,却是视这样的人为颠覆者。

    今后的时寒冰,能否有更广阔的视野和更无畏的勇气,以术辩势,以势察道,我只能拭目以待。

    最近几年来,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当今中国的普通民众,如何才能抵抗掠夺?

    这是时寒冰在《中国怎么办》里没有涉及的问题。当然,这也是因为他写的是《中国怎么办》,而不是《中国人怎么办》。他在书中主要考虑的是“为国献策”,这与寒冰在博客上竭力为民献策的努力有很大不同,我认为,这就是他的书写得并不成功的根本原因。

    所以我着重考虑的,是如何“为人献策”,也就是如何为自己,也为身边普通的人们寻找出一条行之有效的抗拒掠夺的道路。

    老实说,这是一个令人绝望的努力和尝试,在这片权力阴影笼罩每个角落的土地上,在这个ZZ传统根深蒂固的社会里,抗拒掠夺、逃避奴役是一个异常艰难的目标和愿景。

    当然,走向自由、独立、尊严的路并没有被完全堵死;除了挣够钱移民国外的捷径之外,无数的人也在努力让这片国土变成更加适宜人类居住;虽然现实的情况是,一些习惯于强迫和掠夺的人,在让这个片国土变得越不越不适宜人类居住。

    我苦思良久,终于觉得,每一个自愿或被迫生活在这片国土上的人们,每一个试图获得自由、富足和有尊严之生活的人们,每一个希望能够抗拒那无处不在的财富掠夺,和无孔不入的人格奴役的人们,可以尝试从下面四个途径来改变自己的生存处境:

    一、自我的觉醒和解放

    当一个人的心灵,能够逐步的扩大知觉,解放自我,并发觉世界时,它就有了觉醒的可能;当这样一个慢慢觉醒的灵魂,逐步摆脱了原始的蒙昧和恐惧,它就有了独立思考和行动的能力,当这样一个逐渐自我解放的灵魂,一点点察觉自由与财富相连,幸福和权力相关时,它就再也不会将权力与财富随意的托付给别人,再也无法忍受外界任意的强迫和掠夺。

    对以掠夺他人财富和权利为生的ZZ权力来说,个人权利意识的觉醒是其最大的敌人,个人追求自由幸福的动机是最可怕的洪水猛兽。因为它会发现,越来越多觉醒了的个体灵魂,已经像神一样不可侵犯。“每一个人的灵魂,乃地上的神物。”而支撑灵魂存在的物质财富,和支撑灵魂价值的人格尊严,也一样的变得神圣不可侵犯。

    其实,每一个创造财富的灵魂,天然的就有抗拒掠夺的本能。但更大的力量和勇气,更强的信心与意志,则来自更高程度的心灵觉醒和解放。每一个觉醒了灵魂,勇于表达独立意见、捍卫自己权利和尊严的灵魂,即是人间的火炬和灯塔,既给自己以信心与力量,又给他人以温暖和支援,从而使我们生活的世间,多出一份走向光明的希望。

    所以,真有勇气抗拒掠夺的人们,必须具备这样的自我觉醒:我创造的财富和天赋的权力,非经我的同意和授权,谁也不能将其夺走。不管企图夺走它的,是其他个人、团体还是国家。侵我神圣权利者,虽强必抗;犯我神圣权利者,虽远必诛。谁敢横私天下身,天下人皆可共讨之。只要抗拒、声讨的人达到一定数量和比率,掠夺者自然会有恐惧,就会不得不改变其政策手段:毫无顾忌会变成稍有顾虑,冷酷残忍会变得稍微温和,横眉冷对会变成略有笑脸,独家垄断会变成多家竞争,十倍利润会变成三倍利润。

    世上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被掠夺者的权力和财富,只会在抗拒掠夺的过程中有所增长;被奴役者的自由和尊严,只会在反抗ZZ的过程中有所提高。

    二、群已权界

    觉醒者应当清晰地认识到个人与社会、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人的自然权利形成社会和国家权威的基础,而不是国家、社会赋予个人以权利。政府权力的合法性在于保护个人财产权、和平和安全。

    对一个现代国家的公民来说,对一个有完整权利和行为能力的人来说,他天然是一个“法人”,即是有着全面的立法、司法和执法资格的人。这种资格不需要任何权力机构的批准,只需要每个人内心的批准。每一个的公民,作为国家的主人,都是最高的立法者、最终的审判者和最后的执法者。具体而言,是法律须由国民来制定,审判须由公民来定罪(即公民陪审团制度),执法须由全民来监督。如果一个国家的公民,缺乏了立法、司法、执法中的任何一项权力,那他们就必定不是生活在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

    如果不对国家权力进行有效限制,那它就是人类最危险的敌人,就是国民最致命的掠夺者和最残酷的压迫者。

    也就是说,如果你不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并坚持这一点,那国家一定会把你当作它的奴隶。

    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最要警惕的是出现下述情形:“政府不再是人们权利的保护者,而是成为最危险的侵犯者;不再是自由的保护者,而是建立一种奴役的体制;不再使人们免受武力的威胁,而是首先使用武力对付人民;不再是人们之间关系的协调者和基于社会准则的服务者,而是成为用威吓和恐怖手段控制人民的工具;它不倚仗法律,对社会的支配来源于官僚机构的任意决断……

    这是人类历史上由野蛮力量控制的最黑暗的时代。”(《新个体主义伦理观——艾因。兰德文选》)

    当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自己应当是国家的主人,必须是国家的主人,国家与政府,不过是国民共同雇佣的管家和仆人,必须施以强力的制约和监督,才不会出现鸠占鹊巢、反仆为主的局面;也只有当“从来只有国叛民,人间无有民叛国”,和“统治者必须永远被关进笼子”成为国民共识的时候,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才会真正来临。

    三、促进信息自由的流动和传播

    去年我在一篇文章中曾说过的这么二句话:

    对知识的过滤者和信息的掩盖者,民众无论致以多恶毒的诅咒都是不过分的;

    对知识的传播者和信息的公开者,民众无论致以多崇高的敬意都是不过分的。

    ——在当今中国,这二句话无论再强调多少次,也是不过分的。

    真实、全面和详尽的信息,是个体获得觉醒的基础,亦是权力、财富和知识的根基。所以对信息的控制和垄断,一直是ZZ势力最重要的统治手段之一。在当今的信息时代,信息的不平等,更是最严重最恶劣的不公正之一。所以任何时刻,都应该把信息的掩盖者、过滤者、删改者、独占者视为全民公敌,而不必管他们是披着怎样的羊皮,扯着怎样的大旗。

    今天,那些全民公敌有了一个天敌,那就是伟大的互联网。互联网导致了真正的信息时代的降临,有史以来,全世界的民众,特别是那些原来生活在ZZ统治下的民众,借用互联网,第一次在知识与信息的获取上有了与统治阶层近乎相等的平台和渠道,于是,信息的丰富和自由,促进了无数灵魂的觉醒和解放,而觉醒后的洞察与独立判断,又使他们真正有了捍卫自己权利尊严的意志和力量。

    因此,全世界的黑暗ZZ势力,都是视互联网,及它所代表的信息的自由公开性流动为不共戴天之仇敌。以至于,分辨一个国家黑暗ZZ的程度,只要看其封锁互联网的程度就可以了。值得庆贺的是,中国目前还不是封锁互联网最严酷的国家,但可能是妖魔化互联网和上网民众最不择手段的国家。

    历史或将证明,无论是对个人还是整个社会,最终的安全在于信息自由的流动和传播。

    这句话的意味是,人们最终的安全,最终的权力和最终的财富,是建立在获取信息的自由、公开和平等上,建立在所获信息的真实、全面和详尽上。促进信息自由的无障碍的流动和传播,既是个人自我实现的基础,也是建立一个理性文明社会的起点,更是清除、抑制人类的阴暗行为最有效的措施。

    而今日之中国,围绕互联网这个前所未有的信息平台,正在展开一场轰轰烈烈、全民参与的信息大战。这是一场蒙昧与觉醒、野蛮与文明、自由与ZZ的公民战争;是公民摆脱权力奴役的自由之战,是保护个人财富的生存之战,是捍卫人格尊严的觉醒之战;觉醒者的自度度人、蒙昧者的自堵堵人和权贵们的驱愚杀人,在这里进行着最直接、最激烈的交锋;觉醒者的力量,能否在这里杀出一条血路,或许将决定我们的命运。

    四、促进权力的下移和扩散

    权力的构成,无非是三者:暴力、金钱和知识。人类最初最野蛮的权力,完全依赖于暴力;半野蛮时代的权力,依赖于暴力和金钱,知识只是仆从;而文明时代的权力,则是暴力、金钱、知识三者的混合物;随着人类文明的进一步发展,暴力、金钱在权力中的比率逐渐降抵,知识(包括人类的良知和道德)所占的比率越来越高,并最终成为权力的领导者。

    在ZZ社会,野蛮和半野蛮的权力控制着人类。直到民Z制度诞生,以知识为领袖、以人类普遍良知和道德为根基的权力才逐渐出现在人世间。

    在君主ZZ时代,是以暴力为依仗,尽量把权力与财富都集中到一个人身上。这时,君主本身即使再有知识和道德,他的政权也是野蛮的,因为以暴力为依仗的强迫集中,它所集结的就必然是人性中的野蛮、阴暗与邪恶。只有非暴力状态下自愿授权所集结的权力,才能真正反映人类当时的普遍良知和道德水准,一定程度上消减权力本身的邪恶性(即使是自愿授权,权力的邪恶本性也不能改变)。

    权力越是集中,其邪恶性越强,人民越难制约;权力越是分散,其邪恶性越弱,人民越容易将其囚禁和监管。

    权力最集中的国家,必然是最黑暗的国家。权力最集中的政权,必然是最邪恶的政权。

    因此,国家权力从一个人身上扩散到九个人身上,是一个伟大的进步。从九个人身上扩散到七千万人身上,亦是伟大的进步。从七千万人扩散到十三亿人身上,才是根本性的进步,从此真正踏进了文明社会的初级阶段。

    一个人**不如九个人**,九个人**不如七千万人**,七千万人**不如十三亿人**。等到十三亿人都有资格**时,就可以将“**”二字改成“福利”了。

    权力同其他东西一样,从来不是凝固不变的,它一样是在随时的转移变化中。我觉得,每一个无权力的人,可采用下面的原则性态度以逐步地获得个人的权力:当中央与地方政府产生冲突时,原则上支持地方政府;当政府与企业产生冲突时,原则上支持企业;当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产生冲突时,原则上支持民营企业;当政府、企业、团体组织和个人产生冲突时,原则上支持个人。只有经过这样持续、不断的主动性推移,权力才可能终有一天会回归到每一个国民自己手中。

    当权力回归时,财富也自然的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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