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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红色之恋-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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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着面前这位已经病得直不起腰的老婆婆，望着这张褪了颜色的党员证和三个铜板的党费，母亲的眼眶湿润了，她的心灵被强烈地震撼着。她第一次活生生地感受到了共产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份量，这是一个真心实意为天下穷苦百姓谋幸福的政党。也就从这一刻起，我母亲的心底闪现出了要加入这个光荣组织的念头。
当天夜里，在这间低矮破烂的茅草房里，借着炉火发出的微光，母亲一字一句地写下了她平生第一份入党申请书。
我姥姥在世时，鉴于我姥爷参与政治一生不幸的教训，深感党派之争的切肤之痛，曾经给子女们定下过“无党无派，专心读书”的家规。十几年过去了，在我姥姥的严加管束之下，我几个舅舅先后大学毕业，事业上各有所成，却没有一人涉足政坛。四舅甚至毕业于蒋介石培养嫡系的摇篮——黄浦军校，居然也没有加入国民党，成为黄浦军校历史上罕见的非党毕业生，只有母亲顶住家庭压力，违背了姥姥的教诲，下定了参加共产党的决心。
我问过母亲写第一份入党申请书时有什么感受，母亲说：“心情很激动，就象是与封建家庭彻底决裂的宣言；同时心中又很缠绵，有一种初恋的朦胧，尽管后来一次次的追求总是失败，但这一辈子再也难以忘怀这个红色之恋。”
母亲这位当时只有22岁的青春少女，敞开心扉狂恋上了伟岸、庄严、慈祥的中国共产党。然而，历史老人就是这么幽默，不当月老偏做法海，一次又一次无情地粉碎了母亲充满幻想的玫瑰之梦。
第二天清晨，当进军号吹响的时候，母亲把全班战友凑的一小袋大米悄悄留下。母亲自然没有资格也不能收下这位坚定执着的老党员的党费，而是把红军妈妈对革命前途的坚定信念化成继续前进的动力，又踏上了南下的征途。她的脚步是那样有力，她的精神是那样饱满，她的歌声是那样瞭亮，她的表情是那样的开朗。我母亲是怀揣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期待着向党组织把恋情表达。
那天午后，雨过天晴，阳光明媚，母亲略带羞怯地把她用心血写就的入党申请书交到教导员手中。
教导员看过之后，并没有立刻表态，沉吟半晌后，才诚恳地说：“小余，你到部队后积极要求进步，行军途中帮助战友，宣传发动群众从不落后，这一切组织上都看到眼里，所以批准你加入了青年团，让你当了班长，但是，入党的政审条件是十分严格的，现在还是战争时期，情况非常复杂，你的情况属于先天不足，海外关系太多，他们的政治面貌又一时说不清。还是以后再考虑这个问题吧。但是，你千万不要有思想负担，党组织的大门是永远向进步青年敞开的。”
教导员的一番话像一盆凉水泼在母亲那热血沸腾的心上，她顿时感到天昏地暗。倔强的她独自跑到旷无人烟的山崖边，偷偷落泪。她实在想不通，为什么自己满腔热忱地苦苦追求共产党，而党却要不留情面的把她拒之门外？为什么自己已经背叛了阶级家庭，却总是要把自己和那些谁也搞不清跑到哪里去的社会关系硬扯到一起？从不服输的我母亲暗下决心，你们不是不相信我吗，我偏要干出个样子给你们看看！
十 梦圆
母亲写第二份入党申请书时已经分到兵团保卫部工作，组织上甚至已经派人和她正式谈过三次话，正当母亲隔三差五虔诚地给党小组长篇大段地写着思想汇报时，拒婚事件发生了。这一下又彻底没戏了。一个连组织决定都拒不执行的同志至少是个组织纪律观念不强的同志，离党员的标准自然还有着相当大的一段距离。尽管保卫部李部长宽宏大量，心胸开阔没有给她小鞋穿，但连母亲自己都自知入党问题肯定泡汤。
母亲递交第三份入党申请书时，全国大规模的审干运动开始了，母亲因为海外关系复杂，被抽调到兵团政训队进行学习，这个政训队集中了兵团机关几百名有各种问题的干部，关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学习讨论。说是集中学习，实际上和接受审察也没什么区别，学员之间不允许交流，不允许和外界联系，不允许随便外出。学习期间，几乎每天都有学员离去，或是因为审察出严重的历史问题被逮捕，或是因为其他问题被开除军籍和复员返乡，谁也搞不清什么时候什么样的灾难会落到什么人的头上，每个人都过着提心吊胆、如坐针毡的日子。
母亲刚进来时还满不在乎，觉得自己历史清白，真心革命，不会有什么问题。直到一件偶然事情的发生，才使我母亲意识到问题的严重。
当时和母亲一起前来学习的还有同时入伍的大学同学张洁，尽管张洁那当过国民党少将师长的父亲早已和她母亲离婚，而她自小就判给了母亲，但还是没有逃过严格的组织审查。此时的张洁已有孕在身，丈夫又参加了志愿军远在朝鲜作战，严重的政治高压使得一向柔弱的张洁精神几乎崩溃。一个星期天的深夜，她突然早产大出血，军医正巧离队回家，远在三十公里外的市区，偏僻的小山村没有任何抢救设备和条件。天亮的时候，母亲眼睁睁看着自己亲密的战友同学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母亲永远忘不掉，昔日好友临死前紧紧抓着她的手，反复嘟囔着一句话：“请告诉组织，我早已和我父亲划清了界限；我没有问题，我不是投机革命，我是清白的。”
张洁的死为母亲的政治前景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这使她第一次意识到，革命的代价不仅仅表现为战场上的牺牲，还要随时迎接各种精神折磨和委屈蒙冤的考验和挑战。从那一天开始，她随时做好了复员乃至开除军籍的思想准备。然而，大半年的时间过去了，政训队的学员越来越少，可我母亲的审查依旧没有任何结果，就这样，一年之后，母亲又回到了兵团幼儿园。虽然没有受到什么处分，可在同志们的眼里，毕竟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入党的事情自然再没人过问。
这次长达一年之久的审察对母亲政治前途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不可估量的，但她从未向任何人提及过这件事，也没有说过一句喊冤叫屈抱怨组织的话。五十年后，母亲在我的一再追问下回忆这段历史时，她只是简单地说了这样一句话：“全国解放初期，阶级斗争还十分激烈，在那个时代背景下，对党和军队的干部必须要有严格的政治审查，虽然个人受了点委屈，但我们党最讲实事求是的，最终还是给了我一个公正的结论。”
母亲递交第四份入党申请书是她来到83师担任幼儿园主任后的事情。这次师政治部十分重视，专门开会研究过她的问题，认为母亲虽然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但我们党一向强调个人表现。实践证明我母亲工作是积极的，思想是进步的，对党的态度是真心的，于是决定将她列为培养对象。可偏偏在这个关键时刻，母亲打报告要结婚，结婚就要审查，于是旧事重提，母亲的社会关系又翻过来覆过去象过筛子一样筛一遍，结论自然还是没有问题，一年后，婚是让结了，但入党之事从此再没人在她的面前提及。
母亲最有希望入党的机会是1962年。当时蒋介石疯狂叫嚣###，福建前线进入战备状态，父亲被任命为军直留守处政委兼党委书记，统一管理整个后方机关单位的搬迁工作，母亲所在的军直幼儿园正好归父亲管辖。于是有人建议我父亲利用这个机会，正好解决母亲的入党问题，肯定不会有人反对。
没想到这次是母亲自己站出来公开反对，她说：“我入党是为了更好地为党工作，这是正大光明的事，又不是偷偷摸摸的私下交易。如果仅仅因为大家看我丈夫是党委书记而碍于情面照顾我入党，这个党我宁可不入。我会用自己扎扎实实的工作和光明磊落的行动证明，我余耀华的一生无愧于党。”
父亲后来提醒她：“你的问题恐怕永远都会留着个尾巴，看来命里注定只能做一个党外布尔什维克了。”
母亲一拧脖子道：“党外就党外，组织上不让我入党，那我就自己批准自己在思想上入党！”
从此之后；母亲工作过的单位出现了一种十分奇怪的现象。那时候强调政治挂帅，党领导一切，各单位的大小事务都是最终由党组织来确定。母亲在师幼儿园当主任，但不是党员，党支部又无法确定业务上的事情，于是每次开党支部会议都请母亲列席，最后由她代表支部做总结发言。母亲后来调回军直幼儿园担任主管业务的副主任，由于老主任兼党支部书记，是一位没文化的三八式老大姐，所以每次开支部会商量工作只好仍然请母亲列席，发表意见，最后老主任一锤定音：“就按余主任说得办！”
这样微妙的工作格局维持了十多年，一直到母亲退职终止。
其实在这种工作格局中母亲是很尴尬的。既要摆正位置，说话掌握好分寸，多用建议和征求意见的语气，毕竟是党支部会议，你连党员都不是，请你列席就算是抬举你了。又要为工作着想，坚持原则，听到那些连小学都没有毕业的支委们不着边际的教学管理思路，还必须硬着头皮加以纠正。语气稍重了一些，就会有人翻着白眼说，连党员都不是，还真拿自己当领导了。虽然最终总是按照母亲的意见确定下来。但这种近似人格的污辱几乎使母亲忍无可忍。
母亲说：“不管怎么讲，组织批准我列席党的会议，并且十分尊重我的意见。在那种大背景下，能对我的工作这样支持，说明对我是信任的，这使我感到赤胆忠心不被信任是一种耻辱，忍辱负重却又痴心不改是一种境界。
蒙冤是需要补偿的，至少应该有一点哪怕是毫无意义的发泄，可母亲没有。
积极参加爱国学习运动被误认为是伪装的特务，她没有抱怨过；调离工作岗位被严格审察了一年的时间，她没有抱怨过；因为复杂的海外关系迟迟不被批准结婚，她没有抱怨过；多年主持单位工作却不允许入党，她没有抱怨过；反“右”和“文化大革命”中无缘无故被批斗，她没有抱怨过；甚至被毫无道理地清除出革命队伍，她也没有抱怨过；所有这些不白之冤她从来没有说过一个不字。
我曾经不止一次耳闻目睹有的人用嘲弄的口吻当面对母亲说：“共产党到底给了你什么好处？你放着舒适的小姐日子不过，放着出国留学的机会不去，却死心踏地跟着共产党走，到头来连个党员也不允许加入，你究竟图的是啥？”
这种挑衅性的发问恰似用刺刀穿透着母亲流血的心。而她一生中到底有多少次这样被刺伤，却是数也数不清了。
母亲不是不知道自己所蒙受的冤屈，不是不清楚自己所受到的不公正的待遇，也不是没有发泄的愿望和念头，她是不愿意不忍心不能够用自己的手来打碎自己精心编织起来的梦。
记不清是哪位作家曾经对爱情作过这样的经典解读：如果你真诚地爱着或者爱过一个人，他或她便是你的一部分，曾经或者正在共同着你的血肉和灵魂，在某种意义上，当然也是你的人格和历史，如果对方给你带来过伤害的话，一个自尊自爱自强的人，他唯一的选择便是自己默默地包扎起伤口继续赶路，哪怕这伤口终生都不会愈合。
这种对爱情的执著态度不正是母亲对理想信念痴心不改的最佳诠释吗？无比欣慰。”
。。
十 梦圆
时间编织着沉重的人生之梦，半个世纪弹指一挥间。
苍海桑田，世事常变，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改革开放之后，当年与母亲一样富有出国的同窗好友荣归故里了，摇身一变，从黯然离去的落后分子变成了海外归来的爱国志士；当年与母亲一道手挽着手上街游行的地下党员也衣锦还乡了，虽然光荣离休，但依旧是戎马一生受人尊敬的革命老前辈。唯独母亲什么也不是，什么也没有。在有产者眼中，她是背叛自己阶级的“叛逆”，在无产者看来，她是尚需继续改造的异己分子。但母亲什么也不在乎；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忍辱负重，备受世态炎凉，却从无半句怨言。从从容容、平平淡淡地象一个独行大侠般地行走着自己的人生旅途。
大姨从美国回来，听说了母亲的坎坷经历，连连后悔当初没有坚持将她带出国去，愧对死去的母亲。
母亲听了，只是淡淡一笑：“我自己都从未后悔过当初的选择，你又何必自责。”
我时常在回忆母亲的一生。
为了“信仰”二字，尝遍了人世间的酸甜苦辣，为了“信仰”二字，风里雨里，泥里水里，几十年艰辛跋涉，视荣华富贵为污泥浊水，名利地位为过眼云烟，虽历经坎坷，却痴心不改，忠贞不渝。如此人生态度，也算是世间少有。实际上不管什么时代，人生一世，常有不如意，大千世界，人海茫茫，世间烦恼，皆在其中。人生既有荆棘坎坷，也有一马平川；有壮丽辉煌，也有败走麦城；若都能以这种处之泰然、百折不回的心态对待逆境，又有什么样的困难不能克服，什么样的事业不能成就呢。
年华似溪水，潺潺东流去。面对外面很精彩的世界，母亲平静地生活着，她总爱在秋日的黄昏，与我父亲一同漫步田间，久久凝视着夕阳晚霞，似是在品味落日的宁静恬淡，又象是在追忆酸甜苦辣的人生。万事从来风过耳，母亲此时心中最大的心愿和快乐，就是和父亲共同携手，默默无闻、平淡悠闲的安度桑榆之年。
然而命运之神再一次将灾难降临到母亲头上。那一年，父亲解放初期在闽南山区剿匪时落下的枪伤突然恶变，一经发现，已是癌症晚期，毫无治疗希望，专家断言，最多只能活三个月。这使母亲那颗本已不堪重负，伤痕累累的心上又洒了一把盐，再狠狠捅了一刀。
面对死神的呼唤，父亲表现了少有的冷静，他以非凡的毅力和超人的勇气与病魔展开搏斗，令人难以置信地将三个月的生命极限顽强地延续了整整八年，创造了生命史上的奇迹，展示了他人生中最绚丽多彩的又一次辉煌。
我想起父亲生前常讲的一句话，宁可打死，不能吓死。
那一枪，终于为父亲的生命划上了一个大大的句号。
父亲去世的那个中午，神智依然清醒，虽然他已经二十多天不能进食，不能说话，但仍然强睁着双眼，久久凝视着母亲，象有许多话要说。那目光包含着对母亲的无限牵挂和对这个世界的深深眷恋。
早在二十天前，父亲躺在病床上，仍不忘反复叮嘱我们兄弟；你们的母亲这辈子太不容易，为了追求革命理想，放弃了许多许多，奉献了许多许多，得到的却很少很少。一定要让她过一个安闲平静的晚年。
父亲是凌晨时分停止呼吸的。母亲十分镇定地坐在一边，轻轻抚摸着我父亲削瘦的面颊，默默望着那张曾经相互注视了四十多年的脸，象是在追忆近半个世纪与父亲共同走过的风风雨雨。
我知道，母亲一生的追求信仰都是通过与父亲的结合表现出来的。
母亲虽然革命一生，但遗憾的是并没有在形式上得到党组织的认可。时光如梭，转眼几十年，她所为之背叛的豪门不再有人看见，她所为之奋斗的理想也不再有人知晓。唯一改变不了的事实是，她没有出国，没有嫁给有钱人，没有依附在别人身上生活，而是嫁给了一个根红苗正的工农干部，一个枪林弹雨出生入死的钢铁战士，一个曾经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革命军人。她的后半生尽管默默无闻，她的信仰尽管无人理解，但她毕竟还是个革命军人的家属。
父亲和母亲的婚姻实质上是革命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完善结合，精典之作。在我父亲的身上寄托着母亲太多的梦想和期望。我母亲一向是以我父亲自豪的。如今，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往事如烟，再也难以寻觅，父亲永远离去了，随之也带走了母亲无尽的眷恋和萦怀。
在父亲治丧期间，有关部门曾经向父亲的原部队发去一封电报。这时候的28军早已在珍宝岛事件之后时从福建前线调至山西临汾护卫京师，大部分师团干部留给驻守福建的29军，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后，28军又整编为28集团军。时过境迁，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父亲离休时入伍的新兵蛋子现在恐怕都当了集团军的首长了。因此治丧小组只是例行公事地把父亲去世的消息通报他们，并没有指望他们有任何什么反映。可谁也没想到，父亲去世的第四天，集团军政治部委派一位姓王的副团职干事带着军党委的唁电和3000元慰问金，专程从山西临汾赶来，这使母亲那颗悲伤的心大感欣慰。
这位王干事在的几天时间里，一直表情严肃，极少说话，参加完追悼仪式，我将他送上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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