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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工厂-第1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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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以局面而言,日本更属意吴佩孚以及张作霖,并且目光也还在东三省。根基和主要活动范围在两广福建一带的**党,并非日本需要的政治代理人。正因为如此,孙逸仙才只能和苏俄展开合作。

    不获得列强的支持而想要在政治上取得成功,基本没有可能。对于**党是否在出卖国家主权或者民族利益,其实他们自己体系里也有不少人知根知底。可站在政治高层的位置上,这种事情并不是什么难以接受的事情。

    就以后世的某朝,虽然名为推翻三座大山,可不一样割地让权嘛。就连缅甸,也从地图上割走了我国一块肉,这种事实在不算稀奇。

    “姜瑞元这人,还有些意思,至于**党的事情,你在广州也都看到了。比之南沙如何?你让我去投靠孙逸仙,何不让他来投靠我?”能说出让孙逸仙过来归附的话语,这基本就是狂妄了。

    不过钟泱也的确有着狂妄的资本,三大地区的工农业都有了根基,南军的实力已然准备完成。更不用说在桂省主事的李宗仁,尽起八万大军与**党一决胜负也不算什么难事。如果不是因为还有一些利用价值,**党和红门能在黄埔那里玩得这么开心?

    “你竟敢说出这样的话?”钟泱的不以为意,落在张茵茵眼里,就变成了目空一切。虽然看到了两地截然不同的经济发展情况,刻在心里,她依旧向着**党一边。这种政治上的抉择与理念上的惯性,并非一朝一夕可以改变。

    “现在争论,也没什么意思,很快就有结果了。”看到伊人大怒的模样,钟泱也收敛了一些心思,过激的言语毫无必要。对和错,光说又有什么意义呢?

    “你这话什么意思?”听着刚才的狂言,心情当然不好,但钟泱这话中有话,去也让张茵茵内心一紧。

    “黄埔第一期也快好了吧,就让我们来看看,这改组后的**党,这个脱胎于赤化理念的组织,第一件事做的是什么吧。”说到此处,冷笑和不屑又再一次浮现在钟泱的嘴角。历史上的西关屠城惨案,也快发生了吧。

    至于历史上说是商团作乱,大肆屠杀理发匠,这纯属搞笑。西关是广州最富庶的地方,也是商团自己的基地。在自己的家里搞大屠杀,除了孙逸仙,还有这种人?陈廉伯这人的性情未必有多好,为富不仁肯定也有些,但以此为借口屠杀商民,难道就是对了?

    因为别人错了,所以自己也可以错,这种理念何其可笑。

    用强硬的武力手段来解决内部矛盾,就是赤化**组织最显著的特征。不论目的多么高尚,这种手段本身就是罪恶,而赤化的组织却没有承担这种罪恶的勇气,反而要百般粉饰与掩盖。

    “商团和你们也有联系?”说到这里,张茵茵也有些担心,红门组织的大罢工和农民暴动实在是有些过分。不论好人坏人,资本家和地主一律要打倒的这种黄巾军理论,对于**实在是毫无益处。

    对于生产力也只起到了破坏作用,广州的经济急速下滑,除了政府和外省军阀的盘剥,就和大规模的罢工浪潮有关。农业生产也是一样,农民忙着重新“分配”地主的财产,谁愿意去种地?

    “陈廉伯与杜经南和我不是一伙,不过粤海商业协会倒是把亲属和主要财产迁到了南沙。我们对于商团的事情并没有什么看法,甚至乐得大元帅代为肃清。”

    广州商团成立于1912年,最开始是广州商民维持社会治安、保护商家生命财产安全的自卫武装。随着实力不断扩充,政治倾向日趋保守,逐步演变为与孙逸仙大元帅府对抗的武装力量。

    要说它常与当地军警勾结,那就是狗屁。但镇压职工和各种**运动,维护商业协会利益的勾当还是有的。以商团组织和**党的关系,要勾结起来可就不容易了,以前倒还可以和军阀政府勾肩搭背一番。

    不过说到镇压职工的**运动,这一种说法本身就很笼统,也不切实。就以经济情况而言,商团给出的待遇并不低,一个工人的努力工作,养活一家五口不成问题,虽然生活显得清苦,但这时的老百姓大多也不讲究这个。

    可自从红门来了之后,各种大罢工就不说了,暴力活动却越来越多。因此而身死破家的小资本商人为数不少,要不是各大商业协会还有自己的商团民团武装,红门要闹出多少事情来还不知道呢。

    这种扣大帽子的习惯,实在很不好,起来搞**的“积极分子”,十中无一。大多数忙于生计的工人,有时间来搞这个?要不是还能从红门组建的工会里听到点新鲜事,满足空虚的心灵,工友们早就不予理会了。

    在还能活下去的情况下,工人们会想着豁出去搞**?这样的人,也只有那些想要不劳而获的闲汉才会去关心。而早期的红门,基层基本上发展的都是这样一些地痞无赖,人才参差不齐。

    商团这种地方武装力量,任何一个政权组织都不会去容忍其继续存在。过去的时候,莫荣新和龙济光等人,都是客军,没有心思去做这种事。因为他们本就不打算在广东进行长久的发展,本质上他们的根基在广西。

    至于陈炯明,他是温和派,并不打算采用暴力的手段,而是想要逐步来消化这些地方私人武装力量。毕竟商业协会组织也不想背负这么个沉重的收入支出负担,又不是想要争霸天下,蓄养私军一点也不好玩。

    可孙逸仙却不同,在性格上他是唯我独尊的类型,商团武装是他万万不能容忍的。陈廉伯这人也实在二百五,屡屡找大元帅府的难堪,自恃商团的武装力量,摆出一副扯高气扬的样子。

    在这节骨眼上,还大张旗鼓的从挪威采购军火,这种事情,也就陈廉伯那傻帽感去做。后来军械被军队扣留,他才发现事情不对头,躲到香港去找英国干爷爷抱大腿。被大元帅府下了通缉令,这点实在不好玩。

    此前不久,迫于商界的舆论压力,大元帅府也不得不取消了陈廉伯的通缉令,甚至还打算放还被扣的军械。至于这些东西是不是被掉包了不少,或者漂没一部分,就属不为人知的故事了。

    在钟泱看来,商团和大元帅府的矛盾,是地方实力派与中央政府职能部门的冲突。各有各的道理,并没有说谁应该被谁消灭的道理。世道纷乱,商团要武装自卫,这点可以理解。**党要稳定后方,取缔民间私人武装,这一点也可以体谅。

    就算是钟泱,在南军统一两广之后,也会想着要打算肃清各地的商团民团,改为政府直属的职能部门。只不过在这个过程中,不会像**党那样搞什么西关大屠杀,把百姓的性命视之如草芥。

    赤化后的政权组织,在对待民众上,采用简单而血腥的**,一直是一种特色。而且还有不少御用文人来找出不少正当理由,让人恍然大悟:原来只要有着借口,那么无论手段多么残忍和卑劣,都是可以的。

    无怪乎后来能够出现如此之多的世界奇闻,实在是在此时就已经埋下了种子。中国不是有没有民主的问题,而是人治与法治的根本冲突。只不过政府从来都含糊其辞,或者扯开话题。

    民主这个东西,很有争议,也可以大谈国情。唯有这法治人治,赤化政权就说不清楚了。因为这里不能说,一说穿,个人崇拜就搞不起来,党国的理念也没法继续维持。这实在是动摇国本的事情。

    钟泱不愿意与张茵茵争论,他只是想让她用双眼去观察,谁对谁错,一看便知。



………【第二百零一章 西关事件】………

    真要看历史,初中高中课本纯粹狗屎,李剑农的书倒还值得一看。对于这个人,钟泱也很欣赏,不过目前还难以拉拢,只能静待后事。

    观之此人生平,真可谓才华横溢,计智高绝。

    李剑农,又名剑龙,号德生。1880年6月10日生于湖南邵阳西乡滩头。稍长到邵阳县设书院就学,1904年人湖南中路师范史地科学习,最厉害的履历在后面。

    他于1906年加入同盟会,四年后入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1911年回国参加辛玄**,曾撰写《武汉**始末记》,是为编写历史著作之始。到了1912年7月,他又赴英,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旁听并作自由研究。

    直到1916年夏才最终回国,从1919年8月开始,受聘担任汉口明德大学教授。在这期间曾为湖南军阀赵恒惕起草省宪,并任省务院长兼教育司长。不过据说李剑农和赵恒惕的关系不太好,因为政见上的分歧比较大,矛盾早就人尽皆知。

    虽然这人也有着同盟会出身的背景,可实际上和孙逸仙的**党没啥关系。同盟会里和孙逸仙有联系的人很多,可持反对意见的人更多。至于后世历史里把孙逸仙说成了同盟会的大元老,这点就让人很费解了。

    宋教仁、黄兴这些人和孙逸仙可不是什么上下属关系,即使是,也是孙逸仙当下属。不过这种政治美化工程,历来都有,也不唯**党在玩,这里面没什么好惊奇的。

    最让钟泱和陈泽他们关注的,依旧是商团与大元帅府的矛盾,虽然在表面上,据说最近双方都有所缓和。可这里面的事情,并非如此简单,这就涉及到了孙逸仙当前的政治和军事诉求,以及商团的经济利益诉求。

    从大局上来说,一九二三,二四年间,北有曹锟、吴佩孚,南有孙文,皆为和平障碍,也是联省自治运动的最低潮。一九二三年二月,孙中山贿买滇桂军,回粤重组大元帅府;十月,曹锟贿选大总统,于是武力统一中国。

    至此“南征”和“北伐”的论调,又再喧嚣全国,酿成孙段张三角联盟与曹吴相对抗的局面。一九二四年九月,苏浙战争爆发,全国又再陷于大混战的危局。面对着这样的局面,孙逸仙认为北伐的时机已经成熟,力主全力开展**党的统一大业。

    英雄建功立业多矣,谁又在意百姓的死活呢?政治组织之间斗争,通常都会用武力来解决,因为败者无人权。凡事参与到了政治舞台的争斗,失败的结果,能死的舒服点就已经很不错了。正因为这种情况,各大“雄主”都无所不用其极,还有史书为之著书立传。

    一个人的生死成败,总凌驾于天下苍生,这种局面在中国,历来没有很好地划分清楚。

    孙逸仙跑到韶关督战,在还未评定两广的形势下,力主实行北伐战略。这种不顾后方和退路的做法,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其中反对的最为激烈的,不是别人,正是姜瑞元,这个黄埔军校的校长。

    陆军军官学校里的每一个人,都是他的嫡系武装,广州更是**党当前的根基所在,这种时候去北伐,胜了还好说,可一旦失败,**党就要失去老巢,彻底丢掉这几年来苦心经营的基业。

    商团中的上层,包括陈廉伯在内,各个摩拳擦掌,准备迎回陈炯明,也让姜瑞元和胡汉民他们十分担忧。在内部统治基础并不牢靠的情形下,进行北伐是很不明智的行为。杨希闵和刘震寰,也不愿离开广东这个富庶的膏腴之地,进军湖南。

    在这个时后,**党中央和**政府内部对处置商团态度并不一致。孙逸仙于9月13日赴韶关督师北伐后,又对广州商团采取容忍态度。9月15日陈廉伯、陈恭受通电表示拥护孙大元帅和广州**政府后,孙于19日令省长公署取消对两陈的通缉令,发还其家产。后孙又令范石生、李福林等在商团缴足北伐经费、改组立案后,可办理发还一部分“扣械”。

    加上**党内部因为整军北伐的事情而处于混乱,陈廉伯便错误判断了形势,以为**党的统治已到尽头,这又开始上串下跳,组织商民罢市,对大元帅府施加压力。

    以至于商团头目为索还团械准备发动第二次全省罢市之前,各地商团代表在佛山商团团长陈恭受的召集下,在佛山召开秘密会议,议决发动省城及各属商人罢市,以作‘消极的抗拒‘。8月22日,佛山开始罢市,25日,广州及附近县镇全面罢市。

    这次罢市不同以往个别行业的罢市,此前所带来的只是局部的影响。而各地商人联合罢市,其影响是广泛的。仅经济方面而言,商人停止向政府纳税,无疑立即切断政府的财政收入。

    当时,广东政府在财政上毫无库存,每日巨额的开支仰仗于实时的税收。如果税收中断,无疑马上动摇大元帅府的统治,这正是最令人担心的。在大罢市发生前,广州市公安局长吴铁城已经宣称,不怕与商团开仗,只怕商人罢市。因为一旦发生罢市,就会税收断绝、金融停滞、军心摇动,东江陈炯明军会乘机反攻。

    大罢市发生后,截取广州、佛山一带大部分税收的滇军大为紧张。其将领反对孙中山以武力强迫商人开市的主张,称‘滇军饷源,全在省城,若令省中商场受军队践踏,即不啻自断其饷源‘。

    罢市次日,滇军将领范石生、廖行超立即界入调停。29日,在范、廖的主持下,与商团订立含有陈廉伯悔过、宣誓效忠政府、当局7天内发还枪械、商团向政府报效50万元﹔商团改组后归省长节制、商店复业后军队回防及商团联防改组等6顶内容的协议。同日,孙对这一调解协议基本表示认可。协议签定后,商人陆续复市。

    几天后,江浙战争爆发,卢永祥揭开了反直战争的序幕。孙认为这是他实践反直三角联盟、在北京实行‘中央**‘、推翻北洋军阀的极好机会,于是决定立即出师北伐。9月4日,孙中山召开会议作出决定,湘、赣、豫军全部参加北伐,滇、桂、粤军抽调一部随行。

    但是,对于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大元帅府并没有强有力的财政支持,更妄论政府自身正处于极度财政困难中。而占据富庶之地、截收财源的滇、桂军等,根本无意离开他们赖以敛财的地方开赴前线。尽管困难重重,孙中山还是义无反顾,坚持出师北伐。20日,孙在广州主持北伐誓师典礼后出发韶关,大本营迁往韶关,广州设留守府,胡汉民任留守大元帅。

    按照8月29日签订的6项协议,政府应在7天内发还所扣枪械。时限过后,承诺并无兑现。于是,商团又开始鼓噪罢市。实际上,商团的枪械未能如时发还,与当时正在紧锣密鼓、而又缺饷缺械的北伐有关。

    9月12日,胡汉民在给范石生的函中称,‘政府北伐,固我粤人所当尽力者,则商人如何设法,为政府筹措二三百万之入款‘,‘令我北伐军费有着,师行无滞‘。六天之后,在大元帅府召开的北伐军事会议上,各军总司令提出为了筹集北伐经费,要求政府在与商团订立的还械6条件中,额外附加要商团代筹北伐经费300万元的内容。

    事实上,本来就不愿开赴北伐前线的滇桂等军将领,现在借口饷械缺乏,更有了拒绝执行命令的‘充足‘理由。

    此后10余天,商团仍然为还械协议中增加索款一项与政府争持不下,直到双方矛盾再次激化。10月4日,广东商团以尚未领回被扣枪械为由,联络广州及100余个县镇在佛山开会,决定发动笫二次罢市,并再次前往广州向政府表示抗议。

    9日,孙令发还部分枪械给商团,但商团以所发还的非原枪械且坚持全数发还为由,于同日发动全省罢市。商团指责政府早已将他们所购枪械分给各军,虽然只是商团单方面的指责,但在当时北伐紧急、饷械皆缺的情况下,商团从国外购进的性能较先进的武器被挪作北伐亦不足为奇。孙去了韶关后,在给姜瑞元的函件中,也曾提到要他设法将扣留商团的子弹运往韶关。

    孙仍谕大本营秘书处致函商团,晓谕政府发还团械办法及诚意,10月9日又令胡汉民、李福林等依李所拟办法发还团械。当晚李福林奉孙命令到黄埔军校运回枪支4000多杆、子弹12万多发,于次日中午在广州西濠口处交还商团代表收领。

    孙逸仙正为北伐的事情和党内党外的诸人争吵,哪有时间去理会陈廉伯这种小虾米?那些枪支弹药,也都一律发还,省的这些人继续闹腾。可是历史却在这里开了一个小玩笑,以至于变成了完全不同的局面。

    双十节,这个为了庆贺辛亥**而特设的重大节假日,一群红门指使下的狂热门徒,与前来拿回武器装备的商团爆发了冲突。这件事,被赤化了的**党称作“双十节大屠杀”,最有趣的地方在于没有明确具体事例,仅仅是孙逸仙一人之论断。

    这种民间的冲突,并非是什么人处心积虑,和一般的聚众斗殴也相差不多,说是大屠杀就实在有些过了。而且这里面红门的影子也很深,这么巧的一群“反资本主义积极分子”路过,并且一言不合与拿着枪械的商团武装大打出手。

    这的确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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