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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多情玩伴-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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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欧阳一虹跟周雪冰共享一个男人
  欧阳一虹跟周雪冰共享一个男人——赵德发。周雪冰从名义上享有,是壳资源;欧阳一虹从实质上享有,是实资源。两个女人从内到外地把赵德发瓜分了。
  我是在欧阳一虹辞职的第二天上午遇到她的。我们相会在菜场。我们不住一个小区,但是在同一个菜场买菜。她穿着一身休闲装,家庭妇女的打扮。朴素而不失美丽,象一篇精致的小女人散文。我每天要到菜场去一回,从来没遇到过她。她是上班族,上午是上班时间,不可能去买菜的。这天一见到我,她就笑了,说:“从今天起,我们去买菜就可以结伴而行了。”我说:“你怎么不上班啊?”她说:“赵德发没跟你讲?我辞职了!”
  我说:“好。新闻界少了一个记者,社会上多了一个闲人。我也多了一个同伴。”
  我真的是很高兴多了一个同伴。我每天只用两个小时处理公司的事务,其余时间都在家里写作和认字。再就是做饭。我把做饭当作休息的一种方式。中午那顿饭,我一般都是凑合,随便将就一下就行了。晚饭则是要精心炮制,每道菜都当成工艺品去做,很大程度上是根据刘真的口味去烧的。她常常在上班前给我讲清菜谱,晚饭吃什么。这个可爱的东北女强人非常守时,有事耽误了就给我打个电话让我先吃,一般都是准时回家。我也就准时把菜烧好,摆在桌上。到了六点钟,我就打开窗户,伸出脑袋向下俯瞰,等候她那辆红色帕萨特的出现。看着她走出车子,关上车门,钻进楼里。然后我就缩回脑袋了。再然后我就把门打开,免得她再掏钥匙。刘真每天一进门,就一声叫喊:“小男人哎,饭做好了没?”这一声叫喊让我心旷神怡,全身都酥了。我们就例行地在门口抱一抱,她洗了手,我们就吃饭了。每回我都能得到不同程度的夸奖,说我的菜烧得越来越出色了,连公司职员都说她愈来愈年轻了。她说:“吃着小男人做的饭,哪有不年轻的?”不管是真话假话,我都十分得意。它鼓励我再接再厉,不断前进。
  而欧阳一虹正好跟我相反,每天中午做饭是她的工作重点。质量要高一些,品种要多一点,因为赵德发要来吃。他是老板,独往独来,别人管不着他。公司有事他便遥控指挥。午餐过后,赵德发就往床上一躺,说要休息一会儿。他一直有午睡的习惯。说是休息,其实是劳动,两人倒在床上就要亲热,把一个中午搞得翻江倒海。胃饱了,身体也饱了,然后就是纯睡觉,一起来就精神倍增地往公司去。赵德发中午来过,晚上就不来了。晚餐,赵德发就回家吃饭。他不能总是让老婆觉得他晚上不回家,当然老婆已经用不着把话挑明说了,他自己得稍稍自觉一点。欧阳一虹全心全意地侍候赵德发,力求在饮食上精益求精,样样俱佳。做饭不是她的长项,可能不如我,经常向我请教一些菜的做法。我在做晚饭时,她就跑来了,一边给我打下手,一边取经学艺。我俨然一个老师的样子,不断地为她传道授业解惑,诲人不倦。我们两个是文化人,都是学中文的,爱上的都是生意人,又都呆在家里,我们的话题就有很多共同的地方。所不同的是,我的爱是一人独享,欧阳一虹爱上的是有妇之夫。她跟周雪冰共享一个男人。周雪冰从名义上享有,是壳资源;欧阳一虹从实质上享有,是实资源。两个女人从内到外地把赵德发瓜分了。
  赵德发跟欧阳一虹同居的事情,小胖子一清二楚,但我们都没有告诉周雪梅。周雪梅也不问。即使她知道,她也装作不知道。中午,员工们都是吃盒饭,只有赵德发开车出去吃饭,谁都不知道他去了什么地方。周雪梅怀疑他去了欧阳一虹那里,因为她接到过几次欧阳一虹打来的找赵德发的电话。周雪梅不能过问。她有她的难处。周雪冰是她的亲姐姐,她知道他们的夫妻感情已日暮途穷,要挽救是没希望了,谁也无力回天。赵德发另有所爱,而且爱的是上档次的记者,她也是能够理解的。她并不认为这样伤害了周雪冰,只是把他们关系扯平了。姐姐周雪冰给她透露过自己在外面有男人,好多年了,只是赵德发一直蒙在鼓里。她不想弄清欧阳一虹与赵德发的关系到底如何,是为了摆脱自身的干系,以免往后姐姐追究她的责任。还是不知道为好。不知者不为过。她晓得周雪冰的脾气,喜欢反咬一口,自己外面有人,却反过来寻搜赵德发的不是。所以,周雪梅是个特殊的中间角色,她必须保守两个人的秘密。不能让秘密穿帮,隐私串味。
  我也坚守着赵德发的一块秘密。这就是他的保险柜。天下只有我一人知道。赵德发很少开过它。自从他买了保险柜,只打开过一次,他来取钱,顺便放了燕燕那只耳环进去。看来他放了不少现金在保险柜里。本来,看见他来取钱,我把钥匙交给他我就出去了,不想知道他里面放着什么。赵德发见我要回避,说:“你他妈怎么跟上海人似的。看见又有什么,不就是一个点钱么。”我就不好出开了。只见他从柜子里取出那个塑料袋,在里面翻找,好象有美元,有存折,还有信用卡。我说:“这是你的百宝箱啊!”赵德发说:“什么百宝箱啊,不过是两幢房子。”之后他把一张存折放进去,取出了一叠现金,大约两三万块。赵德发说:“你那大老婆没问你吧?”我说:“她还没发现屋里有个宝物。”赵德发说:“不要告诉她。”我说你放心,我是守口如瓶的人。赵德发把钱装进口袋,就到欧阳一虹那里去了。
  赵德发是要给欧阳一虹付工资的。欧阳一虹已经辞职快两个月了,第一个月他就忘了付工资,干脆两个月一起付两万块。欧阳一虹见他把钱往桌上一放,说:“你又拿这么多钱干什么?”
  赵德发说:“你两个月工资呀。我说过了,每月一万。”
  欧阳一虹说:“我们都这样了,用得着给我付工资吗?”
  赵德发说:“拿上吧。我心里安稳些。怎么用,用不用,都在于你。”
  欧阳一虹说:“那我就给你存起来。”
  69、小胖子又是挨了母亲一巴掌
  小胖子又是挨了母亲一巴掌。母亲让他滚。小胖子只好忍辱负重,谁让她是同学的母亲呢?
  见到钱,欧阳一虹还是高兴的。看来赵德发这人还比较讲信用。之所以不想要,是因为她把他的钱看成他们的共同财产了。给不给都没什么实际意义。按时给了,证明他在认真履行自己的承诺。他的承诺是她辞职的前提条件。自从欧阳一虹辞职后,她用钱比以往更节俭了,自己没有收入,开支全是赵德发的。那就更应当节约一点,不能大手大脚。她不能让
  赵德发觉得她是个不懂事的女人,是个填不满的无底洞。有时她也暗暗担忧,不知赵德发以后还爱不爱她,不知他能象现在这样爱她多久。唯其如此,她才更加珍重他们之间的关系,象刚刚栽下的小树苗一样精心呵护着。害怕有所闪失。如果赵德发另有所爱,她就得另谋出路了。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现在她的选择只有两条路,要么是全心全意指靠男人,要么就是自强自立。不指望男人,就得有不指望男人的本事。下次就业,她不会再干记者了,要做其他事。记者不是太苦,而是太让人花眼。越是做记者,心里越不平衡。尤其是象她那样的经济记者。而做其他事的前提条件,是必须提高自己的学历,将来读个研究生什么的。否则,要找一个理想的职业也很困难。
  读研究生是她早就有的想法,只是条件不成熟。现在辞职了,有时间了,除了每天烧饭外,基本上没什么事。这就给她提供了学习的时机。她的想法得到了赵德发的支持和鼓励,赵德发说:“你用心学习。做饭是可做可不做的。我也想过了,年纪轻轻的,成年累月围着灶台,那也不是回事。”于是,欧阳一虹就到书城买了许多专业书籍,决定把读书变成她辞职后的第一职业。
  要说比较稳定的,还是我和刘真的关系。我不担心她,她也不担心我。我们象两颗亿万年前的古生物化石,早就定型了。不容易再变了。我们彼此之间高度信任着。刘真是那种很会调节生活的人,她并不要我每天都给她做饭,她知道那样会把我弄腻的。每周都有几顿饭放在外面吃。她开着车,拉着我,满上海找吃的。这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有时为一顿饭跑几十公里路。装一肚子饭,经过一路颠簸,回来时胃又空了。又找个地方吃。有时我们也会玩到很晚才回家。在外面,我们也象那些小青年一样,手拉手地坐在石凳上,互相依偎着,情意绵绵地看着路人,也接受路人对我们的观看。
  那天晚上在淮海路上,我指着刚刚嫁接的一棵树问她:“你知道农民是怎样形容果树嫁接的吗?”刘真说不知道。我说:“他们编的顺口溜是:你不嫌我小,我不嫌你老。只要是皮挨皮,肉挨肉,照样活到老。”刘真说:“这不是在说树,是在说我们。”我说:“你又不老喽。”
  我们过得都好。过得最让人焦心的是小胖子。都是因为母亲的病。自从上次母亲得知他要买房结婚后,她的健康状况一直起伏不定,时好时坏。弄得小胖子不敢再把有关房屋装修的资料和刊物放在家里了。母亲看见之后就火上心头。房子在她心中成了魔鬼。看到纸上的新房,她就想到小胖子要弃她而去。在装修房子的日子里,小胖子的心情被劈成了两瓣,一瓣是热的,那是新房给他的快乐;一瓣是冷的,新房给他派生出了无穷的烦恼。有几天时间,母亲老是在三更半夜吵人。小胖子第二天要上班,一吵,他就睡不着了,就往周雪梅那里跑,在她那里躲一夜。
  这天小胖子很高兴,下午单位聚餐,发了三千块钱奖金,回家的路上给母亲买了一点零食。母亲在家没事时喜欢吃点小食品。每回发了奖金他都要给她买点东西回去。或者是给她钱,让她自己买。晚上,小胖子回去时,又看到母亲在玩上吊的把戏,一头套着脖子,一头拿在手上。小胖子急了,冲上去一把夺过她手中的绳子,从她脖子上取下来,说:“妈,你不玩这个好不好?”母亲怒目圆睁地看着。之后,母亲就伸出了手,狠狠向步胖子打去。说:“你给我滚!”
  小胖子又挨了一巴掌,让他滚蛋。母亲在打过他之后,就关注起自己的手来。手心手背反复看。小胖子这才惊异地发现,母亲的指头上涂满了指甲油。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涂上了粉红色的指甲油,做儿子的比挨巴掌还难受。母亲认真地看着自己的每一个指甲,象是在检查油彩涂得是否均匀,更象是在观察它们打人的威力。母亲神情专注的样子,如同一个注重细节描绘的小说家。一股悲悯之气向小胖子袭来,他有些伤心地想:这个家里,有资格说滚蛋的应当是我,而不是你!可他能这样说吗?那是不能的。
  小胖子强忍着疼痛,把屋里所有的绳子都收拾起来,怕她再玩。然后,小胖子拿起汽车钥匙,悻悻地走了。见不胖子拿着绳子出去了,母亲在屋里开怀大笑。
  小胖子跌跌撞撞地赶到周雪梅那里的时候,周雪梅正坐在床上打毛衣。周雪梅背后靠着一个红色小方枕,小方枕被她圆润的身子挤压后,露出来的那只角圆鼓鼓的,变了形,象一个小气垫。在床头灯的衬托下,周雪梅的脸半明半暗,坐姿呈现出端庄的淑女气质。加上手上的毛衣,看上去更象是一个贤妻良母。这年头,没多少女孩打毛衣了。她们用不着打毛衣了。业余时间都花在了逛商店、美容美发和没完没了的夜生活上。精神消费成为她们的主导,打毛衣这样的手工劳动则属于上了年纪的下岗工人干的事情。可周雪梅不。周雪梅就喜欢打毛衣,自从小胖子认识她之后,她已经打了三件了。去年入秋后,周雪梅就给小胖子打了一件可以招摇过市的毛背心,小胖子自从穿上后就没有脱过。现在手头上打的是第二件。周雪梅是个精益求精的人,她在毛线的选择,款式的设计上,都注入了许多流行元素和先锋意识。毛线是春节期间专门从南京打过来。她曾经向小胖子宣称过:她要让小胖子穿着这件毛衣的时候,十个人看见,二十个人说好。要让他们从毛衣上看出品位,看出思想,看出生活的幸福与乐趣。这样,要求就高了,意义就大了,就跟他们的爱情合拍了。
  70、难道自己真是孤儿的命吗
  因为母亲,小胖子跟周雪梅闹了点小磨擦。他孤独地坐在车里抽烟。他想,难道自己真是孤儿的命吗?
  此时,看着小胖子的突然到来,周雪梅的脸上露出一丝不快的表情。周雪梅并非不欢迎他,而是觉得他有突然袭击的性质,想意外地发现一点什么。周雪梅看看小胖子微笑的面孔和起伏着肚子,知道他又受气了。
  周雪梅说:“你怎么来时也不打个招呼?”
  小胖子本来兴冲冲的,这么一问,心就凉了。他说:“怎么?不欢迎?”
  周雪梅说:“不是这个意思。”她马上用了个转折语:“只是——假如我不在家怎么办?你不是白跑一趟?”
  小胖子说:“我知道你在家。所以我连电话也没打。再说,我也是顺便。执行任务路过这里。就来了。你要是不欢迎,我马上就走。”
  周雪梅说:“我真的有点不舒服。你不觉得,每回都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这不是不尊重人吗?我这里不是农贸市场,不是超市,也不是公共汽车,而是我的家,我的私人住所!”
  周雪梅的一串排比句象连珠炮一样扔过来。小胖子有点难堪地站在她的床边,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小胖子想想,还是决定走。他一向迁就这个女孩,总是什么都依着她,爱得他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了。现在,他想给她耍一回男人的脾气了。男人该发脾气的时候是要发脾气的,不能总是依着她。小胖子这么想着,什么都没说,转身就走了。以前每回离开这里时都恋恋不舍,现在是义无反顾地走了。
  周雪梅坐在床上大喝一声:“回来!
  小胖子学了句宋丹丹小品中的一句话:“伤自尊了!”
  周雪梅说:“伤自尊了也要回来!”
  小胖子说:“没空!”
  小胖子一溜烟地下楼了。他觉得他必须走。也许是太爱她了,有点不悦他就受不了。但是,他在出门时没有忘记带走周雪梅放在门口的垃圾袋。他每回从楼上下去时,沿途各个楼上门口的垃圾袋他都会顺便拎下去的。作为警察的小胖子知道,这个小区是浦东有名的团结小区,卫生小区和安全小区,邻居下楼时都要顺便把别人家的垃圾袋带下去,还要把个别人随意扔在地上的垃圾拾起来。小胖子也是一样。不管是不是周雪梅的垃圾,他在空着手的时候,都会带下去,扔在楼下的垃圾桶里。如果说这是一种美德的话,他便是这种美德的传承者。
  把垃圾扔在垃圾桶里后,小胖子就该上车了。他的车就停在楼梯口不远处。暗淡的光芒使他的脸色呈现出模糊的轮廓,与他此时的心情相差无几。上车后他就迅速启动了车子,加大了的油门,汽车在拐弯的时候差点撞在了路边有电线杆上。车子开出一公里左右处的马路上时,小胖子停了下来。只见有几个卖甘蔗的人在吵架,他过去劝架去了。小胖子带着一身火气,走过去,双手往腰里一插,说:“你们都别吵了。都快十二点了,你们不休息别人还要休息!”
  小贩们见警察去了,有人想论理,希望警察站出来主持公道。小胖子知道,这些小贩的争吵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就象家务事一样理不清。可他既然介入了就不能不管。他说:“你们既然要论理,那就统统到派出所去!如果不论理,那就算了!各自做一回检讨!”
  听说要到派出所去,事情就闹大了,小贩们都往后退,不愿去。有人终于说算了算了,真到派出所去,还不是各打五十大板。于是吵架的也就不吵了,噘着黑嘴悻悻离去,作鸟兽散。小胖子害怕他走了之后他们又吵起来,就在那里站了一会儿。见他们确实散开了,他才慢悠悠地上车。
  小胖子上车之后,倒是自己着急起来。他不知道往什么地方去。这几天母亲的精神病又犯了,犯病之后就跟他过不去。小胖子没有办法,惹不起她,只好走人。本来,他是想到周雪梅的沙发过一夜的。以前母亲把他轰走时,他就跑到周雪梅那里,在她过一夜。那时他还觉得自己有可去的地方。现在好了,周雪梅也不欢迎他去。他就真没地方可去了。他成了有家不可归的人了。
  上车之后的小胖子并没把车子开走,只是一个劲的抽烟。他把车窗半了半边,让烟雾慢慢从窗口泄露出去。卖甘蔗的小贩们还没收摊,也没有吵闹了。他们似乎在观察警车的动静。他们误以为警车不走是专门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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