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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民国大文人-第9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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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了《世界观与人生观》、《文明之消化》等论文,并编写了《哲学大纲》、《伦理学原理》、《中国伦理学史》、《中学修身》、《艺术谈概(欧洲美术小史)》等著作。

黄炎培在《吾师蔡孑民先生哀悼辞》中回忆,蔡元培一日对他说:“救中国必以学。世界学术以德国为最尊,我准备去德国求学,所以先去青岛学习德文。”蔡留学德国时已经四十岁,他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学习三年多,选修哲学、哲学史、伦理学、心理学、文学、文化史、欧洲史、美学、美学史等几十门学科;当时名家的课程,他都去听讲。

1913年,45岁的蔡元培再次赴法国从事学术研究,在留欧的三年时间里,他又编撰了不少哲学美学著作。

有人曾谈及蔡元培的勤学:“在法国留学时,因天气极热,满身出汗,(蔡元培)便先把房门关起来,再把衣裤脱掉,埋首用功读书。有时朋友去看他,从门缝里一望,见先生独坐室中,一丝不挂,只好轻步退出。”

蔡元培的书房中挂有其画像,上书:“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亦不知老之将至。”他在书桌上贴有“学不厌,教不倦”之语。

蔡元培年届七十时写《假如我的年纪回到二十岁》一文,他说:“所以我若能回到二十岁,我一定要多学几种外国语。自英语、意大利语而外,希腊文与梵文,也要学的。要补习自然科学,然后专治我所最爱的美学及世界美术史。”

蔡元培说:“国文分两种:一种实用文,在没有开化的时候,因生活的必要发生的;一种美术文,没有生活上的必要,可是文明时候不能不有的。”

蒋梦麟说,蔡元培“认为美的欣赏比宗教信仰更重要”。

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专礼堂落成,蔡元培为之题字曰:“宏约深美。”刘海粟说,这四个字是先生研究过古今中外许多大学问家后得出的科学结论。

蔡元培的治学成才要诀亦为此四字:“宏、约、深、美。”“宏”指在学习、汲取知识的过程中不要过于死板,知识结构狭窄,而是要把知识结构铺开、铺广,做到博大宏伟,兼收并蓄,融会贯通,为以后工作、学习打下坚实基础。“约”指在基础已成的前提下,由博趋约,突出个人专长,突出风格,自成一家。“深”意指在“约”的前提下敢于突破,究本穷源,深化知识。“美”则是一种至高思想境界,一种宽大无垠的境界,永无止境。

冯友兰回忆,蔡元培到美国考察时,在中国留学生为之举办的欢迎会上,对留学生们说:“有一个故事:一个人交了一个朋友,会点石成金。随便一块石头,只要他用手指头一点,那块石头就变成了金子了。那个朋友对那个人说:‘你要多少金子,我都可以点给你。’那个人说:‘我不要金子。我只要你的手指头。’”蔡接着说:“你们在这里留学,首先要学的是那个手指头。”

【杏坛】

黄炎培回忆,蔡元培在南洋公学任教时,鼓励学生选修政治、法律、外交、财政、教育、经济、哲学、科学等课程,并给他们介绍参考书目。他要求学生每日上交札记一篇,由他进行批改,一两日后发下,在本节的书眉上批有批语,如果写得好,便在本节的左下角加一个圈,写得特别好则加双圈。他还要求学生每月写作文一篇。每晚,他总叫两三个学生到他的住处谈话,全班42人,每个学生隔十来天便能与他聊聊读书心得或对时事的感想。

陈治先记载,蔡元培在译学馆任教时,“讲起书来,极其活泼有趣,大家上他的课,都觉得乐此不疲了”。

1911年,在上小学的蒋复璁听老师讲了“我们第一任教育部长”的生平,两年后,上了中学的蒋复璁上修身课,用的是蔡振(按:蔡元培化名)主编的教科书。1917年,他去报考北大,在院内等考卷,“看见台阶上坐着一个戴金丝眼镜、穿黑马褂的先生,靠在铺绿呢的桌上,用红朱笔点名,态度非常安详,真是慈而有威”。得知这就是自小学就知道的蔡先生后,他“精神上顿时感到一种莫名的喜慰,同时也生了一种莫名的骄傲”。

蒋复璁回忆,蔡元培曾在北大讲美学。他声音不高,但很清晰,讲到外国美术时,专门带来图画给学生们看。他的课很受学生欢迎,连讲台上都站满了人,所以后来只能搬到北大第二院的大讲堂(原公主府的银安殿)去上课。

蔡元培不赞成死读书,他说:“研究学理,必要有一种活泼的精神,不是学古人‘三年不窥园’的死法能做到的。”

一次,蔡元培问学生:“一加一等于几?”在座的学生以为蔡此问有什么高深的学问,都不敢贸然回答。过了很久,一位学员鼓足勇气说:“先生,一加一等于二。”蔡当即大笑说:“对嘛。一加一就等于二。你们这样崇拜甚至迷信偶像,竟然连真理都不要了。”

【办学】

蔡元培一生致力于教育,办学无数。早在清季,他就先后在家乡主办绍郡中西学堂、嵊县剡山书院、绍兴府学堂、越郡公学、明道女校等,曾任稽山中学名誉校董。此后,他担任北大校长期间,又兼任北京孔德学校校长、法文专修馆馆长等职。某年,孔德学校因地界问题与某大学对簿公堂,开庭时竟发现,原告为“某大学校长蔡元培”,被告为“孔德学校校长蔡元培”。足见蔡元培办学之多。

1898年,蔡元培担任绍兴中西学堂总理(校长)。蔡到校后,在原有的英、法两门外语之外,又添日语,并延聘日本人前来任教。当时中西学堂的教师分为新旧两派,经常发生辩论。但因蔡支持新派教师,旧派教师诉诸督办,督办让蔡将清廷发布的“正人心”上谕抄录悬诸礼堂,蔡便愤然辞职。

1901年夏,蔡元培到上海代理澄衷学堂校长。是年9月,到南洋公学任经济特科班总教习。次年,蔡元培与蒋维乔等人创办中国教育会并担任该会会长,创立爱国学社、爱国女学。吴稚晖回忆,爱国学社筹备之初,经费奇缺,蔡元培决定前往南京筹款,时其年仅十岁的长子阿根正病重,他亦无暇顾及。临行前,家人告知阿根已气绝,他顾不上看爱子最后一眼,只是挥泪嘱托朋友代办后事,毅然登轮而去。三天后,他终于借得6000元,爱国学社这才有了创办经费。

俞子夷回忆,爱国学社旨在培养文武双全的爱国者,故每日都要出兵操,学员们也十分积极,分成各个小队,无论晴雨,都认真练习,所穿操衣的领、袖、裤管上均有红镶边的宽黑条,穿上十分威武。蔡元培也参加兵操,穿上同样的操衣,从不缺课,并轮做小队长,学喊口令。许多年后,吴稚晖对人言:“三十多年前,在浦东我也曾上过操。那时站在我前面的,就是蔡孑民先生。蔡先生也常常会把左右转弄错了,真把我急得要死!”

1915年6月,蔡元培与李石曾、吴玉章等人发起组织华法教育会,组织青年学生到法国勤工俭学。周恩来、邓小平等人都是在华法教育会的帮助下,得以赴法留学。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受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从1912年起,短短4年,北大校长四易其主,但历任校长都难使北大有所改观。对于蔡应否出长北大,莫衷一是,孙中山认为:“北方当有革命思想的传播,像蔡元培这样的老同志,应当去那历代帝王和官僚气氛笼罩下的北京,主持全国教育。”蔡元培日后谈及自己到北大的原因:“我回来初到上海,友人中劝我不必就职的颇多……但亦有少数的说,既然知道他腐败,更应该进去整顿,就是失败了,也算尽了心,这也是爱人以德的说法,我到底服从后说,进北京。”

【教育】

蔡元培说:“教育者,非为已往,非为现在,而专为未来。”

蔡元培在致吴稚晖的信中说:“大约大学之所以不满人意者,一在学课之凌杂,二在风纪之败坏。救第一弊,在延聘纯粹之学问家,一面教授,一面与学生共同研究,以改造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救第二弊,在延聘学生之模范人物,以整饬学风。”

蔡元培明确表示教育要超然于政党之外:“教育是要个性与群性平均发达的。政党是要制造一种特别的群性,抹杀个性。例如,鼓励人民亲善某国,仇视某国;或用甲民族的文化,去同化乙民族。今日的政党,往往有此等政策,若参与教育,便是大害。教育是求远效的,政党的政策是求近功的。……若把教育权也交与政党,两党更迭的时候,教育方针也要跟着改变,教育就没有成效了。所以,教育事业不可不超然于各派政党之外。”

蔡元培说:“大学教育的目的与观念是明确的,就是要使索然寡味的学习趣味化,激起人们的求知欲望,我们决不把北大仅仅看成是这样一个场所——对学生进行有效的训练,训练他们日后成为工作称职的人。……这所大学还负有培育及维护一种高标准的个人品德的责任,而这种品德对于做一个好学生以及今后做一个好国民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

任教育总长时,蔡元培与次长范源濂的教育方法相异。范说:“小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中学?中学没有办好?怎能有好大学?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小学整顿。”蔡则说:“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哪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哪里来?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大学整顿。”于是合二人意见,从小学到大学一并整顿。

蔡元培颁布法令,进行了一系列的教育改革:将各级各类学堂统一称为学校,监督、堂长等一律改称校长,规范了每学期的开学时间;他废除小学读经,首先提倡美育。任北大校长时,蔡元培改“门”为“系”,这一称呼被各校所采用,并沿用至今;他主张学与术分校,文与理通科;他在北大时,将“学年制”改为“学分制”,实行“选科制”,即学生可以自行选择选修课。

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在北大开学典礼上发表就职演说,他与北大学生约法三章,要求学生:一是抱定宗旨,“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二是砥砺德行,“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已,更必有心励人”;三是敬爱师友,“自应以诚相待,敬礼有加,至于同学共处一堂,尤应互相亲爱,庶可收切磋之效”。

出任北大校长后,蔡元培提出:“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他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改革北大。经过蔡元培的改革,仅两年多时间,北大就焕然一新了。

蔡元培到北大前,北大的教职员和学生之间几乎不发生联系,学生有事和学校接洽,须写呈文,校长批示后张贴出来,如同衙门的公文。当时的北大学生顾颉刚回忆,蔡到北大后,立即贴出布告:“此后学生对校长应用公文,不得再用呈文。”之后他又办《北大日刊》,刊登教员学生的文章,学生对学校所提建议,他也在日刊中登载,并督促教员实行。如此一来,学生与学校的隔膜便越来越少,教员和学生也平等起来。

在晚清时代,北大(时称京师大学堂)学生多是达官贵人子弟。到民国初年,贵族子弟还是不少,这批学生,经常逛八大胡同,吃喝玩乐。有一个学生,每天打扮得油头光脸,坐着洋车上学,那辆洋车装有六盏灯,两个铃,车子经过,一路上叮铛作响,路人为之侧目。他们读书,目的只在混一张文凭,将来可以做官。蔡元培到任后,召集各班班长成立学会。在他的指导下,书法研究会、音乐会、辩论会等竞相成立,于是学生中打牌听戏喝花酒的越来越少。1918年5月,蔡元培成立进德会,北大教员及学生入会者近五百人。进德会虽不能约束所有会员,但北大风气为之一新。

蔡元培还规定,考试后不再公布分数,只是私下通知留级的学生。他这么做是希望学生为了学问而学习,而不是为成绩而学习。

蔡元培在北大内部推广平民教育。1920年1月,北大平民夜校开学,蔡元培发表演说,高兴地称这天“是北京大学准许平民进去的第一日”。

北大建校25周年时,第二院大礼堂举行音乐会,演奏开始前,一些有票的学生的座位被没有票的学生占据了,进不了礼堂。蔡元培请无票的学生自觉退出礼堂,他说:“我们这里是北京大学的礼堂,不是沙场。”据川岛在《十五年前的一个小故事》中记载:“蔡先生说完这些话之后站在台上,只听见台下一阵鼓掌声,有一百多位没有持券的人都站起来,依着次序陆续的出去,大家静悄悄的。蔡先生还站在台上,含着微笑点首。我座位的周围是空虚而且寂静,眼看没有券的人一个个的退去,有券的人一个个的进来,第二院中还是那么静穆和严肃,音乐演奏会还是按时开幕。我鼻子一酸,含在眼眶里的眼泪要跟着蔡先生的微笑一齐出来,我不知道巍然在我前面的是高山呢还是大海。”

蔡元培一直坚持教育上的男女平等,他任教育总长时便颁布法令,宣布男女在教育上平等。不久,初级小学实行了男女同校,但高等学校一直未开放女禁。1919年12月,蔡元培任馆长的法文专修馆经蔡许可,招收了两名女生。之后,蔡决定先斩后奏,率先在北大招收女生,因为“一提议,必不通过。其实学制上并没有专招收男生的明文;如招考时有女生来报名,可即著录;如考试及格,可准其就学;请从北大始”(蔡元培语)。

1920年2月,因考试期已过,蔡元培允许王兰、奚浈、查晓园3位女生(后增加到9人)入校旁听。此事在北大校内外引起轰动,顾颉刚回忆,一日他去取《北大日刊》,发现报纸已经被同学强行买走,原来这天的报纸上登了三名女生的名字照片,大家要先睹为快。而外界舆论更是一片哗然,甚至总统徐世昌都出面警告北大,认为国立学校应该保持“崇高的道德水准”。但当时并无法律明文禁止男女同校,最后不了了之。是年秋,北大正式招收女生。

最早进入北大旁听的女生王兰是北大学生王昆仑的姐姐,当时因病失学在家,很想进北大求学。王昆仑去找蔡元培,蔡问:“她敢来吗?”王答:“她敢。”蔡说:“可以让她来试试。”于是王兰便进入北大读书,并率先剪了头发。

1920年10月,燕京大学男女两校合并,蔡元培应燕大校长司徒雷登之请,作为北京男校代表参加合并联欢会。但他却并不认为自己是男校代表,他说:“与我有关系的学校都不是专收男生的,法文专修馆,我是挂名的馆长,馆中有女生两人;在孔德学校,我是挂名的校长,校内一百多学生,女生比男生还多;我专任的国立北京大学,现在也有九名女生。这几个学校,可以叫作男校吗?”他的话引来台下阵阵掌声。

男女同校引起许多旧势力的不满。1920年夏末秋初,曹锟、张作霖在中央公园宴请各部总次长及军警长官。张作霖突然发问:“诸公可曾听说北京有个姓蔡的闹得很凶吗?”曹锟说:“是不是那个男女同校的姓蔡的?”张说:“可不是。”曹转身对王怀庆说:“老弟何不看管他起来。”

蔡元培的改革使得北洋军阀对他恨之入骨。五四运动爆发后,据说徐树铮竟在景山顶上架炮,炮口对准北大以示威。1923年,教育总长彭允彝更是不客气地下令:“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应免本职!”1927年,五省联军司令孙传芳更是下令通缉已逾花甲的蔡元培,蔡只好从浙江坐木船走海路逃到厦门。他对厦大浙江同乡会报告浙江革命工作,说到革命的不顺利处,竟痛哭失声。

林纾曾发表公开信斥责蔡元培的兼收并蓄,蔡复函谈及其办学主张,第一条为:“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有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兼收】

蔡元培主张兼容并包,他说:“大学之大,因其无所不包,各种言论思想均可自由,但亦不必出于互相诟骂。如各有主张,尽可各自鼓吹自己主张之长处,不必攻击或排斥他种主张。”

入主北大后,蔡元培大力进行改革。他延聘选拔有真才实学的各方面人才,容纳各种学术和思想流派。北大教员队伍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时学校面貌为之一新。据1918年初的统计,全校共有教授90人,从其中76人来看,35岁以下的43人,占57%,50岁以上仅有6人,占8%。最年轻的文科教授徐宝璜仅25岁,其他如胡適、刘半农等都是二十七八岁,1917年以后,北大30岁左右的青年教员相当多,其中许多是蔡从科学论文中发现而请来的。北大教授平均年龄仅30多岁,而同时期北大本科学生的平均年龄为24岁。

蔡元培初到北大时,北大国文课只有经史子集,外国文只有英文,教员只有旧派学者。蔡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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