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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民国大文人-第9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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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访的客人年长年幼,位尊位卑,他都竭诚相迎,别时送之门外,鞠躬揖别。送人著作,必在扉页上题字盖章,写上“××先生指正”,然后署名盖章,一丝不苟。

【悲悯】

1917年,梁漱溟从湖南回北京,一路目睹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写下《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一文,号召学人起来拯救苍生。梁将此文放在教员休息室中供教员们取阅,辜鸿铭看后称赞梁道:“有心人哉。”胡適则在日记中写道:“梁先生这个人是要闹革命的。”

1917年,梁漱溟完成其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认为解决中国问题应先进行社会改造,社会改造的重点是乡村,即进行“乡治”。

王先进回忆,一次,梁漱溟在山东第六中学讲到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时,愤怒地用手中的小草鞯(钉黑板用的)拍桌子,泪水如下雨似的从眼镜下流出。

某次,梁漱溟在北京街头看见一位拉人力车的白头发老人,十分吃力地往前拉车,而坐车的人,却拼命地催他快走,结果一下就摔倒在地上,白胡子上沾满了鲜血。梁见此情景,一下子便流出泪来,从此再不坐人力车。

30年代,梁漱溟在山东邹平搞乡村建设试验区,他长期在农村生活,只有过年时才回家住上几天。过年期间,他绝不看戏,也不许家人去看。因为他体会了农村的种种苦楚,认为看一场戏就花去几块钱,实在是一种罪恶。他曾写信给外甥说:“(我)回家矣,终不肯听戏(亦不叫你们听戏),盖在外县地方,看见老百姓之苦,觉得我们一听戏,随便就是几块或十块(包厢十块还不止),实属太过;而此心恻恻焉亦不生贪玩乐之心也。”

【逐求】

梁漱溟回忆:“我少年时有一种反对阔绰享受的心理。古人说:‘不耻恶衣恶食’,我则以美衣美食为耻。父母兄长皆爱看京戏,我不要看,我表示反对。……像‘第一舞台’(北京最早建筑最阔的大戏院)‘真光影院’(较早的阔电影院)那种车马盈门的情形我尤其憎恨,觉得我若侧身其间将是莫大耻辱。哥哥的心理与我不同,他爱享受而喜欢做官。记得有一次(约在一九一一年)我与母亲在屋内谈话,哥哥从窗外走过,母亲叹道:‘那一个是官儿迷,这一个是要革命的!’”

辛亥革命前,梁漱溟加入了京津同盟会,不顾家人反对,剪去辫子,以示和清廷决裂。辛亥革命爆发后,正在中学学习的梁漱溟没有继续上学,而是到同盟会机关报《民国报》任外勤记者。由于职业的便利,他更能清楚地看到上层社会的黑暗和下层民众的苦难,对革命很是失望,开始信佛,并一度想出家。

王先进回忆,梁漱溟在山东第六中学任教时,因社会上贫富不均,富者奢侈浪费,穷者无钱上学,故提议在招生简章中写明:有钱者多出钱,贫穷者少出钱,无钱者不出钱。此提议一出,遭到许多老师的反对。梁坚决道:“我辞了北大教职,到此地任高中部主任,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理想,若这条章程通不过,我来做什么?”于是众老师便接受了梁的提议。但开学第二个月,管爨者便遇到了困难,第三个月便办不下去了。因为有钱者只拿出自己饭费的那份,管爨者让他们多拿,他们便说:“我们仅能供给自己读书,没有力量代人付钱。”无钱者不出,还嫌只有面食,没有大米,管爨者让他们交钱,他们便拿着招生简章说:“你们招生简章不明明说无钱者不出钱嘛,因为我们无钱才投考这个学校的。我们出不起钱。”而开始交少量钱的贫穷者也开始宣称自己无钱,拒不交钱了。面对此情形,梁漱溟只好辞职离开了。

梁漱溟认为,“乡治”是“中国民族自救运动最后的一个新方向”。他的乡村建设理论“萌芽于民国十一年(1922),大半决定于十五年(1926),而成熟于十七年(1928)”。梁漱溟认为,无论是维新变法还是辛亥革命,都是学习西方,结果却造成了中国乡村的衰落。他认为西方的道路在中国是走不通的,认为中国的自救之路,在于建设一个新的社会组织构造。为此,他倡导乡村建设,辞去北大教职,从1927年开始在河南、山东等地从事乡村建设实践,直到抗战被迫停止。

20年代初冯玉祥任陆军检阅使时,曾请梁到他的驻地北京南苑讲学,当时韩复榘在冯部任团长,曾听过梁的讲演,并对梁的乡村建设理论很是欣赏。当韩后来成为封疆大吏后,觉得梁的乡村建设理论中所谈的关于乡村基层组织的改革,有利于巩固和加强他的统治。而梁漱溟则认为,乡村建设必须依靠实力派才能得以实现,故而来到山东。他说:“我们与政府是彼此相需的,而非不相容的。至于依靠政权,则亦有不得不然者。”当他的追随者问他:“乡村运动为什么一定要在山东搞?为什么同一些意趣并不一致的人一起搞?”梁说:“除了山东之外还有什么地方能允许我们这样搞呢?原来意趣不一致的,到事实面前可能渐渐一致。”梁到山东后,韩对梁非常尊敬,言听计从,他甚至在省政府纪念周上公开对他的部属讲:“我就是迷信梁先生!”

梁漱溟一生热心于乡村建设。他说,“农村没有新生命,中国也就不能有新生命”,“我们只能从农村的新生命里来求中国的新生命”。“所谓乡治,就是替农村求新生命的过程”。

抗战爆发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研究院毁于战火,他在邹平以自卫名义组织起民众组织抗日,结果后来该组织一部分被韩复榘带走,另一部分投靠日本,做了汉奸。当地群众恨之入骨,以至于一些乡村建设的干部也被群众所杀。千家驹认为,通过此次惨痛教训,梁先生应当知道乡村建设之路行不通,故在桂林的《中国农村》月刊撰文指出乡建失败的原因。梁撰文作答,他先引千的原文,再加以反驳。但重庆官方认为千的原文不能引用,不让发表,对梁的文章却只字不改,读者看来莫名其妙。这样发了几期,梁也自觉滑稽,便停止了这场笔墨官司。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被迫中止后,他马不停蹄地加入抗日救国的洪流中。此时,他开始与共产党接触,部分认同共产党的社会主义道路。

牟宗三与梁漱溟曾相处不洽。牟宗三回忆:“有一次熊先生为我向梁先生要一个月30块钱……他说:‘你一个月拿30块出来,叫宗三到我这里住,让他读书。’梁先生说钱是可以拿,但有条件,第一是要读人生哲学,不能光看逻辑。第二是要到邹平走一趟,看一看,观察一下他的事业,他那时的乡村建设运动在邹平实行。第三是不能存有利用的心理。当时我一看这三条件,便一怒而拒绝,这30块钱我不要了。你不能干涉我读书,我也不愿到你邹平去,且我利用你什么呢?我只利用你那30块钱罢了。他的话实在太没道理,你这算什么圣贤?故若要做圣贤,先要做豪杰。”后来牟宗三随熊十力住在勉仁书院,勉仁为梁漱溟办五十寿辰,让牟写文章祝寿,牟说我不懂,不肯写。牟宗三始终认为,英雄好汉做事,要帮人就帮人,不必讲什么条件。

钱穆回忆,其在华西大学任教时,梁漱溟来访。钱时正有课,故赠梁其著作《政学私言》一册,曰:“君倘夜间得暇,可试先读此书。”隔一日晨,钱穆回访,谈起国民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后梁拟创办文化研究所之事,梁道:“君之《政学私言》已读过,似为政治协商会议进言也。”钱曰:“不然,书生论政,仅负言责。若求必从,则舍己田耘人田,必两失之。君欲作文化研究,以倡导后学,兹事体大,请从今日始。若俟政治协商会议有成果,则河清难俟,恐仅幻想耳。”梁闻言,大不悦,起座而言曰:“我甚不以君言为然。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今日国民党与共产党两党对峙,非为结合,他日国事复何可望。”钱反驳道:“君言固是,亦须有缘。君其为父母之命乎,抑仅媒妁之言乎。今方盛倡恋爱自由,君何不知。”梁怫然曰:“知其不可而为之,今日大任所在,我亦何辞。”二人语不终了,不欢而散。

抗战胜利后,钱穆于沪宁火车上两晤梁漱溟。时梁居沪,常往返沪宁间,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梁告诉钱:“每忆君在成都所言,此事诚大不易,兹当勉姑试之,不久或知难而退矣。”第二次,梁叹曰:“君来正佳,我此去坚求辞职矣。”

梁漱溟一直希望促成国共和谈。1946年10月10日,梁由南京到上海见周恩来,促其回南京继续和谈。11日夜,梁由上海乘火车返回,次晨抵达南京。下车后,梁看到报纸刊登的国军已攻占张家口的消息,对记者叹道:“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

1953年9月,梁漱溟列席中央政府扩大会议,应周恩来之请发言。他重点谈农民问题,要求对农民施“仁政”,他说:“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不料,梁的发言引发了与毛泽东的争论,酿成“廷争面折”的尴尬局面。

1988年4月,台湾青年学者沈重问梁漱溟:“您最佩服的人是谁?”梁漱溟答:“是费孝通。费孝通先生是走江南谈江南,走江北谈江北,希望现代的年轻人也能如此。”

【厌离】

1912年年底,梁漱溟因看不惯民国官场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加上6月间,其母逝世,一度崩溃,曾多次萌生自杀的念头,幸得室友察觉,才避免了悲剧发生。他后来回忆此段时间的心情时说:“我渐渐晓得事实不尽如理想。对于‘革命’、‘政治’、‘伟大人物’……皆有不过如此之感。有些下流行径,鄙俗心理,以及尖刻、狠毒、凶暴之事,以前在家庭、在学校遇不到的,此时却看见了;颇引起我对人生感到厌倦和憎恶。”

此后,梁漱溟转而信奉佛学,他决定遵照袁了凡之言“以往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认真做去。在阅读大量佛典后,梁漱溟悟到人生是与苦相始终的,人一降生,就与缺乏相伴俱来。

国共和谈期间,民盟等第三方面提出一个折中方案,但因时局紧迫,事先并没有征求国共两党代表的意见。梁漱溟、李璜和莫德惠三人到梅园将该方案交给周恩来,并由梁逐条加以讲解。第二条刚说了两句,周脸色骤变,以手阻止说:“不要再往下讲了,我的心都碎了!十年交情从此算完。今天国民党是我的敌人,你们也是我的敌人!”态度愤激,泪落声嘶。周用力摔门而出,取来一份电报说:“我是信任你们的,你们为何不在事先关照?”梁想起前约,自觉理短,茫然不知所措。此后,梁漱溟退出了和谈,也退出了民盟,回到重庆。

1976年《人心与人生》一书完成,梁漱溟觉得自己在尘世的使命已经完成。1981年6月,他停止了已经持续数十年的日记,他留在日记中的最后几个字是“6月1日”,有日无记,此后再也没有日记,表示他已不再牵挂尘世之事。

梁漱溟病重时,不止一次对领导说:“人寿有限,我已长寿,能活到今天很不错了。但自觉寿数亦到此为止,因此不要让国家花费太多的人力财力,勉强维持我的生命。”

梁漱溟的生命已进入弥留之际。有人问他:“将来如有可能,是否以稿费设奖学金,用来培养青年一代。”梁漱溟有气无力地回答:“小事。”早在《人心与人生》获准出版时,一位日本人便建议:“我将把尊著译为日文,我愿把全部稿酬捐献,设梁氏基金会。”袁鸿寿问梁漱溟是否同意。梁回答:“这是日本人的想法,中国人不以著作视为商品。”言外之意,并不赞成,亦不反对,与“小事”的言外之意相同。

【佛缘】

梁漱溟晚年曾言:“人有今生、前生、来生,我前生是一个和尚,是一个禅宗和尚。”

少年时,梁漱溟苦苦思索,自己家境尚好,为人聪明,父母对他也极疼爱,但他却常常苦闷不乐;而家中的女工,天天做饭、洗衣、干杂活,非常辛苦,但脸上常有笑容,并不觉苦。他最后悟出:“人生的苦乐不在外界(环境),而在自身,即在主观。其根源在自己的欲望,满足则乐,不满足则苦。而这种欲望是无穷尽的。”他开始向佛,18岁时,拒绝父母为其订婚,19岁开始茹素,曾前往衡山想出家为僧。后在北大任教期间,他也与北京的寺庙保持着联系,曾在西郊极乐寺和摩诃庵静养。二战后在重庆期间,他拜西藏佛教噶举派贡嘎呼图克图为师,受灌顶礼,成为一名藏传佛教信徒。

梁漱溟曾杜门研佛三年。其次子梁培恕回忆说:“父亲很早就开始考虑这些人生问题,后来他给我讲过一些佛教故事,释迦牟尼出家的故事让他心有所戚。他同样是看见别人穷苦就受不了的人,后来的信佛实际上也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长子梁培宽回忆:“他没有礼佛行动,从来没有去寺庙烧香拜佛,他是在自我修养上下功夫。”

对于生死,梁漱溟泰然处之。一位生活孤苦的老人向梁请教:“先生,人什么时候才能得到解脱呢?”梁一字一顿回答:“佛家对生死的态度是不求生、不求死。”

梁漱溟坚持素食七十余年,除了鸡蛋、牛奶,其他荤腥一律不沾。三十岁以后,他的身体愈发结实,体质、精力反为友辈所不及。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一次宴会上,毛泽东见梁只吃素食,又不饮酒,笑着说,梁漱溟坚持食素,清心寡欲,定长寿也。

【思虑】

梁漱溟好思虑。他常说自己是问题中人,如果问题没有解决前,他会极为痛苦,即使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找出答案。他曾对朋友说:“我初入中学时,年纪最小。但对于宇宙人生诸问题,就无时不在心中,想到虚无处,几夜——简直是常常睡不着觉。那时我很憔悴,头发有白了的,同学们都赶着叫我小老哥,小老哥。”

梁漱溟曾与人谈及自己的爱好:“我的乐趣就是思考问题。我要有时间的话,就要思考问题。他常对别人说,你看我最闲的时候,其实是我最忙的时候。你看着我坐在那里似乎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其实我的思想已经跑得很远很远了。”只要梁一开始思考,他就很难刹住车。因为思考问题,梁经常失眠。在北大任教时,他曾因失眠向校方提出辞职。

梁漱溟曾一度想出家。一次,少年中国学会请他做宗教问题的演讲,准备讲稿时,因为不顺利,便随手翻阅《明儒学案》,在东崖语录中忽然见到“百虑交锢,血气靡宁”八个字,不觉心凉,顿时头皮冒汗,默然有省,遂由此放弃出家之念。

1918年,父亲梁济沉潭自尽后,梁漱溟开始研习儒学。他曾对儿子梁培恕说:“佛学只能让少数人受益,可孔子的学说是对大多数人说的,他肯定人要付出努力,下一番功夫是可以过得好的。”

梁漱溟自述“只有志业,没有职业”。即只有他想做的事情,而不是选择的职业。在梁看来,由西方功利主义到佛学再到儒学的转变,都只是要解决他思想上的问题和中国的问题。

蒋百里称赞梁漱溟的成名作《中西文化及其哲学》为“震古烁今之著作”,而胡秋原认为该著“有独创的意义和可惊的深刻思想力”。

梁漱溟以“意欲所向”为标准,将人类文化分为中国、西方、印度三种类型,他说:“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中国社会是“职业分途”、“伦理本位”的社会,不存在阶级的界限。

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之伟大,是人类理性之伟大。中国文化的缺欠,非理性的缺欠,而是理性早启、文化早熟的缺欠。

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梁漱溟写道:“中国文化之最大偏失,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一个人简直没有站在自己立场说话的机会,多少感情要求被压抑,被抹杀。”

梁漱溟认为:“中国传统中该变化的早就变了,不该变的永远都不会改变,而这些永远都不会改变的中国传统将统领世界。”他说,中国有以贡献与世界者,不外八个字:“人生向上,伦理情谊。”而这正是世界和平的基础。

1955年初夏,梁漱溟与儿子梁培恕游北海公园,说起即将动笔的《人心与人生》一书时,以平静而深沉的声音说:“这本书不写出来,我的心不死!”书成后,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今日可死而轻快地离去。”

“文革”中,红卫兵将梁漱溟关进一间小屋,他却利用如此难得的清闲时光每日著书,笔耕不辍。被允许回家后,他每日去公园练拳、散步,无书可读,就认真读报、看材料。“文革”中,他先后完成《儒佛异同论》和《东方学术概观》的撰写。

红卫兵将梁漱溟尚未完成的《人心与人生》手稿抄走,梁写信给毛泽东说:“若此稿毁却,我生于斯世何益。”“假如在或斗或批之后,不发还此书稿,即不可能叙写,无异乎宣告我的死刑。”在毛泽东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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