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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民国大文人-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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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刘文典而言,“我的朋友胡适之”是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人物。刘写给胡的信,大都是让胡为他解决各种各样的难题,无论是生活上的还是学术上的,在信中,刘不是让胡适替他找工作,就是为他的书稿和商务印书馆交涉,或者是找胡适借钱、提供其他帮助等等。

刘文典因校勘《淮南子》曾向北大借款六百元钱,到期却无力还债。因当时他的书还没有出版,他便给胡适写信诉苦,让胡帮他向张元济预支稿费,他在信中说:“两三个月薪水一扣,典年内就无以为生了。典想拙作将来销路总不会十分错的,借重你的面子,和张菊生(元济)先生商量,垫几百元,总该可望办到。拙作比起平常的书来,费的心血也多些,将来定价也要贵些,并且价值比较的永远些,无论多少年后都可以有销路,究非那些风行‘一时’的书可比。先垫一笔款,早迟准可以捞得回来的,典想只要请你和张先生一说,典目下这个围就可以解了。你对于典的事素来肯帮忙,这件事必定可以答应我的。”

几日后,刘文典再次写信催促胡适:“典因此又起了一个奢望,看起来好像近于‘无餍之求’,其实和原议相差也不远。就是《淮南子》的垫款六百,加上《印度思想史》的二百,共计有八百元,如果拿二百,就可以凑成一千整数了。”在胡适的帮助下,不多日,刘文典便领到了商务印书馆预支的稿费。

由于刘文典未能及时将最后几章校完,商务印书馆不肯支付剩余的五十元稿费,而北大因经费紧张不能按时发薪,山穷水尽的刘文典只好再次求助胡适:“弟之经济状况已濒绝境,务请你即刻替弟和他交涉一下(打一个电话即成了),我向他开口,实在有些不好,请你援救我一下罢。”

1923年,《淮南鸿烈集解》出版之际,刘文典请胡适为该书作序,并提出序要用文言文写:“拙著《淮南子集解》已经全部完成,许多学生们都急于要想看看,盼望早一天出版。现在就因为等你那篇序,不能付印,总要请你从速才好。至于文体,似乎以文言为宜,古色古香的书上,配上一篇白话的序,好比是身上穿了深衣,头上戴着西式帽子似的。典想平易的文言和白话也差不多啊,如果你一定不肯做文言,也只得就是白话罢。”

胡适几乎对刘文典有求必应,用文言文作序言一篇,将无数溢美之词送给了刘文典:“今日坊间所行,犹是百五十年前之庄逵吉本,而王、俞诸君勤苦所得,乃不得供多数学人之享用;然则叔雅《集解》之作,岂非今日治国学之先务哉?”“凡其所自得有与前人合者,皆归功于前人;其有足为诸家佐证,或匡纠其过误者,则先举诸家而以己所得新佐证附焉。至其所自立说,则仅列其证据充足、无可复疑者。往往有新义,卒以佐证不备而终弃之,友朋或争之,叔雅终不愿也。”

由于刘文典在北大一直不被重视,刘文典在校勘《淮南子》时,特地请胡适将他已经校勘好的部分篇章,送给校长蔡元培审阅。

1923年,《淮南鸿烈集解》尚未付梓,胡适在应《清华周刊》胡敦元等人的邀请,开《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时,便隆重推荐了这本还没有出版的书,为刘文典造势。

刘文典对胡适对他的帮助也感激涕零,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说:“你是弟所最敬爱的朋友,弟的学业上深受你的益处。近年薄有虚名,也全是出于你的‘说项’,拙作的出版,更是你极力帮忙、极力奖进的结果。”

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中里记载,刘文典曾这样评价胡适:“适之先生样样都好,就是不大懂文学!”唐德刚说,这种说法是他从前辈乡人那里听说来的。章玉政先生从目前可以查询的材料分析,认为这完全是唐的一种道听途说,他认为刘文典是从灵魂深处“敬爱”胡适的。

刘文典校完《淮南子》后,便开始校勘《论衡》。刘文典对于校勘《论衡》并无太多信心,他便写信征求胡适的意见。胡适对刘文典的决定表示支持后,刘文典便坚持不懈,将《论衡》校勘完毕。

刘文典校勘的《论衡》文稿自然也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但书稿交去后,商务印书馆却迟迟没有动作。刘文典心中很是忐忑,自然,他的解决方法就是请胡适出面与商务印书馆交涉。不久,商务印书馆的高梦旦就写信告诉刘,出版的事将全权委托胡适与刘文典细谈。

商务印书馆出版刘文典《论衡》一书,支付给刘的稿费较低。事后,刘颇觉后悔,在给胡适的信中说:“不厂(北大教授单不厂)所说的,弟有些东西不肯放进去,这话不的确的,弟并非胆小,实在是嫌定价少了,凡是费力考出来的,都想留着做我的读书集志,价出足了,弟的胆子就会大的。”信寄出后,刘许久未收到胡的复信,他心中很是担忧,生怕胡责怪自己,也不敢直接去找胡。许久之后,他终于收到了胡的回信。胡在信中解释自己之所以晚回复,是因为之前一直在忙清朝大学者戴震诞辰二百周年的纪念之事,接着,胡适说:“我怪你的是你有一次在信片上说,你有许多材料,非有重价,不肯拿出来。我后来曾婉辞劝你过,但我心里实在有点不好过。我觉得你以‘书贾’待人,而以市侩自待,未免教我难堪。校一书而酬千金,在今日不为低价,在历史上则为创举;而你犹要玩一个把戏,留一部分为奇货。”胡适的一席话,犹如当头棒喝,刘文典后来做《庄子》校勘的时候,就写信告诉胡适,称与出版社“价好商量”。

刘文典的学术研究几乎都与胡适的支持与否有关,他校勘《庄子》、《说苑》、《大唐西域记》等古籍时,都事先征求胡适的意见,凡是胡适支持的,他便潜心研究,努力校勘;胡适反对的,他便放弃。胡适对刘文典坚持校勘古籍也极为支持,他曾寻得一本《文选笺证》珍本,送给刘文典。

1930年,刘文典的夫人张秋华患病,高烧不退,情况甚是危机。这次又是胡适为刘文典排忧解难,为刘文典介绍首善医院的院长方石珊。经过医院的细心诊治,张秋华转危为安,不久便痊愈。事后,刘文典写信给胡适,在信中刘感激涕零:“中国人多缺乏同情心,世故深者类皆怕受埋怨,不肯推荐医生,如梦麟先生要打中医救活蔡先生与吾兄之推荐方石珊救活内子,皆仁者智者之勇,不但受者感激无既,此样菩萨心肠、英雄肝胆,真堪风世也。”

胡适不仅为刘文典解决困难,连刘的学生、朋友的事情也要接管。刘文典的学生李秉中著《边雪鸿泥记》一书,无法出版,刘便请胡推荐给商务印书馆。

刘文典回到安庆筹备安徽大学时,安大筹备委员会准备派遣教员廖景初到京、沪、浙等地的大学考察。为了让廖顺利完成考察,刘文典便写信给胡适,请胡“多多援助,予以参观的便利”。

40年代初,刘文典的学生陈福康准备到美国留学,但留学费用不够。刘文典听说中国人在美国青年领事馆有半工半读的机会后,便写信给在美国任大使的胡适,请他为陈解决问题。

国民党退守台湾之际,胡适在考虑自己去向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好友刘文典,他准备安排刘文典一家去美国。他为刘文典联系好了在美国的具体去所,甚至为他们办好了入境签证,但刘文典却拒绝了胡适的邀请,他说:“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离开祖国?”

接到胡适的通知后,刘文典颇为踌躇,犹豫再三后,他将此事告诉了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熊当时正在外地开会,得知此事后,让人转告刘:“暂时别动,等我回来再做决定。”从此,刘文典就再也没有见过他的朋友胡适之。

解放后,刘文典留在云南大学任教,除了偶尔向学生提及他“十二万分”敬佩的陈寅恪外,几乎从未主动谈起过胡适。50年代,批胡运动如火如荼,刘文典没有任何口头、书面形式的对胡的批判,他保持了沉默。

五十年代,因批判俞平伯时,毛泽东在一篇文章中点名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所以,胡适也成为批判的对象。在云大的批判《〈红楼梦〉研究》会议上,刘文典不能再保持沉默。轮到他发言时,他神色如常,用略带安徽口音的普通话,洋洋洒洒说了一大通,但讲话中却始终没有提到“胡适”这个名字。

据刘文典的一位同事回忆,在“批判胡适”的浪潮中,刘文典始终保持沉默,不忍对胡适下手。系里组织的批判学习大会,他都参加,但是很少发言。别人讲话时,他要么装着记录,要么闭眼休息。1957年,刘文典被认定为“反动学术权威”,亦遭到批判,当时有人对他批判的“罪状”之一就是,系里组织开批判会,他竟然“靠在沙发上睡大觉”。

【坚守】

1949年,昆明解放前夕,好友胡适邀请刘文典去美国,刘谢绝了,他说:“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离开我的祖国”。

建国后,刘文典留在云南大学,时李广田担任云南大学校长,对刘极为恭敬,口口声声称刘为“老师”、“刘老”,每次开会必请刘老坐在前排,开座谈会必先请刘老发言。他被云南大学评为“一级教授”,并任全国政协委员。朋友们祝贺他“喜事重重,旧貌换新颜”。他自己也说:“我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是早有思想基础的,我早年参加同盟会,跟随过孙中山,坚决拥护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政策,那时已扎下了拥护共产主义的根,今天实现了我的夙愿。”

刘文典好吸鸦片,赞美“云土”为鸦片中上品,因他喜云南火腿,故博得了“二云居士”、“二云先生”的称号。解放后,刘文典竟彻底戒掉鸦片,逢人便说:“处于反动统治的旧社会,走投无路,逼我抽上了鸦片,解放后,在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国家蒸蒸日上,心情舒畅,活不够的好日子,谁愿吸毒自杀呢!”

【微瑕】

刘文典治学严谨,著作丰硕,但他一直坚持用文言文写作,且行文从不标点,许多人说他“作者不关心读者”,连好友胡适也说他“标点尤懒,不足为法”。有人劝刘,即使不用通行的标点符号,也应该用圈点分句,使读者容易读通,便于理解,他却说,既读不通,何必读呢?究其原因,大概是效法陈寅恪。因陈写文章,只用古文,且从不标点。

刘文典好吸鸦片,周作人曾回忆刘文典:“叔雅人甚有趣,面目黧黑,盖昔日曾嗜鸦片,又性喜肉食。及后北大迁移昆明,人称之谓‘二云居士’,盖言云腿与云土皆名物,适投其所好也。好吸纸烟,常口衔一支,虽在说话也粘着嘴边,不识其何以能如此,唯进教堂以前始弃之。性滑稽,善谈笑,唯语不择言。”

西南联大时,由于物价飞涨,而刘文典又吸食鸦片,生活十分困难。为了赚钱,刘文典便应大盐商张孟希之请,到磨黑为这位盐商的母亲撰写墓志铭。从昆明到磨黑路途遥远,风险极大,为此张派人用滑竿将刘接到磨黑,一路上做了妥善安排,甚至派专人保护。到磨黑后,刘除了替张母撰写墓志铭,偶尔为当地教师讲讲庄子和“文选”外,其他大部分时间便躺在鸦片床上吞云吐雾,过足了烟瘾。四个月后,刘文典回到昆明。

刘文典此行,立即受到联大同仁的诟病。而且刘文典的私自离校,使正常的课程受到影响。当时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仅有七人,其中陈寅恪被困香港,刘文典一走,就只剩下罗常培、朱自清、闻一多、清江清、王力五人,课程压力极大,所以便对刘极为恼怒。刘文典回到昆明后,第二年续聘,闻一多坚持不给刘发聘书,刘被解聘。刘文典知道自己被解聘的事后,非常生气,曾与闻一多干了一仗。当时和闻一多住在一起的清华研究生王瑶回忆说:“刘文典回到昆明后,对解聘他的事很不服气。他曾到司家营清华文科研究所找闻先生论理。当时两人都很冲动,闻一多正和家人一起吃饭,他们就在饭桌上吵了起来。朱自清先生也住在文科研究所,看到这种情况就极力劝解。刘文典终归未能重返清华。”

刘文典的学生王力当时亦在中文系任教,当时极力为刘说项:“我们几个同事去见闻先生,替那位老教授(指刘文典)讲情,我们说这位老教授于北平沦陷后随校南迁,还是爱国的。闻先生发怒说:‘难道不当汉奸就可以擅离职守,不负教学责任吗?’他终于把那位教授解聘了。”

刘文典离开清华后,到云南大学任教。闻一多对云南大学聘请刘极为不满。吴宓在1944年7月10日的日记中记载,国民党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俊升邀集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文法学院主任讨论《部颁课目表》修改问题,闻一多在会上提到刘文典是说:“谓幸得将恶劣之某教授(典)排挤出校,而专收烂货、藏垢纳污之云大则反视为奇珍而聘请之”,“云大在座者姜寅清无言,徐嘉瑞圆转其词以答,未敢对闻一多辩争”。

刘文典染上鸦片,据说是因长子刘成章的死。他为打发排遣内心伤恸,麻醉自己,便开始吸食大烟。云南盛产云土,刘到昆明后便如鱼得水,越发不可自拔。钱穆回忆说:“(刘文典)后因晚年丧子,神志消沉,不能自解放,家人遂劝以吸鸦片。其后体力稍佳,情意渐平,方立戒不再吸。及南下,又与晤于蒙自。叔雅鸦片旧瘾复发,卒破戒。及至昆明,鸦片瘾日增,又曾去某地土司家处蒙馆,得吸鸦片之最佳品种。又为各地土司撰神道碑墓志铭等,皆以最佳鸦片为酬。云南各地军人旧官僚皆争聘为谀墓文,皆馈鸦片。叔雅遂不能返北平,留教云南大学,日夕卧榻上,除上课外,绝不出户。”

抗战胜利后,刘文典为人捉刀,为蒋介石六十生辰写过贺表。当时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的秘书朱丽东通过李广平找到刘,他没有拒绝。

【真诚】

刘文典知道自己狂傲,他曾反省自己:“以己之长,轻人之短,学术上骄傲自大,是我的最大毛病。”

刘文典在“国民代表打国民”那天晚上写信给胡适的说:“典这两天眼看人类十分堕落,心里万分难受,悲愤极了,坐在家里发呆,简直拣不出一句话来骂那班‘总’字号和‘议’字号的禽兽。”

在西南联大时,刘文典虽然自己吸鸦片,但他却知道吸鸦片的危害,因此,上课时他常告诫学生千万不要吸鸦片,他说:“我因体弱多病,初因治病染上了恶习,又因为政府腐败无能,任敌侵略,国将不国;又因小儿早殇,悲痛欲绝,国难家愁,吸毒即慢性自杀啊!劝诸君切勿染此恶习。”

解放后,刘文典年事已高,云南大学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便不为他安排课程,好让他集中精力进行学术研究。但他坚持要讲课,他说:“教授怎能不教书?不教书就是失职!”

晚年,刘文典回首平生,曾说过一句自我评价的话:“我最大的缺点就是骄傲自大,但是并不是在任何人面前都骄傲自大。”能够让刘文典始终肃然起敬的人有两位,一位是国学大师陈寅恪,一位是对他有知遇之恩的胡适。

刘文典生前一直自称“十二万分”佩服陈寅恪。他曾经多次在课堂上竖起大拇指说:“这是陈先生!”然后,又翘起小拇指说:“这是刘某人!”他说:“陈先生连波斯文、突厥文都会,跟他比,我还差得远哩。”

1941年,陈寅恪被困香港。其时,许多人以为陈寅恪已故去,刘文典得知消息后极为悲痛,多次在课堂上对学生们说:“陈先生如遭不幸,中国在五十年内,不可能再有这种人才。”

刘文典没有架子,平易近人。鲲西在《清华园感旧录》中回忆刘文典:“我们进屋后,刘先生正在卧榻吸烟,刘夫人也在榻的另一边。一间极小的房子,我们侧坐榻旁,这正是极不寻常的情景,以见刘先生对学生怎样不拘礼节。”

黄清在《联大生活散记》里写道:“我所见过而且谈过话的许多教授,包括刘文典先生在内,似乎都是平易近人,一点权威架子也没有。刘先生因为和我叔父朱问东同是烟客,因而两人常在一起吸食,吸罢就聊天,我也参加聊,觉得他的确渊博而无自满的表现。”

全国解放后,刘文典以惊人的毅力戒掉鸦片,改抽大重九。他抽烟甚多,有时一天两包。当时大重九旧币三千元一包,能抽得起大重九的人并不多,学生抽的都是一千五百元一包的大公烟。刘平易近人,所以学生常到他烟盒里摸一支烟,刘丝毫不以为意,因此深受学生爱戴。解放前后,刘文典的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他兴奋地说:“今日之我,已非昔日之我!我‘再生了’!”

傅来苏和范克庄毕业时,去向刘文典辞行,刘十分高兴,以清茶、香烟招待,并鼓励他们以后仍要认真学习,勤奋上进。临别之际,傅等提出请刘题字相赠,刘文典欣然同意,各赠七律一首。傅、范二人看到刘在提款中称二人为“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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