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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民国大文人-第10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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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葭秃m在顶着。’他说自己当时是不说‘我’,而是以第三人称谓‘胡適’。以前,我曾听说过,他在上课时说:‘近几年来,称得上学术著作的是胡適的《说儒》。’我原来只是听听而已,这一次,我亲耳听到他这样讲自己,真是‘如雷贯耳’。”

一次,唐德刚告诉胡適,美国一位反战史学家查理·毕尔在他的著作《罗斯福总统与大战之序幕》中,将日军偷袭珍珠港归咎于胡適,说美日之战本可避免,但因罗氏为了维护美国资本家在亚洲的利益,上了中国大使胡適的圈套,故惹来日本人偷袭珍珠港。胡適听后很是高兴,让唐借来这本书,并在毕尔对他的评论下画了一道道的红线。但是当唐问及他究竟用了什么圈套使罗斯福上当时,胡却怎么也答不上来。

胡適是新红学的开山鼻祖。1921年,他与学生顾颉刚、俞平伯研究了曹雪芹的身世,出版了《〈红楼梦〉考证》一书,认为《红楼梦》为曹雪芹自传,后四十回为高鹗续写,而非曹所作,创立了以“自传说”为中心的“新红学”,有别于以往的索隐派、附会派等。对此,他颇为自信地说:“我对《红楼梦》的研究都是前所未有的。”

胡適的小说考证引来许多学者竞相追随,他曾颇为自得地说:“我考《红楼梦》,得顾颉刚与俞平伯;考《西游记》,得董作宾;考《水浒传》,得李玄伯;考《镜花缘》,得孙佳讯。”

1962年2月24日,即胡適去世的当天,他在主持“中研院”第五次院士会议时,高兴地说:“我是一个对物理学一窍不通的人,但我却有两个学生是物理学家:一个是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饶毓泰,一个是曾与李政道、杨振宁合作证验‘对等律之不可靠性’的吴健雄女士。而吴大猷却是饶毓泰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排行起来,饶毓泰、吴健雄是第二代,吴大猷是第三代,杨振宁、李政道是第四代了。中午聚餐的时候,吴健雄还对吴大猷说:‘我高你一辈,你该叫我师叔呢!’这一件事,我认为生平最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

【自明】

胡適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但他却说,由于他的历史癖太深,不配做革命的事业。他客观评价,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并不是自己,而应归功于陈独秀。

1916年,胡適在与人进行新文学论战时,曾作《沁园春·誓诗》,其下半阙云:“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它臭腐,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诗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驱驰。”后来,胡適觉得此词口气狂妄,心中不安,将其改为:“定不师秦七,不师黄九,但求似我,何效人为?语必由衷,言须有物;此意寻常当告谁?从今后,倘傍人门户,不是男儿。”

胡適的堂叔胡近仁在上海经商,出售茶叶,为扩大销量,他便借胡適的名号,推出一种新茶品种,取名“博士茶”,并做广告称:“凡崇拜胡博士欲树帜于文学者,当自先饮博士茶为始。”胡適知后不胜惶恐,告之:“请勿用我的名字做广告。”并指出,广告中“沉病遂得痊愈”之说有骗人之嫌。最终“博士茶”不了了之。

胡適在《尝试集》序中说:“我现在回头看我这五年来的诗,很像一个缠过脚后来放大了的妇人,回头看到一年一年的放脚鞋样,虽然一年放大一年,年年的鞋样上还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

清华国学研究院设立时,校长曹云祥请胡適出任院长。胡適当即推辞,表示只做顾问不就院长,并建议曹采用宋、元书院的导师制,吸取外国大学研究生院学术论文的专题研究法来办研究院。曹请胡担任导师,胡適谦虚地道:“非一流学者,不配做研究院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你最好去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

胡適曾在日记中谈及自身:“一方面不能有独秀那样狠干,一方面又没有漱溟那样蛮干,所以我是很惭愧的。”

有人推举胡適领导某政治运动,他忙谦逊地回答:“我不能做实际政治活动。我告诉你,我从小是生长于妇人之手。”

有一年,胡適、马君武、丁文江、罗隆基到桂林旅游,所到之处,动辄被人包围。胡適说:“他们是来看猴子!”

胡適的治学以“整理国故”为主,他曾说,离开古籍,“胡適之就‘缴械’了”。

抗战胜利后,胡適曾特别澄清自己与五四运动的爆发没有关系:“五四运动不是我提出来的。‘五四’是星期日,陈独秀在北京写了一天文章。我在上海欢迎杜威,5月5日才惊讶各报没有北京专电。……以上并非谦虚,因怕将来有人写错了,变成了假历史。”

一次在美国哈佛大学,有人对胡適说:“在先生这一辈人中,先生恐怕是最聪明、天赋最高的吧?”胡適答道:“不然,赵元任先生就比我聪明。”

美国《展望》杂志将胡適推举为一百位当前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伟人之一,理由是胡適“发明简体语文”。胡適对此不能接受,笑问唐德刚道:“世界上哪有什么人能‘发明’一种文字呢?”唐答:“仓颉。”胡大笑。唐问:“既然他们对你的贡献并不太清楚,为什么偏把你选进去呢?”胡答:“他们知道我的名字。”

晚年,胡適严肃地对何炳棣说:“炳棣,我多年来也有对你不起的地方。你记得你曾对我说过好几次,傅孟真办‘史语所’,不但承继了清代朴学的传统,并且把欧洲的语言、哲学、心理,甚至比较宗教等工具都向所里输入了;但是他却未曾注意到西洋史学观点、选题、综合、方法和社会科学工具的重要。你每次说,我每次把你搪塞住,总是说这事谈何容易……今天我非要向你讲实话不可:你必须了解,我在康奈尔头两年是念农科的,后两年才改文科,在哥大研究院念哲学也不过只有两年;我根本就不懂多少西洋史和社会科学,我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怎能要求‘史语所’做到?”

胡颂平回忆,一次,胡適戏喊胡颂平“秘书先生”,胡颂平觉得这个称呼突兀,于是赶紧说:“先生,一般人都这样说,真正够得上可以当先生秘书的只有两个人,可惜这两个人都已过世了。”胡適问道:“他们指的是那两位?”胡颂平说:“一位是丁在君,还有一位是傅孟真。”胡適说:“这都是瞎说,他们两位的学问比我好,都可以当我的老师。”

【温煦】

胡適15岁时,一个同学偷了他的书,他在日记里记下此事,认为“以学生之资格而作此等下流之事,可哀可笑”,转念想到该同学年仅11岁,他又觉得:“知识未定,似尚在可原之例。”并在日记中隐去该同学的名字。

何炳棣回忆:“某日上午9时左右,我刚要进城,厨子向胡先生递上一张名片。胡先生相当生气地流露出对此人品格及动机的不满,但想了一想,还是决定接见。当我走出门时正听见胡先生大声地招呼他:‘这好几个月都没听到你的动静,你是不是又在搞什么新把戏?’紧随着就是双方带说带笑的声音。可以想见,这才是胡先生不可及之处之一:对人怀疑要留余步;尽量不给人看一张生气的脸。这正是我所做不到的。”

在美国留学时,胡適与亦在美留学的植物学家胡先骕因文结缘,胡先骕尊称胡適为“宗兄”。后胡適提倡白话文,胡先骕连续发表文章,反对白话文,批评胡適的《尝试集》,但胡適并不气恼,反而在1922年《尝试集》出第四次增订版时,将胡先骕的评论放入再版的序言中。不仅如此,胡適还邀请胡先骕为《独立评论》写文章,并称自己和胡先骕是“两个反对的朋友”,而胡先骕也曾对吴宓说:“胡適对我颇好。”

胡適对于妓女并不歧视鄙夷,反而对她们颇为尊重和同情。他听说好友高一涵娶了个妓女做老婆,马上写信给妻子江冬秀,叫她不要歧视人家。他请江冬秀千万不要看不起高一涵的妻子,劝江善待此女,并说:“她也是一个女同胞,也是一个人。她不幸堕落做妓女,我们应该可怜她,决不可因此就看不起她。”另外他致书高一涵,劝他新娶之后,戒绝赌博,多读书,继续学问的事业。高一涵感激涕零,回信道:“谁知你竟能超脱一切俗见,竟于宽恕之外,来勉励我前进,真使我感愧无地!”

胡適在文学史课上,颇为遗憾地说:“《封神演义》的作者是谁,我至今仍不知道,如果哪位同学知道,盼能相告。”学生张政烺未去听课,他从同学李光璧那里听说此事后,给胡適写了一封信,信中考证,《封神演义》的作者为明朝道士陆西星。胡適看后,大为赞叹,在征得张政烺的同意后,将二人的通信发表在了《独立评论》上。事后胡適曾对人慨叹:“北大真不愧为北大啊!”

1921年,梁启超请胡適为其新书《墨经校释》作序,胡认真拜读后,写了一篇3000字的序言,对梁文充分肯定,但同时也指出书中的一些问题。梁看后认为胡的观点有误,于是挥毫写下一篇针对胡適文章的序言,而将胡文放在了书后,成为唯一放在书后的序言。胡適不以为忤,依旧对梁尊敬有加,说梁“全无城府,一团孩子气”。

1922年秋,梁启超进行系列讲演,主题是批评胡適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会议由梁漱溟主持,梁漱溟开始颇有顾虑,怕胡有意见,胡却并不介意,也去参会,一同坐在主席台上。会上,梁启超先一一指出书中什么地方不对,措词犀利,极不客气。胡適只是微笑,轮到他发言时,他态度平和地批驳梁启超何处说得正确,何处梁讲得不对。最后,梁漱溟总结发言,指出梁启超、胡適讲话中各自的正确和错误,这场辩论就此落幕。当时听讲的陈雪屏50多年后回忆此次讲演,如用“如醉如狂”来形容当时听众的情绪。

20年代初,创造社的郭沫若、郁达夫曾写文章“挑衅”胡適,胡还击,引发一场笔墨官司。事后,胡適主动偃旗息鼓,向二人“求和”,并去亚东书店看望郭、郁等人。郭沫若回忆说:“我看他真有点像梁山泊的宋公明,不打不成相识,骂人的官司就像是从来没有的一样!”

林纾(字琴南)反对白话文,曾写小说讽刺胡適、蔡元培等人。1924年,林纾去世,胡適于报端发表纪念文章说:“我们晚一辈的少年人只认得守旧的林琴南,而不知道当日的维新党林琴南;只听得林琴南老年反对白话文学,而不知道林琴南壮年时曾做很通俗的白话诗,这算不得公平的舆论。”

老友梅光迪反对胡適的白话文,甚至在《学衡》创刊号上发表文章,不指名地骂胡適“非思想家乃诡辩家,非创造家乃模仿家,非学问家乃功名之士,非教育家乃政客!”胡并不介怀,梅在南开大学任教时,生活困难,胡適慷慨解囊。后梅到美国任教,胡適在美时,常聚会聊天,一如当年在美留学时。

胡適常与单不庵意见相左,但却敬重其人品;他与李大钊之间有过一场著名的辩论——“问题与主义”之争,但并不影响二人交谊。1930年,胡適在《胡適文存》第三集的扉页上题到:“纪念:四位最近失掉的朋友:李大钊先生、王国维先生、梁启超先生、单不庵先生。”

北大学生因校方派遣代表去南京聆听蒋介石的训话,罢课以示抗议,于是校长蒋梦麟召集全体学生开会,劝学生复课。胡適继蒋之后发言。当时的学生朱海涛记载:“当时他(胡適)继孟邻先生之后上台训话,一开口,台下就起了哄。反对他的(多半是左倾学生),踏脚、嘶叫,用喧闹来盖他的演讲。拥护他的(多半是右派)用更高的声音来维持秩序,来压制反对者的喧哗。顿时会场上紧张起来,形成了对垒的两派,他的声浪也就在这两派的叫嚣中起伏着,断断续续地送入我们的耳鼓。这是篇苦口婆心的劝导,但反对他的那些年轻人却红着脸,直着脖子,几乎是跳起来地迎面大声喊道:‘汉奸!’他也大声,正直而仍不失其苦口婆心地答道:‘这屋子里没有汉奸!’终其演讲,这些年轻人一直在给他当面难堪,而他始终保持着热心诚恳、恺悌慈祥的声音态度。”朱海涛感慨地说:“这天给我的印象极深,我看到了一个教育家的气度,应当是多么大!我也看到了适之先生的‘能容’。”

杨杏佛是胡適的学生,一次大会上,杨大骂胡的新文化改革。后来蔡元培带杨来胡適家道歉。胡適只是说:“《西游记》的第八十一难,我觉得原文写得太寒伧了,我想把它改写过。”蔡问:“怎么改法?”胡说:“唐僧取经回来,还要遭一难,因为这时在取经路上被他的三个弟子打死的许多冤魂冤鬼,都来报仇了。唐僧情愿舍身,把他的肉,一块一块地割下来,喂给一班冤魂冤鬼,他们每吃一块唐僧肉,可以增长一千岁。唐僧说:‘我来舍身,使他们可以超生,可以报账。’”杨羞得面红耳赤。

1930年4月,胡適致杨杏佛说:“我受了十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的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的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50年代,他又说:“我挨了四十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后他又对王志维说:“人家骂我的话,我统统都记不起了,并且要把它忘记得更快更好。”

北大文科研究所举行的一次研究报告会上,研究生韩某提交了一篇有关隋唐时期佛学的研究报告。研究所主任胡適首先对该文进行评点。胡的发言较长,正当他滔滔不绝之际,韩某突然打断他的话说:“胡先生,你不要讲了,你说的都是外行话。”胡并不生气,只说:“我这方面确是很不行。不过,叫我讲完了可以吗?”在场的人纷纷表示,当然要讲完,胡这才接着讲了下去。

1934年1月,申寿生在《独立评论》发表了一篇文章,明确驳斥了胡適的观点,大有向胡挑战之意。而签发这篇文章的编辑,正是胡適本人。胡適不仅不介意申的观点,还称他为“可爱的纯洁的青年”。1935年,申寿生发表文章,对胡適关于学生运动的观点直接进行批评,说胡的文章是“为奸人作前驱的‘理论’”。此文再一次由胡適签发,胡在“后记”中这样说道:“寿生先生是北大一个偷听生,他两次投考北大,都不曾被取,但他从不怨北大的不公道。他爱护北大,也爱护学生运动……”

1934年,罗尔纲北上,因火车在山东兖州遇匪,车停了半天,误了钟点。罗到胡家后,才知道胡適已经两次到车站去迎接,‘w…r…w…h…u。c…o…m‘临睡前还打电话到车站问是否通车。

胡適从香港到北平,罗尔纲请胡从家乡广西将其妻女接来。罗的女儿刚两岁,罗妻陈婉芬抱着孩子,无法拿给孩子装吃食的盒子,胡適便一直帮她提着。他们途径上海时,孙科来接,胡適也一样提着食盒。

陈婉芬从广西家乡带来野狸腊干送给胡適。胡適以此宴请贵客,因野狸做法特殊,陈便到胡家帮忙烹饪。胡適觉得低亏了陈的身份,便亲自拿起久不使用的照相机,为陈和江冬秀同摄一照。

1935年冬,一位北大学生打电话给胡適,说想上门拜访,胡让他明天上午7点到,学生误听为下午。次日下午7点,学生到胡家,门房告知胡適已出门。学生正要回去,胡適却回来了。胡问:“上午在侯,为何不来?”学生答:“误听以为下午。”胡笑道:“我亦疑你误听,故特趋回。”

梁实秋回忆说:“胡先生从来不在人背后说人的坏话,而且也不喜欢听人在他面前说别人的坏话。有一次他听了许多不相干的闲话之后喟然而叹曰:‘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

1937年,因《鲁迅全集》出版遇到困难,许广平写信向胡適求助。胡適马上联系商务印书馆,但此后因抗战爆发,全集终未能出版。

苏雪林曾写信给胡適,让胡和他一起攻击鲁迅,胡適回信拒绝,并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张凤举……说鲁迅抄袭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

季羡林回忆:“我同适之先生,虽然学术辈分不同,社会地位悬殊,想来接触是不会太多的。但是,实际上却不然,我们见面的机会非常多。他那一间在孑民堂前东屋里的狭窄简陋的校长办公室,我几乎是常客。……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待人亲切和蔼,见什么人都是笑容满面,对教授是这样,对职员是这样,对学生是这样,对工友也是这样。从来没见他摆当时颇为流行的名人架子、教授架子。此外,在教授会上,在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导师会上,在北京图书馆的评议会上,我们也时常有见面的机会。我作为一个年轻的后辈,在他面前,决没有什么局促之感,经常如坐春风中。”

邓嗣禹回忆,胡適任北大校长时,全校教授,皆可随时去找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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