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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已经想不起梦辉是从哪一刻起走进他的隐秘世界的。他只记得她刚刚成为梅怡的学生时，还是个十足的小女孩，一日一个梅老师、何叔叔地叫着。忽然有一天，她不再叫他何叔叔了，他才发现她已经蹦了一个大姑娘。直到这时，他还没觉得有什么。也许是从这以后，也许是还要靠后一些时日，他觉得她的目光里多了点儿什么。多的那点是什么？他说不清，但能感到一种异样。这异样的目光每次相撞，都会使他被击一下，然后默默地回想好久。他意识到这很危险，但也使他心底深处向上翻涌起一股莫名其妙的冲力，这冲力推着他，拽着他，使他一直朝那个让他恐惧也让他兴奋的方向滑过去……
　　终于在一个梅怡去外地出差的夜晚，他们越线了。他和她。只记得那是个下雪的日子，那年北京下的第一场雪。她弹完钢琴后，他没有让她冒雪离开。后来，梅怡回来了，事情已经过去了好些天，她还是感觉到曾经发生了什么。但她什么都没说。她只是淡淡地告诉梦辉；“你的课上完了。”梦辉也什么都没说，收拾好课本和谱子就离开了老师家。从此再没有露面，直到1985年她从布达佩斯国际声乐比赛中获奖归来。在国内举行个人演唱会时，她给梅怡寄来一张票，梅怡没有去。梦辉站在台口失望地看着观众散尽时，一个收门票的姑娘走过来，递给梦辉一束鲜花，“是一位中年妇女让我转交给你的，我看她在门外站了很久。”梦辉用花捂住脸，泪水簌簌地滚落下来。“梦辉，你这是怎么了？刚才人家送了好几个大花篮，你都不带哭的，现在一束花倒让你伤心起来了。”一个与她一块从布达佩斯拿奖回来的女同学朝她打趣。她破涕为笑。但她不知道，整个演出过程中，另外还有一双眼睛在一直注视着她，直到月坛剧场的场灯一一熄灭，那人才最后一个离开。那是一个夏夜。
　　门在何达身后悄悄打开了，梦辉走了出来。
　　“梅怡老师让您进去。”
　　何达点点头。从梦辉身边走过时，没有看她。
　　梅怡双目紧闭倚在床头，看上去衰竭到了极点。何达不禁鼻子一酸，使了好大劲才忍住没让眼泪滚出来。他走到床前的椅子上坐下，两手紧紧摸住梅怡的枯手。
　　梅怡吃力地睁开眼睛，“真想，英儿和雄儿，可我一个都见不到。”
　　泪水从她枯稿的脸上潜然而下。
　　何达一边在心里对自己说“你不能哭，你他妈无论如何不能哭”，一边用毛巾为妻子揩去泪水。
　　“他们都来过电话，也很想你。等仗一打完，就马上回来。”
　　“我伯等不到那时候了。你让他们兄弟俩，常到八宝山来看看我，就……行了。”
　　“你怎么会这么想？等你好了，他们也就回来了。”
　　“我好了？我还会好吗？你到这时候还骗我？”
　　骗她？何达觉得脑袋轰地一下胀大了。
　　“怡，对不起，真的……我一直想对你这么说，可我……”
　　梅怡的眼睛睁大起来，“我也一直在等你说这句话，等了将近二十年，我知道只要你说出来，我不会不原谅，可你一直不说……”
　　“对不起……”
　　“现在你总算说了，”梅怡的声音里无限哀怨，“我也该走了。”
　　“别这么说。”他更紧地攥住她的手，好像这样她就不会离开了似的。


　　她苦笑着摇摇头，“谁也挡不住死。”
　　“我不想听你老是说这个宇。”
　　“好吧，那我就说活。你得答应我好好活下去，跟梦辉在一起活。”
　　“这不可能。”
　　“别欺骗你自己。也别欺骗我。我知道这些年你没忘了她。这是缘分。咱们，还有梦辉，全都是缘分。
　　谁都别抱怨，谁也不欠谁。
　　该活的就痛痛快快地活下去，要死的就痛痛快快地死……”
　　“你又说！”
　　“不，我不说了，我累了，你过来点儿，让我靠着你歇会儿，就几分钟……”
　　几分钟后，她离开了。
第八章
　　梵蒂冈　20O0年2月10日
　　经过了漫长等待的一夜，西斯廷教堂的烟囱还是没能冒出白烟，连黑烟也没冒出来。
　　圣．彼得广场上仍然人潮汹涌，万头攒动。
　　第四轮选举在红衣主教们用过早餐后就开始了。进展缓慢的原因是由于lll位红衣主教在投票前，每个人都要对天主起誓。大部分时间都被这一“必要的形式”占去了，真正用于投票的时间倒并不多。
　　一半的红衣主教都已投完票后，国务大臣马里奥。
　　冈萨雷斯对“他们”推举的候选人，是否已经拿到那关键性的一票，还是没有把握。他只好去找他所熟悉的孟加拉达卡教区和布隆迪基伦巴教区的两位红衣主教说项。那两人却都没给他面子，明确表示希望看到一位发展中国家的“王子”接任教皇，以便能引起西方天主教国家对第三世界的关注。
　　冈萨雷斯悻悻地转向了英国曼彻斯特教区的红衣主教哈瑞·狄金森。
　　“大人，我明白您的意思，”曼彻斯特教区的红衣主教有意把声调拉得很长，“我不会错投我这一票的，不过得有一个小小的条件。”
　　“什么条件？”国务大臣迫不及待，“您尽管说出来。”
　　“如果这位杜米埃大人想得到来自英国的关键性一票，他必须保证，当选教皇后，不得认可查尔斯王太子的离婚之举。天主教的英国，不能让一位离过婚的人来当国王。”
　　“这并不困难。我替他答应您。我以我的人格向您保证，新教皇会严守这一界线的。”
　　“那好，大人，我要去投票了。”
　　国务大臣深沉地微笑着望着狄金森的背影。
　　揭晓的时刻终于到来了。这些遍布世界各地，代表着近十亿教众的“王子”们，一扫往日在教徒面前时的庄严和肃穆，坐立不安的盯着教堂的大门，等待典礼主事国务大臣马里奥·冈萨雷斯宣布选举结果。
　　教堂的门沉重地推开了，典礼官们簇拥着典礼主事走进来，一直走到圣巴斯蒂安。
　　杜米埃红衣大主教的座位前，以一种非常谦恭的语调问道：
　　“您愿意成为新的教皇吗？”
　　整个教堂里的空气凝固了，所有的目光从前后左右射来，落在这位法国人的身上。
　　他似乎有一霎的慌乱，不过很快又镇定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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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意。”他说，随即又补充了一句，“愿主宽恕你们。”
　　“谢谢，陛下。”
　　冈萨雷斯改变称呼的同时，对面前这个突然凌驾于亿万众生之上的人物，深深地鞠了一躬，“谢谢您能接受这一仅次于天主的崇高职位。”
　　杜米埃再次有些手足无措。他用手捏搓着自己的袍边，不知该说什么。他还不适应这突如其来的改变。
　　“那么，陛下，”国务大臣紧接着向道，“您希望用什么封号称呼您呢？”
　　圣巴斯蒂安·杜米埃缓缓站起身，对国务大臣，也对在场的所有人说道：
　　“约翰二十四世。”
　　他的回答很利索，看来是早巳想好了这个问题。
　　冈萨雷斯愣了一下，显然，新教皇的回答出乎他的意料。l10位红衣主教们发出一片惊叹，这惊叹很快又变成了一片欢呼，约翰二十四世！
　　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位教皇！熟知教廷历史的红衣主教们，一下就从这一封号的选择中，悟出了新教皇的心思：这位一向以温和谦恭著称的红衣主教，一旦当选为教皇，他的目标竟然是在教会改革的路上，走得比他的几位前任更远。他将一步跨过在他前面的几位温文尔雅的教皇，直接与那位死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约翰二十三世传续薪火！
　　那位以召开第二次世界性梵蒂冈宗教代表大会而闻名的教皇约翰二十三世，一生都在梦想建立一个“清贫教会”，也就是一个“没有政治、经济和思想权力的教会”。虽然他的这一理想从未真正实现过，这次大会的宗旨还是对此后将近四十年的天主教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现在，约翰二十四世教皇就要再次举起这面旗帜了。他真能走得更远一些吗？
　　国务大臣和l10位红衣主教，目不转睛地望着这位刚刚当选就差不多亮出了改革旗号的新教皇，看着他被人领到圣器收藏室去换穿教皇的白袍，而负责烧炉子的红衣主教则忙不迭地把lll张选票和能冒白烟的蜡烛一起扔进了炉膛。
　　白烟从烟囱里冒了出来，红衣主教们围着那只旧炉子，唱起了感恩赞美诗。
　　枢机助祭卡尔维诺走上圣·彼得大教堂的阳台，9点18分的阳光刚好斜照在他的脸上。
　　十万多双目光一齐投向枢机助祭。
　　他不慌不忙，慢慢把双手举向天空，大声宣布：
　　“虔诚的人们，我给你们带来了一个福音，新的教皇已经产生，他就是红衣主教——圣巴斯蒂安·杜米埃！”
　　大多数来自罗马的教徒在听到这个明显不是意大利人的名字时，怔了一下，但马上就随众人欢呼起来。
　　枢机助祭把他的两手掌心向下按了按，示意众人稍稍安静：“我们的新教皇，他选择了约翰二十四世作为自己的封号约翰——二十四世！”
　　人群开始涌动，无数双手臂向阳台的方向伸过去。
　　号角齐鸣。阳台的门再次打开，一个身穿白袍，头戴形似乌贼鱼状皇冠的老者，手执十字架权杖，徐缓地走到阳台的边缘。人们狂热地向阳台下拥来，都想在更近的距离上一睹新教皇的丰采。
　　欢呼更加猛烈，拥挤也更加猛烈。为了不使教徒们在阳台前因过分拥挤而互相踩踏，教皇决定走出圣·彼得教堂，到广场上去和教徒们见面。这一决定把国务大臣和瑞士卫队长吓了一跳。“这很危险，陛下。”
　　“天主的牧人在羊群中穿行，不会有危险。”
　　教皇说着，拄杖走出了教堂。
　　后面的人使劲往前拥挤，挤到前面后又自动停下来，为教皇让出一条通道。教皇边往前走，边向众人点头致意。不时还向近旁的人送去祝福的话语。每个有幸得到教皇祝福的人便会兴奋地大声喊叫起来。
　　教皇继续往前走，突然，他停住了。在一位少女的身边停下来。
　　“孩子——”人们没觉察到，教皇的慈祥中多了一份激动。
　　“陛下——”那少女仰脸望着已经高高在上的父亲。
　　“天主会降福于你。”
　　“谢谢，我知道。”


　　不知就里的众人为这一动人场面所感染，爆发出一片欢呼和掌声。
　　教皇的眼睛湿润了，小多丽丝的面影在他的视线中模糊起来。
　　教皇的慈眉善目很快就赢得了广场上教众的好感，同时也通过同步传输的电视信号，赢得了十亿教众的好感。
　　甚至那些非教徒们也对这位老人产生了不坏的印象。只是在慕尼黑的某个地方，有几个人对这位高个子老头发出了轻蔑的冷笑。
　　慕尼黑　2O00年2月10日
　　没人注意到这座马克斯选帝侯时期遗留下来的破败古堡。无论是从西西里岛追踪到此的黑手党杀手，还是密切注视着黑手党动向的慕尼黑警方，全都对这座散发着一股没落贵族霉味的建筑不屑一顾。
　　巴克就选中这里的地下室做他的指挥部。
　　“就是他了？”汉斯指着屏幕上的教皇说。
　　巴克关上电视机，对汉斯也对地下室里的所有人说道，“是谁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头上戴着教皇的皇冠。”
　　“这位教皇看上去人挺和善。”汉斯说。
　　“汉斯，你使用的不是我们的语汇，”塞勒尔纠正道，“在我们的词典里，没有和善、邪恶之类含混不清模棱两可的词儿。敌人，或者是自己人，就是这样。”
　　汉斯瞟了巴克一眼，想看看他怎么说。
　　“塞勒尔表述得也可能简单了些。但他是对的。在一场改变世界的革命中，某些软性的词汇是不能使用的，因为那将只会腐蚀或毁坏你的意志，你的坚强。”巴克说这话时，像一个哲人兼革命家。
　　汉斯并不认为事情真会像巴克说的那样。但他却为自己意志上的软弱倾向感到一丝羞愧。他暗下决心，坚强些，像赫尔曼·汉斯那样。
　　“好了，不谈词汇问题了。汉斯，我们这位电脑专家研究了你的方案，他认为在开始行动前，起码还有三个难点需要解决。对吗？”
　　巴克向一位长着满头稀疏的淡黄｜色卷发的小伙子问道。
　　“是的。”小伙子点点头。
　　“那么第一？”汉斯问。
　　“如果想把电脑病毒注进全世界的网络，这需要许多台功率强大的无线电发射机，昼夜不停地工作。利用间接耦合技术的传染特性，一层层地把病毒传播开，这将使我们的行动失去突然性。
　　事实上，单是许多台发射机一起工作这一点，就是不可能做到的。”
　　“说得不错。如果用你说的办法，当然只能出现这种糟糕的结果，而我可以避免它。首先，我们对以哪些国家作为电脑病毒攻击的目标，一开始就要做出筛选。比如说，我想不出虽然我们要让全世界的电脑网络全部瘫痪，但有什么必要非让布隆迪或法属圭亚那这样的小国也一起感染上病毒不可。这些国家可以忽略不计。我们只要把攻击病毒注进美日中俄德英法这些一二流大国的网络系统就足够了。要知道每天与他们直接间接发生耦合联系的几乎是全世界所有国家的无数网络。这样，间接耦合传染链路就形成了。何况，我们使用的还是不易被人觉察出来的带逻辑炸弹性质的潜伏病毒。”
　　“很好，”巴克对汉斯的回答很满意，“这就是说，我们可以把病毒的发作信号定为像‘教皇已被绑架’之类字句，一旦满足这一条件，全球的病毒就会一起发作。”他又转向那位提问者，“那么第二呢？”
　　“对美俄两大国核按钮口令的破译，要比想象的困难得多。光是获得口令的可能性就几乎等于零，即使我们能很偶然地拿到了这一口令，想猜破它，也需要用大型电子计算机进行数万亿次的演算才有可能。这就使我们在实际行动开始那天，对一切都变得毫无把握。首先你不能保证一定会拿到口令，拿到口令后也很难说就一定能猜破，猜破后它又完全可能已经作废，因为对方随时都会更换新的口令。”
　　“这的确是个问题。它使任何事前的准备几乎都没有什么意义。除了预备好一台大型计算机外，剩下的，就全看临场的运气了。”
　　汉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显然不如第一个问题那么信心十足。
　　“看来这需要我们在梵蒂冈直接行动的人跟你衔接好，到时候一旦口令没能破译，整个行动就得暂停下来？”巴克问汉斯。
　　“是这样。”
　　“你刚才还提到了大型计算机。”
　　“对，需要购买一台日本最新研制出来的第六代计算机，生物计算机。”
　　“这不难办到。”巴克再次转向那个提问者，“第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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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核爆引发火山灰，通过大气环流向极地沉积这一点，是否真有可能？”
　　“这需要实验才会知道。”对这个问题汉斯显得更没有把握，“如果不能到实地去，就只能在大学实验室里做。”
　　“这太容易暴露了，还有别的办法吗？”巴克问。
　　众人面面相觑，包括那个提问题的小伙子。
　　“看来这才是‘拯救计划’能否实现的关健。没有火山灰，就没有极冰的融化；没有极冰的融化，就不会有洪水；没有洪水，就没有需要我们去拯救的世界。先生们，现在你们知道症结所在了吧？”
　　明铁盖　2OOO年2月1O日
　　一天一夜的飞机，坐得李汉头都快炸了。从541舰乘直升机到西沙永兴岛，换乘运—7到广州，改坐运一10到喀什，最后搭便机——一架超羚羊——就是维英驾驶的那种直升机，到维英所在部队的临时营区落地时，已是l0日晚上6点42分，天色刚刚擦黑。
　　一下飞机，李汉就觉出对自己的接待超过了一位中校的规格。大概是有总长助理的秘书事先打电话关照的缘故吧。没多久，他发现自己估计错了。这里的人之所以这样接待他，并非因为他来为一位总长助理的儿子料理后事，而是把他看作这支年轻部队出现的第一位战斗英雄的亲属。
　　“我们当天就把他事迹上报了，请求军委追认他为战斗英雄。”维英的旅长声音低沉，“他死得很壮烈。”
　　从1月29日到2月7日，不到十天的时间里，维英带领他的营同印度人连打了四仗，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战绩，写下了这支部队的第一页战史：
　　以自己损伤直升机十六架的代价，毁伤敌坦克、装甲车七十五辆，直升机十八架。在一场拉锯战中，这样的结果，算得上是战绩骄人了，李汉想。何况，维英还用自己全部的血，为这个战绩涂抹上了色彩最浓烈的一笔。
　　“2月7日这一天，”维英的通信员告诉李汉，“营长醒得特别早，他好像有什么预感似的，写了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