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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事儿-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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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刘健生，上海举报人H并没有提到他，可这并不意味着刘健生就是干净的。
2004年9月19日发生了什么？
这天晚上，在抚顺雷锋体育场内，辽宁队正与深圳队踢一场常规的中超比赛。当比赛进行到终场前九分钟时，辽宁队队长肇俊哲在己队被对手深圳健力宝队攻进扳平一球后，当场怒摔队长袖标，导致比赛中断数分钟。
肇俊哲赛后明确表示，自己愤怒的表现并不是针对主裁判，而是针对本队莫名其妙的丢球。
当时赛场上的场景是：第81分钟时，一球落后的深圳队利用左前卫郑斌的一脚传中球，由外援吉马禁区中路争顶得手，辽宁队守门员刘健生毫无反应。
凭借这一进球，深圳队将场上比分扳成了1∶1。
进球后，主裁判示意辽宁队队员赶紧回到场地中圈附近重新开球比赛。
辽宁队和深圳队配合如此默契，因为在当年派系横行的中国足坛，辽宁队和深圳队同属张海控制的“健力宝系”。与之抗衡的是由大连实德老板徐明控制的“实德系”，每个系中，有几支球队之间，或是股权关系，或是松散的利益联盟。他们互相勾结，肆无忌惮地戕害着中国足球的公平与正义。
因此，辽宁队与深圳队的比赛中，肇俊哲怒摔袖标事件，坊间各种传闻都出来了。
有人说，辽深首轮交锋时，便有辽足俱乐部的人士参与*，甚至有的队员因为手头没有足够的现金，干脆托人把自己在沈阳的私家车开到了庄家那里作为赌注。
当然，无论是官员还是队员都一律买的是上盘：深圳赢。
不管个中传言是真是假，最终的结果果然与盘口相吻合，而且3∶0的比分让所有押深圳队的赌注全部赢钱。
2004年9月29日，辽深的比赛，解读的版本很多。
最常规的解读是：辽足接到高层指令，是役必须保证深圳队不输球，而这个指令全队大多数球员都通知了，唯独没有通知肇俊哲。因此，小肇看到刘健生和几个后卫拙劣的“放球”表演后，以摔队长袖标表示抗议。
还有一种说法比较“阴险”：肇俊哲摔队长袖标，抒发的不是什么公平与正义。他自己也玩了球，但他押的是辽宁队赢。而刘健生和后卫Z押的是深圳队赢球……所以，小肇看到刘健生“放球”后，才怒摔队长袖标！
事情虽然过去五年了，尽管人们很少相信后一种说法，但细心的人会发现，不论哪种说法，焦点都指向了同一个人……守门员刘健生。
于是，另一种猜测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不久，激起公愤的刘健生的车被砸……又不久，也就是一年零四个月后，即2006年2月11日，刘健生在沈阳太原街附近的商贸酒店因吸食毒品被抓，从此告别了他的足球生涯。
。。
过不去的河
2006年初的中国足坛，表面沉寂，实则暗潮汹涌。谢亚龙上任一年了，除了在体育总局的支持下，搬出朱广沪来拯救中国足球，再无其他建树。
老朱筋疲力尽地爬坡，而谢亚龙在2005年一年里瞄着老朱。谢亚龙的情感渐渐发生了一些变化，他不想肩负重任的国家队和国奥队的主教练都让朱广沪一人独当。
谢亚龙走马上任后，第一任务就是坚决而又全面地执行前任阎世铎制订的“中德合作计划”，即包括聘德国老头克劳琛为国奥主帅，以及中国队到德国训练一揽子事项。
后来的事就难堪了。
2005年世青赛前后，中方与克劳琛的矛盾不断尖锐，最后导致老克被弃用。
被弃用的克劳琛又被谢亚龙惦记上了，这位德国老古董被搬来搬去，有多少是权力斗争的因素，有多少是出于国奥战略的真正需要？早知道克劳琛更适合国奥队，为什么2005年世锦赛后不签下他？现在走回头路，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白白浪费了半年多时间？
足协的工作总是摸着石头过河，而这条河太宽了，总也过不去。
2006年狗年要到来的时候，新的一年，许多球迷都希望能横空出现一只导盲犬，管它是京巴还是黑贝，只要认路就好，以免老谢率领中国足球大军奋勇前进时掉到阴沟里去。
2006年的中国足坛可谓雄关漫道。亚洲杯预选赛马上就要开打了，朱广沪能走多远不取决于小组赛的成绩，因为小组赛的对手普遍是包子，吃下它们并不难，但要打好2007年亚洲杯决赛，或者说备战好2010年世界杯，朱广沪究竟有什么本事？
老朱上任时，他最先喊出“疯狗精神”，可谓提前过了狗年。
2006年初，他又老歌重唱，高喊什么需要更多“疯狗”！疯狗除了盲动、歇斯底里之外，又有多少智慧可言？
其实老朱和老谢一样，先别抱着疯狗大腿不放了，他需要的也是一只导盲犬而已。
遥想2006年初，唯一让人感到欣慰的是，谢亚龙不想让朱广沪大权独握了。2005年初，什么“5＋2”模式组队方式，实际就是足协让老朱“集权统治”的一个先兆。后来该计划流产，但老朱实际上也在肩负着国家队与国奥队双重职责。克劳琛再次出现，一方面不再神话朱广沪，主观夸大他的能力，再有就是意味着去年制订的国家队“闭关锁国”的思路可能要被打破！
在这种大背景下，刘健生吸食毒品了，媒体掀起的打假扫黑的高潮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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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事找警察（1）
2006年3月12日，《辽沈晚报》连续四五天的揭黑报道，引起了全国媒体的呼应，由国内二十多家主流媒体组成的扫黑同盟也宣告成立。媒体毕竟不能承担司法职能，要想真正打黑，必须借助司法力量。
我们决定把上海举报人H提供给我们的涉黑线索送给中国足协。
这个任务，我委派了三个记者，即与我去上海会见举报人的邱国栋以及《辽沈晚报》的另两位记者，姚广安与董丽纳。
邱国栋一行坐了一夜的火车，抵达足协附近的落脚点时，是12日上午9点半左右。
小邱先打电话给足协的新闻办主任董华。
董华说他正在外面布置会场，下午要召开中超冠名的新闻发布会，他一直在忙活这件事，稍后安排见谢亚龙一事。
谢亚龙的行程安排，早已在媒体上曝光。他当天下午要参加中超冠名的发布会，第二天要飞去西安参加中超开幕式，唯一的见面机会就是中午到来前的那两个小时。当董华在半小时后还无消息反馈过来时，小邱等三人果断决定，直接冲向谢亚龙的办公室。
这一次，进足协的小楼没有往日那么困难，门卫的大爷问了不到两句，就抬手让几人上了二楼。此前有报道称，足协已经买了一座新的办公楼。从谢亚龙“王朝”现有的办公条件来看，“乔迁”似乎真的已成了箭在弦上之势——阴暗低矮的过道里散发着一股湿气，每个办公房间都不超过12平方米，剥落的墙皮和裂缝的棚顶随处可见。
终于，谢亚龙和南勇在一间办公室里接见了几个记者。
这房间显然不是会客厅，房间里连一张多余的椅子都没有。谢亚龙与南勇站着与几个人交谈。谢亚龙的眼睛一直弯弯地带着笑意，言语之中虽然偶有坚定之辞，但总体上流露出的还是一种无奈情绪。
南勇的话语则一如既往地充满着他惯有的激*彩，但延续的却也是谢亚龙的那种无奈：“中国足协比谁都更想把联赛整治得干净透明，不过事情发展到现在这种地步，确实超出了中国足协能力控制的范围。我们只能提请司法介入。现在，只有公安部门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中国足协的行业管理已经无济于事了……”
“我们也知道，现在很多人，包括你们报纸，都不十分相信中国足协在扫黑问题上的能力。”南勇很无奈地说，“但是，中国足协现在真的很希望把联赛环境搞好。2005年中超‘裸奔’了一年，这其中的苦楚只有我们自己心里最清楚。我们很重视你们这次行动……你们现在来向足协反映情况，真的不如直接去公安部进行举报，这才是最有可能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
半小时后，大家都站得有些累了，谈话结束。邱国栋提出要拍照，谢亚龙同意了。
“等一下，我先换件衣服。”他回身从墙上的挂钩上取下一件西服，换掉了身上的夹克衫。镜头里出现的是谢亚龙西装革履的一张笑脸。
几个小时后，他穿着这件西服参加了中超冠名的发布会。二十几个小时后他又带着同样的表情出席了中超开幕式。临时换上的西装，镜头前故意摆出的笑脸，似乎都在折射着谢亚龙那种深深的无奈。
2009年11月初，早已下课的谢亚龙在中体产业的董事长位子上已坐了八个月之久，他在这里的日子照样难过。从中体产业8月份公布的半年报来看，他上任半年，“公司净利润同比下滑”。中体产业受大盘一路下挫的影响，市价也一路走低。
有事找警察（2）
这是否与谢亚龙从足球圈儿里混得的名声有关？人们不得而知。
如今的谢亚龙，他是否在关注足坛打假扫黑的风吹草动？如果关心，他是否能意识到自己应负的责任？
从严格意义上来讲，运动员出身的谢亚龙在2005年到足协之前，算得上是一个有成就的业务干部。他对中国体育作出的贡献，应该是2000年他担任田管中心主任期间。
当时，恰逢袁伟民扶正，出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他面临着两个艰巨任务——一是悉尼奥运会，二是北京奥运会。因为北京奥运会是一项政治任务，这就要求在悉尼奥运会上，中国宁可不要成绩，也不能在兴奋剂上出事儿。
谢亚龙的用武之地来了。在袁伟民的支持下，他与总局兴奋剂检测中心密切配合，严查了一批以身试法者，使中国田径队的参赛人数，从最初确定的38人减少到26人，其中损失最大的是马家军。
袁伟民在不久前出版的《袁伟民与体坛风云》一书中，对此事津津乐道。如果谢亚龙退休之后想写*，也完全可以把自己当年的铁腕行动上升到政治高度，以此来弥补自己搞足球留下的缺憾。当年，毕竟他是具体执行者，而袁伟民只是顺手摘了桃子而已。
记得谢亚龙在2008年9月9日下课后，我和一位资深的体育官员聊天，谈到了2006年3月谢亚龙的沈阳之行。我当时的感慨是——如果谢亚龙那次来沈阳是找《辽沈晚报》核实上海举报人H先生提供的涉赌线索，商讨或落实司法介入的具体事宜，真正意义上的打假扫黑行动也许三年前就开始了。如果在行动中有百八十人落网，导致中国足球停滞不前甚至倒退，他也会在中国足球史上留下光辉的一笔。
另一种假设是，三年前谢亚龙来沈阳，如果他不是选择辽足俱乐部做观摩的对象，而是选择沈阳金德俱乐部，也许会让他真切感受到中国足球存在的危机，进而影响他的决策。
当时，沈阳金德俱乐部正不声不响地发生着一场内讧——该队陈涛、张烈、张可、杨福生、尹良毅等五名“包身工”逼宫俱乐部，拒绝签约。五人遂被俱乐部*。
几名球员获得了普遍的同情和支持。
这一点也不出奇。金德俱乐部要求球员必须连续签订五年合同，工资将分为四千元和八千元两个档次，赢球奖金则从上赛季的四十万元降低至二十万元。
照此计算，主力球员年收入也就是三四十万元。
金德俱乐部老总何兵，当时还大言不惭地说，这是严格执行足协限薪政策。
其实，金德俱乐部每个赛季都有“冤魂”。
2003赛季，陈波因被怀疑“涉嫌放水”而被打入冷宫。随后，曲楠男因“发挥失常”，被降入二队。
2004年，于波等人因不满俱乐部拖欠奖金，也遭到*。
那几年，除了被废的，还有韩文海、杜苹、闵劲等优秀球员被逼走……
谢亚龙如果走访金德，会不会因为这个“家庭作坊”似的俱乐部不寒而栗？
遗憾！三年前他来沈阳直奔辽足俱乐部，上了辽足俱乐部的九楼，又率先参观辽足的奖品陈列室……这些奖品是什么？奖品如同毒品，谢亚龙喜欢吸食它并麻醉自己。
左手戒毒所，右手荣誉室
2006年3月25日，谢亚龙到沈阳进行调研。在他来沈阳的前四天，我和我的同事栾俊学正纳闷儿。
“刘健生被抓起来之后，他怎么从戒毒所消失了呢？”
原来，21日这天，栾俊学与许多跑公安的记者一起，被邀请到沈阳市公安局戒毒所观摩《黑白记忆》纪录片。来的记者对片子兴趣不大，相反却纷纷打探刘健生的消息。
戒毒所的人说，刘健生已经在一周前解除强制戒毒。
后来又有戒毒所可靠人士透露，刘健生并非在一周前离开了戒毒所，而是在刘健生进入戒毒所后不久，由于特殊原因而被允许离开。
老栾多方求助，得知刘健生自进戒毒所后，就不在强制戒毒人员登记名册中。这只是警方对外界的一种对策，因为一旦对外界宣称刘健生在戒毒，这里可能就会成为挡不住的焦点。
关于刘健生的去向，最准确的是，刘健生早已离开戒毒所。
戒毒所官方透露，刘健生之所以能提前解除强制戒毒的原因是，他在强制戒毒期间恢复情况良好，基本戒除身体依赖。在这样的情况下，刘健生被准许提前解除强制戒毒。刘健生在戒毒所内生活比较低调，没有受到什么特殊照顾，也是住在一个十多人的大通铺，与其他戒毒人员一样过集体生活。戒毒所工作人员说：“和一般人不一样的是，刘健生看上去比较沉默，好像心事重重，很少和别人说话……”
正当我们为刘健生的去向纳闷儿，也为足坛打假扫黑的走向感到迷惘时，听说谢亚龙要来沈阳。
当时，我们打探到他要到辽足俱乐部，并尝试着打通他的手机。手机打通，我们刚说明想见他的意图，他就以打错电话为由，挂断了。
我们随后联系辽足俱乐部，确认谢亚龙来沈阳的时间。
俱乐部的答复是：“听说要来……但具体航班还没有告诉我们。”
我们放弃了与谢亚龙的见面。当时，鼓足马力报道打假扫黑半个多月了，包括我在内的所有媒体人都感到疲惫了，也有点儿绝望。
能靠足协解决假赌黑的问题吗？
能等来司法的主动介入吗？
这是一个悲观的命题！
后来，我们了解到谢亚龙游历辽足俱乐部的全过程。
2006年3月25日10点50分，他抵达位于沈阳马路弯附近的辽足大本营，在俱乐部执行董事长张曙光的陪同下，首先参观了辽足的荣誉室。这里有辽足夺得的十一座冠军奖杯，其中还有一座亚洲俱乐部的冠军奖杯，张曙光一一介绍了奖杯的来历，以及辽足历年所出的国脚……
据辽足分析家自我评价：谢亚龙此行向辽足俱乐部传达出一个信号，即中国足协不会坐视辽足就地解散。
谢亚龙曾表示：“外界传言说辽足要走到解散边缘了，我是不相信这种说法的。媒体也不要扩大这样的观点，辽足是中国足球这么经典的一个品牌，不可能说解散就解散的，我相信它一定能好起来。”
当日下午，沈阳绿岛体育中心有一场肇俊哲发起的慈善赛，谢亚龙对这场比赛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小肇此举是改变中国足球形象的一个重要举动，同时他还承诺自己会为这次慈善赛捐款。张曙光曾邀请他到沈阳绿岛体育中心观看这场比赛，谢亚龙婉拒了。
第七章？青岛*的惊天内幕
聚焦海利丰（1）
我们再回到当下。
2009年11月16日下午，一封特快专递送到《辽沈晚报》记者刘志向办公桌上。我们的第一反应是——这是一封举报信！因为两天前，沈阳一个著名企业家给我致电，他要拿出二十万元悬赏征集涉黑涉赌线索。他喜欢足球，是资深球迷，但他提醒我们，不能披露他的姓名，因为他从事和足球相关的工作，担心公开悬赏会给自己的事业带来麻烦。
这封快递来自青岛，没有署名。他在新浪网上看到《辽沈晚报》相关打黑报道后，便记住了记者的名字和地址，直接把信邮寄了过来。
满满的四页纸，触目惊心的*涉黑线索，我们震惊了！
他在信的开头这样写道：“我并不想用爆料来索取奖金，我只是想给您提供几条涉赌的线索，希望能够引起公安部门的重视。如果他们依据这些线索侦查，肯定能找到幕后的黑手……”
据这位知情人透露，青岛当地的*始于职业联赛初期，伴随着联赛的发展开始无孔不入，并形成了有组织有规模的地下行业，对当地的足球发展和社会安定都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这位知情人在信中这样说：“海利丰队就是一支烂队，他们那些肮脏的历史……警方如果能够深挖下去，一定能铲除这个大毒瘤。”
青岛海利丰队是一个让圈外人难以琢磨的球队，它在中甲联赛中一直处境微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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