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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帝国最后的鹰派-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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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当然不是故意来挑战骆秉章的脾气。外界风言风语，让他警觉起来。他不知骆秉章是不是介意？只好冒险用激将法试探，没有试出意外的过激反应，就彻底放心了。
骆秉章自己都能容忍“左都御史”，旁人操什么闲心呢？
骆左的关系越来越好。一次，左宗棠写好奏章，自己觉得很满意，就放肆敲骆秉章的门，叫他起来看。骆秉章赶紧穿好衣服，就灯下细读。看完他一拍大腿，大叫一声：绝了！拉起左宗棠的手，邀他出去喝酒吃夜宵。
这样率性随意，像江湖兄弟。＇7＇
虽然“幕友当权，捐班用命”的怪论，还在官场舆论中掀起波澜，但骆秉章与左宗棠像心有灵犀，都一笑置之。
这一切不但超出了时人预想，也让今人感到惊异：这样的合作，到底是好是坏？
结果是检验真理的最好标准。
在左宗棠入幕大权独断的6年，湖南全面进入了抵抗太平军的黄金时期。有八个字将这样一个局面做了最生动的描绘，叫“内清四境，外援五省”。不但湖南本土四方的起义军都被扑灭，湖南还搞起军事输出，对广东、广西、江西、湖北、贵州五省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援助。“中国不可一日无湖南”的局面，开始出现。
骆秉章与左宗棠这种合作模式，当时是最先进的一种机制。它的优势到底在哪里？
虚官实民。
以骆秉章为代表的官方，拥有实权，但他将权力下放，让独立民间士人左宗棠来全权代理行使，自己只保留最后的“问责权”。
这种模式，带来系列连锁的巨大变化。三国时期的蜀国，实行的是这种模式，叫“虚君实相”：阿斗刘禅拥有最高的权力，但真正行使权力的，是臣相诸葛亮，刘禅只保留对诸葛亮的最终问责权。
这个制度的先进性不是跨世纪，而是跨千年。孙中山成立中华民国，后来设计“总统共和制”，还在参照这个模式：考虑怎么将“能力”与“权力”分开，让行政权与监督权剥离，做中国民主共和的实践。＇8＇
这样的制度，好处是行使权力的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才能，任意发挥，不受牵绊，实现效率最大化。上级掌握最高问责权，执行权力办事的人，内心顾忌感很大：你做好了，没人来问罪；一旦做坏了，要承担起全部责任，上级可以随时问责。
“办事充分灵活化，监管完全严格化”，是这个模式的生动特点。
这个模式从根本上解决了清军不力问题。
清军打太平军所以屡败，主因不在兵太差，不是装备不行，而在内部官员结构、关系复杂，责权利含混不清。
掌握兵权的人，政出多门，相互妒忌、牵制，人人自保，彼此拆台。每个指头各干各的，多个指头握不拢，力量全分散了，该出手时不出手，不该出手乱出手。对刚草创出来、内部关系相对简单的太平军，清兵像一头笨重而乱转的大象，打它只要牵着它的鼻子，顺势绕它几下，它自己就倒了。
左宗棠的到来，扭转了这个颓势。不是左宗棠有先见之明，实在是因为他的个性、他的成长环境，决定他只能这样与骆秉章合作。
左宗棠的独立性到底有多大？有则小故事，同样很能说明问题。
某天，骆秉章的小老婆有个弟弟，想向骆秉章求个差事。骆秉章说，没问题，等季高高兴的时候，我找机会专门跟他提一下。
没想到骆秉章找左宗棠当面一提议，左宗棠一句话都没说。过了好一会，才笑着回答他：今天天气不错，我们一起喝酒去？
左宗棠端起酒杯连喝三杯，起身对骆秉章作了个长揖，说：骆公，左某就此告别了。说完就催促仆人，回湘阴老家去。
骆秉章吃惊不小，他一把抓住左宗棠的胳膊问：为什么？
左宗棠说得既委婉也直接：“意见偶然不合，便当割席。君子绝交，不出恶声，何必多言？”骆秉章明白了，马上收回安插小老婆弟弟的话，危机才算化解。
左宗棠在小题大做吗？没有。不是左宗棠小气，容不下骆秉章小老婆的弟弟。关键是分工与原则问题，不能让步。骆秉章的分工，平时养花、种草，陪小老婆玩，开会聊天，对左宗棠主政办事，他只看结果，保留最后问责，而不能干预左宗棠的人事安排。
而一旦如果左宗棠碍于情面答应，口子一开，全乱套了：下次骆秉章小老婆的弟弟的朋友来求差，左宗棠能不能拒绝？再下次，骆秉章小老婆的弟弟的朋友的朋友来求差，左宗棠又能不能拒绝？有了初一，会有十五。社会各色五花八门的人，闻风而动，一旦都来求情，左宗棠还挡得住吗？队伍就乱了。
人情与关系组建起来的乌合之众，跟八旗子弟还有什么区别呢？左宗棠跟清兵将领还能有什么两样？既然彼此一样，左宗棠这个独立民间人士，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
原则问题，口子不能乱开。开错一个蚂蚁大的小口子，会造成千里黄河全线崩堤。原则问题上，必须以斩钉截铁的态度拒绝，这样得罪人只有一次，人家只说左宗棠绝情；口子一开，再拒绝就要在同一个事情上得罪人无数次，人家会举出左宗棠一百个不对。反正要被人骂，左宗棠是愿意被人骂一句呢，还是愿意被人家骂你一百句？谁都免不了要得罪人，如果什么人都不想得罪，就只有容忍别人无数次来得罪你。
左宗棠因为这种刚直、率真、不受束缚的独立个性，居然无意间成就了这样一种在当时最先进的制度。
骆秉章为这样一种创新，承受的压力超乎想象。当对左宗棠大权独断的批评难搅动他，就会对他个人的非议就铺天盖地袭来。评价他“才不胜其德”，“年老平庸”，“廉静寡欲，而乏刚果有为之志”。甚至连肃顺、郭嵩焘这样的明眼人，也看花了眼，干脆说：“骆秉章之功，皆左宗棠之功也。”
左宗棠知道，不能再听任这些意见疯长了。他得对骆秉章作出一个中肯评价，以终止谣言伤害。他说：骆秉章的道德品质与政治才干多到写不完，带兵打仗的本领也绝对不弱。（“德政既不胜书，武节亦非所短。”）这下大家才明白过来：原来骆秉章无为而治，表面上不动声色，肚子里尽是才干。
其实骆秉章一点没闲着。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开门打仗第一件事，是筹钱。湖南作为中部闭塞省份，政府口袋也没有余钱。骆秉章从“短于治乱”中脱身出来，发挥他“长于治理”的长处，与左宗棠共同策划，在后勤一块，办了两件大事：一，减漕；二，抽厘。用今天话说，就是开创在全省收商业税和流通交易税。
骆秉章这两件事办得怎么样？向来对官员挑刺的王辏г耍庋兰郏骸奥姹掠米笞谔囊椋准跸嫣陡≌垆盍福ň韫眩人饺∈逭撸矢奈∫唬疽韵麓笞挘ㄍ僮郑盎丁保Ｊ焙献杪遥伦ㄓ谘哺В戮鲂兄焱ǜ匿钫拢暝鲆嗤颍衲说眉醺呈偻颉Ｎ洳雀矗忠砀葱兄＜霸诮鳎嘈兄薄�
骆秉章开创了政府靠税收支撑军费开支的先河，胡林翼和曾国藩后来都仿效他这个办法，解决了湘勇军饷难题，骆巡抚的才干，可见一斑。
为了保持自己完整的独立性，左宗棠这边也不容易。首先一条，他不能受骆秉章“关聘”，自然也没有工资。怎么养活家里12口人？关键时候，胡林翼又来帮忙了。
胡林翼和骆秉章商量，两人各从私人腰包里掏出500两银子，由骆秉章负责寻买宅院。骆秉章相中了城北司马桥的一处宅院。
司马桥宅院买下来后，左宗棠给它取名叫左公馆。
左公馆是个两进院子，有二十多间房子，房前屋后还有一片菜地，几亩池塘，虽近城市，却似山村，远离闹市，又在城里，到巡抚衙门又不算太远，有些柳庄味道，左宗棠住得称心如意。
胡林翼又通过渠道去筹钱，让左宗棠每月可拿到30多两银子，解决家庭后顾之忧。
解决了这些实际问题，骆秉章与左宗棠就可以放开手脚合作了。
这是一种完全双赢的合作，结果是，骆秉章成就了左宗棠，让他找到了做事的平台，实现“身无半亩，心忧天下”的抱负，向榜样诸葛亮看齐，名扬天下；左宗棠也成就了骆秉章，让他既避用自短，免在战场丧命，又取得了政绩，还名垂青史。
有了骆秉章的全面信任与放权，加上曾国藩、胡林翼、郭嵩焘等一班湘籍官员的铁心支持，左宗棠胆子越来越大，步子越迈越快，他决定对清朝官场来一场改革。
猛牛欲斗虎，猛龙必过江。左宗棠凭着一腔热血，以诸葛亮当年冒险过江东的勇气，对满官集团进行清肃整顿。
“倒杨”阳谋
左宗棠发起对满官集团的挑战，全由清朝的军队制度惹起。
清朝军队，实行的是八旗加绿营制度。＇9＇
八旗成立之初，都有些骁勇善战的角儿。但到了晚清，他们已彻底失去祖先的锋芒。八旗子弟凭借祖宗福荫，领着月钱，游手好闲，好逸恶劳，沾染恶习。每天打茶围、蓄画眉、玩票、赌博，斗蟋蟀，放风筝，坐茶馆，从早到晚，吃喝嫖赌，成了纨绔子弟的代名词。
绿营呢，在清代中期以前，一直都是精锐部队。但国家久不打仗，营务逐渐废弛，军队逐渐腐败。到嘉庆初年镇压川、楚白莲教起义，本以为他们是马，拿出来一遛，才发现已变成羊。到镇压太平天国，逢战必败，由羊缩成了鼠，弄得皇帝天天揪心。
八旗、绿营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还在生息、繁衍。军一代、军二代，军N代，其实都是“坑爹坑祖宗一代”。他们由掌握军事而掌控政治，垄断国家权力资源。
正是能力与权力严重错位，太平天国才有机会起来打翻他们。湘勇崛起，正是八旗、绿营完全无能情况下的产物。如果八旗、绿营都还势大力沉，哪有养兵百万的朝廷，荒唐到要靠“教育部副部长”组织一帮农民用干农活的锄头耙头来挽救的呢？
从湘勇诞生，八旗、绿营就与它对立，像衰弱老年敌视能干少年一样。弱小但充满生机的湘勇，自然不愿意受这种压制，所以胡林翼批评八旗、绿营兵遇敌即溃，说“近年兵将伎俩，久为贼所窃笑”。曾国藩则忧心忡忡地说：“经制兵”（国家正规军）即使岳飞再活过来教他们打仗，孔子再活过来教他们文化，也救不过来。（“习气太盛，安能更铸其面目而涤其肠胃？恐岳王复生，半年不可以教成武艺；孔子复生，三年不能变革其恶习”。）
痛恨别人无能，不如做大自己。以曾国藩为核心，湘勇迅速凝聚了国内大批精英人物。
陶澍当年独木支撑湘官集团，饱受了满官集团的排挤，他想到以亲帮亲，以邻带邻的方式，来培养湖南人才，发展速度惊人。短短十余年，湘官集团成了规模。
代表社会中下层士人利益的湘官集团，迅速上升，代表社会上层士人利益的满官集团，日落千丈。错位发展到一个接近高度的时候，不可避免地发生碰撞。上升的湘官集团被跌落的满官集团的天花板罩住了。
要想作为，必然破板。
左宗棠做起总策划师，发起“倒满”运动。第一个拿来开刀的对象，叫杨霈（pèi，大雨，比喻帝王的恩泽）。
杨霈是湖广总督，汉军镶黄旗人，八旗子弟，为人“庸懦畏葸”，就是胆小怕死，跟崇纶一个德性。
杨霈特长，在善于因人成事，就是擅长踩着他人的肩膀往上爬。他带领的湖北清兵，尽是一些败兵散勇，一击就垮。
湘军攻陷武昌后，杨霈借口“武汉空虚，度不可居”，不如乘湘勇锋锐正盛，东下夺取蕲（qí）黄、九江、湖口。于是上奏朝廷，表示愿意率部与曾国藩联兵东下，自任长江北岸战事。
杨霈表面上积极抗战，其实消极避战，想借湘勇做挡箭牌。
曾国藩看破杨霈的用心，迟迟拖延不动。但朝廷来催促了，只好与杨霈联兵东下，临时调来湖北按察使胡林翼的兵，前往参战。
湘勇一鼓作气，顺利攻占武昌。杨霈抢先奏报邀功，拿到奖赏便过河拆桥，而湘勇筹集犒金、粮饷的事，他不闻不问。
湘勇的开销可都是自费的啊！打了胜仗不但没有奖赏，反倒换来饿肚子加疲劳，另加欠一屁股军饷。曾国藩十分懊恼，胡林翼更是气得骂娘。
杨霈如果只让曾国藩讨嫌，还可能只是走进险路；但得罪湘官集团，很快就会被大家齐心协力送上绝路。
湘官集团要继续上升，正好杨霈就成了急需打穿的一块天花板。
曾国藩动起脑筋，对杨霈设局。
首先是全局战略的设置上，曾国藩搞成网络联盟体：胡林翼巡抚湖北后，曾国藩将湖南、湖北、江西三省的湘官，联成一片，形成一片强大的政治军事势力集团。
杨霈进来揩油，正好钻进局中。
1855年春，杨霈驻守黄州，太平军攻势猛烈，打得他像无头苍蝇，先逃到郸水，再逃到汉口，又逃到德安，最后逃到枣阳。
胡林翼刚补署湖北巡抚，也就是代理省长。他带兵在武昌外围转战。杨霈借口“防贼北窜”，走避德安，续退随州、橐阳，再向皇帝提要求，要调在武昌作战的胡林翼移驻汉川。用意很明显：用胡林翼做挡箭牌。
这下再次惹恼了湖南湘官集团一班人。曾国藩打赢了，你代表人家抢先报功；胡林翼很厉害，你要求人家帮你挡箭。不扳倒杨霈，这仗还怎么打得下去？
左宗棠政治判断力最好，他最先看清楚、想明白，决定发起一次系统周密的“倒杨”行动。对“倒杨”流程，做了严谨的部署。
他设计由骆秉章来开头炮。
首先得等待时机。机会说来就来。
咸丰皇帝接到杨霈“防贼北窜”的奏折，就来问骆秉章意见。骆秉章根据左宗棠的意思，一口气质疑了“五个不解”，结论是直接弹劾杨霈。
骆秉章向来温和，这次锋芒毕露，咸丰皇帝看后，很不高兴，懒洋洋地回了句：“知道了。”然后就明责实护，说杨霈固然是缩头乌龟，辜负了皇帝我老人家一片心意（“固为退缩，有负朕恩”），话锋陡转，反责怪起骆秉章来：你还好意思举报杨霈，你也不看看自己，在南方做了两任巡抚，皇帝老子我原来还盼望你能有点作为，没想到你却告诉我，你已经老了，倚老卖老，年纪轻轻，居然就为自己退休提前做起准备，缩头乌龟都练到了你这个地步，真是再也没有比你更无耻的人了啊！（“汝两任南抚，朕尚冀汝有为，乃自陈衰老，预为归息地步，无耻已极。”）
骆秉章被骂得面红耳赤，“倒杨”首战告败。
左宗棠不急，他做好了第一步失败的准备。又开始第二步，通知胡林翼去开炮。
咸丰皇帝虽然以骂代堵，封了骆秉章的口，但还是不放心，想听听直接当事人胡林翼的意见。
根据左宗棠的安排，骆秉章可以说观点，胡林翼就只能说事实了。骆秉章是外人，表态不会惹猜疑；胡林翼是当事人，事实胜于雄辩。
1855年5月12日，胡林翼这样向咸丰皇帝陈述：当今国家的形势，最大的事情是赶紧进攻武昌，“乃可内固荆襄”，“时局乃有转机”。这等于完全否定了杨霈“要调武昌作战的胡林翼移驻汉川”观点，也呼应了骆秉章的“五个不解”奏折。
咸丰皇帝有点慌了。怎么这两人不谋而合，想到了一块？他开始重新思考，是不是该听听骆秉章？
还没来得及问，5月16日，曾国藩在江西上奏了一个《湖北兵勇不可复用折》，全篇指责杨霈胡乱治军，还揭发了他在广济大营溃败后，狼狈败逃的事实。
骆秉章、胡林翼、曾国藩，都是封疆大员，他们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相继指责杨霈问题累累，咸丰皇帝就感到事情严重了。
皇帝号称至高无上，其实不是万能。当官僚集团多数站出来与你对抗，皇帝就真正成了孤家寡人。所以皇帝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高官来结盟。
咸丰皇帝心里比谁都清楚，杨霈无能，是个南郭先生。但他不担心杨霈无能，他担心的是杨霈与南方汉官搞不来。当初自己让他做湖广总督，其实是为了玩满官与汉官的平衡。因为南方的汉官掌握了实权，以杨霈这个满官插进来，是为了分化汉官，避免他们结盟，尾大不掉，生出意外。皇帝需要的不是杨霈的能力，而是这个满人身份，以及分化汉官的周旋能力。皇帝思考这类问题，不会凭屁股决定脑袋，全凭血液成分决定脑袋。
三人相继弹劾，表示杨霈得罪了三人。对咸丰皇帝来说，情况严重了。他必须做出抉择：到底是保杨霈让自己来得罪三人，还是讨好三人来开掉杨霈？这次他没有犹豫。
咸丰皇帝算得出来：清朝的江山，假定同时去掉骆秉章、胡林翼、曾国藩，灭亡是可以看得见的事了。杀掉一百个杨霈，会危及清朝江山吗？不会。在关键时候，咸丰皇帝用现实功利取代了血亲情感。正是“血亲诚可贵，满人价更高；若为江山故，杨霈可以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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